 阿多尼斯诗集《复数形式的单数》书影 王炎：生活在欧洲语言文化环境里，诗歌创作是否会融入西方语言的元素？作品是否 会体现出母语与西语之间的张力？在诗歌意象上，母语传统与西方艺术想象力之间的差异，是否会让作品更有原创性？ 杨炼：对我来说，“欧洲”不止意味着语言，它更是一个不停进行创造性转型的文化。对于中国诗人，这是就近对比自身文化的绝佳机会。我很享受这里的区别和距离，它们激起的，与其说是排斥力，不如说是聚合力。就像我刚刚出版的英译诗集《李河谷的诗》，你可以说那是我的“伦敦诗”，但，比伦敦更重要的是“我的”这个词：我的观察、感受、思考、表达，终于伦敦被包含在“我”之内。“雁叫的时候我醒着雁在／万里之外叫黑暗在一夜的漩涡中／如此清越”（《旅程》）。这里的张力，通过“雁”连接起中文古典、中文当代、欧洲特别是英语诗歌传统，但又有别于所有那些。李白哀恸的“雁引愁心去”，化为我表现主义式的冷冷的“醒”。我不用“融入”这个词。我们的中文早已是混血的。我喜欢说“自觉”，自觉激活不同美学传统，使之共同形成我作品内的深度。这样的原创性犹如混血儿，令他的父母们加倍惊喜！ 不仅母语传统的想象力，甚至汉字本身的特性、中文独特的语法关系，都蕴含着太多宝藏，还远没被我们充分意识到。比如中文动词的不随人称、时态变格，使句子有种宿命式的恒定，是否已注定了我那些潜入历史“怪圈”（或压根没有“圈”）的作品？最相反的例子来自阿拉伯语。当阿拉伯译者问我：“你诗中的‘你’，该翻译成男性词还是女性词？”我吓了一跳！连英语里的“你”也没有性别呢，原来阿拉伯语里每个人称都有独特对应的动词形式！只写下动词，谁在动就清清楚楚。这语言是不是先天备好为阿多尼斯铭刻“自我”的？想到他在阿拉伯语和法语两大传统间的位置，我简直觉得这里有种命定的关联。 阿多尼斯：狭义概念的欧洲语言元素，并未进入我的创作，但我确曾受到欧洲诗歌结构元素的影响。这加深了我对阿拉伯诗学的一种认识：高妙的诗歌语言，与高妙的思想语言不可分离，伟大的诗歌注定是另一种形式的思想，而伟大的思想也必定是另一种形式的诗歌。 我的创作——尤其是诗歌翻译方面的——经验和实践向我揭示了阿拉伯语的特点，它是一种隐喻和想象力的语言。相比较而言，法语更是一种逻辑和理性的语言。因此，我经常鼓励我的译者大胆地挑战语言，让译文的语言富有隐喻和想象力，或者说，为译文注入一点“疯狂的能量”。 东西方的人们在思想方面有可能达成一致。差异在于语言。身份体现为差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翻译表面的语言结构，而无法译出身份？不过，这是极为复杂的另一个问题了。 王炎：阿多尼斯先生在法国，杨炼先生在英国，你们与当地主流文学圈有广泛的对话吗？对法国、英国诗歌创作的现状有何看法？ 杨炼：我不喜欢“主流”这类说法。我在全世界都一样，只和我喜欢的诗人交往，英国也不例外。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出版了13本英译诗集（诗选），其中，观念性、实验性极强者如长诗《同心圆》，形式要求严格者如《艳诗》，这构成了诗人切磋的基础。英国有从中文古典诗歌汲取灵感的深刻传统。阿瑟·威利以译文流畅见长，更有敢想敢干的大诗人庞德，他的“意象”之说，不仅改变了整个现代英诗的语感，捎带也“发明”了当代中文诗人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不过，同样普遍的是，正在创作的诗人最有活力。我和当代活跃的英国诗人如威廉姆·赫伯特、帕斯卡尔·帕蒂、罗伯特·米黑尼克、费奥娜·萨普森、波丽·克拉克、唐·帕特森等广有交流，那不是泛泛的酒肉之交，而是潜入诗歌深处的精神交往。例如，《李河谷的诗》中，一半作品由我和这些不懂中文的英国诗人共同翻译，某种意义上，翻译过程中讨论的语言、文化、生活、历史等深层内容，甚至比“译诗”更有意义！你要了解一个外语诗人，没有比坐下来、翻译几首她／他的诗更好的方式了。因此，我也通过翻译他们的作品，时时给当代英国诗歌创作“把脉”。或许你听说过“黄山诗歌节”？那是首次仅在中、英两个语种间举行的诗歌节，就为追求交流的深度。再一次，“诗人对译”是交流的地基。3000年时间里持续转型的中文诗，和空间上涵盖英国、美国、新西兰、尼日利亚不同文化背景的英语诗直接对话。你想象得到汉语诗的声调，比较非洲口头文学的音乐性时，有多么精妙迷人吗？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和叶芝、艾略特、庞德那一代大家比，当代英语诗让我获得的满足感有限。简单地说，“小精品”不少，开创性的大作罕见。究其原因，我认为不在诗歌本身，还在思想文化根源上。这个时代，“思想危机”远甚于经济危机，而西方（姑且借用这个总称）诗人对此缺乏锥心之痛。某种意义上，大战的血腥、专制的残酷、宗教的强权，是些“可见的”灾祸。但冷战后全球系统完备的实用和虚伪，像最糟的流感，传染给每个人无力和无奈。我们有思想吗？文学有意义吗？甚至无关痛痒的“诗歌”，也能变成空话世界的无聊装饰。在“政治正确的”、“有思想的”西方，这提问来得更刺眼。归根结底，这是“人”的问题。人之不存，诗将焉附？ 阿多尼斯：我不能说我真正了解英语诗歌，因为我读的只是译成法语的英诗。但是我了解法国诗歌，尤其是法国诗歌的巅峰之作。对这些法语诗，我推崇备至，我曾经、并且依然受其影响。 当今的诗歌呈现出多种风格。有些诗受美国诗歌语言的影响，注重描摹、记述日常生活，这类诗不能吸引我，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对现实的再生产。还有一些诗，理性色彩很浓，也有艺术性，但不能吸引我。最后一类诗体现了空间和迁徙的诗学，富有想象力，具有口语化特征，讴歌身体及其在恋爱中的存在。我关注此类诗歌，对它情有独钟。 王炎：阿多尼斯先生与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曾是好友，你们两人对西方和阿拉伯 阿多尼斯：爱德华·萨义德是我尊敬的朋友，但我并不赞同他的“东方主义”理论，因为其中颇多含混之处，并有以偏概全之嫌；他的分析尽管精彩，却也时常带有政治上的先入之见，值得我们认真商榷、探究。 然而，他的理论引发了极大震动，使得重新从根本上全面审视东方学成为必要。 杨炼：根本来说，我很反对用“东方”或“西方”这种全称来讨论问题。这同样是简单化。很容易把一个文化（一个人）的内部难题，推脱给外来因素。事实上，个性和独立是普世价值，是每个文化再生的基因（想想老子、孔子们多么坚持“自我”吧）。因此，我很赞同阿多尼斯要求的对自身文化理解的“深”，只有如此，才能找到文化转型的内在动力。而中国知识分子对后殖民理论的倾慕，犹如他们对每个“新潮”说法的追随。船没下锚，只有随波逐流，本质上是缺乏自信和评判能力。你说今天的“中国”，究竟是中是西？或非中非西？甚至中西劣质混合？真正的问题，不是要中还是要西，而是要什么？怎么要？每个人身上都有东、西方，都是一个文化组合的“个案”，能否形成良性组合，就像20世纪初，胡适、蔡元培、陈寅恪等思想大家做过的？这，端看你自身。 王炎：后现代文学批评对文学生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杨炼：用这“代”那“代”划分时间段，已经在以西方文化史为坐标。但问题是，“后后”之后，文学还是文学。人生和文学之间，还得有深刻的关系。“文学就是人学”，永不过时。我最不喜欢的，是“后现代”反深度的提法，那破坏了文学的根本，而使它流于恶俗的游戏。作家玩政治、玩艺术、玩市场，左右逢（财）源，唯一的天才是舞蹈的身段。可作品是骗不了人的，内容的油滑虚假、形式的粗陋低级，半目了然。靠什么“代”也无法自圆其说。我以为，中国文化转型确实堪称史诗性，那是原版的“宏大叙事”，渗透了生活的每根毛细血管。这里，“深度就是一切”。处在古今中外的“他者”之间，我们的提问，没有任何现成的答案。因此，必须“个人为体，古今中外为用”，跨时空地组合一切思想、美学资源。在这点上，中文文学是先天反线性叙述的。但它这“共时”态度，不背离深度，恰恰抵达了深度。在一个思想遭到贬低的贫瘠时代，这，也许正是来自中文的启示。 阿多尼斯：我赞同杨炼对后现代理论的看法，我同样强调：创作不应用阶段来评判。无论是“现代”还是“后现代”，都应用创作来评判，而不是相反。 创作只有在开放的、不衰竭的创造力中才获得价值。为创作冠上“现代”、“后现代”之名，只能赋予其时间意义，而创作是超越作品诞生的时间的。“现代”和“后现代”只是缀饰词，其本身并非价值。有些文学虽被冠上“现代”之名却毫无价值，一些当代作品以“后现代”的名义书写，同样毫无价值。这种评论将创作简单化地分门别类，只能说明自身的简单。艺术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是否代表了“现代”或“后现代”，而在于它是否卓越。诗歌是一种涌流，古往今来的一切作品，既各不相同，又和谐为一，最终都汇聚成创造的汪洋，宇宙的交响。 王炎：人文传统和启蒙思想在今天的消费时代还有意义吗？ 杨炼：什么时代不是消费时代？这就像问：哪里没有对独立思考的压制？有意义的问题该是：你自己如何应对那压制？在阿多尼斯身上，我看到一种经典知识分子的范式：坚持在无论多混淆的环境中清醒地思想并言说。因为 ，无论我们身处何地，这就是那个“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之处”（《大海停止之处》）。我们的旅途从不是朝向别人，而是在开拓自我。苏珊·桑塔格同样，“9·11”后为不流俗的自我反省，不惜变成美国“公敌”。如果问，这个“消费时代”有什么与众不同？那就是它除了消费物质，更消费掉人的精神，由此直接把人变成物。“思想危机”最鲜明的标志，就是“无思想”变成全球唯一的硬通货。我曾用“噩梦的灵感”，形容中国文学的回环曲折。现在，没有冷战意识形态的对立公式可套用，没有种族、文化的群体幻象可依托，但诗人的专业不会变，他仍是那个“提问者”。诗呢？它本身就是人文和启蒙的同义词。现实越躁动、越令人眼花缭乱，越在反衬每写下一行诗时的沉静。我刚出版的文集，题为《一座向下修建的塔》。为什么“向下”？因为诗歌不仅建在现成的地基上，更创造那地基。诗不止是文化的根，它是人性的根。赖此，我们方能找到“个人美学反抗”的支点，并很清醒地宣称：“没有天堂，但必须反抗每一个地狱。”在今天，坚持这精神有意义吗？最好反问吧：缺了这精神，整个人类还有意义吗？ 阿多尼斯：沉溺于消费，是不同时代皆有的现象，不过在程度上有所差异。消费，历来是一种缠人不休的欲望。 之所以在程度上有所差异，是因为当代科技的发展，造成作为消费者的人消费其自身。今天的消费品主宰着消费者，因为人几乎异化为生产机器的奴隶，异化为自己手中产品的奴隶。 人如何将身体和头脑从双手中、从产品中解放出来？人如何解放既是消费者又成了消费品的身体？如何解放已经功能化、机械化的头脑？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0-05-1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