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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到“五四”是中国传统文学格局向现代文学格局转变的重要时期，曾有不少学者对这转变进行了探索。一些学者认为，林译小说与五四新文学家选材的不同，实际上是新、旧两种文学观念的交锋。还有一些学者就林纾、周氏兄弟和苏曼殊等引入的西方小说以及诗歌等进行研究，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这一转型的过程和表现，但对转型的动因方面没有给予充分观照。部分学者能够发掘一定的史料，指出转型与社会文化变迁相关，但论述较为宽泛，尚未深入到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脉络中去寻求解释。 勒菲维尔指出，影响文学系统的因素有两个：一个因素在文学系统内部，主要指专业人士如评论家、教师和翻译家；另一个在文学系统外部，主要指赞助人。与诗学相比较，赞助人通常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更感兴趣，也可以这么说，它总是将诗学权威派让于专业人士[1](P14—15)。实际上，在清末到五四时期，意识形态与赞助人、诗学与译者等因素共同构成一股合力，与文化史与思想史联系一起，引发不同文学思想相继占据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地位，并作用于这一时期的域外小说输入，推动中国文学格局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一、清末民初的“新民”小说 甲午海战的惨败、戊戌变法的夭折、义和团抗击侵略的失利，八国联军大肆侵华使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之中。而一系列政治救亡运动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识之士最终意识到救亡图存中还有一个“国民性”转变的问题。严复和梁启超是清末国民性改造的先驱。1895年3月，严复率先提出国民的素质为救亡兴邦的根本：“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2](P14)严复还进一步指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2](P27)也就是说，加强军事力量，只是从表面上救亡图强，而强国之本在于国民素质的提高。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受到严复启蒙“三民”说以及日本“国民性”讨论热潮的影响，进一步提出“新民”学说。他在《新民说》中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3]。“新民”作为社会思潮成为意识形态，推动着晚清以来的救亡图强运动，并成为五四新文化倡导者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思想来源。梁启超的“新民”建设是从文学着手的。他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因此，“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4](P33)，“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4](P37)。梁启超所谓的“新小说”，在当时尚未产生，其更多指的是翻译小说。 在“新民”思想的引导下，加上林译小说的成功，众多译家投身于西方小说的引进之中。而引入域外政治小说和科学小说等，正好表达了近代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对文明与现代化的想象与渴望。于是，梁启超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兴起文学改良运动。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相继发生，其中尤以小说界革命最为成功，并迎来了晚清小说的繁荣。 “新民”是为了国民素质的提高，要服务和服从于政治变革的主题，因此，梁启超的“新民”仍囿于传统结构内部的调整，遵循个人服从群体利益的儒家传统价值观念，并未脱离“中体西用”的窠臼。翻译小说是新民的工具，“新民”小说的观念仍然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之中运作。这种情形与晚清社会语境是一致的。晚清社会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在社会启蒙和救亡的热潮中，中优西劣的观念仍十分盛行，士大夫阶层坚持认为尽管西方有坚船利炮，但“文章礼乐，不逮中国远甚”[5](P119)。于是，外国小说传入到中国来，就化归入中国传统小说的门类，如言情小说、社会小说、历史传奇小说、武侠小说、笔记小说等，其自身的思想价值被隐没。晚清文人仍然陶醉在文化自我中心的幻梦之中，面对世界文学只能凭借兴趣选取。世界文学名家如莎士比亚、拜伦、雨果、托尔斯泰、狄更斯和通俗文学作家哈葛德、柯南道尔等都被放置于同一平面而加以接受，他们的接受眼光远不如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深远和开阔。在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之初，对外国文学的政治性阅读成为普遍现象。而当社会的政治热情退潮以后，谁的作品被介绍进来就得看机遇，这些域外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偏离了受梁启超思想影响的政治性阅读的轨道，救亡的思想相对淡漠，消遣的思想渐次显现在选材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消遣性的阅读也是为了让那时所谓的“愚民”开拓眼界，以更易于接受的方式习得西方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从而实现一种较为隐形的启蒙目的。 二、五四时期“人的文学” 辛亥革命尽管实现了政体变革，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但中国社会很快又陷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的乱世，无力顾及社会教育与文化思想领域，知识分子在如此相对宽松和自由的时代，立足于思想启蒙而兼顾社会救亡。他们受到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激烈批判孔教及儒家传统，强调以“西化”的方式塑造出理想的现代人。因此，“五四”时期的国民性改造首先突出“个人本位”意识，高举“人的解放”旗帜，提倡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必须从传统的集体性的社会结构及其礼教文化中挣脱出来，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健全国民。 “五四”所倡导的个人主义在鲁迅早年的立人思想中已初现端倪。1907年，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谈到欧洲的文明“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性而排众数”，即重视个人主义精神，于是，“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6](P39)。而中国的希望在于“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6](P49)。在《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进一步将“立人”的思考与文学联系起来，认为文学有“兴感怡悦”，“涵养人之神思”的功能，可以“评骘”人生、“教示”邦国[6](P64—66)。鲁迅对个性精神的重视深刻影响了五四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思想。 1918年12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人的文学》，继承了鲁迅“立人”与文学相结合的思想。“人的文学”从根本上概括了新文学的内容，阐述了新旧文学之间的本质差别。周作人认为：“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而非人的文学，“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7]。 “人的文学”思想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人士的广泛响应，影响了那一时期外国文学的选材。胡适提出“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具体的办法是“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等[8]。文学名著的永恒魅力在于对人性的书写，“人的文学”自然要关注世界文学名著。在“人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下，《新青年》选择了欧美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注重俄国、日本和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而重点关注的作家作品有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法国作家莫泊桑、挪威作家易卜生、英国作家王尔德等。 1915年，《新青年》连载了陈嘏译介的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和《初恋》。陈嘏在《初恋》中首先介绍了屠格涅夫，称其为“俄国近代杰出之文豪”，作品“咀嚼近代矛盾之文明，而扬其反抗之声”，“祟尚人格，描写纯爱，意精词赅，两臻其极”。1918年，《新青年》还登载了刘半农翻译的屠氏散文诗两篇——《狗》和《访员》。屠格涅夫的缠绵哀惋的爱情小说和富于人民性思想情感的散文诗，向中国读者展示了周作人所推崇的人道主义的内涵：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的枷锁，强调对个人情感的认识，深刻思考个人命运与社会的联系。 《新青年》还刊载了法国批判现实主义莫泊桑的小说《二渔夫》、《梅吕哀》、《白瑛田太太》等。五四运动以前的清末民初时期，通俗文学派也热衷于莫泊桑作品的引入，周瘦鹃、随波、珠儿等也翻译了《铁鱼女儿》、《悲观人影》、《巴黎女子》、《约酮芬外传》等小说。他们将莫泊桑小说解读为追求媚世的言情之作，符合该派的“艳情、奇情加苦情”的文学趣味与主旨。但《新青年》选择莫泊桑的作品主要是其作品对资本主义罪恶的讽刺，对人们精神的异化和堕落的揭示，以及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精神的提倡。 1918年6月，《新青年》4卷6号推出《易卜生号》，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介绍外国作家作品的专刊，并引发了“易卜生热”。之后，《新潮》于1919年刊出了潘家洵翻译的《群鬼》，1920年的《小说月报》全年连载了周瘦鹃翻译的《社会柱石》(今译名《社会支柱》)，该“引言”称“他每一剧本，都有一种主义，一个问题。都有他一把悲天怜人的辛酸眼泪，随着挥洒。”[9](P819)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道德、婚姻及家庭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周作人在阐述“人的文学”时还专门提到了易卜生。胡适评价说他“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易卜生还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10]这正是“人的文学”思想核心的所在，符合五四时期对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的呼唤。 1915年10月，《新青年》发表了薛琪瑛翻译的王尔德《意中人》(今译名《理想的丈夫》)。1916年1月，发表了陈嘏翻译的王尔德的剧本《弗罗连斯》。1918年12月，开始连载沈性仁翻译的《遗扇记》(今译名《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十分推崇王尔德，将其列为与托尔斯泰、左拉、雨果并列的“近代四大代表作家”[11]，称“王尔德以自然派文学驰声今世”[12](P128)，陈独秀显然没有关注王尔德的唯美主义主张，而注重他的反抗精神，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热情地呼唤“中国的王尔德”，这正好与“人的文学”翻译主张中所提倡的人道主义相契合。 清末“新民”小说思想由国民性改造而来，但此“新民”仍囿于传统文化结构内部的调整，决定了以小说“新民”在引入外国文学的选材中始终以启蒙和救亡为主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积极推崇个人觉醒与个人自由，借助文学这一表现手法，形成“人的文学”思想，继续开展国民性改造。在五四文学中，“新民”小说已不再占据文学思想的中心，“人的文学”则成为文学的核心思想，影响了那一时期的外国文学选材。从“新民”小说到“人的文学”思想的转变，带来域外小说从题材到形式的变化，最终推动了中国文学格局的现代转型。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 Fame[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Education Press. 2004. [2]严复集：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梁启超·新民说[J]·新民丛报第1号，1902. [4]梁启超·小说与群治的关系[A]·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1897—1916)：第1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 [6]鲁迅·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7]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5卷6号(1918年12月). [8]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 [9]阿英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0]胡适·易卜生主义[J]·新青年4卷6号(1918年6月). [11]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J]·青年杂志1卷3号(1915年11月). [12]陈独秀·《绛纱记》序[A]·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李建梅(1973—)，女，西南财经大学经贸外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生，主攻文化学。 原载：《河北学刊》2010年3月第30卷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