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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的作者是谁，潘承玉先生已经给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几十年前，阿瑟．韦利(Arthur Waley)凭他的直觉，曾猜测到这部小说是徐渭作的，然而大家都不以为然。时隔半世纪之久，潘先生独具慧眼，又把我们从芸芸众生中带回到了这位“绍兴老儒”的身边。潘先生的杰出贡献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潘先生的大著《金瓶梅新证》,出版于1999年，我们直到最近因参加“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方才拜读。拜读之后，既钦佩潘先生的眼光及学问，又感叹其研究的美中不足。原以为徐渭说既有他的大著在前，不必由我们续貂，可惜潘先生在一些关键处作了错误的解释。学界同仁之所以迄今尚未完全认同潘先生，确立徐渭为《金瓶梅》的作者 (而不是可能的候选者之一)，原因大概就在于他某些不当的解释，我们作这篇论文，是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为潘先生添一些砖，加一些瓦，并尽可能修正他可商榷之处，使埋藏四百年之久的徐渭得以最终享受他应得的荣誉。 这篇文章先论西门庆。这是考证徐渭的关键，也恰是潘先生失误的地方。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 这一段话明确告诉我们小说中的人物都有实际生活的原型作依据，西门庆当然也是这 样，也有其“所属”。只是潘先生以及其他研究者忘记了沈德符的话,未曾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那么西门庆的原型是谁呢？我们的研究发现，他就是胡宗宪。这或许很让人吃惊，因为不少人一直都以为西门庆是商人。有人即使承认他在后来当了官，属“缙绅”者流，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千户，而胡宗宪则是嘉靖朝地位显赫的大官！ 表面上看，西门庆和胡宗宪仿佛风马牛不相及。胡宗宪27岁中进士，先当山东益都、浙江余姚二县知县，后擢御史。嘉靖33年（1554）出按浙江，因平倭有功，旋升右佥都御史，又升兵部右侍郎。35年，加为右都御史。36年，兼浙江巡抚。38年，论平汪直功，加太子太保。同年又晋兵部尚书。39年，兼制江西，加少保。（《明史．胡宗宪传》） 据《职官志》，我们知道： 知县为正七品官； 右佥都御史为正四品官； 兵部右侍郎为正三品官； 右都御史为正二品官； 兵部尚书为正二品官； 太子太保为从一品官； 少保为从一品官。 因此简括胡宗宪的生涯，他是： 1）进士出身，先做知县； 2）连连晋升，位至人臣之极。 西门庆是什么呢？小说一开始这样介绍： “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近年来发迹有钱。”（P.63）① 仿佛他是个开药店的生意人。后来来保押运生辰礼物送给蔡太师,太师问:“你主人身上可有官役？”来保答道： “小的主人一介乡民，有何官役？”(P. 322) 因此获蔡太师赏赐做了副千户，顶补贺金的员缺。而副千户，据西门庆自己向吴月娘众人宣布说，是一个“五品大夫”的官职。（P.327）后因“才干有为，英伟素著”(P.866)，又升正千户。 我们因此也可以把西门庆的生涯简括如下： 1）开生药铺起家致富； 2）靠送礼拍马当了副千户，后又升正千户。 这哪里象胡宗宪呢？相去岂不太远？不过我们且不必心急，先下结论。《金瓶梅》如同《红楼梦》，是一部故意将“真事”隐去的小说。里面有一套台面上的说辞，又有一套潜台辞。两者之间很不一样，甚至往往是互相矛盾的。如果我们注意留心潜台辞，就会发现西门庆的不同身分：他不仅一开始就是官，而且是一个大官。 我们何以知道他从一开始就是官呢？这是他自己亲口透露的。三十回写他因“登云之喜”，告诉吴月娘众人： “太师老爷抬举我，升我做金吾卫千户。”（P.327） 在这句话里，西门庆不用“给”字，而用了“升”字。这不是分明告诉我们他原先就是官么？蔡太师所赏赐他的，只是晋级而已。这会不会是他兴之所至，随便说说，不足以为凭呢？不是，我先引该回的标题作证： 西门庆生子喜加官。 加官即是升官的意思。到了下一回，西门庆同僚给他庆贺，夏提刑再次重复道： “今日你西门老爹加官进禄。”（P.340） 不论是三十回的标题还是夏提刑的话，都证明西门庆用“升”字，并不是造错了词，讲错了话。况且他同内眷说话，本无须故作扭曲。他的话，只是老老实实地反映了自身的实际状况。这种不露声色，悄悄地披露事实真相的叙述，我们称之为潜台辞。潜台辞对研究《金瓶梅》特别重要，因为它和表面上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法常常是大相径庭，给人以一种拨开迷雾见晴天的顿悟式的启迪。 我们一旦明白西门庆本来就是官僚身份，有许多在三十回以前让人困惑的地方都可以迎刃而解。比如为什么小说一开始就称西门庆为“西门大官人”，而不称他为“西门员外”，既然“员外”作为一种敬称对于没有“官役”在身的人更为合适？ 再比如，第十七回写“宇给事劾倒杨提督，”为什么西门庆会受牵连，如果他不是官？摆在台面上的理由是亲家陈洪系杨戬的亲党，故而被拖累了。但这并不是灭九族的事件，亲族一律格杀勿论。实际上受牵连的仅十来个人而已，而这十来个人，宇文虚的弹劾文里清楚地指明有三种类型：1）手下坏事家人；2）书办官椽；3）亲党。他们都和“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时“失误军机”有关连。而西门庆的名字居然到了下一回来保上东京求情的时候，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十来个人的名单里！（P.183）他若只是“一介乡民”，亲党的亲家，怎么能和“失误军机”这样事关国家危亡的大事挂上钩呢？ 再比如第二十回的大闹丽春院。该回提到的丁二官人是“杭州贩绸绢”的商人，“贩了千两绸绢，在客店里安下，”显然很有钱，属于大款，且又是丁相公的儿子，有官老爷在后台撑腰，理应说，他和富商却也是“一介乡民”的西门庆算是同类甚至同级的人物。但实际上，我们看到西门庆根本就没有把这个丁二官人放在眼里，对他耀武扬威，大打出手，极尽欺凌之能事。若不是应伯爵等人及时劝阻，甚至要“采出蛮囚来，和粉头一条绳子墩锁在房门内。”而可怜的丁二官人却丝毫不能与之抗衡，惟有藏在里间床底下，叫“桂姐救命！”（P.216）西门庆果真仅仅是一个商人,或如周志义先生所说:“大商人”，而无任何官权，何以能这样蛮横霸道，无所忌惮，凌驾于他的“同行们”之上？ 以上及其类似的例子都和“升”字所暗示的西门庆的真实身份是相吻合的：即他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平民或商人，而是官。 而且敏锐的读者从杨戬牵连案中已经可以隐隐感到他可能是一位大官，否则怎么会和最高统治集团中的核心人物扯上关系呢？当然这还只是推测。下面就举一些证据来证实这一点。 第一条证据：犀角带。 三十一回写西门庆要走马上任，在家攒造衣服，又叫了许多匠人，“钉了七八条都是四指宽，玲珑云母，犀角鹤顶红，玳瑁鱼骨香带。”正巧应伯爵来访，西门庆便向他卖弄说：“你看我寻的这几条带如何？”应伯爵答道： “亏哥，哪里寻的？都是一条赛一条的好带，难得这般宽大。别的倒也罢了，只这条犀角带并鹤顶红，就是满京城拿着银子也寻不出来。不是面奖，就是东京卫主老爷，玉带金带空有，也没有这条犀角带。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不值钱，水犀角，号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内，分水为两处。此为无价之宝。”（P.330） 应伯爵这段话与其说在称赞犀角带，不如说是作者借他之口向我人披露西门庆的大官僚身份。明朝沿袭唐制，不同等级的官员有不同的冠服，而腰带则是显示官阶的标记之一。哪一种等级的官员佩犀角带呢？《舆服志》告诉我们： “洪武三年定，凡常朝视事，以乌纱帽、团领衫、束带为公服。其带，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鈒花、四品素金、五品银鈒花、六品七品素银、八品九品乌角。”（《明史．舆服三》） 这也就是说，佩犀角带的只能是二品大官！五品的千户当然不能越制使用。尽管晚明崇尚奢侈，服饰趋于华丽，但官员冠服的等级规定却并没有变更。西门庆有资格用犀角带，而且还受到应伯爵胜于“东京卫主老爷玉带”之类的褒奖，他的地位之高，不是昭然若揭？ 第二条证据：李瓶儿的封号。 妻子的封号反映丈夫的官阶。李瓶儿死的时候，她从未提到过的封号被巧妙地亮了出来。第六十三回写她病逝，西门庆要举行隆重的葬礼，先请了杜中书来写名旌，在卷棚里招待他。应伯爵和温秀才作陪，为他铺开“大红官纻题旌。”然后就有以下一段描写： 西门庆要写“诏封锦衣西门恭人李氏柩”十一字，伯爵再三不肯，说：“现有正室夫人在，如何使得！”杜中书道：“说曾生过子，于礼也无碍。”讲了半日，去了“恭”字，改了“室人”。温秀才道：“恭人系命妇有爵；室人乃室内之人，只是个浑然通常之称。”于是用白粉题毕，“诏封”二字贴了金，悬于灵前。（P.773-774） 这一段写得妙趣横生,自相矛盾,令人捧腹.但这并不是作者无知,或借此讽刺西门庆等人的无知,而是故意设下的潜台辞。第一句话就向我们传递了三个重要的讯息： (1）李瓶儿是受过封的； (2）她的封号是“恭人”； (3）西门庆认可并接受她的封号。 恭人在明朝是四品官妻子的封号。五品官是宜人，六品安人，七品以下为孺人。西门庆虽是五品千户，但李系侧室，似应称“安人”或“孺人”才对。后来乔大户亲家等人给她祭悼，即称之为“西门孺人”。（P．775） 不过奇怪的是，西门庆对“恭人”这一称号受之坦然，毫无异议，竭力反对的倒是应伯爵等人。然而他们又只字不提“恭人”于西门庆的官阶不符，他们反对的理由似乎只是针对“诏封”，却又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不仅杜中书把“诏封”二字贴了金，使之更为醒目，而且到了下一回，吴道官正式宣读悼文的时候，依然称李瓶儿为“西门恭人”，(P.792) 丝毫没有改变，这不是很有讽刺的意味？ “室人”,据温秀才说，乃“浑然通常之称”， 当然无须朝廷“诏封”，诏封“室人”岂非笑话？这是不是应伯爵他们在故意搞笑呢？不是。他们抗议“恭人”用错了，其目的有两个，既为了掩饰西门庆的真实面目，又在暗通款曲，提醒我们注意以下几点： (1）“恭人是命妇，有爵”,即不是可以随便乱用的称号； (2)李瓶儿受封“恭人”，有其正当性，因为她“生过子”； (3）李不是“正室”，是侧室，“恭人”是朝廷给西门庆一位侧室的封号。 这几点实际上并不是驳难，而是在强化或补充说明“诏封锦衣西门恭人李氏”这一句话。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西门庆根本就是五品的千户官。既然他的一个侧室，第六房，也可以受封，而且封号为四品级的“恭人”，他的官位远在五品以上，岂不是不言而喻？其实应伯爵在上引争辩的段落里，已不露声色点明了西门庆的“正室”是“夫人”，因而也间接点明了西门庆的官阶，因为“夫人”在明朝是一品或二品官妻子的封号。 以上证据或还嫌不足，可以再举一条。 第三条证据：排座次。 这一条证据似乎更为直观，形象化。这就是西门庆宴请六黄太尉的排座次。太尉钦差来山东，宋御史借西门庆府作东，请太尉吃饭，这是一次大请客，借用应伯爵的话：“少说也有上千人进来，都要管待下去。”（PP.798-799） 我们且不论何以堂堂的大山东省竟找不出“第二家”“恁大地方”、“这些人手”来摆这酒席，而非得借用西门庆的宅邸不可，我们单仔细观察宴请当日的排场和礼仪。 当天省里的所有政要全都出席，“列于厅上。”“为首”就是山东巡抚都御史候濛，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其次”是山东左布政龚共、左参政何其高、右布政陈四箴、右参政季侃、左参议冯延鹄、右参议汪伯彦、廉访使赵纳、采访使韩文光、提学副史陈正汇、兵备副史雷启元等两司官。再其次是东昌府徐崧、东平府胡师文、兖州府凌云翼、徐州府韩邦奇、济南府张叔夜、青州府王士奇、登州府黄甲、莱州府叶迁等八府官员。再其次是统制、制置、守御、都监、团练等官。 这些省级大官都须一一“参见”太尉，太尉则“依礼答之”。西门庆大概官小，所以没有提到在参见之列。但奇怪的是在参见之后，西门庆就出现了，他和夏提刑共同给太尉献茶，而侯巡先、宋巡抚这两位省里的头面人物仅有资格“向前把盏”。（P．797）到了太尉“正席”坐下后，两位抚巡也只能在“下边主席”。（P．797） “下边”是指什么地方？前文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说明： “六黄备一张吃看大桌面。宋公与两司都是平头桌席，以下府官散席而已。”（P．784） 下面这段的说明就更详尽: “黄太尉便是肘件、大饭、簇盘、定胜、方糖、五老锦丰堆高顶吃看大插桌，观席两张小插桌，是巡抚、巡按陪坐；两边布、按三司，有桌席列座，其余八府官，都在厅外棚内两边，只是五桌五菜，平头桌席。”（P.796） 因此，所谓“下边主席”，也就是在正席下面两张小插桌上“陪坐”，而小插桌和正席一样，都可以观看表演，故称“观席”。我们可以把那天的筵席作如下的等级排列： 一等：正席，一张吃看大插桌； 二等：观席，两张小插桌，位于正席下首； 三等：列席，若干，位于正席两边； 四等：散席，若干，在厅外棚内两边。 正席是给六黄备的，观席是抚按，列席为布按三司，散席为八府官员。下边跟从执事官等，宋御史委差州官，在卷棚内“自有桌席管待”，而守御、都监等官，西门庆都按排在前边客位，也“自有坐处”。 山东巡抚侯蒙是都御史，都御史，前面已经提到，是正二品官，左右布政使是从二品官，左右参政是从三品官，即使是知府，也是四品官，高于西门庆这位五品的千户。排起座次来，理应都在他的前面。但我们注意到西门庆却是和其他官员在厅里“依次第坐了”。（P.797）究竟坐在哪里,似乎没有明文交待.但六黄是不可能单独占一张大插桌的.因此所谓“依次第坐了”，其实就是和六黄同席按级别大小而坐！ 《礼志》说： “凡文武公聚，各依品级序坐，若资品同者，依衙门次第。”（《明史.礼十》） 宴请六黄是官宴，各位出席者均严格按等级排座次的。西门庆作为五品的千户，理应坐在外面的卷棚里，然而他却没有。当最高的地方长官如侯御史和宋御史只能另席“陪坐”,“下边主席”，他竟然能和中央的“钦差”大官在厅里的正席上“依次第”而坐！这就非常明确地向我们透露了他的实际官位甚至在正二品的都御史山东巡抚侯蒙之上。 以上的分析已经说明了两点： (1）西门庆一开始就是官； (2）他是一位大官。 这两点很重要，使我们看到表面上不相干的西门庆和胡宗宪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不仅都是官，而且都是大官。当然大官的西门庆并不就能和大官的胡宗宪自然划上等号。西门“大官人”和位至总督、兵部尚书的胡宗宪究竟有无共同或相似之处，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下面我们不妨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作比较观察。 （一）文职武官。 胡宗宪进士出身，一直担任文职。但他屡屡晋升，大都和他“平倭”、即他的“武功”,有关。他亲自指挥抗击倭寇，著名的将领俞大猷、戚继光都是他的属下。东南沿海百姓敬称他为“胡军门”。后来他升至兵部尚书，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因此可以说，他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武官。 西门庆的官阶,千户，清楚地表明他也是一位武官。虽然他似乎从未参与过任何战役或军事行动。所谓千户，《明史.兵二》说： “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有二人为百户所。” 千户也就是统领一千一百二十人的军官。 但同时西门庆又兼文职： “（蔡太师）唤堂候官抬书案过来，即时签押了一道空名告身札付，把西门庆的名字填注上面，列衔‘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P.322） 这也就是说,他即是千户,又是提刑所理刑。稍后他吩咐来保,“明日早把文书下到提刑所卫门里，与夏提刑知会了。”(P.327)我们据此又知道他的办公地点是提刑所。 “提刑所”是一个“衙门”，不是军事机构，应该不是一般千户上班的地方。西门庆的正房吴月娘的大哥吴大舅也是千户，七十八回写他升指挥签事，对西门庆说：“只有屯所里未曾去到任，明日是个好日期，卫中开了印，来家整理了些盒子，须得抬到屯所里到任。”（P.1022）作为一个千户，或指挥签事，工作的地点应该是“屯”、“卫”或“千户所”，而不是“提刑所”。 明代并没有提刑所。所谓的提刑所实际上是指提刑按察司，通称按察司。按察司是管一省的“刑名按劾”之事，“凡官吏贤否，军民利病，”按察司皆有权“廉问纠举。”（《明史．职官四》）它常和主管行政的承定布政使司并提，称为“两司”，而它的最高长官则称为提刑按察使，正三品官。值得注意的是，提刑按察使正是胡宗宪 “出按”浙江所担任的职位（《徐渭集二》P.519,“公自家起为浙江按察使。”） 因此所谓提刑所的理刑，实际上就是按察司的长官，“持宪之尊官” （《徐渭集二》,P.519）,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位司法长官。西门庆上任后多次处理“狱讼”，也证明他的“理刑”职务的确是和司法有着密切的关系。司法是文官，当然和武职的千户风马牛不相及。西门庆既当千户，又做理刑，岂不是暗示他文武兼职？这同文官武将兼备一身的胡宗宪有什么两样？而且胡留名青史，主要是因为他平倭的“武略”，而不是作为按察使处理“狱讼”的文治。不独有偶，西门庆死的时候，祭悼文里也恭称他为： 故锦衣武略将军西门大官人（P.1070） “武略将军”不是说他仅仅是一个武将，而是突出他的武功，即他从未在小说中提到过的辉煌战绩。 （二）地方中央两栖官 胡宗宪还有一个特点：即他既是地方官，又是中央首长。地方官他做过益都、余姚知县；宣府、大同巡按；浙江按察使,巡按,巡抚；浙江、福建、南直隶等总督并兼制江西。在中央，他又是：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并先后被封太子太保、少保。在他后期的官场生涯中，他是同时兼任地方、中央的双重职位，而且大可注意的是，他身为中央的大官，仍然任职于地方，并以常驻地方、处理地方事务为主。 和胡宗宪一样，西门庆也兼具地方中央的双重职位。他在山东清河的地方上工作，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任何的异议。但他又担任中央的职位，或许大家不曾细心留意到。这其实也是蔡太师赏赐给他的官衔透露的。我们不妨再抄引一遍： “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 前文已经分析过千户和提刑所理刑的含义，但尚未涉及前附之修饰词，而修饰词正表明了西门庆所担任职务的地域或管辖范围。作为千户，西门庆隶属于“金吾卫衣左所”，金吾卫是皇家禁卫军，并不在山东。山东有登州卫、莱州卫、济南卫、德州卫、膠州千户所、诸城千户所等，但没有“金吾卫”。 金吾卫设置于京师，属上直十二卫： 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校卫、虎贲左卫、锦衣卫、旗手卫。（《明史.兵二》） 后有所增益，因此又有“金吾左卫、金吾右卫”等。但不管“前”“后”“左”“右”，都可统称为“金吾卫”。这是一个守御京城的实实在在的军事单位。 那么“衣左所”呢？它紧跟在“金吾卫”后面，仿佛是一个隶属机构，然而“金吾卫”下面并没有所谓的“衣左所”。美国《金瓶梅》译者芮效卫（David Roy）对此似也颇感困惑，故只能照字面把它译为：Left Guard of the Embroidered_Uniform Guard Unit. (P.201)实际上“衣左所”只是“一座所”的谐音，根本就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机构。西门庆被授与在金吾卫下面的一个子虚乌有的机关当副千户，所能表明的无非只是这样的意思：即他是一位在京军事机构工作的军事长官，或简言之，也就是一位京官，中央官员。 然而西门庆同时又是提刑所的理刑，而他所属的提刑所则是在“山东等地”。山东是一个省级行政区，这是人人尽知的，他在“山东等地”的提刑所任理刑，自然就是一位地方官，这也是无须多说的。所需留意的是“山东”后面的附加词“等地”。这两个字虽很不显眼，却是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位“所”的长官所管辖的地方。原来他管的不是一个县（清河），也不是一个省（山东），而是比一个省更大的地域范围！ 有人或许不同意，以为这两个字是随意加的，没有实质的意义，其实并不是的。我们知道，山东共有六府：济南府、兖州府、东昌府、青州府、莱州府、登州府，而没有八府。但西门庆在六黄太尉来山东时，却是和同僚“两司”及“八府”的官员一起出席迎接的。“八府”即上述六府之外加上“东平府”和“徐州府”。“东平府”即东平州，也在山东，但“徐州府”却不是，属于南直隶。为什么“徐州府”不属于山东却也要参加该地的活动？理由很简单，因为西门庆这个提刑所所管辖的不止是山东，而是“山东等地”。 “八府”或许是一个保守的数字，迎接六黄太尉之前，各位出席的大官先交给西门庆“办酒分资”，有以下极有趣的统计： “两司官员十二员，每员三两，府官八员，每员五两，计二十二分，共一百零六两。” 两司官员十二员＋府官八员＝二十员，应该总计是二十分，而不是“二十二分”。十二员×三两＝三十六两，八员×五两＝四十两，四十两＋三十六两＝七十六两，而不应该是“一百零六两”。 如此简单的算术，竟然出如此之大的差错，仿佛是很可笑。实际上却是作者故意的，其目的无非是用另一种方式巧妙地告诉读者，出席者实不限于“两司”“八府”。“两司”我们看到，有时候干脆成了“三司”，如796页上的“两边布按三司，有桌列席”即是一例，而“统制”、“守御”、“都监”、“团练”这些出席迎接的军事长官也的确不是布按“两司”的，而是隶属于另一个司，即都指挥使司，或简称“都司”。“八府”虽然似乎前后统一，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统计“分资”所得的超额总数，暗示了真正的“府”数，恐怕远不止八个。 以上的分析说明西门庆不是一位普通的地方官，而是管辖“山东等地”“八府”之多的地方大长官。这和身为浙江“等地”“尽督东南数十府”的总督胡宗宪有什么两样？而且如同胡宗宪，西门庆虽“官居八辅臣”（P.797）却人不在常在京师，故每一次去东京，还必须借宿于翟谦、崔中书等家。原来他也是身兼中央要职，却又是常驻地方工作的大官！ （三）“气节小贬” 无论是文武兼职，还是地方中央的兼职，都只说明他们在官爵的性质和级别等方面的相同。其实作为大官，西门庆和胡宗宪的所作所为及其经历，也颇多相似之处。在这里，因限于篇幅，主要提一下他们的共同弱点，即最为人所病诟的“气节小贬”。 《明史纪事本末》说：“宪才望颇隆，气节小贬，侧身严、赵，卵翼成功。”而《明史.胡宗宪传》对这一点则说得更为明确、具体：“因文华结严嵩父子，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无数，文华死，宪结嵩盖厚，威权震东南。” 《金瓶梅》里直接提到赵文华不多，因为小说刚开始后不久，代表赵文华的杨戬，因“失误军机”，已从舞台上消失了。但却有好几处写到了蔡京，即沈德符所谓的“分宜”，以及他的大管家翟谦。我们知道，严嵩的确有一个大管家，名字叫做罗龙文，胡“结严嵩父子”，大都是通过这位大管家进行的，最后下狱，也是同他有关连，因为御史汪汝正“籍罗龙文家，”发现了胡宗宪“自拟旨授龙文以达世蕃”的手书。（《明史.胡宗宪传》） 《金瓶梅》写西门庆向有“相攀”蔡京的心，每年照例要去东京给他送生辰礼物，礼物也照例是一设两份，小份给大管家，大份给太师。比如三十回里给翟谦的礼物是：“一对南京尺头，三十两白金，”（P.321）给太师的礼物是：“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鞿仙人，良工制造费功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莽衣，五彩夺目，南京纻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榼。”（P.321）五十五回写他为“拜太师门下做个干生子”，进呈蔡京的礼物更是令人瞠目咋舌： 二十来杠礼物：揭开了凉箱盖，呈上一个礼目：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火烷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余花素尺头共四十匹；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带一围；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颗．又梯已黄金二百两，送上蔡太师做贽见的礼。（P.649） 以上给蔡太师的进礼,仿佛替《明史.胡宗宪传》上说的“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这句话作了一个绝妙的旁注，除了“淫巧”在礼品单上付诸阙如，其他如“金”“帛”“子女”（前曾提到赠翟谦韩道国的女儿），“珍”“奇”那一样没有？而且既为生辰礼物，自然每“岁”进贡，一次的数量又有那么“二十来杠”，称之为“无数”,不为夸张。 胡宗宪靠“侧身严赵，卵翼成功，”而西门庆的“升选官爵”正如翟谦所一语道破的，也是送了“这般盛礼”以后自然产生出来的结果。而他们最终却都也因此而落败。胡因“气节小贬”先后被李瑚、刘尧海、罗嘉宾、龚尚鹏等弹劾多次，最后败倒在给事中陆凤仪手中，罪名是勾结严嵩以及“奸欺贪淫”，而汪汝正又籍罗龙文家，“上宗宪手书”，更使他雪上加霜，以致下狱而死。同样，西门庆也因“气节小贬”被曾御史等多次参劾，虽然未被参倒，但他死前的明升暗黜，已显示处境了发生了变化，而死后的落葬，祭悼者“可怜通不上几家，”“终不似李瓶儿那时稠密，”（P.1070）更足以说明1)他并不死在任上；2)很可能也是在一种不光彩、不名誉的处境中死去的。 总括以上三部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门大官人”和大官胡宗宪是非常相似的： (1) 他们都是文职武官， (2) 他们都身兼地方和中央的高级职务并常驻地方工作， (3) 而且他们又都非为政廉洁清白，因“气节小贬”而最终身败名裂。 下面再就他们在其他方面的相似点作一些补充说明。 （一）胡宗宪的祖上经营中药房生意，而西门庆是靠生药铺发家致富的。 （二）胡宗宪号“柏泉”，西门庆号“四泉”。胡宗宪的号在《徐渭集》里提到过两次，徐敬称他为“柏泉公”。（《徐渭集二》P.318）西门庆的号，出现在第五十一回，黄主事问他：“敢问尊号？”西门庆道：“学生贱号四泉，因小庄有四眼井之说。”（P.589）据此我们知道他的号是同其家井有关系的。“井”为地下之水，“泉”是地下水溢出于地表之上，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为什么不用“井”字而用“泉”字呢？这必须看到胡氏家井的奇妙处才能理解。原来胡宗宪“小庄”上有一池，外圆内方，它是井与泉的组合体。中间方形池为汲取饮用水的井，而外边圆的泉则为浆洗衣裳、灌溉菜蔬之用。方“井”和圆“泉”合二为一的独特设计，再加上水底中一长条竖石阶，正构成了“胡”字。可谓名符其实的胡氏家井。（见胡宗宪尚书府网站）西门庆和胡宗宪一样同用“泉”字作号，又改“栢”为“四”字，清楚地暗示了他和胡氏独特的“井泉”一体的“四”方形家井的关系。 （三）胡宗宪“性善宾客，招致东南士大夫预谋议，用名是起，”曾在他手下做门客的先后有茅坤、沈明臣、余寅、徐渭、郑若曾、谭纶等，并“至技术杂流，豢养皆有恩，能得其力。”（《明史.胡宗宪传》）西门庆也性喜朋友，结了一个“会”，每月和“会”中十来个相好“会茶饮酒”。（P.108）尽管名义上仅有温秀才做手下门客,为他摇笔鼓舌,实际上他的十“兄弟”尤其是应伯爵、谢希大等均系孟尝君之流，以“帮嫖贴食”度日。而应伯爵在西门庆死后所发的一通话：“当时也曾吃过他的，也曾用过他的，也曾使过他的，也曾借过他的，也曾嚼过他的。”（P.1065）则非常清楚地道出了他们一伙的门客性质。至于技术杂流，西门庆也豢养了一大批，得力的有傅伙计、韩道国、来保、贲地传等，他们为主子经营店铺，外出奔走，使他财源滚滚不断，虽然他一旦撒手归天，树倒猢孙散，卷财而去的大有人在。 （四）胡宗宪尚书府被誉为“徽州第一家”，座落在安徽绩溪龙川村，占地3000多平方米。府邸始建于嘉靖年间，在胡任官期间，有多次翻新扩建。整个建筑群包括：从善堂、官厅、轿厅、文昌阁、余庆堂、观善堂、逍遥斋、家祠、土地庙、蒙童馆、小姐楼、厨房等，而庄园式的领地上有戏园、寒香园、佛园、惜月亭、梅林亭、四方井、葫芦门等景点。布局独特、设计巧妙、建筑精致，并以“外典内秀”、功能齐全而著称。 西门庆的府邸则可谓是山东第一家。六黄太尉钦差来山东，必须仰赖西门庆“作东”，管待“上千人”。应伯爵说：“若是第二家摆这酒席，也不成的，没咱家恁大地方。”（P.798）西门庆谦称自己的宅邸为“小庄”，实际上却规模宏大至极。庄上有山有湖，如第十一回104页写潘金莲“一直走到瑞香花下，倚着湖山，推榴花儿。”；有芙蓉亭：如第十回100页曾提到“合家喜欢，在芙蓉亭上饮酒。”；有木香亭：如第二十七回294页写西门庆和潘金莲“抹过木香亭”；有卧云亭：如第二十七回295页写春梅“把酒注子放下，一直走到山顶上一座最高亭儿，名唤卧云亭那里。”；又有碧池（P.294）、翡翠轩、葡萄架、牡丹畦（P294）、藏春坞雪洞、四眼井，以及观看戏子表演的卷棚等等。 西门庆的整个山庄，除主人和他六房妻妾及其他家人外，还住着婢女、奶妈、厨役、书童、画童、琴童、门卫、仆人、伙计、管工等，少说也有几十个人。内眷的居室分前后两处，后边即是大娘子吴月娘的“正房” 所在（P.105），后来孟玉楼进门时，也被安排在后边的“两厢房里，收拾三间与她做房。”（P.70）前边的花园内则住着潘金莲,“一个独独小院，角门进去，放设花草盆景。白日间人迹罕到，极是一个幽僻去处，一边是外房，一边是卧房。”(P.85) 潘和她的婢女占居着一栋“楼”的底层三间。后来李瓶儿要嫁西门庆，西门庆于是买下隔壁花家房屋，拆毁其旧房，“打开墙垣，筑起地脚，”“足足盖了两间房屋，”又造了“三间玩花楼”,以及各亭台耍子去处。(P.165) 等半年多以后，装修全部竣工，才把李瓶儿娶回家。 西门庆的“小庄”和胡宗宪的尚书府，不仅在规模、格局、气派上不相上下，而且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相似点，即它们的地理位置。胡氏尚书府在安徽绩溪，西门庆的庄园则在“山东”清河。清河，大家都知道，并不在山东，而是在河北，但它又是非常接近山东的边境，就像绩溪是在安徽又非常接近浙江的边境一样。胡宗宪主要在浙江等地工作，家却是在非常接近浙江边境的绩溪。西门庆主要在山东等地工作，而家却是在非常接近山东边境的清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却是作者故意为之。我们何以知道这是作者故意为之呢？因为武松打虎是从《水浒》里面借来的。在《水浒》里，武松是途经清河，回到他山东的故乡阳谷，但在《金瓶梅》里，却正好颠倒过来，武松是从阳谷去清河，故事是在清河展开的。为什么要作这样的颠倒，把地点改换了呢？如果不是为了影射，我们还能找出其他更好的理由么？ （五）胡宗宪有两位“正室”。据《忠敬堂汇录》中许国撰《明光禄大夫少保胡襄懋公暨夫人章氏王氏合葬墓志铭》，第一位是章氏，“生同壬申，先公七年殁，”这就是说，她和丈夫同生于壬申年，即1512年，而又比丈夫早七年去世。胡宗宪死于1565年，早七年即1558年，按虚岁算，活了四十七岁。章氏死后“继室”为王氏。《墓志铭》说，“王氏亦获比章夫人封，后公三十二年殁。”这也就是说，章氏生前被诏封为“夫人”，而王氏成为继室后，也获同章氏一样的封号。她比胡宗宪晚死三十二年，即死于1597年。 西门庆也有两位正室。第一位在小说开场时已去世，而第二位在小说开场时刚“填房”成为继室。“先头浑家是早逝，身边只有一女，新近娶了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为继室。”（P.23）我们务必注意“新近”这两字。这告诉我们小说差不多是和吴氏“填房”同步开始的（这一点我以后还会提到）。吴氏“填房为继室”以后，“亦获比章夫人封”，这在前面引述应伯爵的话“正室夫人还在”时，已经分析过。 而且她们的年龄亦相仿佛。虽然《墓志铭》中没有提到王氏生于何年，但我们知道她比胡宗宪晚死三十二年，死于1597年。吴氏的生年，西门庆在勾引潘金莲时，曾提到过，西门庆问潘金莲：“小人不敢动问，娘子青春多少？”妇人应道：“奴家虚度二十五岁，属龙的，正月初九日丑时生。”西门庆道：“娘子倒与家下贱累同庚，也是庚辰，属龙的。只是娘子月份大七个月，他是八月十五日子时。”（P.37）后来在第六十四回吴氏请老婆子给她算命,老婆子道:“往后有七十岁活哩！”（P.526）到了小说结尾，提到吴氏果然七十而亡（寿年七十，善终而亡。P.1300）庚辰即1520年,以整七十年推算,吴氏死于1590年,和王氏一样,同死于九十年代。 因此归纳起来，有四个相同点： (1）西门庆和胡宗宪同有二位正室； (2）第一位正室均“早逝”； (3）第二位正室均“获比章夫人封”； (4）第二位正室均长寿，并同死于九十年代。 （六）胡宗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桂奇，小儿子松奇，松奇荫受锦衣卫千户。西门庆也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官哥，出自李瓶儿，小儿子孝哥，出自吴月娘。“官哥”，即是当官的意思，暗合松奇“荫授锦衣卫千户”。 至此，我们大概已经证明了《金瓶梅》中的主人公西门庆，如同蔡京、林灵素、朱勔等等，也是有其实际生活中的原型作依据的，而这个原型不是别人，正是嘉靖朝地位显赫、“威权震东南”的“极品高官”(P.1070)、兵部尚书胡宗宪。我们因此而知道《金瓶梅》是一部明写开生药铺、后来又做了千户官的西门庆，暗写徐渭的幕主、大官胡宗宪的影射小说。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 不难理解，为什么欣欣子（即作者徐渭）在序言里把它称之为“传”： “《金瓶梅传》”。原来它是一本熔胡宗宪个人、家庭、事业及风流韵事为一体，并以其女人为中心的真实的传记小说！ 注释： ①本文所引《金瓶梅》均依据1987年香港出版社的梅节校点本，下文不再注明。 ②为参加“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我和邢慧玲女士商量分头撰写论文，考证《金瓶梅》的作者徐渭。她写了《山中一夕话的增订者笑笑先生是徐渭》，作为徐渭说的旁证。下一步，我们将合作撰写一系列相关论文, 陆续发表。 参考文献： [1]张廷玉.明史 [M].中华书局,1974.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