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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和席勒在中国的传播已近一百年的时间，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接受美学的奠基人汉斯·罗伯特·姚斯认为“应该把一部作品置于它的历史‘视野’中，即置于它由之产生的种种文化意义的语境之中，并探索作品本身的历史视野与它的种种历史读者的种种不断变化的‘视野’之间的种种转换关系”[1]。其实一位作家及其历史读者之间的关系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视野”之间转换，中国对歌德和席勒的接受和传播就是很好的例子。[2]本文主要涉及歌德和席勒古典时期在中国的接受，但考虑到他们的特点，有时也会涉及他们之外的作品。 1949年以前的传播与接受 上世纪初到30年代初，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蔚然成风，其中包括文学艺术美学思想。外国文学中与黑暗现实作斗争，反封建专制独裁、争取民族解放、个人自由、个性和精神解放的内容带给进步知识分子新的创作灵感和创作启迪，尤其受到他们的推崇及传介，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其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而外国美学思潮也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在文学思想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思想，开阔了他们的思维视野、审美意识和审美观念。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歌德和席勒被介绍到中国。 歌德作品最早介绍到中国的是他的诗歌。1914年1月应时的《德诗汉译》出版，其中收录的《鬼王》应是第一首译成中文的歌德诗歌，随后他的许多抒情诗和叙事诗也被译成中文。但使歌德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郭沫若在1922年发表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中译本。后来《浮士德》以及《浮士德》的片段也由郭沫若、周学普、刘盛亚和梁宗岱等陆续译成中文。[3]浮士德自强不息努力奋进的精神获得当时广大知识分子的肯定，并带给他们极大的精神鼓舞。 1932年歌德逝世百年之际，中国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一些出版社出版了歌德传记或纪念文集，一些报刊杂志推出特刊或专号，或刊登个别纪念文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京中山书局在1933年出版的由宗白华等著的《歌德之认识》。此书中收集论文20篇，除两篇外均为北平报纸所载纪念歌德逝世百年的文章。“此书《编者前言》还列出《德华日报》、《大公报》、《北平晨报》、《鞭策周刊》、《清华周刊》、《新时代月刊》、《读书杂志》、《小说月报》和《现代月刊》等报刊杂志上纪念歌德百年忌辰的文章篇目，展示出‘国人们对此纪念是如何地热闹’，省却了读者的搜索之苦”。此时的中国已经处在多事之秋，中国知识分子面临内灾外患，处境极为艰难，但竟然还如此关注一个遥远国度的作家的忌辰，“证明我国人在物质困苦里还没失却对精神价值的欣慕”[4]，也显示中国知识分子对歌德的敬仰。 值得注意的是，介绍歌德极有贡献的郭沫若对歌德的接受却经历过截然不同的阶段。开始时郭对歌德抱有万分的崇敬，“那时候(1915—1917，郭沫若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肄业时期，笔者注)因为沾染了泛神论的思想，崇拜着斯宾诺莎、歌德，耽读太戈尔的诗”[5]。所以郭沫若充满激情地翻译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也积极从事《浮士德》的翻译，并在歌德的影响下，创作自己的作品。但到1930年代，他对歌德的态度发生突变，这种转变正好印证了接受美学的观点：读者不是在真空中遭遇文本：“一切读者的位置都是被社会地和历史地决定的，而他们之怎样解释种种文学作品又将受到这种事实的深刻影响。”[6]当然，郭沫若后来还是放弃了对歌德的否定态度。 而最早介绍到中国的席勒作品是他的剧本《威廉·退尔》。这部取材于14世纪瑞士人民抗击异族侵略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进行斗争的剧本在1949年以前被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看作是一部“人类自由史，民族光复史，国民革命史”[7]。1911年，马君武最早将席勒的《威廉·退尔》译成中文。威廉·退尔的事迹让曾经是同盟会会员的马君武感动不已，他将此剧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其目的就是借这位瑞士爱国斗士的故事唤起国人的民族感情、激发他们的爱国激情。马君武在此剧单行本(1925年)的《译言》中写道：他有感于瑞士“地方之文明。人民之自由。到处瞻仰威廉·退尔之遗像。决心翻译此剧”，认为此剧“实可作瑞士开国史读也”。在译述此书时，他“不知坠过几多次眼泪。予固虽非擅哭者。不审吾国人读此书。具何种感觉耳”。[8] 事实上，被这一剧本感动的不乏其人，可以以仲民的书评《读了马君武译的威廉·退尔以后》为例： 好像我周身的血液曾经沸腾了不少的次数，热烈的情绪也时常随着他描写的深浅忽而紧张，忽而驰放。尤其是那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一种自然的爱国心诱出我不少的眼泪。[9] 1936年项子龢在中华民族业已面临日寇入侵之际重译《威廉·退尔》，以“鼓励(国人)勇气，安慰其灵魂，灌溉其心苗”，使“民族精神日以旺，自由思想日以深”[10]。1938年宋之的和陈白尘根据此剧编写多幕剧《民族万岁》，尽管从形式到内容改编剧与原剧出入很大，但此剧在入川演出时反响强烈，可见在当时抗战大背景下人们对一切可振奋民族情绪和激昂爱国主义情感的精神食粮的需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战时期广为流传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此剧是陈鲤庭和崔巍根据田汉的独幕剧《媚娘》改编而成。而田汉的《媚娘》(现译为《迷娘》)却是有感于歌德的教育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中迷娘的故事而写。中国剧作家在抗战时期将原创内容移植过来使之本土化、现实化，为抗战服务，可谓“天才的模仿，也是天才的创造”[11]，产生巨大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席勒的剧作《华伦斯坦》在1932年和1936年先后被胡仁源、郭沫若分别以《瓦轮斯丹》和《华伦斯太》的译名译成中文，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出版。郭沫若在跋文中称华伦斯坦是“一位西方式的‘汉奸’”。卫茂平认为郭沫若这样讲华伦斯坦是“有意无意把读者拉回中国抵御外敌的现实”[12]，但这里是否也反映了郭沫若对席勒此剧的误读、对他塑造的华伦斯坦这个人物的误解呢？ 说到误解，需要提及的是，1949年以前歌德、席勒的作品众多中译文中有一些的翻译水平是存在问题的。例如马君武的《威廉·退尔》就存在任意删减和粗心漏译的现象，而郭沫若的译文一直被人批评为太过意译，忽视对原文的忠实，而有些译者虽然注意了忠实原文，却又过于直译，给人生硬的感觉，令读者难以接近原文和感受原文的魅力。这是因为当时很多介绍者不是日耳曼学出身，对原文的理解能力有限；另外，许多作品是借助其他外语转译的，译文的质量自然难以令人满意。 1949年以前，一些学者喜欢将歌德和席勒进行比较，其中不乏很有见地者，比如杨丙辰，他眼里的歌德和席勒是这样的： 葛德(歌德)的才思是客观的，写实的，趋外的，八方面的伴奂全备的。释勒(席勒)的才思是主观的，唯心的，趋内的，深不可识，高不可攀的。葛德是富有渊若大海，一望无际的情感的，释勒是富有灿若日月的哲识理想和奋斗向上的精神的。因此葛德就是一个天生的抒情诗人，释勒就是一个天生的戏剧家。而葛德一生最精纯最出色的作品，就是他的抒情诗。释勒一生的最出色杰作却是他的戏剧。[13] 1949年以前的学者主要是对歌德或席勒进行分别研究，或者比较研究。首次对德国古典文学进行总结分析的是刘大杰编撰的《德国文学概论》，1928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书中称18世纪末出现的“古典主义”，是德国文坛上的“黄金时代”。刘大杰对古典文学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并认为“狂飙突起”运动是欧洲浪漫主义的先声，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与席勒《强盗》属浪漫主义的作品。但是后来他俩“脱却‘狂飙突起’运动的热潮，另自开始独创的艺术境。至于德国文坛的浪漫主义运动，至威廉希来格兄弟出世，始正式标榜。哥德等可视为浪漫派的先声，古典派的完成者”。刘大杰高度评价歌德和席勒的合作以及彼此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哥德的艺术与思想，受席勒很大的影响，但同时席勒也受了哥德的感化。他因此脱却抽象思想的世界，以温情接触自然。理想主义者席勒，差不多变为写实主义者了。客观的诗人与主观诗人的提携，崇拜希腊文学反抗自然，都趋于一致。希腊文学之研究，特殊有趣味的，是希腊的运命观与性格的类型化。在希腊悲剧里面，由盲目命运的支配而不可抵抗的思想，深深的打动他俩人的心灵。”[14] 总体上讲，1949年以前歌德、席勒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以译介为主，研究较少，学者们的评论文章虽不乏自己的见解，但缺乏系统性，对原始资料不够熟悉，主观感想多于科研成果，现在看来，很难说是严谨的学术研究。这些学者的主要功绩在于，是他们的努力才把歌德和席勒的精粹介绍给国人，而这些优秀作品当时在精神层面对国人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和激励作用。 1949年后的传播与接受 1949年以后，歌德和席勒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翻译、介绍和研究的任务主要由日耳曼学者承担。以前没有翻译过的歌德、席勒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文艺论文、书信及美学文章都被译成中文，翻译质量有了保障。1955年和1959年是席勒逝世150周年和诞辰200周年，中国都举行了纪念活动。1959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还把席勒的话剧《阴谋与爱情》搬上了中国的舞台，受到热烈欢迎。但由于之后中国特殊的社会情况，对歌德和席勒有建树的研究并不多。1959年出版的《德国文学简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中国惟一一本对德国文学进行介绍和评论的文学史，对德国文学包括对歌德、席勒及古典文学在中国的研究和介绍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德国文学简史》第一次对古典文学作出全面评价： 德国古典文学的时代，是从1786年歌德意大利旅行起始，到1805年席勒逝世为止。在这时期内德国文学达到了其所不曾有过的高峰。德国的古典文学是狂飙突进运动自然的发展和转变，而不能说彼此是对立的。虽然它们提出的口号有显著的不同，从形式上看甚至是互相冲突的，但是内容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 此书还概括了德国古典文学的特征： 一、德国古典文学的最崇高的理想是“人道主义”。二、古典文学认为，人的最高道德是对于人类的贡献。它把个人献身于集体作为人的最后的目标。三、德国古典文学由于艺术上的高度的成就，达到内容与形式、自由与法则、理性与情欲的和谐统一。[15] 可惜当时的研究过于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阶级性、思想上是否先进、政治上是否正确等等，再加上受到苏联和东德文学评论的教条主义影响，文学批评政治化倾向明显，难免忽视文学的艺术性及对具体文本的研究。例如《简史》虽然肯定古典文学时期作家的理想，认为它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积极的、向前看的，“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进步思想”，它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成就，但还是认为这种理想是形而上学的，和当时德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有很大距离，是不能实现的，由此反映出德国资产阶级的弱点。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知识分子获得很大程度的思想解放，为进一步的研究和介绍外国文学(当然也包括德国古典文学)提供了可能；对歌德和席勒以及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及翻译的力度不断扩大。比较1950、1960年代对歌德、席勒和德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980年以后的研究显然摆脱了许多的条条框框，研究视角大大拓宽，也澄清了1949年以前对歌德、席勒的误读以及1950、1960年代对歌德和席勒不适当的批评和评价，增加人们对歌德和席勒的全面理解。 最新出版的《德国文学史》[16]在讨论“古典文学”这个概念时，不再以“进步”和“反动”来区分古典文学和浪漫文学而且主要强调和评介它的艺术成就；歌德、席勒在古典文学时期所提倡和追求的人道主义曾经在1950、1960年代遭到粗暴的批评，而现在则终于作为他们留给我们的优秀思想遗产获得充分的肯定。 张玉书在《歌德与席勒》一文中指出，歌德和席勒都是密切注意巴黎革命形势的发展，但在当时德国封建社会的环境里，知识分子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他们只能“在精神领域里去施展他们的抱负”。歌德和席勒厌恶的是法国大革命中的“丑恶的暴力行为，肮脏的权力之争，野蛮的互相残杀”，所以感到迷惘和失望，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始而欢迎，继而拒绝。他们知道德国革命的条件还未成熟，推翻专制暴政只是纸上谈兵。失望之余，埋头史籍。另外，他们“追求充溢在古典文学里的人道主义精神”，重视对人的审美教育，希望以此“来实现更完美更高尚的人类”。[17]说到歌德和席勒反对革命和战争，其实是因为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这种对暴力行动的反感，究其实质应该就是一种极为深刻的民主特点，不应受到指责，而应得到充分的理解，给予公正的判断。[18] 前文提到席勒的《华伦斯坦》在上世纪30年代就被译成中文。郭沫若当时在译本跋文中把华伦斯坦说成“汉奸”，把此剧说成“汉奸文学”。张玉书在《浅谈席勒的历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华伦斯坦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的性格，指出把华伦斯坦说成是“汉奸”是对席勒笔下人物的错误理解，以情理而论，席勒作为一个“抗击异族统治，抗击专制暴君的斗士”不会“违背了自己的信念，以自己的煌煌巨著《华伦斯坦》三部曲为一个叛徒立传”。华伦斯坦虽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但他不是“叛国者”，应该把他放在30年战争的大环境里分析。他具有新时代意识，敢于反抗皇帝的杰出统帅，他“指责皇帝背信弃义，不顾百姓疾苦，将士死活，不肯停战议和，只想征战不休，以壮大自己实力”，并与皇帝背道而驰。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反对皇帝的人根本不能冠以“叛国者”，因为宗教改革彻底动摇德国皇帝的皇权，而“宗教的鸿沟使得30年战争不复是单纯的民族对抗的战争，而是17世纪在德国境内进行的一场欧战。”“华伦斯坦之所以背上骂名，是因为他空有新时代的意识，却未能成为德国新时代的先驱。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德国的悲剧”[19]。 中国学者在澄清对歌德、席勒的误读、误解以及肃清古典文学评价时“左”倾思潮影响的同时，也致力于全面完整地把歌德和席勒的形象介绍给中国读者。 冯至在1982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歌德逝世150周年的纪念会上做了题为《更多的光》的报告，对歌德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于歌德临终前是否说过“更多的光”这句话，学者一直有争议。冯至认为，这句话是否属实或者究竟含义如何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更多的光”已不再是“一句平常的词组，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名言了。它像是既能概括歌德一生的业绩，也表达了歌德对人类将来的希望”。在冯至看来，歌德具有“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眼光”，他的作品中，尤其是他的诗歌里，“光和火焰的同义词、照耀和观看的同义词、明亮和洁净的同义词最为丰富”，他作品的“主导思想大都是排除阴暗，追求光明，希望人类有‘更多的光’”[20]。 对于歌德的评价，他的崇拜者把他奉为“神”，但也有人认为他的为人与他的作品不符，作为艺术家他是伟大的，但为人是渺小的。冯至认为可以借用罗曼·罗兰在《歌德与贝多芬》中对歌德的两句评价来理解所谓歌德作品与为人相矛盾的问题：1·“歌德只在艺术里是‘最高的艺术家’，至于他的生活，如果人们仔细观察，会引起人们的怜悯多于忌妒”；2·“天才有的弱点并不少于普通人，也许更多一些”[21]。 上世纪1980年代第一篇较全面介绍分析席勒及其作品的文章是张玉书写于1983年的题为《与逆境搏斗终生的人———弗里特里希·席勒》的论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全面介绍了席勒的一生、他和歌德的友谊及席勒的主要作品，称“他的全部创作就是一曲‘自由颂’”；把他的一生定调为始终与逆境进行搏斗，为正义而战。这是一位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席勒奋斗精神的崇拜和敬仰。一方面作者是想把席勒奋斗的一生介绍给中国读者，另一方面作者想要借此鼓励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精神上的摧残和物质上的贫乏之后，以席勒为榜样，克服困难，精神抖擞地开始人生新的篇章。“席勒的精神将永远鼓励人们不顾黑暗，不畏艰险，不怕强暴，去为正义而战，为光明而战。”[22]借席勒精神推动中国知识分子奋发向上，不气馁，不悲伤，不抱怨，虽然有一点鼓动说教的意味，但在当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1982年中国国内对歌德逝世150周年的各种纪念以及1983年在北京召开的歌德学术讨论会为新时期歌德研究及其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揭开了新的篇章。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朱光潜的《歌德谈话录》的节译本，2002年洪天富完成了此书的全译本，由译林出版社出版。1999年的歌德年在中国出版了两套《歌德文集》，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10卷集，一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杨武能主编的14卷集。而《浮士德》的新译本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就出现5部[23]。 创刊于2000年的《文学之路》是中国日耳曼学研究的第一份德语学术年刊，此刊问世以来发表了不少有关歌德、席勒以及古典文学的学术论文，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德国文学的渠道。2005年9月《文学之路》和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为纪念席勒逝世两百周年联合主办国际研讨会，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开幕式上举行了张玉书主编的六卷中文《席勒文集》的首发式。许多中国日耳曼学者在会议上宣读了论文，论文从选题、论述等方面展现了中国学者对席勒的研究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且在域外产生影响。 随着更多歌德和席勒的作品被译成中文，更多的学者有机会更好地对歌德和席勒的作品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和研究，研究越来越呈多元化。 以下归纳一下歌德研究近期的主要成果： 谷裕在“歌德《亲和力》中的魔力与断念”的文章中通过对小说人物的具体分析，探讨“魔力”和“断念”问题，指出这是歌德在晚年创作的《亲和力》第一次明确的，而“它们在以后晚年歌德的作品中不断作为主要问题重复出现。歌德一方面试图用‘魔力’的作用表明人自然情感的无法抗拒，一方面又试图通过‘断念’表明人有能力通过意志的选择达到道德上的提升。”文章得出的结论是：“歌德在小说《亲和力》中放弃了古典时期的努力，即试图把各种矛盾和对立统一起来，纳入一个可以把握的思想、世界观和价值体系。歌德通过这部小说的审美塑造能做到的，并非按照某种固定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是以实验的方式演示人性中各种力量的对比。”[24] 冯亚琳从文化记忆出发，重新解读歌德反映在其长篇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和自传《诗与真》中的教育思想，她认为尤其要“解读他的教育思想中一直以来不大为人们所重视的一面，即人面对世界时应持的自我限定态度和对文化传统维护和保留态度”[25]。 也有学者研究歌德的《诗与真》对中国现代自传文学产生的影响。[26]当然对《浮士德》的研究始终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27]，另外还有学者专门写文章讨论歌德的人道主义[28]，也有学者探究歌德晚年时期创作的诗歌中体现的现实意义[29]，还有文章从叙事的角度分析《少年维特的烦恼》[30]。 在席勒研究中，席勒作品中的“自由”主题一直是中国学者们重点讨论的题目；也有学者提出在席勒的审美思想中表现出对近代文明发展的批评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从儒家传统这一‘异者的视野’看席勒《审美书简》中提到的‘从审美到自由’的理想”，“可以发现若干有趣的平行现象”，这应该是席勒在中国的“现实性”的一种表现。[31]也有学者指出，席勒重要的美学理论著作《论素朴的诗与伤感的诗》至今在中国文学评论界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与研究，原因可能是“作品本身概念的多义性以及研究材料的缺乏”；另外，“在现有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偏差”，故撰文“对席勒创作此部作品的意图、其在作品中对两种文学创作形式的论述与比较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总结”，强调席勒这部作品的历史哲学意义，试图澄清在中国接受中存在的概念上的混淆。[32]还有学者从文本出发，对席勒的剧本和剧中人物进行仔细分析；例如在《席勒文集》的各卷前言中，编者对每部剧本均做了详细的文本分析，对剧中人物的性格给与全面解析，这样的分析文章起到诠释和导读的作用，有助于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席勒的作品。 此外，当今中国学者还加强了对歌德、席勒美学思想的研究。蒋孔阳把歌德、席勒放在德国古典美学的范畴里进行研究，认为他们“既是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又是杰出的美学理论家，在德国古典美学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33]。 歌德的《格言与感想》和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也引起中国文艺理论界的重视，歌德对“特殊与一般”、“古典与浪漫”、“自然与艺术”、“变化与守恒”、“收缩与扩张”、“节制与追求”、“善和恶”这些辩证关系的看法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题目和关注的热点。例如《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卷)中专门收录一篇题为“《歌德谈话录》与歌德的文艺观”的文章，即以《歌德谈话录》为研究重点。 张玉能在题为《席勒对美学的原创性贡献》的论文中提出席勒是“一个有着许多原创性贡献的美学家”，称他是“西方悲剧冲突论的奠基人”、“西方崇高与悲剧关系论的初创者”、“西方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潮论的创立者”、“西方审美人类学的开拓者”、“西方完整美的范畴体系的提出者”[34]并逐一进行了论述，这些称呼的具体定义虽然还有商榷的余地，但从原创性的角度探讨席勒的美学此论文堪称独树一帜。 2009年对德国古典文学来讲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将迎来古典文学的先驱莱辛(1729—1781)以及古典文学的主要代表歌德(1749—1832)和席勒(1759—1805)的诞辰纪念日，在德国和世界各地都将有系列的纪念活动。在中国也有相应的纪念活动。2009年4月《文学之路》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题为“古典文学与中国”的研讨会。另外，《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在2009年出版的第三卷把重点放在对启蒙与古典主义时期作品与作家的译介与评论上，以此纪念莱辛、歌德和席勒这三位对德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做出重大贡献的德国作家，进一步推动德语文学特别是德国古典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 结束语 目前在中国，对歌德、席勒以及德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兴未艾，有继续发展和扩大的趋势；抗暴的主题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在全球化势头正强的时刻，坚持爱国主义，保持民族意识和民族独立性，维护民族文化艺术文学，拒绝盲目追崇外来风潮，对国民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而理想主义在当今物质丰富而精神匮乏的时代更应大力提倡。文学艺术能够直接涉及人们的精神领域，像歌德、席勒这样的优秀作家代表着先进的时代精神，引领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他们的作品在今天仍然能够提供给读者无限的精神力量，它们超越时代、超越国界，不会过时，具有永恒的价值。 参考文献： [1]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2]本文中涉及的古典文学主要指的是魏玛古典文学，即由歌德、席勒从1794年到1805年合作期间进行的文学实践，所以对于古典文学的传播和接受，其实主要就是对歌德和席勒的传播和接受。歌德和席勒不能简单地划归某个时代，尤其是歌德，享年83岁，经历了几个文学时期。他的青年时代正值狂飙突进时期，他的《葛慈》、《少年维特的烦恼》都是典型的狂飙突进时期的作品，而席勒的早期作品如《强盗》、《阴谋与爱情》也是狂飙突进时期的优秀作品。1805年席勒逝世之后，歌德的创作继续，写出许多重要作品，其中包括堪称诗人创作顶峰的《浮士德》第二卷(1831年完成)，学界也并未明确界定其另有归宿。 [3]卫茂平：《德国文学汉译史考辨》，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6—70页。 [4]卫茂平：《德国文学汉译史考辨》，第93页。 [5]郭沫若：“创造十年续篇”，收录在《学生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5—186页。 [6]特雷·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73页。 [7]参见《威廉·退尔》译者弁言，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此处引自张玉书《席勒文集》总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8]卫茂平：《德国文学汉译史考辨》，第140页。 [9]《泰东月刊》第1卷第5期，1928年1月1日。此处引自卫茂平《德国文学汉译史考辨》，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页。 [10]《威廉·退尔》译者弁言，引自张玉书《席勒文集》总序，第19页。 [11]袁志英：《何人是〈放下你的鞭子〉的原创者？》，《文汇报·笔会》2008年12月6日。 [12]卫茂平：《德国文学汉译史考辨》，第143页。 [13]卫茂平：《德国文学汉译史考辨》，第141—142页。 [14]刘大杰：《德国文学概论》，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版，第45、79、109页。 [15]冯至、田德望、张玉书、孙凤城、李淑、杜文堂：《德国文学简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2—146页。 [16]范大灿主编：《德国文学史》，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17]张玉书：《海涅席勒茨威格》“歌德和席勒”，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页。 [18]卡塔琳娜·芒森：《歌德和我们的时代》(在魏玛国际歌德学会纪念歌德诞辰250周年大会的主题报告)，张玉书、张意译，叶廷芳、王建主编：《歌德和席勒的现实意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 [19]张玉书：“浅谈席勒的历史剧《华伦斯坦》三部曲”，《国外文学》2008年第3期。 [20]此报告后收录在冯至的《论歌德》论文集下卷，第181—189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21]冯至：“歌德像册里的一个补白”，第197页，此文作为附录收录在《论歌德》论文集下卷里。 [22]此文收录在张玉书：《海涅席勒茨威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87年版，第107页。 [23]译者分别是：钱春绮、董问樵、樊修章、绿原、杨武能；译本出版时间分别是：1982年、1983年、1993年、1994年、1996年。 [24]谷裕：《歌德〈亲和力〉中的魔力与断念》，叶廷芳、王建主编：《歌德和席勒的现实意义》，第148—167页。 [25]Feng Yaling (冯亚琳)， Beschrankung und Bewahrung als Gegengewichte. Einige Aspekte in Goethes Bildungsgedanken undihre Aktualitat， in： Literaturstraβe (文学之路)， Band 8 (第八卷)， hrsg von Zhang Yushu， Horst Thomé， Wei Maoping，Zhu Jianhua und Georg Braungart， K nigshausen&Neumann， 2007， 79—89. [26]Hu Wei (胡蔚)， Die Entstehung der modernen chinesischen Autographie und die Autographie Goethes Aus meinem Leben.Dichtung und Wahrheit， in： Literaturstraβe (文学之路)， Band 8 (第八卷)， hrsg von Zhang Yushu， Horst Thomé， WeiMaoping， Zhu Jianhua und Georg Braungart， K nigshausen&Neumann， 2007， 71—77 [27]高全喜：《论‘浮士德’精神”》，马剑：《〈浮士德〉精神的两重性》，韩瑞祥、仝保民：“《浮士德》第一部的浪漫主义色彩”，叶廷芳、王建主编：《歌德和席勒的现实意义》，第168—270页。 [28]范大灿：《歌德对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道路的探索》，叶廷芳、王建主编：《歌德和席勒的现实意义》，第48—56页。 [29]张佩芬：《歌德晚年诗歌的现实意义》，叶廷芳、王建主编：《歌德和席勒的现实意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128页。 [30]谭君强：《〈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叙事者与叙事结构》，叶廷芳、王建主编：《歌德和席勒的现实意义》，第134—147页。 [31]Wei Yuqing (魏育青)，Arkadien“hinter und Elysium”vor uns？ Schillers Weg zur Freiheitüber die Sch nheit mithistorischem Rück-und Vorausblick-Eine Betrachtung mit zwei Jahrhunderten Abstand sowie aus chinesisch-konfuzianischerSicht， in： Literaturstraβe (文学之路)， Band 7 (第7卷)， hrsg von Zhang Yushu， Horst Thomé， Wei Maoping und ZhuJianhua， K nigshausen&Neumann， 2006， 59—69. [32]Jiang Aihong(姜爱红)， Das Naive und das Sentimentalische bei Schiller， in： Literaturstraβe (文学之路)， Band 7 (第7卷)， hrsg von Zhang Yushu， Horst Thomé， Wei Maoping und Zhu Jianhua， K nigshausen&Neumann， 2006， 83—95. [33]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版；此处引自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页。 [34]张玉能：《席勒对美学的原创性贡献》，叶廷芳、王建主编：《歌德和席勒的现实意义》，第104—120页。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6卷第4期2009年7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