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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集《西游记序》，就现存文献而言，最早见诸清初汪象旭评本《西游证道书》。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说：“自象旭此书始冠以虞集序”。《西游证道书》，孙楷第先生于三十年代尚称：“极不多见”，现存少数珍本都被束之高阁，凡人是难睹其芳颜的。而国内解放前后所出版的诸种小说史料选本，亦均未收录此序。今则先将虞序全貌披露，再作考辩。
西游记序 余浮湛史馆，鹿鹿丹铅。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余于流连浃月。道人将归，乃出一帙示余曰：“此国初邱长春所纂《西游记》也，乞公一序以传。”余而读之，见书中所载，乃唐玄奘取经事迹。夫取经不始于唐也，自汉迄梁咸有之，而唐之玄奘为尤著。其所跋涉险远，经历艰难，太宗《圣教》一序，言之已悉，无俟后人赘陈。 而余窃窥真君之旨，所言在玄奘，而意实不在玄奘；所纪在取经，而志实不在取经：特此以喻大道耳。猿马金木，乃吾身自具之阴阳；魑魅妖邪，亦人世应有之魔障。虽其书离奇浩瀚数十万言，而大要可以一言蔽之曰：收放心而已。盖吾人作魔成佛，皆由此心。此心放，则为妄心，妄心一起，则能作魔，如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是也。此心收，则为真心，真心一见，则能灭魔，如心猿之降妖缚怪而证佛果是也。然则同一心也，放心则其害如彼，收之则其功如此，其神妙非有加于前，而魔与神则异也。故学者但患放心之难收，不患正果之难就。真君之谆谆觉世，其大旨宁能外此哉？ 按真君在太祖时，曾遣侍臣刘仲禄万里访迎，以野服承圣问，促膝论道，一时大被宠眷，有《玄风庆会录》，载之详矣。历朝以来，屡加封号。其所著诗词甚富，无一非见道之言，然亦有如是书之鸿肆而灵幻者，宜紫琼道人之宝为枕秘也。乃俗儒不察，或等之“齐谐”稗乘之流。井蛙夏虫，何足深论？夫《大易》皆取象之文，《南华》多寓言之蕴，所由来尚矣。昔之善读书者，聆周兴嗣“性静心动”之句，而获长生；诵陆士衡“山晖泽媚”之词，而悟大道，又何况是书之深切著明者哉？ 天历已巳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撰 [1] 一、虞集《西游记序》真伪考 关于“虞序”，实则自清代之吴玉搢（《山阳志遗》）、阮葵生（《茶余客话》），到近世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傅惜华（《内阁文库访书记》）都众口一词地肯定这篇序言的存在，而无人谓之为伪。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界对虞序的真伪才有争议。准确的说，关于这个问题，大陆学界在拙作之前尚无人涉及，倒是日本与港台时有人讨论。日本学者太田辰夫认为虞序为真，并据此推断元代有一本伪托邱长春所作且富道教色彩的《西游记》（《西游证道书考》，《神户外大论丛》第21卷5号）。新加坡学者柳存仁认为虞序虽有种种“疑窦”，却“含有一部分真实的材料”（《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5━9期）。而台湾学者郑明利在其《西游记探原》（台北文开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出版）中，则力证其伪。其论点转见容镕《台湾学者郑明利对〈西游记〉的探讨》（《中外文学研究参考》1985/1）。容文介绍： 郑明利举出六条理由证明最早出现于《西游证道书》的所谓元虞集的序（该序声称《西游记》作者是丘处机），乃出于汪象旭的伪造：（1）此序不见于今虞集的任何文集中。（2）序中虞集自署“天历己巳翰林学士临川邵庵虞集”，然而虞集并未任职翰林学士，作序年应官翰林直学士，此外自称临川人，仅见于此序。（3）从序中可以看出虞集对丘处机所知不多，这与虞集对丘处机知之甚深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4）序中说“一日有衡岳紫琼道人持老友危敬夫手札来谒”，然今存虞集未见危敬夫与紫琼道人，二人显系臆造。（5）虞序仅见于《西游证道书》，对其出处未作交代，且象汪象旭曾伪造《吕祖全传》，因此再伪造虞序，自亦可能。（6）虞序不见收于汪本以外的《西游记》及其他载籍。因此郑明利肯定虞序既属伪作，丘作之说自可销声匿迹。 郑氏所举六条理由，乍看似颇充分。若作认真考察，则发现其殊难成立。恕我分解如次。其一、此序虽“不见于今虞集的任何文集中”，却不见得不是虞集所作。因为“今虞集的任何文集”，并不等于“虞集的任何文集”，更不等于虞集实写的全部文章。虞集著述甚丰，欧阳玄《雍虞公文序》有云：“一时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称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人，得所赠言，如获拱璧。”而其文集即使是集大成的《道园学古录》（四部丛刊、四部备要本），也远非全璧。其门人李本对此有“识”云：“在朝稿二十卷，应制录六卷，归田稿十八卷，方外稿六卷。盖先生在朝时为文多不存稿，固已十遗六七，归田之稿间亦放轶，今特就其所有者而录之，所谓泰山一豪芒也。” 于今虽不能在仅存的“一豪芒”中寻得《西游记序》，孰谓此序不在那隐没的“泰山”之中呢？ 其二、关于虞序文末之署名问题。虞集祖籍四川，先祖允文在南宋以丞相被封于雍，宋亡虞家侨居江西临川，虞集晚年亦“病归临川”，死后被赠封为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因而虞集“自称临川人”，毫不奇怪；其：“平生为文万篇，稿存者十二三”（《元史》），难说“自称临川人仅见与此序”。虞氏“早岁与弟槃同辟书舍为二室，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元史》），故有临川邵庵云云。唯天历己巳（1329），虞氏为“翰林直学士”，而非“翰林学士”料是转辗反复或手民误植所造的失误。大凡作伪之难在文章之风格，而不在文末之署名。文章之风格是作者个性之流露，作者有其个性，做伪者亦有其个性，两者殊难融洽。而署名是死板的，有据可查的，不能设想伪造虞序者连《元史》都不会翻阅。因而以署名之小误来证作品之伪，总是乏力的。 其三、丘处机（1148—1227）与虞集（1272—1348）间距几半个世纪，到天历己巳（1329）作《西游记序》时，已逾百年。丘处机本是个富有神秘色彩的人物，虞集对他自然谈不上“知之甚深”。即使虞集对丘处机“知之甚深”，也未必就对《长春真人西游记》“知之甚深”。书与人有联系却毕竟不能等同，更何况《长春真人西游记》又是部富有神秘色彩的书，其载之《道臧》，秘藏于宫、观，局外人不能轻易见到。清代史学大家钱大昕有《跋长春真人西游记》云： 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钞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丘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 清代尚且如此，元代更可想而知。虞序指斥“俗儒不察，（将《长春真人西游记》）或等之‘齐谐’稗乘之流”，殊不知正是自己将“‘齐谐’稗乘之流”的古本《西游记》（平话）误认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并张冠李戴地为之作序了（关于《西游记》平话容后讨论）。 其四、对衡阳紫琼道人，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在《西游证道书考》中早具有考索，指出他就是元代道士张模。据《上阳子金丹大要·列仙志》（《道臧 》738）记载，张模属全真道士体系中人；宋有道（即黄房公）传李珏（太虚真人），李传张模（紫琼真人），张传赵友钦（缘督真人）。《列仙志》又记赵友钦“己巳之秋寓衡阳，以金丹妙道悉付上阳子”。据柳存仁先生考证，这“己巳之秋”，正是虞序所署之年份。从赵友钦寓衡阳知，紫琼道人此时尚健在，虞集此年也有五十八岁，两人相见不是不可能的。至于危敬夫是否是虞集之友人危素（太朴，1303—1372）之别号或误植，尚无定考。无定考只当继续探考，却不可因此断为“显系臆造”。 其五，关于《吕祖全传》，孙楷第先生《中国通俗小说数目》卷三有著录，云：“讬吕祖传。卷首题云‘奉道弟子汪象旭重订’。象旭字澹漪，原名淇，字右子，里居未详。此传口气为吕仙自述，然实是小说。”这里至少有两种情况：一是有某氏托吕祖之名撰写在先，汪象旭为之“重订”在后；一是象旭托名撰写之，又不忍失己名，于是再署“重订”字样以志。不管是那种情况，汪氏并没彻底掩饰自己的身份。从“此传口气为吕仙自述，然实是小说”云云，则知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吕仙自述）为之；以第一人称为之，在作者是“自神其教”——增强作品的真实性，在小说史上却是个创举。如果《吕祖全传》果为汪氏所作，那他之托名吕祖，则是其创举的必然产物。今天我们陈述此事，只能与孙先生心平气和地说：“托吕祖撰”，而不可感情用事地以“伪”冠之其首。因今人视托名故事主人公而写作，为文人惯用“伎俩”，不足为奇。如鲁迅托名“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病中日记而作《狂人日记》，茅盾托名“得之与某公共防空洞”谁氏日记而作《腐蚀》，孰谓二公为伪托呢？《吕氏全传》既不算“伪造”，就不可指控汪氏有作伪之癖，更不能以《吕祖全传》之例去推断《西游记序》属汪氏之“伪造”。自元至清，与《西游记》干系较深且有迹可寻者，大有人在，汪氏既要伪造一序，则大有选择余地，何必一定要伪托虞集呢？ 其六，虞序之全文虽首见诸汪本《西游记》，然他的片段或精神，却如幽灵般早就跟踪着吴承恩的《西游记》。金陵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有陈元之序，云： 旧有序，余读一过，亦不著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其序以为：孙，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八戒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藏也；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 世德堂本是吴承恩《西游记》现存的最早版本，陈序作于万历二十年（1592），是吴氏谢世后十年之物，它之前的“抄本”面目不清，无法证明其有“旧序”。以其言辞稍异而精神酷似推断，这“旧序”当是那流浪的“虞序”。这以“旧序”面目出现的“虞序”，在世德堂本后不久，又被窜入谢肇淛的笔记著作《五杂俎》之中，谢云： 《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 “旧序”、谢说虽追踪着吴本《西游记》，而实与之精神不合（详见另文），这就反证“虞序”是同一部与之精神相符的《西游记》共存。 从容文介绍看，郑氏之证“虞序”之伪的目的在破百回本《西游记》“丘作之说”，用心可谓良苦。应当说，刊于《西游证道书》卷首之“虞序”，对张扬 “丘作之说”影响极大，然“丘作之说”并不首创于 西游证道书 。历来学者只说《西游证道书》是“清初刊本”，未指确年；窃以为，其与《吕祖全传》都为汪刊本，若以《吕祖全传》之刊年——“康熙元年”限之，大概不大离谱。在这之前伍守阳就在《天仙正理·炼已直论五》中说：“丘真人西游雪山而作《西游记》以明心，曰心猿；按其最有神通。禅宗言‘猕猴跳六牕’，状其轮转不住，其劣性难驯，惟炼可制”，显然，这伍某已将写“心猿”——孙悟空的《西游记》的著作权，廉价送给了那位丘真人。此则文字作于崇祯十二年（1639），较《西游证道书》大概要早二十余年。 凡此种种，足见郑说不仅不能证明“虞序”为伪造，而且无补于破除“丘作之说”。好在“丘作之说”早在鲁迅、胡适的考证锋芒前“销声匿迹”，无待今日劳作。 二、虞集所序者当为《西游记》平话 其实“虞序”所序者，既非《长春真人西游记》，也非吴承恩的《西游记》。《长春真人西游记》是记丘处机西行历程的“报告书”，与唐僧取经故事无涉，而“虞序”则明显提及唐僧取经故事。虞集是元代中叶学者，他自然不可能先知先觉地为明代中叶的吴承恩（1504-1582）的《西游记》作序，况且虞序中宗教唯心主义的说教，与吴承恩旨在“纪人间变异”（《禹鼎志序》）的创作倾向亦无共同处。那么，“虞序”所序者到底是部什么样的书呢？ 众所周知，在宋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吴承恩《西游记》之间，除《西游记杂剧》之类戏曲外，至少还有一部作为吴承恩《西游记》祖本的小说，即朝鲜《朴通事谚解》所收片段与《永乐大典》第13139卷所收《魏征梦斩泾河龙》一节的古本《西游记》。 应当指出，《永乐大典》与《朴通事谚解》所收古本《西游记》片段，在语言形态上差异相当大。《永乐大典》的修撰开始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1403），定稿于永乐五年（1407），其“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方法，“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书，著为奥典”。 [2]所谓“汇聚群书”，即对所收典籍基本上是整段、整篇，乃至整部地抄入。因而有理由说，《永乐大典》所收“梦斩泾河龙”，基本保存了古本《西游记》文字的本来面貌。从现存片段看，古本《西游记》文白夹杂，远胜《三国志平话》，而近似《三国志通俗演义》。前段写泾河龙故意“错了时辰，少下些雨”以刁难神相表守成，结果弄巧成拙遭到天谴的情节，这里从略；仅录魏征梦斩泾河龙一节： 玉帝差魏征斩龙。天色已晚，唐皇宫中睡思半酣，神游出殿，步月闲行。只见西南上有一片黑云落地，降下一个老龙，当前跪拜。唐王惊怖曰：“为何？”龙曰：“只因夜来错降甘雨，违了天条，臣该死也。我王是真龙，臣是假龙，真龙必可救假龙。”唐王曰：“吾怎救你？”龙曰：“臣罪正该丞相魏征来日午时断罪。”唐王曰：“事若干魏征，须教你无事。”龙拜谢去了。天子觉来，却是一梦。次日，设朝，宣尉迟敬德总管上殿曰：“夜来朕得一梦，梦见泾河龙来告寡人道：‘因错行了雨，违了天条，该丞相魏征断罪。’朕许救之。朕欲今日于后宫宣丞相与朕下棋一日，须直到晚乃出，此龙必可免灾。”敬德曰：“所言是矣。”乃宣魏征至。帝曰：“召卿无事，朕欲与卿下棋一日。”唐王故迟延下着，将近午，忽然魏相闭目笼睛，寂然不动。至未时，却醒。帝曰：“卿为何？”魏征曰：“臣暗风疾发，陛下恕臣不敬之罪。”又对帝下棋。未至三着，听得长安市上百姓喧闹异常。帝问：“何为？”近臣所奏：“千步廊南，十字街头，云端吊下一只龙来，因此百姓喧闹。”帝问魏征曰：“怎生来？”魏征曰：“陛下不问，臣不敢言。泾河龙违天获罪，奉玉帝圣旨令臣斩之。臣若不从，臣罪与龙无异矣。臣适来合眼一霎，斩了此龙。”正唤作魏征斩了泾河龙。唐皇曰：“本欲救之，岂期有此！”遂罢棋。” [3] 而《朴通事谚解》作为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 [4]，其间所叙《西游记》故事，是以对话加注释的方式出现的，对话叙述情节，注释说明背景。对话与注释所引皆非古本《西游记》原文，相对而言，对话中的语言可能更接近古本《西游记》原文风格。其中叙述得较完整的唯“车迟国斗圣”的故事。先叙道人伯眼大仙，被车迟国王拜为国师，并煽惑国王毁佛崇道。唐僧到达时，伯眼大仙们正在做罗天大醮，被孙行者夺吃了祭星茶果还打了两铁棒。于是伯眼要唐僧与他当着国王的面斗圣，一决输赢，拜强者为师。于是有下面“斗圣”场面： 伯眼道：“起头坐静，第二柜中猜物，第三滚油洗澡，第四割头再接。“说罢，打一声钟响，各上禅床坐定，分毫不动，但动的便算输。大仙徒弟名鹿皮，拔下一根头发，变作狗蚤，唐僧耳门后咬，要动禅。孙行者是个胡孙，见那狗蚤，便拿下来嗑了。他却拔下一根毛衣，变做假行者，靠师傅立着，他走到金水河里，和将一块青泥来，大仙鼻凹里放了，变做青母蝎，脊背上咬一口，大仙叫一声，跳下床来。王道：“唐僧得胜了。”又叫两个宫娥，抬过一个红漆柜子来,前面放下,两个猜里面有甚么。皇后暗使一个宫娥，说与先生柜中有一颗桃。孙行者变做个焦苗虫儿，飞入柜中，把桃肉都吃了，只留下桃核，出来说与师傅。王说：“今番着唐僧先猜。”三藏说：“是一个桃核。”皇后大笑：“猜不着了！”大仙说：“是一颗桃。”着将军开柜看，却是桃核，先生又输了。鹿皮对大仙说：“咱如今烧起油锅，人去洗澡。”鹿皮先脱下衣服，入锅里。王喝采的其间，孙行者念一声“唵”字，山神土地鬼神都来了。行者教千里眼、顺风耳等两个鬼，油锅两边看着，先生待要出来，拿着肩膀日侯在里面。鹿皮热当不的，脚踏锅边待要出来，被鬼们当住出不来，就油锅里死了。王见多时不出时：“莫不死了么？”教将军看。将军使金钩子，搭出个乱骨头的先生。孙行者说：“我如今入去洗澡。”脱下衣裳，打一个跟头，跳入油中，才待洗澡，却早不见了。王说：“将军你搭去，行者敢死了也！”将军用钩子搭去。行者变做五寸来大的胡孙，左边搭右边躲，右边搭左边去，百般搭不着。将军奏道：“行者油煎的肉都没了。”唐僧见了啼哭。行者听了跳出来，叫：“大王有肥枣么？与我洗头。”众人喝采：“佛家赢了也！”孙行者把他的头，先割下来。血沥沥的腔子立地，头落在地上，行者用手把头提起，接在脖项上依旧了。伯眼大仙也割下头来，待要接，行者念金头揭地、银头揭地、波罗僧揭地之后变做大黑狗，把先生的头拖将去，先生变做老虎赶，行者直拖的王面前日侯了，不见了狗，也不见了虎，只落下一个虎头。国王道：“元来是一个虎精，不是师傅。怎生拿出他本像？”说罢，越敬佛门，赐唐僧金钱三百贯，金钵盂一个，赐行者金钱三百贯打发了。这孙行者正是了的。那伯眼大仙那里想胡孙手里死了。古人道：“杀人一万，自损三千。” [5] 不难看出，这段文字，近似《三国志平话》，而远逊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亦远逊于上文所引《永乐大典》本《西游记》。但其叙述故事详略程度，又与“梦斩泾河龙”相当。不过，即使如此，将其二者置于一处，同作为古本《西游记》来考察，实嫌勉强，其间可能有许多环节被省略。然而，在尚无文献去填充从《朴通事谚解》本《西游记》到《永乐大典》本《西游记》的中间环节时，也只能勉强将它们扭结在一起，视之为古本《西游记》的基本形态。 这本古本《西游记》长期隐匿在历史的帷幕之中。即使是上述两个不怎合辙的片断，也是晚近才被重新发现的。《永乐大典》中的“梦斩泾河龙”的被重新发现，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发表于1933年的《西游记的演化》说： 原来，在北平图书馆所收藏的许多传抄本永乐大典中，有一本第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卷的，是送字韵的一部分，在许多“梦”的条文中，有一条是 魏征梦斩泾河龙。 引书标题作“西游记”，文字全是白话，其为小说无疑。谁能猜想到，残存的永乐大典一册之中，竟会有西游记小说的残文存在呢？在吴承恩之前，果有一部古本的西游记小说！鲁迅先生的论点是很强固的被证实了。这一条，虽不过一千二百余字，却是如何的重要，如何的足令中国小说研究者雀跃不已！ [6] 至于《朴通事谚解》中的古本《西游记》的残文，直到1961年赵景深发表《谈西游记平话残文》，才第一次被较全面介绍。赵文说： 明代吴承恩所著的《西游记》究竟是创作还是改编，这个问题是过去还不曾解决得比较圆满的。我们在《永乐大典》第13139卷里看到《魏征梦斩泾河龙》的一条，与《西游记》内容骨干几乎完全相同，虽然可以由此证明《西游记》是有祖本的，可惜只有这一条，未免是一个孤证。……最近我看到《朴通事谚解》里引用了《魏征梦斩泾河龙》以外的八条古本西游记残文，让我们可以更加确定“吴承恩《西游记》不完全是创作，而是有祖本的”这个观点。 这部《朴通事谚解》是一部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约刊于元代。我国在解放后曾影印过这部《朴通事谚解》，最近北京大学还为此书作了索引。但此书中所引的《西游记平话》在我国却还不曾有人正式介绍过，我就写这篇短文，对于《朴通事谚解》中所引的《西游记》八条略加探索，以代介绍。 [7] 郑、赵先行介绍之功不可没，但他们的介绍也有两点明显失误。其一，《永乐大典》所收古本《西游记》片断标题为“梦斩泾河龙”，而非“魏征梦斩泾河龙”，因其收在“梦”字类，标题只能是“梦”字开头。而不是“魏”字开头。尽管其内容确为魏征梦斩泾河龙。其二、古本“西游记”收于《永乐大典》的“引书标题作《西游记》”；收于《朴通事谚解》其引书标题亦作《西游记》，对话中也称之为《唐三藏西游记》。两则原始文献中都没有赵文所谓《西游记平话》的名称。尽管古本《西游记》的性质确属于平话，却不宜径呼《西游记平话》，充其量只能称之为《西游记》平话。郑、赵这两点失误，却长期被后来的研究者沿袭着，而无人出来纠谬。 至于这部《西游记》平话的成书年代，郑振铎认为：“古本西游记的文字古拙粗率，大类元刊全相平话五种和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其喜用‘之、乎、者、也’的文言的习气，也正相同。当是元代中叶（或迟至元末）的作品。” [8]赵景深则认为约刊于元代 [9]，此后的学者虽未论证，却多以为其为元末明初的作品。 [10]而我则认为这部古本《西游记》（或曰《唐三藏西游记》，或曰《西游记》平话）很可能是元初的作品（较通行观点提前近百年），而“虞序”所序者也可能就是这部书。至于证据，且听我分解如次。 其一、古本《西游记》是出自瓦舍艺人之手的“平话”。《朴通事谚解》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我两个部前买文书去来。” “买什么文书去？” “买《赵太祖飞龙记》、《唐三藏西游记》去（《西游记》：三藏法师往西域取经六百卷而来，记其往年始末为书，名曰《西游记》。详见上）。” “买时买《四书》、《六经》也好。既读孔圣之书，必达周公之理。要怎么那一等平话？” “《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 由此可见，这《西游记》是“热闹”的“平话”。从《朴通事谚解》引文还可知，古本《西游记》文字相当粗糙，而且别字较多，如将“猢狲”写成“胡孙”，“悟空”写成“吾空”，“肥皂”写成“肥枣”等，以此判断它当属《全相三国志平话》一类民间通俗读物。胡士莹先生在其“研究话本的百科书”《话本小说概论》中，有考证云：“平话的名称，不见于宋代文献，以现有资料来看，‘平话’大概是元人称讲史的一种习语，但由于平话一词在元代广泛运用，逐渐也用到其他内容的话本上。”古本《西游记》既是“平话”，则当为元代瓦舍艺人的作品。 其二、玄奘（600━664）西域取经，本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富传奇色彩且迅速被“神话化”的壮举，唐僧取经故事，得此宗教风气之先，自唐开始一直非常发达。唐沙门慧立等所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长达十卷，“为中国传记中第一部大书”（胡适《西游记考证》）。宋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长达十七节，据李时人等考其实为唐、五代寺院“俗讲底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徐州师院学报》1982/3），即以张锦池“北宋中后期”说（《漫说西游》第2节），它也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本大书。《西游记杂剧》六本二十三齣，也是元杂剧中篇幅最大的作品（元杂剧之固定体制为一本四折，突破此例的仅《西厢记》〔五本二十折〕等极少数剧本，其中无有超过《西游记》杂剧者）。以此发展趋势看，古本《西游记》如果是“元末明初”的作品，其理当能于出现于元末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媲美，至少不应比《西游记杂剧》艺术水平低。然我们从《朴通事谚解》中所见的古本《西游记》片段，较《西游记杂剧》幼稚得多，更不用说《三国志通俗演义》了。因而我们有理由说，古本《西游记》当出现在《西游记杂剧》之前。关于《西游记杂剧》，我同意朱彤先生的意见，它是元代前期吴昌皊的作品（《论孙悟空》，《安徽师大学报》1978/1）。据孙楷第先生《元曲家考略》，吴昌皊生活在延祐（1314━1320）前后。由此推断，古本西游记是延祐以前的产物，而正与至治（1321━1323）建安虞氏所刊的《全相三国志平话》相近。从《朴通事谚解》所存片段看，古本《西游记》有近十几二十个故事。且看他所叙述唐僧经理的灾难一节：“往常唐三藏师傅，西天取经去时节，十万八千里途程，正是瘦禽也飞不到，壮马也实劳蹄。这般远田地里，经多少风寒暑湿，受多少日炙风吹，过多少恶山险水难路，见多少怪物妖精侵他，撞多少猛虎毒虫定害，逢多少恶物刁蹶。（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沟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详见《西游记》）正是好人魔障多。行六年受多少千辛万苦，到西天取将经来，度脱众生各得成佛。”须顺便说明的是，以往有的学者将元抄本《销释真空宝卷》径作为《西游记》平话文本组成部分来研究，其实有违史实。元抄本《销释真空宝卷》系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与宋元刻西夏文藏经同在宁夏发现。《销释真空宝卷》行文格式，与元初重刻金崇庆元年（1212年）本《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类似。在卷内有“大成至圣文宣王，亘古亘今论文章”语。据《元史·祭祀志》载，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秋七月封孔子“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人孙星衍辑《寰宇访碑录》中收《加封孔子制诰碑》载孔子此封号始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七月。一般情况此封号不会一经公布，便流入民间，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见之于释门通俗性文学中，故推测此宝卷不可能产生于大德十一年以前，当在元代中晚期 [11]，而非胡适所云“是晚明的本子” [12]此宝卷中有一则讲唐僧西天取经故事，兹录于斯： 唐僧西天去取经，一去十万八千程。 昔日如来真口眼，致今拈起又重新。 正观殿上说唐僧，发愿西天去取经。 唐圣主，烧宝香，三参九转。祝香停，排鸾驾，送离金门。 将领定，孙行者，齐天大圣，猪八戒，沙和尚，四圣随根。 正遇着，火焰山，黑松林过，见妖精，和鬼怪，魍魉成群。 罗刹女，铁扇子，降下甘露。流沙河，红孩儿，地勇夫人； 牛魔王，蜘蛛精，设入洞去，南海里，观世音，救出唐僧。 说师父，好佛法，神通广大，谁敢去，佛国里，去取真经？ 灭法国，显神通，僧道斗圣；勇师力，降邪魔，披剃为僧。 兜率天，弥勒佛，愿听法旨。极乐国，火龙驹，白马驼经。 从东土，到西天，十万余里。戏世洞，女儿国，匿了唐僧。 到西天，望圣人，殷勤礼拜，告我佛，发慈悲，开大沙门， 开宝藏，取真经，三乘教典。暂时间，一刹那，离了雷音， 取真经，回东土，得见玉帝。告我佛，求忏悔，放大光明。 到东土，献真经，唐王大喜，金佛会，开宝藏，字字分明。 [13] 至于《销释真空宝卷》与《西游记》平话的关系，我同意赵景深的观点。他说：“《朴通事谚解》中的《西游记》平话与《销释真空宝卷》“二者相同之处竟有八处之多”，“可以说，凡是《销释真空宝卷》中所提到的，差不多都可以在《西游记平话》里找到，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销释真空宝卷》是出于《西游记平话》的么？ [14]《销释真空宝卷》既出自于《西游记》平话，则可见平话故事的纷繁复杂与影响深远。 （吴本《西游记》的九九八十一难有四十多个故事），以一个故事为三千字之例衡之，其篇幅也不下于五六万言。这样，古本西游记与仅有四万余字的《全相三国志平话》相比，乃占优势，而是与其发展趋势相吻合。这样，古本《西游记》之出现，到虞集作序的天历已巳（1329），也有二十余年时间。 其三、从现存片段看，古本《西游记》已有“大闹天空”、“取经缘起”、“西天取经”这些基本骨架。其中“西天取经”的艰难历程上文已述。关于“大闹天宫”故事《朴通事谚解》有注云： 孙行者：行者，僧未经关给度牒者，谓之僧行，亦曰行者。《西游记》云：“西域有花果山，山下有水帘洞，洞前有铁板桥，桥下有万丈涧，涧边有万个小洞，洞里多猴，有老猴精，号齐天大圣，神通广大，入天宫蟠桃园偷蟠桃，又偷老君灵丹药，又去王母宫偷王母绣仙衣一套，来设庆仙衣会。老君、王母俱奏了玉帝，传宣李天王引领天兵十万及诸神将，至花果山与大圣相战，失利。巡天大力鬼上告天王，举灌州江口神曰小圣二郎，可使拿获。天王谴太子木叉与大力鬼往请二郎神，领神兵围花果山，众猴出战，皆败。大圣被执当死，观音上请于玉帝，免死，令巨灵神押大圣前往下方去，乃于花果山石缝内纳身，下截画如来押字封着；使山神土地镇守，饥食铁丸，渴饮铜汁，待我往东土寻取经之人，经过此山，观大圣肯随往西天，则此时可放。其后唐太宗敕玄奘法师往西天取经，路经此山，见此猴精压在石缝，去其佛押出之，以为徒弟，赐法名吾宗，改号为孙行者，与沙和尚及黑猪精朱八戒偕往，在路降妖去怪，救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法师到西天受经三藏东还。法师证果梅檀佛如来，孙行者证果大力王菩萨，朱八戒证果香华会上净坛使者。 关于“取经缘起”及“唐僧出世”的故事，《朴通事谚解》有记载： 《西游记》云：昔释迦牟尼佛，在西天灵山雷音寺，撰成经律论三藏金经，须送东土，解度群迷。问诸菩萨往东土寻取经人来。乃以西天去东土十万八千里之程，妖怪又多，诸众不敢轻诺。唯南海落迦山观世音菩萨，腾云驾雾，往东土去。遥见长安京兆府一道瑞气冲天，观世音化作老僧入城。此时唐太宗聚天下僧尼，设无遮大会，因众僧举一高僧为坛主说法，即玄奘法师也。老僧见法师曰：“西天释迦造经三藏，以待取经人。”法师曰：“既有程途，须有到时。西天虽远，我发大愿，当往取来。”老僧言讫，腾空而去。帝知观音化身，即敕法师往西天取经。法师奉敕，六年东还。 未来的吴本《西游记》中的“取经缘起”与之已相当相似，尽管有极详极略之大落差。至于“唐僧出世”，以世德堂本为代表的明刊本小说《西游记》都没有习见的第九回即陈光蕊的故事，今第九回是清初汪象旭《西游证道书》补刻了此回。吴承恩原作中到底有无唐僧出世故事？至今仍为未决之公案。但《朴通事谚解》中已有“唐僧出世”故事，却是事实，尽管它极其简略： 往常唐三藏师傅（三藏，俗姓陈，名伟，洛州缑氏县人也，号玄奘法师。贞观三年，奉敕往西域取经六百卷而来。仍[乃]呼为三藏法师。三藏：经一藏，律一藏，论一藏。……藏即包含摄持之义。非藏无以积钱财，非藏无以蕴文义，谓摄一切所应知义，无令分散，故名为藏也。）…… 众所周知，宋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除唐僧，又创造了猴行者，还出现了沙僧的前身深沙神，却尚无猪八戒形象。而至《西游记》平话，唐僧取经队伍已由玄奘、孙行者、朱八戒、沙和尚组成最佳搭档。这一固定组织结构，首创于《西游记》平话，并为以后所有写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作品所接受。今藏广东省博物院的元代初年的瓷枕，上面画着唐僧取经图。图中孙悟空手执金箍棒，矫捷威武，走在最前面；猪八戒长嘴大耳，肩扛九齿钉耙，迈步跟随；唐僧骑马扬鞭，沙和尚手举杖伞护卫。 [15] 这画面与前述《销释真空宝卷》一样，是受《西游记》平话影响的产物，而不能是相反的情况。这也说明《西游记》平话在元代初年颇有覆盖力。而且在《西游记》平话，孙行者（吾空）已成为取经队伍的主角，如《朴通事谚解》片断所言：“在路妖降去怪，救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这个孙行者，也象在他前后出现于《取经诗话》中的猴行者、《西游记杂剧》中的孙行者一样，经历了一个改邪归正的转化过程：孙行者因“闹乱天宫”（偷蟠桃、灵丹、仙衣），“玉帝传宣李天王引领天兵十万及诸将至花果山，与大圣相战，失利”，“二郎神领神兵围花果山，众猴出战皆败，大圣被执当死。观音上请玉帝，免死，令巨灵神押大圣前往下方去，乃于花果山石缝内纳身，下截画如来押字封着，使山神土地镇守，饥食铁丸，渴饮铜汁，待我往东寻取经之人，经过此山，观大圣肯随往西天，则此时可放。”这里孙大圣之所以“免死”，不是玉帝无可奈何，而是应观音求情；大圣自“出战皆败”后，再不见冒犯玉帝、神佛的行为；最后“证果大力王菩萨”。将孙行者的“改邪归正”过程，按之以“虞序”，也就是从放心到收心，从作魔到灭魔，从“心猿之称王称圣而闹天宫”到“心猿之降妖缚怪而证佛果”的过程，一言以蔽之曰：收放心而已。可见“虞序”所序者，当是这部古本《西游记》。 虞集虽未正统士子，于小说之道亦不隔膜。如对唐人传奇，宋元学者多无准确概念，虞之前的宋人或裴铏小说之专称（《后山诗话》），或以为爱情故事之代称（《醉翁谈录》）。虞稍后的陶宗仪将传奇与戏曲混为一谈：“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连”（《辍耕录》）。唯虞集能准确地将传奇作为小说之通称，他有《写韵轩记》云： 盖唐之人才，于经艺道学有见者少，徒知好为文辞，闲暇无所用心，辄想象幽怪遇合，才情恍惚之事，作为诗章答问之意，傅会以为说，盍簪之次，各出新卷，一般相娱玩，非必真有是事，谓之传奇。元稹、白居易犹或为之，而况他乎！ 虞集虽未必提倡写小说，却对小说（传奇）的特征、功能等都有精到的了解。说明他不仅熟悉小说，而且思索过这种文学形式。他不仅张冠李戴地为古本《西游记》作了序，而且将某些“西游文字”带进了自己地诗文中。如其诗《客有好仙者持唐人小游仙诗求余书之，恶其淫鄙，别为赋五首》，第三首结句即云：“六合情凝海天碧，木母金公坐优游”。这“木母”不就是朱八戒之代称，金公不就是孙行者的别号吗？ 这部冠以“虞序”的古本《西游记》，自元初至清末似一直在流行。上述古本《西游记》片段，见诸朝鲜汉语教材《朴通事谚解》。《朴通事谚解》是朝鲜肃宗三年（1677，清康熙十六年）边暹等根据《老·朴辑览》和崔世珍的《单字解》改编而成的。据韩国学者闵泳珪考证，其《朴通事》之元代原本为至元七年（1347）附近之物（《朴通事*著作年代》，《东国史学》九·十辑）。而崔世珍的生卒年为？---1542年。由此可知，古本《西游记》早在虞序之后十七、八年就传入了朝鲜，经明至清初经久不衰地被朝鲜人民视为学习汉语的范文之一。与之相应，古本《西游记》也可能一直在中国流行，以致吴承恩的《西游记》问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仍未退出历史舞台。以致先有陈元之在明万历二十年将“虞序”移来评论吴本《西游记》，不过他仅取其意，未用其辞，因而隐约其辞地说：“旧有序”，未露“旧序”作者名氏。然后谢肇淅则将“虞序”中的“收放心”云云，改为“求放心”，又取陈元之序中“心之神”的字样，摄为一体，干脆连“旧有序”之类的话都不提，就纳入他《五杂俎》中，作吴本《西游记》之评。至清则有汪象旭者从历史迷宫中觅得“虞序”原文，照搬而冠之于吴本《西游记》卷首。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张冠李戴，造成了诸多的历史误会。而澄清这些历史误会，则实有助于理顺《西游记》演变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注释： [1] 虞集《西游记序》，原载清世德堂刊本《西游真传》卷首；又见朱一玄等编《西游记资料汇编》第64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按，朱一玄等编《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州书画社1983年7月版未收虞序；朱一玄编《明清小说资料汇编》齐鲁书社1990年2月版始收虞序。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也收了虞序。 [2] 明成祖朱棣《永乐大典序》，转见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第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月版。 [3] 《梦斩泾河龙》，《永乐大典》卷1319送字韵梦字类，（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 [4] [5] 《朴通事谚解》，《奎章阁丛书》第八种，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昭和十八年（1943）影印本；又朝鲜亚细亚文化社编《老乞大·朴通事谚解》1973年版朝汉文对照本。（朝鲜）李聃《朴通事谚解序》：“盖汉语之行于国中者，有《老乞大》，有《朴通事》，所谓《辑览》，即汇二册要语而注释者。自得是本，窒者通、疑者解，不啻若醒之呼寐，烛之遇幽。”可见其于朝鲜传授汉语之功。 [6] [8] 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文学》一卷四号。又见刘荫伯编《西游记研究资料》第6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8月版。 [7] [9] [14]赵景深《谈〈西游记平话〉残文》，《文汇报》1961年7月8日第3版。 [10] 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册第9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2月版；苏兴《西游记及明清小说研究》第1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11] 参见刘荫柏《〈西游记〉与元明清宝卷》，《文献》1987年第4期。 [12] [13]胡适跋《销释真空宝卷》，《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5卷第3号（民国20年5—6月）。 [15] 郁博文《瓷枕与〈西游记〉》，《光明日报》1973年10月8日。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