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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 影响利顿·斯特拉奇“新传记”的两面 “新传记”作家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在英国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被誉为是英国传记继詹姆斯·鲍斯威尔之后的第二座高峰。20世纪20年代斯特拉奇的传记开创了与维多利亚时代传统传记截然不同的风格。“新传记”注重“揭露”、“艺术”与“心理分析”的特点对西方传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国女作家伍尔夫将斯特拉奇的传记称之为“新传记”。在她的论述中，“新传记”以追求完整的历史本真为目的，因此刻画传主的性格成为“新传记”的写作重心。为达此目的，“新传记”主张运用“揭露”手法，既展示传主的亮点，也揭示传主的暗处。在传记艺术的层面上，“新传记”博采科学与艺术之长，将实证主义思想融入传记写作，主张缩短传记篇幅，以人物反映时代；将心理分析引入传记写作，透过传主外在成就的表面，挖掘其内在的心理动机。围绕传记写作的目的与重心，“新传记”强调在写作艺术上调用各类艺术手段，例如戏剧冲突法、小说白描法、绘画的光影法等等。简言之，“新传记”是容思想性与趣味性于一体、集反叛性与实验性于一身的传记。 学界认为斯特拉奇在英国传记史上首次成功将心理分析运用于传记之中，其所受到的影响主要有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和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理描写。其中，研究弗洛伊德影响因素的大大多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因素，尤其是那些从宏观语境出发的研究文献。《传记深思录》一书断定，弗洛伊德的影响、弥漫于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幻灭感以及由此带来的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现代主义特有的怀疑主义，给予斯特拉奇为首的“新传记”打下了明显的印迹。美国历史学家葛拉提从传记艺术的角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小说化传记的生动性、新科学的客观性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坦率性重创了维多利亚时代“传记与历史”、“生平与时代”中的死气沉沉、谀美浮华与盲目愚忠之气，这些“为斯特拉奇和传记实验与成长的时代搭建起一个舞台”。葛拉运用后现代身份理论在斯特拉奇的传记文本中分析出作者的四重面孔：不可知论者、自由主义者、弗洛伊德主义、布鲁斯伯里人。这种观点认为，正是斯特拉奇的弗洛伊德的一面让他选中护士先驱南丁格尔做《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的传主之一。理由是，这位家喻户晓的南丁格尔，传说她“很圣洁，富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对人“无微不至”。而事实上，这些恰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家家户户都能看到的虚伪品质表象。评家们的研究如此，斯特拉奇的传记作品本身也给人一种错觉，诱惑我们做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自始至终影响了斯特拉奇的判断。斯特拉奇最后一部传记《伊莉莎白与埃塞克斯》的确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影响，而他的早期传记作品似乎也让人看到弗洛伊德的踪影。比如斯特拉奇很重视传主的童年经历，在斯特拉奇建构的历史画面中，童年时期的南丁格尔给撕碎的布娃娃缝补断腿；维多利亚女王临终前在意识深处流动一系列女王童年时期和青年时期的往事情景。 美国学者马丁·凯力奇引用翔实的史料详细论述了斯特拉奇传记中心理分析手法的来源：其《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和《维多利亚女王传》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伊莉莎白与埃塞克斯》受弗洛伊德的影响，随后的研究成果使这个观点得到进一步支持。 以写实为本的传记如何从以虚构为宗的小说那里学习心理分析？保罗·利维为新版斯特拉奇著《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所写的前言和彼德·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英国现代主义：1900-1930》会对我们有所启发。 事实上，人们早就注意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英国现代主义大氛围之间的关系。1917年，美国的《日冕》杂志上刊载文章《无处不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专门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英国大受欢迎的情况，形容英国人盼望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英译连载的迫切心情不亚于当年等待小说家狄更斯和萨克雷出新书。1910年，随着莫里斯·巴林《俄国文学的里程碑》的出版，英国开始了俄国文学热。19世纪下半叶陀氏小说虽有英译本，但质量低下，所以斯特拉奇在朋友推荐下先读了法文版，“《群魔》的后半部简直把我迷倒了”。1912年斯特拉奇开始写作《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初始传主不只四位，但一战改变了他的写作计划，使他看到名人的真实面孔与被神化的名人形象之间的差距，最终使《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成为试图以揭示传主真相、还原维多利亚时代历史真实为主的合传。从1912年开始写作，到1917年底出版，在《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写作期间，斯特拉奇大量接触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同年斯特拉奇发表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评论英译本《卡拉玛佐夫兄弟》，指出陀氏小说的心理分析具有非凡穿透力，以无意识欲望中的地下世界取代了英式小说中的安详、理智和常识。斯特拉奇看到，“尽管陀氏热衷描写怪诞与离奇，他本人却是个完全健康的人性化作家”。1914年斯特拉奇发表英译本《群魔》的书评《一位俄国幽默大师》，盛赞陀氏幽默，将其称之为“黑暗中摇曳的火炬之光”，认为正是幽默使得陀氏荒诞离奇甚至令人压抑的想象与现实生活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其小说没有落入巴尔扎克式的平庸情节剧中，而是变成发人深省的深度剖析人心的悲剧。 在彼德·凯看来，要了解陀氏在英国的影响，必须将其作品“置于英国现代主义的大背景之下”。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20世纪初，在英国现代主义对人的心理高度关注、对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外部世界发生强烈兴趣、急于解开人心最深不可测、最暗无天日的意识深处之迷的关头，陀思妥耶夫斯基适时地出现了。彼德·凯通过细读七位英国现代派作家追溯了陀氏对英国现代主义的影响。他总结现代主义的特点是：对过去的道义、理想和艺术传统持怀疑主义态度；蔑视中产阶级及其风俗习惯；一心求变；对感知、意识以及伍尔夫所称的“心理学中的黑暗区域”感兴趣；深刻的异化感——这常常使艺术家离群索居，与家庭、群体、或受众产生隔阂；重视技巧，以形式实验为乐；相信当代与以往的时代完全不同。在本质上看，斯特拉奇的“新传记”就是现代主义传记。所以，上述现代主义特点自然也在斯氏传记中有明显的标记。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真正从美学意义上点评、研究陀氏小说的人并不多，斯特拉奇却是极少数真正理解陀氏小说艺术的学者之一，斯特拉奇“从欧洲文学传统的高度旁征博引，准确地评价了陀氏小说”，换句话说，斯特拉奇洞悉陀氏小说的美学技巧，准确地把握了陀氏小说的艺术之脉，他把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学来的技巧在传记写作中发挥到极致。 保罗·利维的前言是一部斯特拉奇小传。他以时间为序，以斯特拉奇的作品为纲，涉及到了斯特拉奇各个主要时期的生活与作品。因为以“传”的面貌出现，利维依据的主要原材料来自迈克尔·霍尔洛伊德的《斯特拉奇评传》。对于事先读过大传的人，或是对斯特拉奇有所了解的人，利维前言中的许多信息过于老生常谈。他再次引用斯特拉奇“埋在土里的金子”的名言，证明斯特拉奇强调艺术地阐释事实的重要性；他也提到时任英国首相的阿斯奎斯在演讲中对《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大加赞扬；以及斯特拉奇对基督教既反对又同情的人生观。利维所说的“斯特拉奇给后代发放了一个传记实验的许可证”，来自迈克尔·霍尔洛伊德的论文《在新与旧的边界上》。此外关于伏尔泰是斯特拉奇的影响源之一、斯特拉奇的传记永远改变了西方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看法、西方传记从此改变了模样等观点也是常见的评价。 除去上述这些事实，利维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斯特拉奇。他认为：“当年斯特拉奇的剑锋所向是传主身上披挂的虚饰神话，而当今的一些评论家们却好像把当年破除的神话重新拾了回来。”利维认为，虽然史学家指责斯特拉奇的立传方法缺乏撰史的严谨性，所采用资料多为二手来源，但“……那都是专家们讨论的事，并不妨碍当今读者欣赏《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斯特拉奇的缺陷也影响不了《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的历史魅力和经典价值，有下列重要影响为证：斯特拉奇求真的传记观影响过经济学家凯恩斯、伍尔夫丈夫莱纳德·伍尔夫的政治论说《帝国与贸易在非洲》和E·M·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行》。向以评价中肯著称的英国评论家塞西尔·科诺尼甚至称《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是“一部伟大的无政府主义之作，了不起的革命教科书”。 利维仅用了一个段落论及斯特拉奇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同其他斯特拉奇研究者一样，利维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引据了斯特拉奇对陀氏小说英译本的两篇书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一位俄罗斯幽默大师》和霍尔洛伊德的《斯特拉奇评传》支持他的论述。利维认为斯特拉奇是讽刺天才，用其高超的幽默之笔嘲笑了《维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中怀揣《圣经》偷偷喝酒的戈登将军；讽刺一些次要历史人物，说他们离了信仰就活不下去，而他们一辈子其实从没有找到过真正的信仰；尖刻地挖苦了南丁格尔等等。从中可以看到，斯特拉奇从陀氏小说中发现了无理性世界中极其丰富的喜剧性，使他意识到嘲讽可以作为他传记写作中的有效历史态度和美学手段。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