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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拉格洛芙和奥康纳对我的影响远远大于评论家们所认为的那些，比如海明威、纳博科夫。”先锋小说作家马原如是说。上世纪80年代，美国作家弗兰纳里·奥康纳(1925—1964)的作品开始被翻译成中文，但数量极为有限。客观地说，对于中国文学界而言，这位被誉为“南方文学先知”的杰出小说家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在马原看来，奥康纳是“邪恶”的：“作为小说家个体，我个人的确被她震慑住了。这个女人太聪明了。她通常把我们不会写成小说的素材写成小说，如果你觉得没什么可写的了，不妨读读奥康纳，她会告诉你什么都能写成小说。她并不是一个特别广阔、博大和丰富的小说家，因为有了对邪恶的敏感，才毫不费力地称为杰出的小说家。” 的确，奥康纳展现了一个残忍、虚伪、自私而荒诞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通过隐喻完成的，而恰恰是在最日常的情景中表现出来。或许，对于奥康纳来说，这就是生活的本相，毕竟，她短暂的人生一直笼罩着疾病和死亡的阴影。奥康纳遗传了家族的红斑狼疮，16岁时，她的父亲死于红斑狼疮，奥康纳或许从中已经看到自己的未来。从24岁开始，奥康纳就开始不停地接受手术，从关节疼痛到行动能力丧失，一直到39岁因肾衰竭而去世，奥康纳在年轻的岁月里度过的是人生的暮年，她的沮丧和孤独可想而知。 进入奥康纳的小说世界，首先要面对的便是她对基督教的矛盾态度。生长在美国南方，基督教自然要在奥康纳的生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她所生活的时代毕竟不是美国内战前的南方，虔诚的、贵族式的、庄园式的生活已经消逝了，而且又经历了一战和二战，战争对信仰的破坏是她写长篇小说《智血》的动因。出版于1952年的《智血》是真正为奥康纳带来荣誉的处女作，也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主人公黑兹出生在一个单纯而又笃信基督教的乡村牧师家庭，他的人生理想是希望成为像爷爷那样的牧师。然而，在出国打仗的几年里，他丢失了信仰和灵魂。与其说是丢失，不如说他体内产生了自我抗拒和冲突，基督教信仰一直深镌在他的灵魂里，否则他也没有必要逃离家乡。在异乡，他虽以嫖妓来驱散信仰，但还是痛恨地揭穿和阻止了假传教士阿萨·霍克斯以及利用传教骗钱的胡佛·肖茨。黑兹对所遇到的人，对基督教，甚至对自己，都持一种“愠怒”的态度，在他冷冷的外表下读者能感觉到有一团火在燃烧，甚至会爆炸。他所对抗的一切是那么强大，又那样虚无，说到底，是整个“接近朽烂的世界”(《救人就是救自己》原名即是《世界近乎朽烂》)。这或许正是奥康纳的愠怒。奥康纳或黑兹与上帝的关系仿佛是错位的恋人，如此紧密又如此不和谐。他们信，所以才为信之不存而愠怒。黑兹无法忍受人们相信不存在的东西，同样无法忍受人们嘲弄真实的东西。黑兹最终选择了缄默，以苦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人生。他刺瞎双眼，在鞋里装上沙砾，身上捆上铁丝，在自虐式的苦行中获得精神平静。无论是宣讲还是缄默，都是他对世界的抵抗。 奥康纳说，“我的读者是那些认为上帝已经死了的人，我很清楚自己正是为这些人而写作的”；“对于这个世界，我只重视它与基督赎罪的关系”。但是耶稣并没有为奥康纳笔下的人物带来任何救赎和福音，她的小说里充满了对宗教悖论式的思考。《智血》中的每个人都活在一种错位的关系中。但所有人都认为黑兹是与上帝相通的人，是笃信基督教的传教士。而黑兹驱车撞死的假传教士，却是一个相信上帝而为了生存假装不信的人。奥康纳的小说充满了对人生悲剧性命运的嘲讽，她从来也没有宗教作家的那种悲悯和宽厚。她的小说里没有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道德”，只是“道德”问题不在她的思考之内。有一类作家是作为人类的观察者而存在，他们只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而不提供解决之道。在奥康纳的小说里，你看不到她对人物的任何同情和体恤，无论男女老少，都是她冷眼以察的对象。在奥康纳笔下，这些人没有谁是更可爱的，没有谁是值得同情的。奥康纳的杰出才能在于，她没有任何一句公开的谴责，她连谴责的感情都不愿意付出，她只是逼真地不加修饰地描写出人物的日常言行，让读者自己体会其中的烦躁、隔膜和了无生趣。今天，人类已经走过了童年期，奥康纳的小说也不再是一种抚慰，别指望在她这里得到温暖和力量。她叫人睁眼看事实，看每个人真实的自我。每个人在她的小说面前，都如同面对被偷拍的照片，面对那个或许是丑陋的、可厌的、陌生的自己，你不愿意承认，但它的确是你的一个侧面。奥康纳呈现的不是人性的全部，却是极其真实的一个侧面。或许这就是马原一再强调的她对“邪恶”的敏感。 奥康纳这样的刻薄，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这一切还与宗教这样一个重大的命题结合在一起，并在日常的没有任何波澜的叙述中得以完成。她的嘲讽完全是不动声色的，读奥康纳的小说，不要希求愉快的阅读经验，无论是故事还是叙述本身。她自信而傲慢、凌厉而冷漠。没有故事情节，没有精彩的对白，没有具体的人物描写，就是那样一幅不紧不慢的、没有激情的、没有新意的日常生活场景，在每个小说结束之前，你都感觉不到去向所在，只有到了结尾，你才发觉奥康纳躲在作品背后那冷冷的、嘲弄的却又非常严肃的目光，才明白先前的一切铺垫都指向了结局，我们原认为的“日常”竟也可以产生可怕的后果。读到《好人难寻》的结尾，你才明白这一家人，从旅行的动议开始，到中途的各种路线改变，都是在为自己通向死亡之路做准备；《河》中的小男孩听了一场布道并接受洗礼之后，自己偷跑到河里，溺水而亡，在此之前，你怎么也想不到保姆带他来听牧师布道的平常举动会导致这样的后果；《救人就是救自己》的结尾，流浪汉以带新娘见世面的借口骗到了岳母的汽车，把结婚半天的新娘扔在了中途；《好运降临》快结束时才解开鲁比怀孕的事实，读者这才知道小说为什么一再强调鲁比不想生孩子，而鲁比刚刚明了这个事实，却在楼梯上被调皮的小男孩给撞了……而最残忍的莫过于《善良的乡下人》。卖《圣经》的乡下男孩打动了残疾女孩儿乔伊。他鼓动乔伊爬上谷仓，以爱慕诱骗乔伊，随后抢走了她的假腿，并告诉乔伊他曾以同样的方式得到了另一个女人的假眼球。读到结尾，再回味小说的过程，令人感觉到一种战栗的惊悚。男孩随身带着装《圣经》的箱子，其实里面装着淫秽图片、纸牌和威士忌。最具嘲讽意味的是，当男孩侮辱了乔伊离开后，乔伊的母亲远远地看着他的背影说：“他脑子太简单了，但我猜要是我们都那么简单，世界会更加美好。”奥康纳的小说结尾大多是短促有力的，在整个小说中所占的篇幅极小，但恰似体积很小、威力很大的炸弹，只有踩上去的那一刻才知道，原来一切都在这里静静地、凶狠地等我们到来。 疾病带给了奥康纳行动上的限制，也带给了她向人性和内心深处掘进的可能性。“我觉得没有患过病的人失去了上帝的一次恩典”。得知自己已患红斑狼疮后，奥康纳订购了一对成年孔雀和四只小孔雀。“生病，写小说，养孔雀”，曾有人这样总结奥康纳的人生。同时代的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曾在小说中写到一个“养孔雀的女人”，有人推断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奥康纳，以奥康纳和卡佛密切的交往而言，应该不是妄言。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2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