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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在台湾文学中呈现出与在大陆、香港文学中不同的形象，这不但与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的差异有关，更重要的是与台湾近五十年的日本殖民历史有关。台湾在近代一百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处于与大陆分离的状态，而这百年中，日本的统治就占据了五十年。五十年，毕竟不是短暂的一瞬间，殖民统治在台湾近代历史中留下了厚厚的沉积。这种沉积与通常所说的历史文物不同，它是一种围绕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观念和思想感情。这种沉积造成了今天台湾社会中存在的日本情结，也使得台湾文学中的日本呈现出与大陆、香港不同的形象。光复初期的台湾，政治和文化认同的转变非常复杂。国民党在接手和管理日本资产过程中，与日本统治集团之间关系密切。加上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共同目标，国民党政权保持了亲日政策。台湾统治阶层对日本的情感基本以理性为前提，他们认识和欣赏日本人的认真、勤奋、事事求完美的精神，但同时也清楚这种精神背后存在着另一层闭锁、利己和排外的缺点。与此相反，台湾民间社会处处洋溢着纯粹的情绪。一般从大陆来的民众对日本有直觉的反感，战争期间日军屠杀中国人的形象轻易地联系上当今的日本人；而台湾本岛民众，日据时期从日本统治者那里接受了彻底反华、辱华的教育：中国落后野蛮，而台湾人有幸成为日本帝国的臣民，是进入了文明之林。这样的殖民教育虽然不能将台湾人真正同化为日本人，却使得台湾人在看待现实的祖国时掺入了日本的情感和观点。所以光复初期，一些台湾本省人盲目相信日本，似乎日本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是进步，自己什么都不行，打扮穿着模仿日本人，说日语时似乎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台湾民间的这两种情绪都很盲目，很极端。 等到“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原本对中国认同就比较片面的被害者的家属悲愤、仇恨之际，便坚持不再当中国人，滋生出台湾独立的根。一些台独分子在“二二八”事件后，逃往日本，在日本出版一些刊物宣扬台独，如在日本的“台湾青年独立联盟”的机关刊物《台湾青年》几乎每期都有侮辱中国、吹捧日本的文章，其惯用词语如“中国人不如日本人的脚毛”、“日本统治有民主法制”、“可惜日本只统治台湾五十年，如果再多三十年，台湾就跟琉球一样，台湾人就变成了日本人”。这些丧失民族尊严的话语体现了早期台独分子对日本的依附心理，带着软弱本质。 这时期台湾本土作家作品多以“反日”为题材，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战后国民党政府接手台湾，触目所及皆为日制品，触耳所闻都为日本语，因此产生了欲去除台胞“奴化”、“日本化”的政策。他们在文学上大力弘扬爱国主义，倡导战斗文艺，曾有“文艺到军中去”的口号。而台湾本土作家相比从大陆过去的作家，在20世纪50年代反共抗俄文艺风潮席卷台湾文坛的环境中，找不到熟悉的题材，但以“反日”为前提的殖民地经验，却意外成为立足文坛的避风港。所以在战后第一代作家作品中，每位主角或浓或淡地皆有心怀祖国、反抗日本的民族情操。这种特色，一方面与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对于自身被殖民的命运多有反省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被仇日的中国同胞指为“奴性”未除。因为在白色恐怖的政治氛围中，适度表达自己对祖国的赤忱是有保护作用的。 20世纪70年代，保钓运动、日本与台北断交等事件的发生，加上国民党近二十年的中国教育，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时期台湾对日情感的改变。国民党完全禁绝了日文节目和歌曲在电视和广播中播放，日本电影也不准进口。民众也用同样的情绪来看待事情。这一段时期，台湾作家创作出一批反映日据时期台湾人反日斗争的作品，如《八角塔下》、《合欢》、《浊流三部曲》、《台湾人三部曲》、《望春风》、《寒夜三部曲》、《在地上爬的人》、《返乡札记》、《吾土》、《高潭村人物志》、《三脚马》等，这些反殖民文学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同时，知识精英们开始对台湾存在的某些媚日现象进行批判。黄春明的《莎哟娜啦，再见》描述一位中学历史老师转行到贸易公司做事，为了招待日本客人，他陪伴着对方去温泉找女人。恰巧这些日本商社的客人都曾在侵华军队中服过役，如今又以钞票在台湾寻欢作乐，剥削中国女性，令这位中学老师内心十分痛苦。行间他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作弄了一个崇拜日本的台湾大学生和这些日本人。商哲明的《台湾同胞与日本人》中批评了一些台湾人对日本的盲目崇拜。作者在第一页写道：“让我们一同来，回顾过去，正视现在，认清日本人，检讨自己！”[1]这些作品是当时知识精英的主流反省意识，并带着浓厚的中国人国族思想。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台湾政治的解严、观点的多元化，相当多的本省人过去被抑制的日本经验浮出水面，有时甚至会出现与过去教育完全不同的面貌，再加上现实政治斗争以及两岸潜在的对立局势，都让问题变得更复杂、更具有分化性质。20世纪90年代，受过日本殖民教育的李登辉接任总统后，问题变得更为尖锐。他上台后，全方位推行台湾本位的政策，引发本省与外省政治人士的权利斗争。本省的主流集团一方面视国民党为外来政权，不异于另一个殖民统治者；另一方面则肯定台湾在日本殖民时代的文明进步，而将自身投射其中，觉得所具有的日本背景就是一种优越。于是，又一波日本情结抬头。 这种变化反映在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中，其中典型的如台湾文坛元老钟肇政，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写了大量具有大中华意识的长篇小说，如《台湾人三部曲》、《浊流三部曲》等，这些作品表现了台湾人民盼望回归祖国，反抗日本殖民的英勇历史。在这些作品中，日本是被作为压迫台湾人的殖民者、对立面来描写的。20世纪90年代，随着台湾政治的解严，他创作了反映台湾“二二八”事件的《怒涛》。在这部作品中，日本殖民者的形象被国民党“殖民者”形象所代替，而日本是作为一个比国民党政权先进的对照物出现的。第九章“燃烧的火焰”、第十章“死城的故事”、第十一章“鲜血洒在大地上”，叙述了台湾人武装反抗国民党政府镇压的经过，以及事件中大屠杀的片段，令人仿佛又回到他以前作品中台湾人力拒日本军队入侵的段落。 从这时期两岸文学中对日本军人的描绘，也可以看出两地对日本的不同情结和记忆。台湾作家笔下的日本军人，有凶暴的一面，但却不是“野兽”似的可怕形象，如叶石涛描写日本军人，虽然有坏人，但是几乎篇篇皆有善良、值得同情的日本人。他小说里的主人公与日本军人打交道，少有悲惨境遇，而多以喜剧收场，如《唐菖蒲与小麦粉》中的二等兵辜安顺骗取军需物质，居然只受到日本人的禁闭，而未受到军法审判；《叛变》中台湾人的“叛变”并未受到日本军法处理，只是以禁闭收场；《败战记》中见习士官翁东壁在众多日本军官中，大胆驳斥玉碎说的荒谬，表现了一些日本人并不愿意玉碎，而怀有强烈返国的心愿。[2] 有的作家甚至用一种怜惜的笔调描写日本兵，如陈千武的《战地新兵》中描写了一个对台湾人很友好的十七岁日本兵村井：“村井喜欢林逸平，常把身躯依靠着林逸平比他健壮的躯体，感到心安舒适。输送船受到敌机空袭遭殃的那天夜半，村井一等兵做了恐怖的梦，紧紧抱住林逸平，像被拥抱在情人的怀里那样，接受林逸平甜蜜的安抚……”[3]作家对这名日本兵喜爱，甚至怜惜的口吻，在中国大陆作家笔下是绝对不可能看到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间或会有一些具有人性的日本兵出现在大陆作家作品中，但往往是表现他们人性的一种复归。日本兵在中国大陆烧、杀、抢、奸，做尽了坏事，要深受日本兵之苦的大陆作家用一种怜惜笔调写日本兵，不但作家自己不能接受，恐怕大陆读者也会产生反感情绪。[2] 进入21世纪的台湾，由于台独分子的掌权，与祖国大陆的关系蒙上越来越重的阴影。台独分子为了获得日本的支持，不断对其暗送秋波，一再高歌自己的“日本情结”。今天的日本也存在着浓厚的“台湾情结”，妄图重温殖民旧梦，对台湾的觊觎几十年来从未放弃过。可以说，在日本的“台湾情结”和台湾的“日本情结”的合力下，日本正一步步掺入台湾问题。这使得台湾问题在近年来的中日关系中逐渐浮上台面，并且被日益政治化，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一个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问题。所幸的是，2008年国民党对台湾重新掌权，马英九就职演讲中那句“两岸人民同属于中华民族”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世界之大、中华民族智慧之高，台湾与大陆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荣之道”。(1) 二 香港人对日本的情感与大陆人相似，文学中表现出的日本形象也大同小异。香港人对日本，没有像台湾人那样复杂的“日本情结”，他们对战时日本的记忆是简单而仇恨的。对香港人来说，记忆里战争中的日本是残忍、血腥和暴力的，这是香港人潜意识中对待日本人的一片灰暗地带。与这种对日情感相对应，香港出版了很多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纪实文学作品，如李树芬的回忆录《香港外科医生》(李树芬的医学基金会，1965年)，蔡省三、曹云霞合著的《日本侵略备忘录》(开益译出版公司，1995年)，黄廷燕的《日本侵华事件及暴行：图片实录》(繁荣出版社，1995年)，徐付群的《日本关东军兽行内幕》(利文出版社，1995年)，金辉的《恸问苍冥：日本侵华暴行备忘录》，(天地图书公司，1995年)，谢永光的《战时日军在香港暴行》(香港明报出版社，1993年)，余也的《日军“进城”第一天》(香港《大公报》副刊，1991年)，文强的《香港沦陷前后的遭遇》(《香港掌故》第九集，广角镜出版社，1985年)，谢永光的《香港保卫战》(1991年)和《香港抗日风云录》(香港天地图书，1995年)，岳骞的《香港战役始末》(《掌故》月刊第四期《香港沦陷三十周年专号》，1971年)，王定基的《香港战役的回忆》(香港《名流》月刊，1987年)，《日军在新界的奸杀暴行》(香港《文汇报》，1982年)，不平山人的《香港沦陷回忆录》(香江出版社，1972年)，吕伦的《溜过去的纪念日》(香港《大公报》，1982年)和《向水屋笔语》(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太史婆的《“皇军”在港的兽行》(香港《中报》副刊专栏，1982年)[2]等。在这些纪实性很强的作品中充满着愤恨与悲情的标题，如“准备打仗！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可忍，孰不可忍！”“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大日本军国的幽灵”。作品封面多为淌血的武士刀或者坐在地上擦拭着血刀，脸上露着得意的笑容的日本军官。这些并非只是出版者煽情的做法，事实上，如果民间没有这种体会和情绪，也无从煽起。 纪实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便是它的“真实性”。香港作家们用纪实文学的形式，记载下日军三年殖民时期在香港所犯下的罪恶。这些罪恶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日军对港人犯下的血腥暴行。这些作品记载了日军在香港随意逮捕人，将之扔进海里或者枪杀掉，任意闯进民宅收索港币，一有不从就用枪托打人，不少人当场被打死，甚至连妇女儿童都不放过：“一群妇女和孩子，也许是由于惊吓过度，在礼顿山道附近被日军赶了出来，东奔西跑，想找地方藏匿。这批没有人性的日军，竟纷纷举起枪来，把这群妇孺当做练习射击的活靶子，这个一枪，那个一枪，还纷纷大笑，相互夸耀，争相以杀人为乐事。”[4]日军在香港奸淫妇女无数，“沦陷初期，家家户户紧闭门户，一连多天无行人，妇女害怕被日军强奸，剃发改扮男装，或穿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加上补丁，脸上用墨或泥涂污，希望逃过大难”。[5]“养和医院收容了不少在强奸中受伤的病者。受害人的年龄由十余岁至六十岁以上，因抗拒被强奸引致受伤的妇女，有的牙齿被击落，有的鼻梁被击扁，有的甚至身上多处中刀。”[6] 二是日军对香港经济上疯狂的盘剥。日本占领香港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掠夺。日本殖民当局对经济繁荣的香港垂涎已久，希望在短时间内吞下这块肥肉。唐海在《香港沦陷区》中写道：“日本在中国打了5年仗，从来没有占到物质这样丰富的城市，这一次香港战争，他们可算发了一大笔横财。”[7]日军在香港，只要能够搜刮得到的，什么都要。几乎所有的工厂、店铺、公司、钱庄的门上都钉上了木牌，上书“大日本军陆军管理”、“海军管理”、“金融班管理”等字样。[8]日本在香港进行军用手票的强制发行和流通。所谓军用手票是日军[2]此外还有：黄海芸的《日本占领香港后的悲惨世界》(《广东文史资料》第41辑，1984年)，叶德伟等编著的《香港沦陷史》(广角镜出版社，1982年)，陈达明的《香港抗日游击队》(环球出版公司，2000年)，杨克林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共荣圈的哀号———山西煤矿万人坑发掘报告》(香港商务印书馆)，汤伟康、郑会欣《上海抗日战争》(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汤美如，章开沅《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高添强、唐卓敏的《香港日占时期》(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高添强的《香港战地指南》(香港三联书店，1995年)等。 使用的一种军饷。“军用手票没有识别号码，没有信用机构，没有储备金保证，甚至连发行部门也没有，根本无法估计其发行总额，其实完全是一张废纸。作为金融掠夺的一种手段，日本强行以军票购买物质，强迫占领区商民使用，借以达到以战养战、就地取财的目的。”“到了日本投降后，军票便成了一张废纸，许多香港居民包括战前的富翁顿时倾家荡产。”“在日本侵占香港的44个月中，香港的经济一败涂地。金融崩溃，物价飞涨，民生困苦，曾经是远东最大的转口贸易港之一的香港被日本殖民当局的超经济掠夺敲诈得一贫如洗，一切繁荣都消失了，只剩下一片萧条、凄凉的景象。”[9] 正是对日本人不同的记忆，造成了港台两地相关文学审美风格的差异。香港描写中日战争的文学作品，“注重战争本体的审美价值，有很多对战争场面的直接描写，这也使得战争‘惨烈’、‘激昂’的风格得以显现”。[2]从人类文明的意义上说，战争中的许多表现都是残酷而不人道的，战争基本上是以血腥的杀伐来体现其价值意义的。但是“战争中激烈的争战与杀伐，高超的战略和战术，其本身又有着极强的美感因素。因此，当战争小说以比较纯粹的审美意识，把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表现出来，会使得读者产生一种莫名的‘激动’和‘期待’”。[2] 而台湾中日战争文学中，很少有对战争场面直接进行描绘的作品，它更多的是对战争中台湾人的悲剧命运的一种描写，呈现出一种“悲怆”的审美风格。在中日战争中，身着日本军服的台湾人，受日军的驱使，前往中国战区，无论是生产军需，或前线战斗，所面对的敌人，是同血缘的汉族同胞。丧心病狂的日本军阀，一手狠狠勒住中国的咽喉，另一只手还强逼汉族血裔的台湾人残害分割四十几年的同胞。他们不但在肉体上遭受死亡的威胁，在精神上还要受到痛苦的煎熬。这种难以平复的伤痕，直至战后多年，仍难以痊愈。这一心理状态，在台湾作家笔下有大量的表现。正是这种心理状态，使得台湾关于中日战争描写的文学呈现出一种“悲怆”的风格。[2]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一代香港人反日情绪随着时间有所淡化，但整个社会潜在的反日情绪仍然十分强烈。面对今天日本对战争历史的暧昧态度及其军事力量的不断扩大，香港知识分子对日本保持着警惕态度。他们撰写出一些警惕今日日本的著作，如李国强的《日本的威胁》(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98年)，丁果的《走上钓鱼台之路：揭开日本神秘的面纱》(华汉文化事业公司，1997年)，夏冰的《日本如何面对中国》(明报出版社，1997年)，天元主编《日本新阴谋》(明镜出版社，1997年)，樊勇明、谈春兰的《日本的大国梦》(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3年)，玄剑的《清算日本》(香港文化传播事务所，1997年)，胡平的《100个理由———给日本，也给中国》[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7年]，郭伟峰主编《中国与日本的敌对危险》(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5年)等，它们都是香港人反日情绪的一种理性体现。 三 曾经历经外民族殖民统治的香港，也同样遭受过日本的殖民统治，但香港人没有形成台湾人那样复杂的“日本情结”。相反香港比台湾的反日情绪强烈很多，“日本人”形象在香港人笔下也简单、残暴很多，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历史和地理环境不同。台湾隔着台湾海峡与祖国大陆相望，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大陆的交流往来，明显少于大陆内部省份。而各个朝代朝廷对其的管理也在某种程度上疏于大陆的其他省份。特别是在近代一百年的历史中，台湾先后沦为荷兰、日本等国的殖民地，大部分时间处于与大陆分离的状态，而日本对其的统治长达五十年。这种隔离的地理位置和长久的殖民历史使得一部分台湾本岛人对大陆产生疏离感，认为台湾不同于中国大陆其他省份，是个独立的地区，认为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其的统治，实际上也是一种外来民族的殖民统治。正是在这种观念作用下，产生了今天的“台独”思想；也正是在这种观念作用下，产生了日本殖民时期的统治优于国民党时期统治的对比，从而产生了对日本的某些复杂情结。作为比中国科技更发达、近代化更早的国家，日本在中国占领地进行的殖民建设有着比中国进步的一面，这不可否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近代史中殖民者面对抨击非难时，宣称殖民主义有过也有功所持的事实根据。但无论是在日军占领下持续发展经济的上海市民，还是受日本殖民统治已能说流利日语的东北青年，他们绝不可能混淆本身的民族和政治认同。历史和地理环境使得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身上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与其他地区的中国人一样，共同背负着被侵略宰割的命运。因而，当中国军队前来接手时，他们抱着被解放的喜悦。随着国共内战加剧，经济萧条，社会秩序大乱，即使对往昔平静生活有百般怀念，也不可能认同日本殖民政府的“德政”，更多的是对祖国坎坷命运的哀叹。这种情感与台湾复杂的日本情感是大不相同的。 相对而言，香港虽然也曾长期处于殖民地位置，但它与祖国大陆的联系比台湾紧密得多。鸦片战争以后，它虽沦为英国殖民地，但与内地在经济、贸易、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并没有减少。同时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其一直是中国异议分子藏身和活动之处。中日战争爆发后的四年内，大约有六十多万的中国难民进入香港。其中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各界名人。香港同胞和大陆同胞的紧密联系和频繁流动，使得香港没有产生像台湾那样与大陆有隔阂的感觉。香港同胞始终认同自己中华民族的身份。当时香港的民族意识特别强烈，1938年，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各种华商会、青年团、妇女会、同乡会等纷纷成立，支援抗战。香港影人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历史关头，亦表现出极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0]抗战期间，大陆、香港、台湾三地，拍出的爱国影片(包括纪录片)以香港数量最多，著名的有《小老虎》、《大地晨钟》等。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前提下，香港没有产生对其他民族殖民的认同感。 其二，日本对台港两地殖民手段不同。过去日本的殖民地虽然不少，但日本对台湾的心态，显然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在长达五十年的殖民时期，为了使台湾成为“南进”的工业基地，日本向台湾投入大量资金，兴建钢铁、化学、机械等重工业，使台湾的重工业，特别是军工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从1939年开始，台湾的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工业化”殖民地。在“硬件”方面，日本在台湾修建了铁路港口、工厂电站、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同时还为台湾培养了大量的技术人员。日本交还台湾时，台湾的工业化程度远远高于大陆，是亚洲除了日本以外，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在“软件”方面，日本在台湾普及了初等教育，建立了清廉高效的法制社会，并间接地使台湾人意识到民主法制社会的优越性。日本交还台湾时，台湾人民的教育水准远远高于大陆，也是亚洲除了日本以外，教育普及程度最高的地区。这些都造成了当时一些台湾人对日本的好感，这也是今天台湾人怀有亲日情结的主要原因。 日本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只有三年，但却是残暴而贪婪的。在日本的军事专制统治下，香港居民度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劫难。日军对香港经济疯狂的掠夺，造成香港经济的全面崩溃；对香港人的血腥统治，造成大量香港平民丧生。正如《战时日军在香港的暴行》一书中所说：“三年零八个月一场浩劫，日本兽兵欠下的血债，将永远烙记香港人心中。”[4]正是这段残酷的殖民历史，造成了今天香港人民的反日情绪。 注释： (1)马英九.人民奋起，台湾新生[J].2008年5月21日就职演说稿。 [参考文献] [1]商哲明.台湾同胞与日本人[M].台北：星光出版社，1987. [2]刘舸·海峡两岸当代中日战争书写比较[J]·当代文坛，2006，(2)：61-62· [3]陈千武.陈千武集[M].台北：前卫出版社，1991. [4]谢永光.战时日军在香港的暴行[M]·香港：明报出版社，1993. [5]平野茂.我们在香港的苛政与暴行[J].日本战犯回忆录.香港：四海出版社，1975. [6]李树芬.香港外科医生[M].李树芬医学基金会，1965. [7]唐海.香港沦陷区[M].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 [8]萨空了.香港沦陷日记[M].北京：三联书店，1985. [9]徐舸·日本对香港统治方式评析[J]·民国档案，1997，(7)：128· [10]刘舸，高宏存.反抗日本殖民的见证：台湾战后文学中的民族意识[J].湖南大学学报，2007，(5)：87-90·80 原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4卷第1期?2010年1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