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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与白银货币化这一研究方向，受到了当代中国史学、社会学关于明代社会性质的研究成果的很大的影响和启迪：明代正处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迁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诸方面，而以白银货币化为主线完成了这一启动。明代货币化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刻变化，如赋役方面，从实物税和力役向货币税转变；经济结构方面，从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关系方面，从人身依附关系向经济关系转变；价值观念方面，从重农抑商向工商皆本转变。这一切都在《金瓶梅》这部明代小说中得到了原生态的再现。中国社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无论史学界还是文学界对于明代社会这种“变”，都是从货币交换的角度涉入，触及到了切合历史的实际形态，导引我们在理论上探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明清小说戏曲中所反映的货币使用问题，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思路”。 一 研究明代小说和戏曲中有关白银的使用的研究方法，说到底是“小说与历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可以追索到“诗史互证”的传统，古人注释《诗经》时，每引《左传》隐公三年卫人颂赞庄姜之美，而赋《硕人》，即以诗为证；而说到杜甫《秋兴》“匡衡抗疏功名薄”，便指出事见《汉书·匡衡传》（卷八十一）。这种传统伴随着注释学的发展，延续到明末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可以说正式确立了。陈寅恪先生将“诗史互证”扩展到整个“文史互证”的领域，包括“以散文证史”和“以小说证史”，并由此影响到现代学术的发展方向。当代学者运用“小说与历史互证”这一研究方法，最为突出的是《三国演义》与史籍的比照，以致“虚实之争”至今都是热门话题。目前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研究明代小说和戏曲中有关白银使用的问题，大都以零星的素材谈论白银的交换和使用，而没有上升到货币化的高度，看到白银货币对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也就是如何看待“系统”与“局部”的关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以小说证史”，还是“以史证小说”，都要对那个“系统”整体的把握，即当时的历史形态，究竟是一个怎样性质的社会，社会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社会的变迁向何处去。只有把握好“系统”的社会基本形态，才能判定“局部”的历史价值。否则，不是概述“系统”不准确，便是使用“局部”素材不恰当。无论是“以小说证史”，还是“以史证小说”，首要的是对那个“系统”的把握，离开了这一点，零散的素材很难说明问题。因此，扫视明清文学在“不经意的叙事”中散见的货币使用细节和情节，应当选择小说戏曲所反映货币的使用最典型的个案，作为研究对象。 《金瓶梅》是展示明代白银货币化最典型的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蕴含经济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著作。《金瓶梅》所蕴含的经济内容，在“不经意的叙事”中透视着明代经济生活细节，涉及到了许多明代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即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向，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展示了白银货币化的动态进程。它不仅表现在白银的交换和周流，而且伴随着运河的开通，形成北方手工业、运输集散地的新兴城镇的税收货币化。随着明代后期一条鞭的法实行，朝廷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总之，来自民间社会的白银货币化的强大驱动力推动了明朝的经济“改革”。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审视《金瓶梅》与白银世界，是货币化动态过程的生动再现。它本身不仅具有“系统”的基本信息，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局部”素材。为我们把握好“系统”的基本形态，准确的判定“局部”的历史价值，开拓了一个新的视野。 二 明代的货币主要有三大类：铜钱、纸币和银子。明代初期，朝廷只准用铜钱和纸币，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由于大量发行“大明宝钞”纸币，只投放，不回笼，引起了通货膨胀，“大明宝钞”几乎成为废纸，弘治以后，渐被废止。明代自始至终一直严重地存在着铜钱私铸的问题，以致滥恶之钱充斥市面，百姓拒绝使用。明代的后期，自纸币不用后，正统元年(1436)不得不顺应客观形势，准许使用银钱，很快白银就周流起来。“弛用银之禁”，于是出现“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简单地说，前期是以钞为主，铜钱辅之。后期以白银为主，小钱用铜。纵观明代自洪武以迄弘治，历时一百二十多年的纸币、铜钱并行的货币制度，最终以白银的周流而取代。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明代的白银货币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朝廷推行纸币，终因纸币滥发无度，导致价格暴落，因而，纸币流通的崩溃势在必然。不过，当时民间还存在着金、银、钱币的流通。这便是在商品交换中自然形成一种兑换，呈现出一种三角形态，即银钱的兑换、钱币的兑换和金银的兑换。由于黄金的价值太大，不是真正的货币，难以大量流通。这种民间的由下而上的趋势，转而由上而下的全面推开。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役皆按亩征银。“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钱与银耳。”①标志白银货币化的最终形成，是中国走向近代化最鲜明的经济特征。 《金瓶梅》在描写明代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白银交换的细节，从日常的吃喝穿戴、丧葬嫁娶、打卦做寿等，到社会经济结构信息的披露，我们作了初步统计。以1～100回描写用银钱交换共456笔，其中用银430笔，用钱26笔，共计约18万两。其中用途最多的地方有： 经营业务： 1、做生意22笔，约12万两； 2、高利贷7笔；约3600两； 3、典当2笔，约60两。 家庭生活： 1、买卖房屋9笔，约5500两； 2、婚丧嫖事29笔，约5600两； 3、日用开支酒钱、药钱、过节、庆生日、请客、盘缠、雇人、上香、买丫头、赌钱、食品钱、磨镜、走差等96笔，约550两。 社会交往： 1、送礼贿赂41笔，约6800两； 2、做善事4笔，约600两； 3、赏赐酬劳137笔，约700两。 另类事情： 1、买卖女人13笔，约440两； 2、欠债拐财8笔，约3100两。 上面的统计数字显示： 第一，《金瓶梅》表现的货币交换，基本上是以银为主，白银的使用已经在当时的社会周流，而且银两交换总额高达18万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据彭信威先生考证，“正德以后，官俸九成用银，一成用钱，……这样计算，则正一品官每月可得白银五十四两八钱一分，另加铜钱四千二百六十三文许。共合白银六十两零九钱。……正九品则一月可得白银三两四钱六分五厘，另加铜钱二百六十九文半”②。也就是说正一品官全年的收入，大约是730多两白银。正九品官全年的收入，大约是44.8两白银。相形之下，可见《金瓶梅》描写白银使用额之巨大、使用面之普遍、使用人之众多，在当时的民间社会是很典型的现象。 翻开史籍，明代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中，惟见“钞法”和“钱法”，不见白银。这说明白银在明朝的中晚期之前不是法定的货币，也就没有制度可言。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进程，在历史上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这就是白银的周流始于明代的中后期，民间交易惟用白银的强势造成白银货币化的结果。万明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中指出： 在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白银成为主要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和世风大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以至于我们将晚明称为中国的白银时代也不为过。然而，关注晚明社会实态，就会注意到，一方面明朝大规模行用白银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但另一方面，当我们翻开明代史籍，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中，惟见“钞法”“钱法”，并不见白银，或者说“银法”。这说明了白银不是明朝的法定货币，也就是没有制度可言。由此可见，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又是历史上一个极为不同寻常的现象。③ 这种不寻常的现象造成典籍的记载与历史的现实是不一致的，因白银崛起于民间，典籍记述缺失，所以明代小说、笔记不经意的描写，便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原生态的素材。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七章明代的货币，引用《金瓶梅》、《今古奇观》、《西游记》、《醒世姻缘》、《齐东野语》、《清平山堂话本》等多种小说素材，加以论证，特别是引用《金瓶梅》。王毓铨主编的《中国经济史》明代经济卷在论述货币问题时，同样也采用明代小说中的素材。这说明《金瓶梅》等小说对认识明代货币的价值。 第二，仅上面四项的统计共368笔，用银146000两，约占银两交换总额的大部。虽然日用开支、赏赐酬劳这两项233笔，几乎占总交往的三分之二，但用银却只有1250两，仅占银两交换总额的0.69%。用钱26笔，也在这几项开支中。由此可见，经济活动用银两是主要的，从总体上反映出西门庆一生的主要行径和经济生活的内容。为我们把握《金瓶梅》叙事成分的社会内涵提供了准确的经济根据。 交易大者用银，小者用钱。人们在商品交换中对钱币的选择，改变了铜币经济时代用钱的习惯。从秦代开始将原始形态的布、刀、贝币统一于圜钱之下，并确立了外圆内方的基本形制，俗称铜钱。从汉朝的五铢钱到明清的制钱，都采用这种形制。铜钱钱币适用的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可以说基本上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当它让位以白银为主，从铜币经济过渡到白银经济，是商品经济繁荣的典型特征，是社会经济货币化的过程。我们应当看到这是一个本质的变化，明代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无论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哪一方面，而最根本的还是以白银货币化为主线完成了这一启动。因而如何界定达到货币化的程度，不只是一个“量变”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质变”的问题。换句话说，“量变”多表现在局部上，明清小说戏剧中存有大量的白银交换，对这些素材的识别和使用，如果离开了对“系统”的把握，便很难说明问题。常常会出现学术观点相左，“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只有白银货币化，才会成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征之一，才会在“系统”上得到体现。无论是“以小说证史”，还是“以史证小说”，都要对那个“系统”把握好，即所指当时的历史形态，究竟是一个怎样性质的社会，社会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什么，社会的变迁向何处去，才能判定“局部”的历史价值。 第三，《金瓶梅》描写用银的社会阶层极其广泛，上至皇上、权奸、官吏、富人，下至亲朋、家丁、小厮、商贩、妓女、僧尼，车船店脚牙，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这只是“民生”一个层面，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因为《金瓶梅》展示明代白银的使用和周流最典型的特征，是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这些“国计”层面的大事。而表现“国计”层面的白银货币化，恰恰是其他中国古典小说与《金瓶梅》不可比拟之处。我们说《金瓶梅》是蕴含经济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著作，也正是着眼于这一点的。从这一点透视出明朝白银货币化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是认识这个社会的性质的一个重要视角。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怎样认识和开掘《金瓶梅》所披露的明代货币化进程的细节，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论述的问题。 三 《金瓶梅》展示明代白银货币化，和其他一些小说在情节中描写人们广泛使用白银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白银的使用不单纯是货币的交换，而是白银货币化形成的“不经意的叙事”，显现出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向，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具体表现有以下诸方面： （一）白银货币化带来了初期的金融机构的出现。 民间大量白银的交换，必然催生初期的金融机构的开设，进行兑换和借贷。“银行”这个字眼在《金瓶梅》里的内涵，却不是金融机构，指的是制造银器的行业：“我便投在城内顾银铺，学会了此银行手艺。”而《金瓶梅》描写的最早的银行，当时却叫“钱铺”。 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闸上，都来庙里或求神福，或来祭愿，或讨卦与笤，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钱米的，也有馈送香油纸烛的，也有留松篙芦席的。这任道士将常署里多余钱粮，都令手下徒弟，在码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④ 钱米铺，又称钱铺。《金瓶梅》写妓女冯三宝对陈经济说：“昨日听见陈三儿说，你在这里开钱铺，要见你一见。不期你今日在此楼上吃酒，会见一面，可不想杀我也。”《金瓶梅》描写的钱铺最基本的金融功能则是兑换。当人们拿着散碎的银子进行交易时，既要称其重量，又要看其成色，然后才能定出其实际的货币价值。于是自然就形成社会专门从事银钱兑换的机构，先是经营小规模银钱的兑换摊子，如“钱桌”“钱摊”。继而，有了固定的门面和字号。如“钱店”“钱铺”。明人陈粲在《庚巳编》中记载，弘治十四年(1501)长洲（治所在今苏州）城内黄牛坊内有一家钱铺经营银钱的兑换业务。此外还有“钱肆”、“钱庄”等称谓。铺、肆都是店铺之义，而庄则是田园和房舍的概称。钱庄比钱铺规模要大，金融功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愈扩大和齐全。这在描写明代社会生活其他小说中也有披露：《醒世姻缘》第11回：“又想起那一日在钱庄上换钱，晁住正在那钱庄上换金子。”金受申在《老北京的生活》讲述清代的钱铺说的更具体：“钱铺的兑换银两，分为两部，一部是代客夹碎整宝整银，一部以银两兑换铜钱。”银铺的出现，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现象。 货币化进程中典当行业也具有了金融借贷的性质。历史学家吴晗指出：“当铺唐、宋时名长生库，僧徒坐拥田园，收入至厚，设库质钱，独规厚利。……至明则且由政府规定当铺事例，全国各都会均有当铺。”⑤《金瓶梅》第20回写西门庆在骗娶李瓶儿得到一笔横财之后，他首先想打开门面两间，开当铺，赚钱的路子更野了。小说有五六处这样的描写：一次“贲四拿了一座螺钿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铜鼓、连当儿”来当，只当了三十两银子，而光这座螺钿大理石屏风卖好了就得一百两银子。（第45回）当铺主要是接当，同时也放款。西门庆经常以借贷获取暴利。《大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收利并不得超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第19回：西门庆唆使几个泼皮暴打蒋竹山一顿，迫使他立下借据： 立借契人蒋文蕙，系本县医生，为因妻丧，无钱发送，凭保人张胜，借到鲁名下白银三十两，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约至次年，本利交还，如有欠少时，家中值钱物件折准。恐后无凭，立此借契为照者。⑥ 虽然这张借据是虚的，但它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私人借贷的基本形式，从借据的形式及以产抵债的内容来看，一是“借贷”与“典当”不同，“典当”是“俗以衣物质钱谓之当”，以物易银；而“借贷”是白银直接交易，只是到了还不了的地步，才不得不以产抵债。二是“借贷”说明货币财富不再完全采取窖藏的方式，而是采取钱生钱方式积累财富，将靠经营赚来的钱重新投入到金融经营中去。第49回写曾巡按在给皇帝的表章中，提到“天下之财，贵于通流”。可见当时对货币的流通职能有了充分的认识。西门庆就说钱“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第7回，孟玉楼也说：“常言：‘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这可以说是对资本以钱生钱本质的认识。三是“借贷”表明货币财富向高利贷资本的转化。西门庆几次放款给李三和黄四，都是“每月五分行利”。西门庆一直到死，都很看重这行当。临终交代吴月娘与陈经济守着当铺和生药铺过日子。 （二）白银货币化带来了国家税收的货币化。 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明后期逐渐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但是官方文献，田赋始终是以实物粮食的“石”为单位计算，而不称银两，这会形成当时赋税征收仍然以实物为主的假象。而《金瓶梅》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真实而可靠的历史原生态的资料。 明代中后期白银货币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以江南经济区为中心的各区域间商品贸易的新型格局，形成了南北方跨区域的商品流通，而且是以民生用品为主的定向性趋势。钞关税收急剧上升。明代的税收机构——钞关，设在了运河和长江这两条国内最重要的商道要冲之处，主要有临清、河西务、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七座。弘治八年税收折银7万两。一百年后，天启元年税收折银34.1万两。据《明会典》卷三十五《商税》所载，自天启元年(1621)至崇祯末年，临清、河西务、淮安、扬州四个江北钞关年税额约占七个钞关年税额的60%，而临清、河西务又多于淮安和扬州，因此，临清钞关是明代北部税收重镇，折射出临清是运河经济发展的产物，是漕运助产下的勃兴的运河城市，是商品流通发达的集散地，具有典型意义。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东南沿海发达的棉布和丝绸等手工业，棉布则主要出自松江、嘉定、常熟三地；南运的棉花，主要产自河南、山东。《金瓶梅》第67回描写西门庆“因问：‘两边铺子里卖下多少银两？’韩道国说：‘共凑六千余两。’西门庆道：‘兑二千两一包，着崔本往湖州买绸子去，那四千两，你与来保往松江贩布，过年赶头水船来。’”第81回描写：“不想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桑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韩道国便与来保商议：‘船上布货约四千余两，现今加三利息，不如且卖一半，便宜钞关纳税。’”恰如明人徐光启所言：“今北方之吉贝（棉花）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棉花）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⑦商品贸易繁荣，成为临清钞关税收上升的重要因素。 《金瓶梅》描写西门庆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还采取与官吏勾结的方式偷税漏税。第58、59两回，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从杭州买了一万两银子的缎绢货物，到临清钞关需要上税，西门庆派人给钞关的钱老爹送去了五十两银子，让他“过税时青目一二”。结果韩道国回来说：“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作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去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明史.食货志》记载：如果按明政府“凡商税三十取一”的规定，西门庆一万两银子的货物，至少应交纳三百三十余两税银，而他却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除去送礼用去的五十两，一次就少交税二百余两。偷税漏税并不奇怪，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上下求银，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金钱至上，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盐课税收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收入，据万历年间户部尚书“李汝华奏疏，万历时期盐课银收入240万两，占朝廷年收入银400万两的60%”⑧。食盐是专卖制度，严禁私盐贩卖，也不准宗室皇亲进行商业活动。所谓“盐引”，就是由盐政衙门按分区界限发给盐商运输、出售官盐的凭证。成、弘以后，“朝野率皆用银”，市场上大大小小买卖都以白银计算。盐课开始由实物向货币化转化，官府的盐引、茶引成为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有价证券流通社会，可以买卖、转让，反映了货币化的扩大和发展。盐引这种信用票据，在专卖垄断下，造成本身就是金钱的象征，由于利润很大，所以竞争专卖权十分激烈。上至王府、权贵、太监，下至奸商，无不钻营，相互勾结，就成为明代宗室和官僚的商业活动和特权，获得盐引之利。 《金瓶梅》第48回写西门庆勾结官僚获盐引专卖权。西门庆派来保到东京行贿“曾御使参劾提刑官”一事，却带回来一个信息，“户部侍郎韩爹题准事例：在陕西等三边，开引种盐，各府州郡县设立义仓，官粜粮米。令民间上上之户，赴仓上米，讨仓钞，派给盐引支盐。”来保对西门庆说：“咱旧时和乔亲家爹高阳关上纳的那三万粮仓钞，派三万盐引，户部坐派。倒好趁着蔡老爹巡盐，下场支种了罢，倒有好些利息。”扬州是明清时代两淮巡盐御史衙门所在地，当时蔡御史被任命为两淮巡盐。西门庆得到消息后，立刻张罗，一送厚礼；二用美女，打通了两淮巡盐蔡御史的关节，在宴请时提出对所支三万盐引“青目青目，早些支放”的请求。蔡御史曾受过西门庆的恩惠，眼下又得到盛情款待，自然一口答应：“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第51回西门庆打发三个人带上一千两银子到扬州买盐。因提前一个月将所支之盐投放市场，而大获其利。 第78回，西门庆通过揽头李三得到东平府为国家收购两万两银子古器的消息后，便打算独揽这笔生意。李三马上建议说：“自古兵贵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饭。诚恐迟了，行到府里吃别的家干的去了。”应伯爵也附和说：“事要早干，高才疾足者先得之！” （三）白银货币化带来了国家田赋役赋征收的货币化。 国家田赋役赋征收的货币化，最重要反映在明代两大社会问题上，即北方马政和南方漕粮。这两方面在《金瓶梅》中都有所披露，虽然文字不多，但价值很大。 《明史》卷九十二《兵志·马政》“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太仆寺之有银也自成化始，然止三万余两。”专门储藏马价银，标志着赋役合一，计马征银已成趋势。明代的马政制度存在了二百多年，大规模的民养官马的赋役制度的衰败。张居正为相时，太仆寺储银已达400余万两。“到了张居正死后（公元1582）神宗始无忌惮地向太仆支借”。⑨这一制度改变的货币化动态过程，对当时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影响是巨大的，也与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金瓶梅》中孟玉楼是商人的妻子，丈夫死后，主动改嫁给西门庆。她的好恶、情趣和追求，都不同于传统观念，旧的价值观念在她的心里失去了意义，旧的道德标准在她的眼里苍白无力。第7回，饶有家财的孟玉楼在改嫁时，不要“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尚举人，却认为西门庆“象个男子汉”，因此宁愿选择给西门庆做妾而不愿给尚举人做继室。并据理相争：“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休说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这可以说随着白银货币化，经济因素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之中，对资本以钱生钱本质的认识具有了新观念。 《金瓶梅》对田赋货币化的叙事，是从耗羡之银这个角度讲起的，田赋货币化开启了明清田赋征收的弊端，出现的副产品便是官吏追逐“耗羡之银”。随着朝廷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官府收缴上来的散碎银子，需要熔铸成整块的银锭时，“火耗”有损；或者由于银子的成色不一，“火耗”也有损。于是在征收正税之外，还要以弥补损耗为名，加征附加税，称为“耗羡”、“羡馀”，就成为影响明清两代赋税征收上的一种陋规和管理上的漏洞，为官员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留下可乘之机。《金瓶梅》第78回写吴大舅以指挥佥事，见任管屯。西门庆与吴大舅对话，谈到屯田征税，可获得“羡馀之利”： 西门庆道：“通共约有多少屯田？”吴大舅道：“这屯田，不满姐夫说，……而今这济州管内，除了抛荒苇场港隘，通共二万七千亩屯地。每顷秋税、夏税，只征收一两八钱，不上五百两银子。到年终才倾齐了，往东平府交纳，转行招商，以备军粮马草作用。”西门庆又问：“还有羡馀之利？”吴大舅道：“虽故还有些抛零人户不在册者，乡民顽滑，若十分进征紧了，等秤斛斗重，恐声口致起公论。”西门庆道：“若是有些甫馀儿也罢，难道说全征？若征收些出来，斛斗等秤上也够咱们上下搅给。”吴大舅道：“不满姐夫说，若会管此屯，现一年也有百十两银子寻。到年终，人户们还有些鸡鹅豚米，面见相送。那个是个人取觅，不在数内的。”⑩ 从这段话的意思可知，吴大舅管的是民屯。募乡民耕种，秋夏交纳税粮，当时管理屯田的官员和土豪相勾结，对垦种屯田的乡民克扣斤两。也就是除了羡馀是随着屯田亩数的多少而征收的而外，还要看管理者是否会从中聚敛。就吴大舅而言，每年至少可获得“羡馀之利”百十两银子。 总之，上面勾勒的几个要点，旨在说明：《金瓶梅》的典型性就在于，小说情节大量描写白银的使用不单纯是货币交换，而重要的是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形态的自然显现。明代正处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迁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诸方面，而以白银货币化为主线完成了这一启动。这一切都可以从《金瓶梅》这里找到原生态的材料。研究明清小说白银使用问题，不仅要着眼于“民生”，还要着眼于“国计”，进而认识明代社会发生的划时代的变革。 注释： ①谢肇淛《五杂俎》卷一二。 ②《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721页。 ③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43页。 ④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第93回，梦梅馆。 ⑤《吴晗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436页。 ⑥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第19回，梦梅馆。 ⑦徐光启《农政全书》卷三十五，《木棉》。 ⑧《中国经济史·明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000页。 ⑨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社会背景》，见《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 ⑩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金瓶梅词话》第78回，梦梅馆。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7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