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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以后，随着《水浒传》在普通市民和士大夫中的传播，其影响和地位日渐提高，当时“世人耽嗜《水浒传》，至缙绅文士亦间有好之者”○1，“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2。流风所及，一些士大夫也开始在自己的笔记里对《水浒传》中的人物、地理和思想艺术等问题进行考辨探究。从现存明清笔记和小说序跋来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水浒传》本事、作者、版本的考证和思想艺术的分析两方面。这实际上已基本囊括了现代《水浒传》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本事考辨 《水浒传》虽是小说却有部分历史的影子，小说流行后其中一些历史问题引起了当时文人的兴趣并对其进行了初步考辨。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对宋江等人历史本来面目的考证，这又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宋江等是否实有其人。大多数人都认为宋江三十六人是真实的，而所谓七十二地煞则出于作者虚构。郎瑛《七修类稿》云： 史称宋江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莫抗，而侯蒙举讨方腊。周公谨载其名赞于《癸辛杂志》，罗贯中演为小说，有替天行道之言。今扬子、济宁之地，皆为立庙。据是，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自亦异于他贼也。但贯中欲成其书，以三十六为天罡，添地煞七十二人之名。○3 王士禛也说“稗官小说，不尽凿空，必有所本。如施耐庵《水浒传》，微独三十六人姓名见于龚胜予赞，而首篇叙高俅出身，与《挥麈后录》所载一一吻合。”○4。故胡应麟明确指出：“施氏此书所谓三十六人者，大概各本前人，独此外则附会耳。”○5 二是宋江是否招安并讨方腊问题。多数笔记根据《宋史》等的记载，认为宋江接受了招安，但对是否讨方腊则存疑。焦循认为：“《张叔夜传》言宋江降，而不言降后之事。《侯蒙传》亦载其疏招宋江平方腊语，而不详其允否。则当时用蒙议，命张叔夜降之，使隶辛兴宗平方腊于清溪，未可知也。”○6另外李调元也认为“江降后自有攻讨方腊等事，《续传》不为无因”○7。但这种观点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如俞樾就认为“赦宋江以讨方腊，侯蒙有此议而实未之行。小说家即本此附会耳。”○8。 此外有的学者还对小说中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考辨，指出其谬误之处。如许自昌《樗斋漫录》云： 余惟此书，多与史传不合，如《宋史》宣和三年一月，淮南盗宋江寇京东州郡……而《水浒传》系于四年……愚意宋江自在山东，而《宋史》书淮南，已可笑，其金华将军事，又可笑，金华令曹杲，真定人，仕吴越，有功杭州，庙食涌金门内，载在祀典，与张顺何预耶?○9 许自昌的考订虽然有将小说混同史学之嫌，但其考论详尽，对后来《水浒传》本事、成书和作者考证都有很大的启发。 其次是对小说中梁山泺等地理问题的考证。该问题也分两方面，一是对梁山泺具体位置和宋江是否据梁山泺为盗的考证。大多数人都认为梁山泺在今山东省郓城县境内，宋江等曾以此为根据地。《大明一统志》说“梁山泺在东平州西。宋宋江为寇，尝保此中，有黑风洞”○10。该说法常被后世方志所袭，如嘉靖《山东通志》云“梁山泺在东平州西五十里。宋南渡时宋江为寇，尝结寨于此，中有黑风洞”。○11 但也有学者认为宋江踞梁山泺是后人傅会。如袁枚认为“俗传宋江三十六人据粱山泊，此误也。按《徽宗本纪》、侯蒙、张叔夜两传纪江事者，并无据梁山泊之说”○12。邱炜萱总结说： 梁山泊不知在何处……今按《宋史》并无梁山泊，而有梁山泺。梁山泺虽为盗薮，究与宋江无涉。……作者随手扭捏一梁山泊地名，亦犹《三国演义》之落凤坡，本无心于牵合，谈者求其地以实之，不得，或遂指梁山泺为梁山泊。如今时四川之有落凤坡者，究未可知。要为齐东野人之言，非大雅所宜出也。○13 邱炜萱其实已经从文学虚构的角度对宋江是否据有梁山泊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初步接触到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问题。 二是对小说描写中的地理问题进行了辨析，指出其中的错误。这对后来以地理研究作者有很大启发。昭梿《啸亭续录》说“《水浒传》官阶、地理，虽皆本之宋代，然桃花山既为鲁达由代郡之汴京路，何以三山聚义时，反在青州？北京之汴，不过数程，杨志奚急行数十日，尚未至，又纤至山东郓城，何也？此皆地理未明之故”○14 另外明清笔记中还有些涉及到《水浒传》的情节问题。如《香祖笔记》记载徐神翁谓蔡京是天上“魔君下生人间”○15，这是对小说开篇误走妖魔情节模式的溯源。俞樾《茶香室丛钞》卷十七指出戴宗的神行术源出佛典，《茶香室续钞》卷十六还提到张清以手投石的原型来自施鸿宝《闽杂记?石手军》等○16。 明清笔记中关于《水浒传》本事的考辨开启后代《水浒传》源流研究的先河，许多论题如宋江是否招安与讨方腊问题都成为当代学者争论的重点，对后世研究有很大影响。 二、作者论争 《水浒传》作者问题一直是个谜，从嘉靖文人著录开始就歧说纷出。总的来看明清时期关于《水浒传》作者的说法有四种：罗贯中（或罗贯，字本中）、施耐庵、施作罗编或罗续和无名氏。 最早提到《水浒传》作者的是《七修类稿》： 《三国》、《宋江》一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宋江》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17 此后田汝成亦从其说，认为小说作者“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18。与此相似的是《续文献通考》：“《水浒传》罗贯著。贯字本中，杭州人”○19，这里作者由罗贯中变成了罗贯，字本中。此后许多人如陈氏尺蠖斋《评诠东西两晋演义序》都祖述此说。 关于罗贯中的生平材料极少。《录鬼簿续编》以为罗贯中是太原人，号湖海散人，著有《风云会》、《蜚虎子》和《连环谏》等○20。另外《稗史汇编》还说罗贯中是“有志图王”者○21。但罗贯中是否为《水浒传》作者也有人质疑，如胡应麟就认为“郎（瑛）谓此书及《三国》并罗贯中撰，大谬。二书浅深工拙，若霄壤之悬，讵有出一手理？世传施号耐庵，名字竟不可考”○22。类似的观点在明代署名惠康野叟的《识余》中也曾出现。 关于施耐庵作《水浒传》的观点早在《七修类稿》中就提到。较早将《水浒传》著作权独归施耐庵的是胡应麟，他认为《水浒传》是“元人武林施某所编”，说“施某尝入市肆。紬阅故书，于敝楮得宋张叔夜禽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三国演义》，绝浅陋可嗤”○23。胡氏不仅将《水浒传》著作权独归施耐庵，并且认为罗贯中还是施耐庵门人。金圣叹则认为施耐庵是小说原作者，自排座次后都是罗贯中续作。由于金本流传很广，从此施耐庵说在以后四百年间几成定论，《休庵影语》、《闲情偶记序》和句曲外史《水浒传序》等都祖述其说。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资料在当时就不详了。有人认为施耐庵就是施惠，如《传奇汇考标目》云：“施耐庵，名惠，字君承，杭州人。(著有) 《拜月亭》、《芙蓉城》、《周小郎月夜戏小乔》。”○24但响应者鲜，唯近现代学者吴梅、王利器等还支持该说。 稍晚于罗贯中说的是施作罗编或罗续说。《百川书志》著录《水浒传》版本时说：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宋寇宋江三十六人之事，并从副百有八人，当世尚之。周草窗《癸辛杂志》中具百八人混名。○25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也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施、罗二公”○26。此外容本序、袁本序和宝翰楼刻本五湖老人序和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等都持此观点。 最后一种观点认为《水浒传》作者不可确考，代表人物是周亮工。他说： 《水浒传》相传为洪武初越人罗贯中作，又传为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游览志》又云此书出宋人笔。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断为罗所续，因极口诋罗，复伪为施序于前，此书遂为施有矣。予谓世安有为此等书人，当时敢露其姓名者，阙疑可也。定为耐庵作，不知何据?○27 周亮工从当时小说地位卑下的社会环境出发，认为《水浒传》作者不可确考，据有一定的可信性。另外王望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第五才子水浒序》说：“《水浒》一书七十回，为一百八人作列传。或谓东都施耐庵所著，或谓越人罗贯中所作，皆不可知，要不过编辑绿林之劫杀以示戒也。”○28 作者的时代问题直接关系到作品成书与版本问题，因此非常重要，但《水浒传》作者的时代仍然无法确定。大致而言当时有三说：一是南宋人，见《西湖游览志余》；二是元人，见《少室山房笔丛》；三是明朝初年人，天都外臣序以罗贯中为“洪武初”人○29。 关于作者籍贯，一般认为罗贯中是杭州人，如郎瑛《七修类稿》，天都外臣则统称“越人”，而《录鬼簿续编》则认为是“太原人”。关于施耐庵，《七修类稿》认为是钱塘人，《传奇汇考标目》则认为是杭州人。 总的来说，由于文献不足征，明清时期关于《水浒传》作者及其生活时代籍贯等问题已经出现很大的歧说，后来的《水浒传》作者研究亦不越此藩篱。 三、版本著录 明清时期文人对《水浒传》版本研究基本上限于著录和介绍。大体来说当时提及的主要版本除现存的外还有以下三种： 一是旧本《水浒传》。从当时文人笔记著录来看，大体可以推测旧本《水浒传》的特征：首先应该是百回本，明天都外臣说：“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共一百回”。当然也可能是二十册而不分回，李开先《词谑》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且古来更未有一事而二十册者”○30，可见李氏所见时的《水浒传》还是不分回的。其次是每回有“致语”。天都外臣说《水浒传》“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钱希言《戏瑕》亦云： 词话每本头上，有请客一段，权做过德胜利市头回……微独杂说为然，即《水浒传》一部，逐回有之，全学《史记》体，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今坊间刻本，是郭武定删后书矣。”○31 可见文徵明时代的《水浒传》还有类似于话本小说头回之类的片段。最后从内容上看，旧本小说没有田王二传。天都外臣序说旧本“复为村学究所损益。盖损其科诨形容之妙，而益以淮西、河北二事”，正是指此。可惜该本没有流传下来，无法得窥其原貌。 二是督察院本，具体情况不详，周弘祖《古今书刻》“督察院”条下云“水浒传”○32，惜其太简，无法知道更多情况。 三是郭武定版。袁无涯《发凡》云：“古本有罗氏致语，相传《灯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复见；乃后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损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即旧本移置阎婆事，甚善；其于寇而去王、田而加辽国，犹是小家照应之法。”○33可见郭本当是根据旧本删去“致语”、“移置阎婆事”、“去王、田而加辽国”，在当时被世人号为善本。 另外，对简本产生的情况在当时文人笔记中也有反映。胡应麟说“余二十年前所见《水浒传》本，尚极足寻味，十数载来，为闽中坊贾刊落，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复数十年，无原本印证，此书将永废”○34。周亮工《书影》也说：“予见建阳书坊中所刻诸书，节缩纸板，求其易售，诸书多被刊落。此书亦建阳书坊翻刻时删落者。”○35 四、主题探讨 明清文人笔记和序跋中还对《水浒传》的思想内容、社会功用、作家创作目的等问题进行了阐发。 当时就《水浒传》思想内容的认识而言，概言之无非有二：一是忠义说，二是诲盗说，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主忠义说者如天都外臣往往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出发，认为宋江诸人是不得已而为盗，是忠义之辈，况且这些人“有侠客之风，无暴客之恶”，“惟以招安为心”，值得赞赏和褒扬。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以“忠义”推许梁山诸人，认为“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而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是“忠义之烈也”。○36 与忠义说相反，主张诲盗说者往往否定梁山诸人，认为“此百八人者，始而夺货，继而杀人，为王法所必诛，为天理所不贷”，王望如继承金圣叹的观点，认为宋江诸人是“宋朝之乱臣贼子”，作者写此书是责“暴政”○37。 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小说地位的卑微，世人对《水浒传》主题思想的接受主要是从社会功用而非艺术角度来考虑和立论的。论者往往比附《春秋》，从中国传统史学角度阐发《水浒传》对社会风气的正面影响。如大涤余人就认为“稗说可以醒通国。化血气为德性，转鄙俚为菁华，其于人文之治，未必无小补云”○38。无名氏《题水浒传叙》则认为“昔人谓《春秋》者史外传心之要典，愚则谓此传者，纪外叙事之要览也”○39。此外杨明琅《叙英雄谱》亦给予高度的评价。 当然也有人从相反的角度抨击《水浒传》，认为它是坏人心术之书。《巢林笔谈》认为：“施耐庵《水浒》一书，首列妖异，隐托讽讥，寄名义于狗盗之雄，凿私智于穿窬之手，启闾巷党援之习，开山林哨聚之端，害人心，坏风俗，莫甚于此! ”○40有的人甚至还诅咒作者“三世皆哑”。 对于《水浒传》的创作目的，李贽曾经认为是抒发愤懑之作。他说“《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后来的论者在他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认为抒愤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抒发一己不得志之愤，如《评释东西两晋演义序》说“罗氏生不逢时，才郁而不得展，姑作《水浒传》以抒其不平之鸣”○41；二是抒家国之愤，盛于斯说“耐庵，元人也，而心忠于宋……首称破大辽者，即所以破金、元也。称平河北，定淮西者，所以吐宋家恹恹不振之气也”○42。 除了抒愤说之外，还有警世说，认为《水浒传》的写作就是警示劝戒。王望如认为“作者之旨，不责下而责上，其词盖深绝而痛恶之，其心则悲悯而矜疑之，亦有关世道之书，与宣淫导欲诸稗史迥异也。”○43潘德舆《金壶浪墨?读水浒传题后一》亦有类似的观点。 明清时期文人对《水浒传》主题的认识尤其是政治意识的突出一直影响到当代《水浒传》的研究，而关于《水浒传》创作目的与社会作用的认识大体上也离不开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 五、艺术研究 明清文人笔记还对《水浒传》的艺术成就进行了阐释，有的将其与《史记》比较，有的论述其叙事艺术，有的分析其人物塑造，均有一定创见。 当时的学者评论《水浒传》常常攀附《史记》，认为它是“古今至文”，“宇宙内”“五大部文章”之一。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但也认识到《水浒传》在艺术上对史传文学的继承和发展。故李开先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钱钟书一语道破当时文人这种心理，指出：“明清评点章回小说者，动以盲左、腐迁笔法相许，学士哂之，哂之诚是也，因其欲增稗史声价而攀援正史也。然其颇悟正史稗史之意匠经营，同贯共规，泯町畦而通骑驿，则亦何可厚非哉。”○44正是史乘显贵的社会地位存在着无穷的诱惑，它才能够给小说及其批评提供了一种可供操作的评价体系和批评指标，而后世的小说批评的一支正是沿着这种思路进行的。 有的学者则从小说叙事学的角度高度赞扬《水浒传》。如胡应麟说《水浒传》 “不事文饰，而曲尽人情耳。……述情叙事，针工密致”，“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轻，纤毫不爽，而中间抑扬映带，回护咏叹之上，真有超出语言之外者”○45。这其实是透过文字的表面现象，高屋建瓴的看到作家在叙事结构方面的良苦用心。另外惠康野叟在《识余》中也表达过类似的看法。 除了叙事“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外，有的论者还分析了《水浒传》在人物描写上的成就，认为它描写“—百八人，人各—传，性情面貌，装束举止，俨有一人跳跃纸上”○46。这显然是对金圣叹观点的继承。由于《水浒传》善于叙事和描写人物，因此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读之令人喜，复令人怒；令人涕泗淋浪，复令人悲歌慷慨”。李渔认为能够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关键是作者在创作中“设身处地”，“代此一人立心”，才能够“说一人肖一人”○47。 明清时期《水浒传》研究是在封建统治日益腐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成长，异端思想蜂起这样一个大的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展开的。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对《水浒传》的研究还仅限于本事源流、作者、版本的初步考证和对小说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简单探讨。虽然由于体例等原因，这些问题大都比较粗糙，但已基本构建了后世“水浒学”的大致框架，并在一些具体问题如水浒源流、繁本简本上取得了一些成就，对后来的研究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明清时期文人笔记和序跋中的《水浒传》研究也有明显的缺点。首先由于笔记和小说序跋这种体裁的特殊性，就决定了当时文人的考证和分析具有随意性和非系统性的特征。 其次，由于史官文化的高度发达，文人更醉心于对史实和地理的考证，小说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分析明显薄弱。并且由于“文以载道”的传统思维与小说地位的卑微，这些笔记和小说序跋更偏重于小说的社会功能，政治意识非常突出，这对近现代乃至文革《水浒传》的研究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三，在对小说本事的考证上大都具有这两个特点：一是史实与小说混杂不分。往往将历史事实与小说混淆，以历史的真实来要求小说，这自然与中国古代史官文化特别发达有关。二是在具体史实的考证上往往陈陈相因。如有的观点明显是错误的，但后人往往据最早的材料进行生发敷衍，造成以讹传讹，例如关于地理问题、作者问题等。故余嘉锡批评说：“清人其他考证著作，偶尔牵涉及宋江梁山泺者，大抵为随笔摭拾，非经意之作，故因袭前人者十恒八九，鲜所订正；甚且治丝而棼，转增讹谬。”○48此堪为明清文人《水浒传》考证的盖棺之论。 注： 1、5、22、23、34、45[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437、438、438、436、436、437页。 2、9[明]许自昌《樗斋漫录》，《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3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102页。 3、17[明]郎瑛《七修类稿》，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85-386页，第352页。 4[清]王士祯《居易录》，《笔记小说大观本》第15编第8册，台北新兴出版社1983年版,第4831-4832页。 6[清]焦循《剧说》，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页。 7[清]李调元《剧话》，《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八），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62页。 8、13、14、16、29、41、42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100、106、319、102、167、201、321页。 10[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77年版,第1530页。 11《嘉靖山东通志》卷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地理类第187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803页。 12[清]袁枚《随园随笔》，《续修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第114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 15[清]王士祯《香祖笔记》，赵伯陶选评，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103页。 18[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8页。 19[明]王圻《续文献通考》，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8页。 20[元]钟嗣成、贾仲明撰，马廉校注《录鬼簿新校注》，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版,第148页。 21[明]王圻《稗史汇编》，北京出版社1993版,第1537页。 24无名氏《传奇汇考标目》，《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七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49页。 25[明]高儒《百川书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82页。 26、36[明]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3页。 27、35[清]周亮工《书影》，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5、8页。 28、37、43[清]王望如《评论出像水浒传序》,清顺治十四年醉耕堂刊本。 30[明]李开先《词谑》，《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268页。 31[明]钱希言《戏瑕》，《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七编第二册，台北新兴出版社1983年版,第937页。 32[明]周弘祖《古今书刻》，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25页。 33[明]袁无涯《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明清善本小说丛刊(十七)，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38《芥子园本李卓吾批评忠义水浒传》，明清善本小说丛刊本(十七)，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39《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传评林》，明清善本小说丛刊本(十七)，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 40[清]龚炜《巢林笔谈》，钱丙寰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页。 44钱钟书《管锥编》(一)，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6页。 46[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张守谦点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3页。 47[清]李渔《闲情偶记》，《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七），中国戏曲出版社1959年版，第54页。 48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4页。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