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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自明中叶问世以来，至今已约四百年。而对《金瓶梅》的研究、评价，则在它问世之日便已开始。四个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坎坎坷坷，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充满困惑的程途。称誉者，嘉其为明代“四大奇书”之最，甚至以为它是说部中无以堪比的伟大写实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光辉里程碑。无论是对它的丰厚包容还是对其艺术上的精深造诣，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及客观的评价。但是，持针锋相对态度的也代不乏人，或斥其为诲淫之尤，或指责它是自然主义的标本。然而，我们透过四百年对其评价褒贬对立的现象，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始终受到社会的关注。本文仅就明清文人的阅读体认，作一概括的介绍评析。 一、明人的解读 《金瓶梅》刚一问世，就惊动了当时的文坛，在士大夫中传阅抄写。先睹者们见仁见智，对这部旷世奇书发表了各自不同的见解。这个时期的评论虽然只是出现在文人们的笔记、书信以及各类序、跋中，但涉及的范围已相当广泛。归纳起来，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充分肯定这部奇书的成就及地位。袁中道《游居柿录》卷九曰：“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日：‘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称赞《金瓶梅》“琐碎中有无限烟波[1]。公安派盟主袁宏道在《筋政》中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读后感觉“甚奇快”[2]。认为它“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3]。《七发》乃西汉文学家枚乘所作的辞赋名篇，旨在对楚太子进行劝谏，有开汉大赋先路之功。袁氏说《金瓶梅》超过《七发》，大约意在说明，《金瓶梅》的劝谏主旨与其艺术上的创新突破，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后来随着《金瓶梅》的付梓印行，文人士大夫更是推祟备至，甚至认为它的成就在《水浒传》之上。如欣欣子认为《金瓶梅》“语句新奇，脍炙人口”，将其与《剪灯新话》、《莺莺传》、《效肇集》、《水浒传》、《钟情丽集》、《怀春雅集）、《秉烛清谈》、《如意传》、《于湖记》等作品进行比较，说这些作品“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篇终而掩弃之”，唯《金瓶梅》能使读者“闻之如妖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4]。谢肇渊在《金瓶梅跋》中也认为《金瓶梅》作者是“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5]。 对于《金瓶梅》内容的评价，以谢肇翎《金瓶梅跋》中的概括最有代表性。其文日：“《金瓶梅》……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阔之媒语，市里之狠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淮上之期，尊垒枕席之语，验脍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押客之从谈逢迎，奴怡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械意快心。”可以说是鞭辟人里，言简意赅。 关于小说的作者、时代以及创作意旨，当时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足见作者隐名埋姓之深，以及小说作者寓于其中的意旨、涵容之广。明人谈及（金瓶梅）作者的有六家，多认为此书的作者为嘉靖时人。但究竟坐实为谁属，则说法不一。与作者紧密相关的问题便是作品的主旨、立意所在。袁中道认为是“绍兴老儒”影射其主人“西门千户”的“淫荡风月之事”[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则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旨斥时事”之作；屠本峻《山林经济籍》日：“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普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说《金瓶梅》是兰陵笑笑生“寄意于时俗”的作品。此外，廿公《金瓶梅跋》说它“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7]；谢肇制《金瓶梅跋》认为《金瓶梅》是永陵（明世宗嘉靖朱厚熜的墓陵）中“金吾戚里”门客采撩其主人的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这些说法都距《金瓶梅》成书时代较近，况且有的还与作者为“友”，但究系什么原因，他们都不愿意点破《金瓶梅》作者的真实姓名，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当时小说尚不能登大雅之堂，其作者为封建正统文人所瞧不起，也不仅仅是因为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淫秽描写。也许还有政治上的考虑，以及其他不便明言的原因。 如何看待《金瓶梅》中有关男女私情、两性关系的描写？由于对这一问题存在着截然对立的意见，因此相应而来的便是对《金瓶梅》所应采取的取舍态度问题。作为思想趋于保守的正统儒者，董思白一方面叹赏其“极佳”，另一方面又基于小说中的两性描写，认为“决当焚之”[8]。薛冈更是大声疾呼：“天地间岂容有此一种秽书！当急投秦火。”[9]与其针锋相对，著名的通俗文学家、进步文人冯梦龙却“见之惊喜，怂勇书坊以重价购刻”[10]。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中对“语涉侄俗，气含脂粉”的描写进行辩护，廿公公然赞赏“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不知者”之所以“目为淫书”，是因其没有真正把握作者言“有所刺”，不了解作者“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结果冤屈了作者和“流行者”，故在《金瓶梅跋》中“特为白之”。 在评价《金瓶梅》的社会功用及其与封建名教的关系时，由于对小说审视角度的不同，又为评论者世界观的制约，所以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袁中道说“此书诲淫”，有碍“名教”[11]，沈德符也认为此书“坏人心术”[12]，气这种论调主要是立足于《金瓶梅》中的两性生活描写而言。与此相反，袁宏道认为此书的劝戒旨意“胜于枚生《七发》多矣”[13]，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谓此书“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累，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晒而忘优也”。 与小说批评领域的人物批评理论同步，《金瓶梅》的人物塑造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有的评论者已注意到小说中人物的典型性问题，认为《金瓶梅》是“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14]，气谢肇测的《金瓶梅跋》还涉及到了小说在塑造人物方面的突出成就：“譬之范工传泥，妍嫂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肯定小说中的人物各有个性，达到了神形兼备的艺术境界。 总的来说，明人的评论虽多为片言只语，零碎而不系统，但已涉及了诸多方面的问题。后人正是在此基础上，来建构“金学”的基本框架，研究中也往往把明人的有关阐说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从而推动“金学”向纵深发展。 二、清人的解读 有清二百多年间，《金瓶梅》的研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一阶段的评论形式，虽然还是局限于文人的序、跋、笔记、札记之中，但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较明人有长足的进展。 清人对《金瓶梅》的作者提出了种种推测，大致有王世贞、薛应旅、王世贞门人、卢楠、李卓吾、明季浮浪文人、唐荆川（顺之）仇人、某孝廉等等说法，但或是出于推测，或是囿于传闻。不过，王世贞说在此期具有相当的势力与影响。如王昙的《古本金瓶梅考证》。[15]宋起凤《稗说》、顾公燮《销夏闲记摘抄》等均倡此说，提出创作意图是王世贞为报父仇。但究竟其仇人是谁，因何事构仇，则说法不一。其中王昙《古本金瓶梅考证》说是报严篙、严世蕃害父之仇：“《金瓶梅》一书，相传明王元美所撰。元美父仔，以滦河失事，为奸篙构死，其子东楼，实赞成之。东楼喜观小说，元美撰此，以毒傅纸，冀使传染人口而毙。东楼烛其计，令家人洗去其药，而后翻阅，此书遂以外传。”宋起凤《稗说》说是报陆炳僧父之仇：“弃洲痛父为严相篙父子所排陷，中间锦衣卫陆炳阴谋孽之，置于法。弃洲愤慈忍废，乃成此书。陆居云间郡之西门，所谓西门庆者，指陆也。以蔡京父子比相篙父子，诸押昵比相篙羽翼。陆当日蓄群妾，多不检，故书中借诸妇一一刺之。所事与人皆寄托山左，其声容举止，饮食服用，以至杂徘戏媒之细，无一非京师人语。书虽极意通俗，而其才开合排荡，变化神奇，于平常日用，机巧百出，晚代第一种文字也。”[16]此说显然是承屠本峻《山林经济籍》而来，且比前者更具体，更骇人听闻。《寒花盛随笔》说是王世贞报唐荆川奢父之仇[1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说法虽然未免有荒唐之处，但却大多都指出了《金瓶梅》中所反映的故事与明代史实的某种程度的联系，以及小说中人物与明史人物的某种程度的关联，这就为后世研究《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金瓶梅》的创作原委等提供了寻觅、梳理的线索。 如何看待《金瓶梅》中的两性生活描写，这是解读中争论最大的间题，也是评价这部巨著时首先碰到的最为敏感的问题。由于对此问题持论的差异导致了对待这部小说态度上的迥然不同。首先，是一批正统封建士大夫们看到了《金瓶梅》中的两性生活赤裸裸的渲染对封建名教的冲击，指斥《金瓶梅》是一部诲淫之作，应对其严加禁毁，有的甚至编造出荒诞不经的果报故事来低毁《金瓶梅》及其作者。如申涵光《荆园小语》曰：“世传作《水浒传》者三世哑。近世淫秽之书如《金瓶梅》等，丧心败德，果报当不止此。每怪友辈极赞此书，谓其摹画人情，有似《史记》。果尔，何不直读《史记》，反悦其似耶？至家有幼学者，尤不可不慎。”李绿园在《歧路灯自序》中宣称：“若夫《金瓶梅》，诲淫之书也。亡友张揖东曰，此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与其意之所欲试者耳。而三家村冬烘学究，动日此《左》、《国》、史迁之文也。余谓不通《左》、史，何能读此？既通《左》、史，何必读此？老子云，童矛无知而胶举。此不过驱幼学于夭礼，而速之以篙里歌耳。”这时透露出当时人们对《金瓶梅》有相去天渊之判。方潜《蕉轩随录》说：“《水浒》、《金瓶梅》二书倡盗诲淫，有害于世道人心者不小。”[18]意识到了《金瓶梅》对封建名教的妨害。林昌彝《砚挂绪录》则高喊“人见此书，当即焚毁。否则昏迷失性，疾病伤生，窃玉偷香，由此而起，身心瓦裂，视禽兽又何择哉！ ”[19]甚至连狐鬼巨豪蒲松龄也以淫书目之： 异史氏曰：世风之变也，下者益诌，上者益骄。……若绮绅之呼太太，裁数年耳。昔帷给绅之母，始有此称，以妻而得此称者，惟淫史中有林、乔耳，他未之见也……[20] 这里的“淫史”，即指《金瓶梅》；林、乔指的是《金瓶梅》中的林太太和乔五太太。 在清代，《金瓶梅》还遭到统治者的一再禁毁。郑光祖《一斑录杂述》载： 俩于书摊见有书贾记数一册云，是岁所销之书，（致富奇书》若干、（红楼梦）、（金瓶梅》、《水浒》、<西厢》等书称是，其余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数。切叹风俗系乎人心，而人心重赖激劝。乃此等恶劣小说盈天下，以逢人之情欲，诱为不执。所以弃礼灭义，相习成风。载哥难挽也。幸近岁稍严书禁，漏厄或可塞乎？[21] 此外，佚名《劝毁淫书徽信录·禁毁书目》、余治《得一录》中，都有关于销禁《金瓶梅》的记载。更有甚者，有的封建文人为了低毁《金瓶梅》的流传和影响，竟然不择手段，编造出《金瓶梅》的作者、售者、刊行者如何遭到果报、惩罚的离奇谎言： 孝廉某，嫉严世蕃之淫放，著（金瓶梅》一书，原一时游戏之笔，不意落稿盛行，流毒无穷。孝廉负盛名，卒不第。己五南宫，已定会元矣，主司携卷寝室，挑灯朗诵，自喜得人。至晨，将填榜，则卷上点点血痕，盖鼠交其上而污之，遂斥落。止一子，在江宁开茶室，后流为丐死。[22] 并呼吁要将此书“尽投水火而后已，不得随众称扬其文笔之美”（同前）；而聚者、看者、说者、借者、与作者、买者一样，都是罪不可恕的： 李卓吾极称《西厢》、《水浒》、《金瓶梅》为天下奇书。不知凿淫窦，开杀机，如酿鸿酒然，酒味愈甘，毒人愈深矣。有聚此等书、看此等书、说此等书、借贯此等书者，罪与造者、买者同科。[23] 由此可以看出，卫道者们对《金瓶梅》的仇视、恐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在贬《金瓶梅》为淫词艳科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封建士大夫认识到了《金瓶梅》的价值所在以及淫秽描写所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提出读《金瓶梅》必须谨慎，必须具备一定的鉴别能力。不然的话，将会贻害无穷。如满文本《金瓶梅序》认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种，固小说之四大奇也，而《金瓶梅》于此为尤奇焉。”然而，“倘于情浓处销然动意，不堪者略为效法，大则至于家亡身败，小则亦不免构疾而见恶于人也。可不慎钦！可不慎软！至若厌其污秽而不观，乃以观是书为释闷，无识之人者，何足道哉！”刘廷矶《在园杂志》亦云：“若深切人情世务，无如《金瓶梅》，真称奇书。欲要止淫，以淫说法；欲要破迷，引迷如悟。”然而，“欲读《金瓶梅》，先须体认前序内云：‘读此书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读此书而生效法心者，禽兽也。’”紫髯狂客《豆棚闲话总评》中认为，不善读《金瓶梅》，“乃误风流而汐淫。其间警戒世人之处，或在反面，或在夹缝，或极快，或极艳，而悲伤零落，寓乎其间，世人一时不解者也。”戏笔主人在《绣像忠烈传序》中道： 文字无关风教者，虽炳推艺林，脍炙人口，皆为苟作，立说之要道也。凡传志之文，或艰涉猎及，动于齿颊，托于言谈，反令目闷之。若古来忠臣孝子贤奸在目，则作者足资劝惩矣。小说原多，每限于句繁语赞，节目混牵。若《三国演义》语句深挚质朴，无有伦比；至《西游》、《金瓶梅》专工虚妄，且妖艳靡受之语，聆人耳目。在贤者知探其用意用笔，不肖者只看其妖仙治荡。是醒世之书，反为酣嬉之具矣。 在评价《金瓶梅》的思想价值时，大多数文人根据小说中人物生前死后的遭际，将《金瓶梅》视为戒世之书，以因果报应来涵括其思想内容。“这《金瓶梅》一部小说，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24]刘廷矶《在园杂志》认为《金瓶梅》中“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奸诈贪狡，诸恶皆作，果报昭然。”用这种果报迷信的观点来解释这部博大精深的幢煌巨著，显然不足为训。倒是满文译本《金瓶梅序》对《金瓶梅》所描写的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 历观编撰古词者，或劝善惩恶，以归祸械或快志逞才，以著诗文；或明理言性，以喻他物；或好正恶邪，以辫忠奸。其书虽稗官古词，而莫不各有一善。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四种，固小说中之四大奇也，而《金瓶梅》于此为尤奇焉。凡百回中以为百戒。每回无过结交朋党、钻营匀串、流连会饮、淫赎通奸、贪婪索取、强横欺凌、巧计讴编、忿怒行凶、作乐无休、讹赖诬害、挑唆离间而已，其于修身齐家、稗益于国之事一无所有。至西门庆以计力药杀武大，扰为武大之妻潘金莲服以春药而死，潘金莲以药毒二夫，又被武松白刃碎尸。如西门庆通奸于各人之妻，其妇稗于伊在时即被其婿与家童站污。吴月娘背其夫，宠其婿使如内室，奸淫西门庆之稗，不特为乱于内室。吴月娘并无妇人精细之态，竟至殷天锡强欲退奸，来保有意调戏。至蔡京之徒，有负君王信任，图行自私，二十年间，身谴子诛，朋党皆摧于罪。西门庆虑遂谋中，逞一时之巧，其势及至省垣，而死后尸未及寒，窃者窃，离者离，亡者亡，作者作，出者出，无不如灯消火灭之烬也。其附炎趋势之徒，亦皆陆续无不如花残木落之败也。其报应轻重之称，扰戮秤毫无高低之差池局。且西门庆之为乐，不过五六年耳。其余摔掇谙媚、乞讨钻营、行强凶乱之徒，亦揭示于二十年之内。将陋习编为万世之戒，自常人之夫妇，以及僧道尼番、医巫星相、卜术乐人、歌妓杂耍之徒，自买卖以及水险诸物，自服用器皿以及谑浪笑谈，于僻隅琐屑毫无遗漏，其周详备全，如亲身眼前熟视历经之彰也。诚可谓是书于四奇书之尤奇书者矣。……观是书者，将此百回以为百戒，夔然果，态然思，知反诸己而恐有如是者，斯可谓不负是书之意也。……[25]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受到了此期评论者的高度评价。或谓小说“闺阔谐谑，市井理词，鄙俗之言，殊异之俗，乃能收诸笔下，载诸篇章，口吻逼真，惟妙惟肖。……才人文笔，不同凡响，信乎人之钦企弗衰也。”[26]或谓其“文心如牛毛茧丝，凡写一人，始终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读之，便道数语，便能默会为何人。结构铺张，针线填密，一字不漏……”[27]静庵《金屋梦识语》日： ……如《红楼》、《水浒》、《金瓶》之文字，虽稚但不伦，然不屑屑于寻章摘句，效老生常谈，其描幕人物，莫不须眉毕现，间发议论，又别出蹊径，独抒殉臆，畅所欲言，大有受倩笑傲，东坡怒骂之概。点染世态人情，悲欢离合，写来件件退真，而不落寻常小说家案臼。阅之不觉狂喜咋舌，真千载难遇之妙文也。……[28] 这些评论虽是片言只语，说不上系统、全面，但其中不乏独到的见解，自有其值得重视的价值。 《金瓶梅》在文学史上应享有什么样的地位？人们大多通过与其他作品的比较来阐述这一问题。有的将其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列，认为《金瓶梅》为“四大奇书”中之“尤奇者”[29]，《金瓶梅》与“别家迥异，非寻常小说可比”[30]。；有的将其与《左》、《国》、《史》、《汉》并列，认为“四大奇书，各臻绝顶，堪与《左》、《国》、《史》、《汉》并传，厥后罕有继此”[31]。吴道新在《文论》（一）中说：“袁中郎谓案头不可少之书，《葩经》、《左》、《国》、《南华》、《离骚》、《史记》、《世说》、杜诗、韩柳欧苏文、《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金瓶梅》”，认为其书“皆写生之文”，应该享有同等的地位。也有的看到了《金瓶梅》对《红楼梦》的巨大影响，认为“前人谓《石头记》脱胎此书（按指《金瓶梅》），亦非虚语。所不同者，一个写才子佳人，一个写奸夫淫妇；一个写执垮少年，一个写一市井小人耳。至于笔墨之佳，二者无可轩轻”[32]。《红楼梦》“大略规仿吾家凤洲先生所撰《金瓶梅》，而较有含蓄，不甚着迹，足展读者之目”[33]，气诸取《红楼梦评》认为（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而衰馒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黯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真是蝉蜕于秽。”张新之《红楼梦读法》认为《红楼梦》“借逸在《金瓶梅》”，“《红楼梦》是暗《金瓶梅》”，指出“《金瓶梅》有‘苦孝说’，因明以孝字结，此则暗以孝字结。至其隐痛，较作《金瓶梅》者为尤深。《金瓶》演冷热，此书亦演冷热；《金瓶》演财色，此书亦演财色。”这里虽包含有封建士大夫的迂腐之见，但却指出了《红楼梦》在创作上对《金瓶梅》的艺术借鉴。此外，脂砚斋、哈斯宝等人还就《金瓶梅》、《红楼梦》两书某些细节、场面描写的相似人手，评论了《金瓶梅》对于《红楼梦》创作的深刻影响。 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康熙年间张竹坡和光绪年间文龙对《金瓶梅》的比较系统而又全面的评论，这在《金瓶梅》研究的历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功绩，开创了《金瓶梅》研究的新阶段。 张竹坡（1670—1698），名道深，字自得，竹坡为其号。徐州铜山人。曾奋斗科场，但所遇不遂，终于撩倒穷愁，资志以段。竹坡于康熙年间评点、刊刻了《第一奇书金瓶梅》。他的评论包括总评（计有《凡例》、《杂录》、《第一奇书金瓶梅趣谈》、《竹坡闲话》、《金瓶梅寓意说》、《苦孝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冷热金针》、《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回评、眉批、夹批等，总计十万余言。 继张竹坡之后，光绪年间，文龙对《金瓶梅》又作了一次较为全面而详尽的评论。文龙字禹门，本姓赵，汉军正蓝旗人，曾做过南陵知县、芜湖知县等。为官清正，颇受百姓拥戴。他在光绪五年（1879）、六年、八年三次于在兹堂刊（第一奇书》本上对《金瓶梅》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人物塑造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论。其评论包括回评、眉批毛旁批等，大约六万余言。 他们指出，《金瓶梅》是一部暴露世情之恶、嫉世病俗、指斥时事的泄愤之作。张竹坡认为，《金瓶梅》作者既然不愿意留名，是因为小说有其寓意，有其针对性。“总之，作者无感慨，亦不必著书。”[34]“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经历过，人世最深。”[35]在七十回“老太监引酌朝房二提刑庭参太尉”的回评中，张氏评道：“甚矣，夫作书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故此回历叙运良峰之赏无谓，诸奸臣之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他认为，《金瓶梅》作者生活于黑暗的社会，历经优患，不遇于时，痛恨奸臣当道，深感世事险恶，饱尝世态炎凉，“悲愤呜咆”，因而作小说以“泻其愤”，[36]，抒发胸中的郁郁不平之气。文龙提出“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触而为此书也”。[37]在三十六回“翟管家寄书寻女子蔡状元留饮借盘缠”的回评中也说道：“此一回概影时事也。宰相与状元，固俗世以为荣而俗人所共羡者也。然必有其位，兼有其德，始无惭为真宰相；有其才，并有其度，乃不愧名状元。兹则以大蔡、小蔡当之，天下时事可知矣。蔡京受贿，以职为酬，前已约略言之，举一以例百也。若再详述，恐有更梦难尽者，即以其仆之声势赫炎代之，此日云峰先生，彼曰云峰先生，云峰直可奔走天下士，而号令天下财东也。若曰：其奴如此，其主可知，此追一层落笔也。”“蔡蕴告帮，秋风一路。观其言谈举止，令人欲呕。”张竹坡和文龙都看到了小说中所蕴涵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及作者对险恶世俗、污秽官场的批判。不同的是，张竹坡侧重于从作者“患难穷愁”的个人遭际来评论，而文龙则更多地着眼于作者对整个黑暗社会的愤激。 张竹坡和文龙还极力为《金瓶梅》“淫书”之“恶溢”正名。如何评价《金瓶梅》中的淫词秽语？《金瓶梅》究竟是不是一部“淫书”？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的专论里，全力为之辩解。他指出：“《金瓶》一书，作者亦是将《寨裳》、《风雨》、《捧兮》、《子拎》诸诗细为模仿耳。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做；显言之，而流俗皆知。”恰恰相反，它是一部惩淫戒世之书。“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梯”。他将《金瓶梅》与《诗经》相比，感叹世上不善读书者，将《金瓶梅》目为淫书，并不无过激地说：“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处也。若我看此书，纯是一部史公文字。”[38]当然，对于小说中有关两性生活的赤裸裸的渲染，张竹坡有时也批有“不堪”等字样，也提出了批评的意见。总之，张竹坡强调的是从整体上、宏观上去评价《金瓶梅》所取得的成就，而不能专注于它对两性生活的描写而扼杀其价值，提出“《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39]。同时，也是更重要的，张竹坡提出这种淫笔是直接服务于人物塑造，并有深意寓焉。他论述道： 《金瓶梅》说淫话，止是金莲与六儿处多，其次则瓶儿，他如月娘、玉楼止一见，而春梅则帷于点染处描写之。何也？写月娘，惟扫雪前一夜，所以丑月娘，五西门也。写玉楼，帷于含酸一夜，所以表玉楼之屈，而亦以丑西门也，是皆非写其淫荡之本意也。至于春第，欲留之为炎凉翻案，故不得不留其身份，而止用影写也。至于百般无耻，十分不堪，有桂姐、月儿不能出之于口者，皆自金莲、六儿口中出之。其难堪为何如？此作者深罪西见得如此狗鑫，乃偏喜之，真不是人也。故王六儿、潘金莲有日一齐动手，西门死矣。此作者之深意也。至于瓶儿，虽能忍耐，乃自讨苦吃。不关人事。而气死子成，迎奸转嫁，亦去金莲不远，故亦不舫为之弛张丑态。但瓶儿弱而金莲狠，故写瓶儿之淫，略较金莲可些，而亦早自丧其命于试药之时，甚言女人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吁！可畏哉！若金莲、如意辈，有何品行，故不仿唐突。而王招宣府内林太太者，我固云为金莲波及，则欲报应之人，又何妨唐突钱？[40] 这种看法是独到的，也是值得我们今天研究中重视的。 文龙则更强调读者的主观方面，认为“《金瓶梅》，淫书也，亦戒淫书也”。之所以说是“淫书”，因“观其笔墨，无非淫语淫事”[41]，但“究其根源，实戒淫书也……是是在会看不会看而已”[42]。他认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读者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些描写，它会因读者欣赏与僧恶、羡慕与畏戒的不同态度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他论述道： 皆谓此书为淫书，诚然，而又不然也。但观其事，只“男女苟合”四字而已。此等事处处有之，时时有之。彼花街柳巷中，个个皆潘金莲也。不为说破，各人心里明白，一经指出，阅历深者曰：果有此事；见识浅者曰：竟有此事！是书概充量而言之耳，谓之非淫不可也。若能高一层着眼，深一层存心，远一层设想，世果有西门庆之人乎？方且痛恨之不暇，深恶之不暇，阳世之官府，将以斩立决待其人，阴间之阎罗，将以十八层置其人。世并无西门庆其人乎？举凡富贵有类乎西门，清闲有类乎西门，遭逢有类乎西门，皆当恐惧之不暇，防闲之不暇。一失足则杀其身，一纵意则绝其后。夫淫生于逸像，不生于畏戒，是在读此书者之聪明与湖涂耳。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尝淫乎？[43] 是书若但以淫字目之，其人必真淫者也。其事为必有之事，其人为实有之人，决非若《驻春园》、《好述传》、《玉娇梨》、《平山冷艳》以及七才子、八才于等书之信口开河，无情无理，令人欲呕而自以为得意者也。何以谓之不淫也？凡有妻妾者，家庭之间，势必现此五态，以至家效人亡，后事直有不不可问，见不贤而内省，其不善者而改之，庶几不负此书也。[44] 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睹一群鸟兽草尾而已。或谓《金瓶梅》善书也，非也。善者见善谓之善，不善者谓之不善，但觉一生快活随心而已。然则《金瓶梅》果奇书乎？曰：不奇也。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世间常有之事，且自古及今，普天之下，为处处时时常有之人事。既不同于《封神榜》之变化迷离，又不似《西浒记》之妖魔鬼怪，夫何奇之有？……故善读书者，当里身于书中，而是非羞恶之心不可泯。斯好恶得其真矣。又当里身于书外，而彰痒劝惩之心不可紊，斯见解超于众矣。又须于未看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更须于看书之际，总将作者之语，思索几遮。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书自为我运化，我不为书抽缚，此可谓能看书者矣。曰淫书也可，曰善书也可，曰奇书也亦无不可。[45] 在这些论述中，文龙并没有回避小说中的淫秽笔墨，但他更强调的是读者在接收作品信息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读者对《金瓶梅》的褒贬好恶，会因各自的个性爱好、欣赏角度、艺术情趣、道德品性等等的差异而存在巨大的不同，这即是接受美学所说的“共时接收”的差异性。此外，张、文二人还对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针线细密、语言艺术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很有见地的看法。 总之，明清人的论述已涉及到了《金瓶梅》的方方面面。今日“金学”的辉煌离不开昔日的学术积淀。历史的车轮已驶到了世纪之交，回首审视一下明清文人对《金瓶梅》的解读，或许对下个世纪的金学建构有些微启迪。 注释： [1]民国二十四年上海杂志公司出版《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游居柿录》。 [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元朝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9年。 [3]袁宏道《与黄思白书》，《袁宏道集笺校》本卷六《锦帆集之四——尺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金瓶梅词话》卷首《金瓶梅词话序》。 [5]明刊谢肇淛《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 [6]《游居柿录》卷九。 [7]《金瓶梅词话》卷首。 [8]袁中道《游居柿录》。 [9]崇祯刊本《天爵堂笔余》卷二。 [1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11]《游居柿录》卷九。 [1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13]《与董思白书》。 [14]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金瓶梅词话》卷首。 [15]《稗说》卷三《王兖洲著作》，《明史资料丛刊》第二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 [16]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中认为此《考证》“一望而知其为伪作，也许便是出于蒋软良辈之手”。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在此《考证》后加了按语，认为此文系废物即王文濡辈“伪造后不断加以润色”。 [17]见蒋瑞藻《小说考证》，上海古籍出版杜1984年。 [18]《蕉轩随录》卷三。 [19]《砚桂绪录》卷十三。 [20]《聊斋志异·夏雪》。 [21]道光二十五年青玉山房刊本《一斑录杂述》卷四《销书可慨》。 [22]徐谦《桂宫梯》卷四引《劝诫类钞》。 [23]徐谦《桂宫梯》卷四引《最乐篇》。 [24]紫阳道人《续金瓶梅》第一回。 [25]康照四十七年满文本《金瓶梅》卷首，佚名译，黄瑞华、王小虹校订并标点，见《文献》第十六辑。 [26]原署名袁枚，黄霖认为此系后人伪托。见《金瓶梅资料汇编》卷一，中华书局1987年3月。 [27]刘廷玑《在因杂志》卷二。 [28]《莺花杂志》第一期，1915年2月 [29]满文本《金瓶梅序》。 [30]闲云山人《第一奇书钟情传序》。按，《钟情传》即《金瓶梅》。 [31]周永保《瑶华传跋》。 [32]静庵《金屋梦识语》。 [33]兰皋居士《绮楼重梦楔子》。 [34]《读法》三十六。 [35]《读法》五十九。 [36]《竹坡闲话》。 [37]七十二回回评。 [38]《读法》五十三。 [39]《读法》五十二。 [40]《金瓶梅读法》五十一。 [41]第一回回评。 [42]第一回回评。 [43]第十三回回评。 [44]第七十五回回评。 [45]第一百回回评。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0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