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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以来，《水浒传》的研究在现代价值观念和西方文艺理论的观照下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这种所谓的现代视野忽视了古代小说的生成语境、文体特点和文化属性，也产生了不少学术上的疑难问题甚至伪命题，给古代小说的还原解读造成了不少困惑乃至混乱。不过，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水浒传》中的宗教描写提出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如邢东田分析了《水浒传》两类谶言(预示国家大事历史进程，预示重要人物命运前途)，认为对这类谶言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中国神秘文化的研究；汪远平指出《水浒传》中的某些宗教观念成了《水浒传》情节结构的思想支柱、中轴线和粘合剂；张锦池指出小说中的“神喻”和“圣喻”亦即作者的自谕。我们以上述研究为基础，在尊重《水浒传》是世代积累最后由文人整合而成的这一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试图从宗教叙事的层面来考察《水浒传》的叙事架构、叙事意图，并进而考察《水浒传》整合者的这种努力是否和来自于不同渠道的素材取得了某种同一性，是否存在着某些无法弥补的张力。 一、道教降凡神话和容与堂本《水浒传》的叙事架构 《水浒传》采用了道教谪谴神话即星君降凡神话来营造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循环架构，并以宋江为星主为统帅纠结星散全国各地的梁山好汉完成天罡地煞、历劫尘世、最终回归天界的叙事任务。 《水浒传》通过举行三次重大的宗教仪式来搭建故事的大架构，一种大开大合的大架构，以便将天罡地煞所经历的种种尘缘所获得的种种感悟全部容纳于神界——尘世——神界的循环运转中。第一回的罗天大醮导致洪太尉误走妖魔。对于“遇洪而开”的谶言，作者特意指出：“却不是一来天罡地煞星合当出世，二来宋朝必显忠良，三来凑巧遇着洪信，岂不是天数?”那向四面八方散去的天罡地煞的最终聚会是通过梁山好汉排座次时举行的罗天大醮来加以说明的。当时天上掉下一块石碣，“此石都是义士大名，镌在上面，侧首一边是‘替天行道’四字，一边是‘忠义双全’四字，顶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却是尊号。”“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注着众义士的姓名。”这不仅意味着天罡地煞已经聚会一处，而且意味着梁山好汉的座次早已为天界确定。梁山好汉排座次后，宋江统领着好汉们开始走向招安的艰难历程，并在征方腊后重新回归神界。天罡地煞回归历程的描写始于第99回宋江超度阵亡兄弟的罗天大醮。在第100回中，徽宗梦游梁山泊，宋江告诉徽宗：“天帝哀怜臣等忠义，蒙玉帝符牒，敕命封为梁山泊都土地，因到乡中为神，众将已会于此，有屈难伸，特令戴宗屈万乘之主亲临水泊恳告平日之衷曲。”徽宗梦醒后派人追查真相，敕赐钱财于梁山泊内盖起庙宇，装塑梁山好汉神像，御笔赐牌额曰“靖忠之庙”。“天罡尽已归天界，地煞还应入地中。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这四句诗是对天罡地煞的结局和回归历程的最好概括。 《水浒传》还通过三位宗教人物来完成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内在勾连，揭示天罡地煞的命运走向。第一次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勾连起来的是鲁智深的师父智真长老。他指出鲁智深和宋江是星君下凡，并以偈语的形式对他们的命运走向进行了揭示。第二次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勾连起来的是九天玄女。九天玄女在宋江的人生历程中出现两次，都称宋江为星主，两次都明确告诉宋江是星辰下凡，不久将回归天界。作为神界智者，九天玄女送给宋江三卷天书，并揭示了天罡地煞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业绩。那政治纲领就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那政治业绩就是：“遇宿重重喜，逢高不是凶。北幽南至性，两处见奇功”；“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上卿。”第三位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相勾连的人物是公孙胜的师父罗真人。他指出，李逵是上界天杀星降凡，公孙胜是上界天闲星降凡。他还命公孙胜去助宋江，保国安民，替天行道。他给公孙胜和宋江的法语指出：“逢幽而止，遇汴而还”，说的是公孙胜的命运；“忠心者少，义气者稀，幽燕功毕，明月虚辉。始逢冬暮，鸿雁分飞，吴头楚尾，官禄同归。”说的是宋江征方腊的命运。实际上，这也是对天罡地煞的尘世命运的预测。 除了通过三位宗教人物来勾连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外，《水浒传》还打破章回小说习惯于卖关子的叙事套路，大量采用第一人称全知叙事来说明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联系，强化梁山好汉是天罡地煞降凡的创作意图。这种全知叙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回前诗词的方式来传达和强化梁山好汉就是天罡地煞降凡的创作意图。如：“天罡地煞下凡尘，托化生身各有因。落草固缘屠国士，卖刀岂可杀平人。东京已降天蓬帅，北地生成黑煞神。豹子头逢青面兽，同归水浒乱乾坤。”(第12回)二是通过回中的说唱韵文和叙述散文来传达和强化梁山好汉就是天罡地煞降凡的创作意图。这种交代主要在以下五种情形中出现：其一是在梁山好汉的出场诗中作相关的交代，如“天上罡星临世上，就中一个偏能。”(第13回雷横)其二是在一些重大事件的评价中，作者也通过韵文的方式来说明梁山好汉是天罡地煞降凡，如“不日呼延须入伙，降魔殿里有因缘。”(第57回)其三是在一些重要的情节中作者也不忘点逗梁山好汉是天罡地煞降凡，如兵马统制秦明“欲待要和宋江等厮拼，却又自肚里寻思：一则是上界星辰契合(夹批：这如何寻思得)，二乃被他们软困以礼待之，三则又怕闹他们不过，因此只得纳了这口气。”(第34回)其四是梁山好汉大聚义后，由于读者已经完全知道梁山好汉就是天罡地煞降凡，所以作品通过多种方式来强调这种降凡模式，如宿太尉向皇帝奏明实情，宋徽宗说：“寡人久闻梁山泊宋江等有一百八人，上应天星，更兼英雄勇猛人不可及。”(第82回)其五是在散文叙事过程中，作者还利用天文学的知识来说明梁山好汉的身份，展现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勾连，如第39回，蔡京在书信中指出：“近日太史院司天监奏道，夜观天象，罡星照临吴楚分野之地，敢有作耗之人，随即体察剿除。嘱咐下官谨守地方。更兼街坊小儿谣言四句道：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第三是通过回末结语，一再说明梁山好汉是天罡地煞降凡，一再揭示天罡地煞的尘世命运。如“不是这伙人来捉史进并三个头领，有分教史进先杀了一两个人，结识了十数个好汉，大闹动河北，直使天罡地煞一齐相会，直教芦花深处屯兵士，荷叶荫中治战舰。”(第2回) 《水浒传》通过九天玄女授天书这种神道设教的方式，确定天书的拥有者宋江是星主——天罡地煞星之主，其职责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这一神旨体现在《水浒传》的故事架构上就是以宋江为中心来构建故事情节，将一个个好汉的列传放到一个有序的叙述框架中。洪太尉误走妖魔，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星散全国各地，啸聚十三座山头，他们都先后和宋江建立了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最后都上了梁山。宋江一上场便私放晁盖等七人上梁山，为梁山泊事业奠定了基础，此后由于受私放晁盖等人的牵连杀了阎婆惜，宋江对朱仝说自己有三个去处：一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庄上，二是青州清风寨小李广花荣处，三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这实际上是以宋江为中心的三大情节关目。宋江投奔柴进，除了引出武松传奇外，是为后来宋江率人攻打高唐州下种；宋江投孔太公庄上，是为了宋江上梁山后将此前已经落草(前13回)的三山强人和少华山强人纠合上山；投清风寨，宋江纠合了花荣和清风山、对影山强人上山。江州劫法场攻无为军杀黄文炳后，宋江跪下来答谢众兄弟，表示自己愿意随晁盖上山的同时，动员李俊等人一同上山。在回梁山泊的途中，宋江又劝说黄门山的欧鹏、蒋敬、马麟、陶宗旺四位好汉上山入伙。宋江上山后任二头领，可是作者却每次都让宋江下山展开军事活动，把一批又一批将领迎上山；晁盖中箭身亡后，宋江作为寨主，迎来最后一批将领后，便开始了他的招安计划。 《水浒传》这一以星主为中心的情节链条，显然和北斗七星降凡聚义的神话逻辑存在着矛盾和张力，并在梁山泊领袖的确立过程中露出无法消弭的悖论。作者多次描写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是北斗七星聚义，而在道教的星辰崇拜中，北斗七星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威地位、领袖地位，这种地位在梁山事业的确立过程中也有充分的体现：晁盖在江湖上颇具仗义疏财的名声，以致四方好汉纷纷投奔名下。梁山泊义士尊晁盖，林冲的话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日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可是，由于《水浒传》的情节设计是以宋江为逻辑中心，所以作品尽管描写了七星聚义的神话，但在忠义堂石碣所受天文的天罡地煞名单中，却没有晁盖的名字；所以宋江一上梁山泊，其领袖欲望就张扬起来，原来的山寨之主晁盖不仅失去了话语权，而且失去了行动权，宋江成了叙事的中心。宋江上山后，众好汉心目中几乎只有宋江了，所有的江湖好汉都因仰慕宋江而投奔梁山，几乎所有的梁山好汉都打着宋江的招牌劝诱朋友上山，而晁盖却渐渐被人遗忘。这导致晁盖不顾一切下山攻打曾头市。晁盖死后留下“若哪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作山寨之主”的遗嘱让这种张力更加明显。一方面，作者写了宋江为山寨之主乃众望所归，另一方面又极力描写宋江对于晁盖的死“似丧考妣一般哭得发昏”，表示自己权当山寨之主，“待日后报仇雪恨已了，拿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须当此位。”卢俊义抓到史文恭后，宋江让位时虽说到晁盖遗言，但强调的是自己“有三件不如员外之处”：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小吏出身，犯罪在逃；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服众，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尺之功。他派梁山最优秀的将领跟随卢俊义，以便让卢俊义最先攻下城池，好作山寨之主，但这批最优秀的将领恰恰是反对卢俊义坐梁山泊第一把交椅的。 二、道教降凡神话和容与堂本《水浒传》的创作意图 《水浒传》面世以来，诲盗与弭盗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争论在20世纪转化为农民起义的颂歌与农民起义的反面教材之争。这种争论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没有充分认识到《水浒传》的整理者整合多种材料而成书导致的材料之间的张力造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没有充分把握《水浒传》的整理者运用宗教描写以传达艺术构思和创作意图的叙事技巧。如果我们从宗教叙事的角度来把握《水浒传》的叙事意图，我们会发现，《水浒传》的降凡神话存在着两个组合，第一个组合论证了宋代政权的合法性，第二个组合规定了天罡地煞的尘世命运，这两个组合充满着象征意味，规定了天罡地煞由魔君转化为星君的谪谴历程。 第一个组合论证了宋代政权的合法性，说明了天罡地煞降凡的历史境遇。《水浒传》引首告诉我们，五代十国的政局更替是阴阳失序造成的，太祖武德皇帝是上界霹雳大仙下降，乃应运而生。为了说明宋太祖政权的合法性，作者还引用两个传奇人物来加以论证。一个是神宗朝的大儒和易学家邵康节，他作了一首诗来歌颂新朝。另一个就是能辨风云气色的陈抟，他听得东京柴世宗让位与赵检点登基，高兴得颠下驴来。人问其故，那先生道：“天下从此定矣。正应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作者还指出，仁宗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时昼夜啼哭不止，天庭遣太白金星下凡，化作老叟来到太子面前说了句：“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玉帝差遣紫薇宫中两座星辰来辅佐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开封府主龙图阁大学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国大元帅狄青。”在圣主、能臣、良将的领导下，仁宗迎来了执政以来为人所称道的三登之世。从这四位星君降凡神话的描写来看，作者是将宋代王朝作为阴阳失序后的一个太平盛世来歌颂的，这样的太平盛世自然不可能也不可以用造反的方式来加以颠覆的。但是乐极生悲，瘟疫盛行，朝廷派洪太尉上龙虎山请张天师祈禳瘟疫，结果放走了天罡地煞，这天罡地煞们就是梁山好汉。 第二个组合规定了天罡地煞由魔君转化为星君的谪谴历程。洪太尉误走妖魔，天罡地煞由黑气化作金光散向全国各地实际上是一个象征，黑气就是所谓的魔君，金光就是所谓的星君，由魔君变成星君实际上就是由杀人放火的绿林好汉变成“辅国安民”的国家栋梁。龙虎山真人向洪太尉说起当初祖老天师洞玄真人镇锁一百单八个魔君时，一再嘱咐弟子不可放他们出世，“若还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恐惹利害，有伤于人”，“他日必为后患”。从《水浒传》对梁山好汉的出场介绍以及他们出场后的所作所为来看，魔君们的尘世之旅就是沉郁下僚流落江湖遭受人生苦难的历劫之旅，魔君们的梁山事业就是一个暴力的世界，一个血腥的世界，一个破坏一切的世界。明清时代的所有评点家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把梁山好汉称为强盗，把宋江等人称为强盗魁首。道教谪谴神话的赎罪意识决定了招安是天罡地煞们的必由之路。其实，早在九天玄女授天书之前，宋江的头脑中就曾闪动过招安的念头，他用这种念头劝诱了一批江湖亡命之徒。九天玄女授天书，就是希望宋江能够将天罡地煞约束在一起，一同“改邪归正”，走上赎罪的道路。宋江上山后，对于俘获或投诚的朝廷将官，宋江就是用招安作他们的统战工作。正式获得领导权后，宋江便着手进行系统的招安安排。为了体现魔君向星君的转变，《水浒传》描写了梁山好汉逐渐改变其血腥暴力秉性的过程。梁山好汉的招安之旅，实际上是一次赎罪之旅，是由魔君向星君的回归之旅。 由于魔君与星君的材料胶合在一起，作者统一的宗教叙事策略并不能够将所有素材的客观意蕴涵盖起来，意图与素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 这种张力首先表现为梁山好汉的言行不一，许多英雄都口口声声忠于国家，却莫名其妙地做了强盗。秦明慷慨陈词：“秦明生是大宋人，死为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马总管，兼受统制使官职，又不曾亏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强人，背了朝廷?你们众位要杀时，便杀了我，休想我随顺你们!”可是，当他被赚上清风山时，却反过来劝说黄信：“后说山东及时雨宋公明疏财仗义结识天下好汉，谁不钦敬。他如今在清风山上，我今次也在山寨人了伙，你又无老小，何不听我言语，也去山寨入伙，免受那文官的气。”最为明显的莫过于宋江，一方面他认为晁盖们劫生辰纲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倘有疏失，如之奈何。”指责“那晁盖倒去落了草，直如此大弄”。另一方面却给晁盖们通风报信。宋江一方面视上山落草为不忠不孝的行径，另一方面却夸耀梁山泊的厉害，卖弄自己有恩于梁山，建议清风山人马随他上梁山落草。路上碰到对影山强人，宋江就说他两个撞筹入伙，凑队上梁山泊去，投奔晁盖聚义。石勇对他说“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伙，是必携带”。他也爽口答应“这个不必说，可争你一个”。撂下大队人马回家奔丧时也强调，“我的书去，并无阻滞。”宋江遵循父亲教导，希望刘唐不要陷自己于不忠不孝之地，并向晁盖表示：“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长手里乞死。”可是没过多久，宋江就在江州题反诗，最后向晁盖表示：“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虽是受了些惊恐，却也结识得这许多好汉。今日同哥哥上山去，这回只得死心塌地，与哥哥同死同生。”他纠结江州好汉上山。回梁山泊的途中又邀请黄山门好汉上山，回到梁山后又不无得意地说起“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的童谣。从此，宋江比晁盖更加“大弄”起来，直到把108位好汉都“弄”上了梁山。在宋江寻求招安的过程中，宋江的魔君色彩依然云无心而出岫：他在李师师家吃得口滑，居然“揎拳裸袖，点点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来”。这些矛盾是无法从人物自身的性格逻辑中得出合理的解释的，只能解释为作者主观意图与客观素材之间存在的张力所致。 其次表现为限知叙事与全知叙事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作者用全知叙事将“忠义”、“忠良”等赞辞送给梁山好汉时，却与相关的情节格格不入甚至有着严重的背离倾向。第17回，“花和尚单打二龙山，青面兽双夺珠宝寺”，这明明是一个盗贼之间的火并情节，可是开场诗却指出：“人逢忠义情偏洽，事到颠危志益坚。背绣僧同青面兽，宝珠夺得更周全。”第24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市”，可是作者却偏要来上一句：“酒色端能误邦国，由来美色陷忠良。”宋江攻打北京城，书中却用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梁山好汉：“一心忠赤无余事，只要当朝建大功。”“人人只欲尽忠义，擒王斩将非邀功。”宋公明弃粮擒壮士，却有这样的开场诗：“只因肝胆存忠义，留得清名万古传。”对于黄文炳这样的国家干才，作者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贬斥：“堪恨奸邪用意深，事非干己苦侵寻。致将忠义囚囹圄，报应终当活剖心。”“文炳趋炎巧计乖，却将忠义苦挤排。奸谋未遂身先死，难免剜心炙肉灾。”“远贡鱼书达上台，机深文炳独疑猜。神谋鬼计无人会，又被奸邪诱出来。”容与堂本的评点者愤愤不平：“这样诗也罢。”“胡说，他如何是奸邪。”最后忍不住在回评中对黄文炳大加赞叹：“黄文炳也是个聪明汉子，国家有用之人。渠既见反诗，如何不要着紧?宋公明也怪他不得。”(41回评)为了强调梁山好汉是一批干干净净的人物，作者不顾梁山好汉杀人放火的历史，将他们的血腥行为进行涂脂抹粉，连徽宗皇帝也似乎在一夜之间觉醒了：“宋江这伙旗上大书替天行道，堂设忠义为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扰害良民，单杀贪官污吏谗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与国家出力。”“寡人闻宋江等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与国家出力，都是汝等嫉贤妒能之臣壅塞，不使下情上达，何异城狐社鼠也。”“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施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报效之志凛然，虽犯罪恶，各有所由，察其情恳，深可怜悯。”总之，作品的限知叙事将梁山好汉的暴力行径暴露无遗，而全知叙事则试图将这种黑暗行径“漂白”，将梁山好汉打扮成朝廷的忠臣良将。可惜，作者的整合只能增加主观意图与客观素材之间的内在张力。 三、结 论 容与堂本《水浒传》确实成功地利用宗教叙事对多元而复杂的水浒故事进行了整合，这表明宗教叙事在架构故事情节、确立创作意图、完成形象设计方面有着很强的功能，是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叙事技巧。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作者利用宗教叙事整合水浒故事时，其主观意图和水浒故事固有的叙事逻辑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张力，从而造成了叙事上的诸多悖论。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