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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一个传颂千古的名字；诸葛亮，一个倾倒万众的人物。他的故事，古今中外，妇孺皆知。他玄妙莫测、神机妙算、未卜先知的本领，尤为世人所乐道，以致在人们的心中诸葛亮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物，而成为智慧的象征了。 这一切，多少源于《三国演义》对诸葛亮近乎神话的描写。在这部身列“四大名著”的演义中，诸葛亮被罗贯中尊为未卜先知的预言家、奇谋巧计的谋略家、雄才大略的外交家、高瞻远瞩的政治家、神出鬼没的军事家、口若悬河的演说家、鬼斧神工的科学家……可谓熔百家奇谋于一身，集万世智慧于一体的“智绝”型人物。 然而，纵使罗氏摇动“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的生花妙笔，却不能遮掩诸葛亮的诸多不足与失误，乃至其自身的矛盾之处。 “隆中对”是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及谋划，因其分析入理、规划分明、切合实际，由此，“隆中对”遂成为诸葛谋略的代表，后世谋略的典范。遗憾的是，诸葛亮在执行这一战略计划的过程中，并没有做到“言行一致”，甚至可以说是“纸上谈兵”。 在“隆中对”中，诸葛亮明确告诫刘备要“外结孙权”，道理很简单，在北方强大的曹操势力的威胁下，刘备政权和孙权之间是为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然而，赤壁之战的硝烟未散，诸葛亮便帮助刘备对荆州“借而不还”，为后来的吕蒙夜袭荆州、关羽败走麦城、陆逊火烧连营、刘备病死白帝城造恶，给日后的孙、刘联盟的破裂埋下了隐患。 荆州的确是一战略要地，但该占时未占（占刘表之荆州），该还时不还（还孙权之荆州），到头来，还是落得个荆州不保、关羽不存的结局。从这一点来看，孔明在谋略上远不如其兄诸葛谨，争取荆州，的确是“弃重而取轻也”。 如果说因荆州是“用武之地”，强占不还，以图一时之利的举动尚可理解的话，那么，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则实在难称明智之举。纵然不能说是蚍蜉撼树，“急功近利”的评价并不过分。 对于曹操的强大，诸葛亮的认识是十分清楚而明确的，在“隆中对”里提出的谋略也是合乎实际的： ……曹操势不及袁绍，而竟能克绍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出宛洛…… 然而，试观孔明为复兴汉室六出祁山，第一次值曹丕病故，尚可算得上是“天下有变”，且不论“伐人之丧”是否道义，第五次是为抗击魏军入侵，其他几次，主要是为了“受命以来，夙夜忧虑，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臣受先帝知遇之恩，梦寐之间未曾不设伐魏之策。竭力尽忠，为陛下克复中原，重兴汉室”。诸葛亮为了一个“忠”字，六出祁山，“未得寸土”，让人不能不产生“急功近利”的想法。六出祁山，孔明之不智，或许是源于其“愚忠”吧。“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免。……盖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之争也”，诚为后人哀之鉴之之言。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更多地表现了诸葛亮的兵谋将略，而实际上，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评价更为准确：“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谋略”。的确，诸葛亮是称不上一名好帅才或将才的。 诸葛亮二出祁山时，率兵三十万，被郝昭率三千兵马阻于陈仓，云梯、冲车、掘道，皆无效应，二十余日，无计可施。而当初“量此小城，安能御我”的豪言壮语，最终只落得斩杀王双，败回汉中。 至于对敌五丈原之时，司马懿坚守不出，孔明无可奈何之际，竟然给对手送上“妇人缟素之衣”，此激将之法出自孔明之手，孔明之技穷乏谋，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上述战例是因对手的高明而归于不胜的话，那么，拘泥僵化，对于孔明来说，则是无可推卸的责任。 一出祁山，兵出沔阳之时，魏延献计“兵出子午谷，取路出褒中，循秦岭以东，当子午谷而投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这的确可算是一条好策略，但诸葛亮却以“莫须有”的伏击为借口，加以拒绝，错失良机。 由此又说到阴平奇道，孔明曾拨一千兵据守，却不知由此捷径出兵，奇袭曹魏，居然还立碑碣题曰：“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当邓艾乘虚率兵抢江油、夺绵竹、招降后主之后，钟会会不会因为自己的过分谨慎而后悔？若孔明在天有知，对此又会作如何感想？ 同出奇兵，同为五千兵，一用一废，一胜一败，莫非天意？孔明身为丞相，亲率大军，应深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但在四出祁山连克敌军之际，奉诏回朝，痛失良机。且看书中叙写：“孔明接入，受诏已毕，仰天叹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侧！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如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回，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 管仲当年能使齐桓公远逐易牙、方开等小人，孔明既“自比于管仲、乐毅”，且位居相父，有辅国辅子之责，怎可使佞臣在幼主之侧？ 再说，刘备遗诏：“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当然，孔明是绝不会如此的，但既知刘禅相疑，完全可以一道自状辩解。如此一来，既不欺主，又不失乘胜伐魏之机，何乐而不为？当初，王翦率秦举国之兵，尚能使多疑的秦王专任，而号称“智绝”的诸葛亮，竟然使事之如父的刘禅产生疑心，岂不悲哉！岂不惑哉！ 说到用人失误乏当，首推失街亭的马谡。对于这件事，古往今来，议者颇多，在此不加详论。 关羽，一代名将，武艺绝伦，但有一致命弱点：傲。对于荆州这一集军事、政治、经济于一体的战略要地，以关羽驻守，不能不说是孔明在用人上的失误。如果说张飞性情急躁，不可独往，那么赵云应为最佳人选：一是武略超群。可敌曹仁，可镇敌军；二是为人谨慎谦虚，头脑灵活，执行政策坚决，识大体；三是对刘备忠诚可鉴。若以子龙守荆州，或许三国史当为改写。 五出祁山时，孔明令李严应付粮草，运赴军前。俗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孔明明知李严秉性：“自先帝崩后，平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然谓平情在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却偏委李严以运粮重任，自伏祸机。此次回兵，不能不说是孔明自身的失误。 孔明临终，一应大事尽托长史杨仪，却又授命与杨仪水火不容的魏延断后，以致矛盾激化，魏延谋反，险些造成“外患未除，内乱先发”的恶果。 姜维身随孔明，智勇双全，文武兼备，且与魏延关系尚可，何不托事于姜伯约？事实上后来担当统军大任的还是这位魏降将。据此看来，那场内乱是颇具讽刺意义的。 诸葛亮的用人不当，除了表现在“失误”二字上，还有一点就是没有做到“用人专任，用人不疑”上。“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笔览焉”。听了使者的介绍，司马仲达就断言：“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事无大小，亲为决断，只能说明或者是手下无人（其实是不可能的），或者是“用人不专，用人而疑”，这或许是造成自己英年早逝及出兵无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诸葛一生唯谨慎。”的确，究孔明一生，是谨慎有余而冒险不足的。因此，人们对孔明的“空城计”予以了全盘的否认。其实，以诸葛亮的智慧，以当时的处境，是完全有可能唱出“空城计”的，汉中之战时，赵云不就是设了个不大不小的“空城计”吗？ 在“木牛流马”与“五丈原退兵”上，诸葛亮表现的却是谨慎不足，似乎像一个赌徒。按《三国演义》载，孔明造好木牛流马，故意使司马懿抢去，“司马懿见了木牛流马，必然仿我法度，一样制造”，对此，诸葛亮的“赌注”就是“舌头”这一机关，扭转后便不能行走。天可怜见，这一“赌”诸葛亮倒真是赢了。试想，曹魏营中的匠人在仿制时如果能充分考虑各结构的使用功能，司马懿再多一点提防，这样下去，很有可能是诱敌不成，反而助敌。 相比之下，“五丈原退兵”更是一着险棋，孔明素知魏延有反心，且断言自己死后“魏延必反”，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趁自己在世时除掉魏延，并且在姜维欲杀魏延时阻止了他，却去授什么“锦囊妙计”，以致同室操戈，内乱不休。那么，孔明真的有绝对把握除掉造反的魏延吗？或者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智慧，演一出“死诸葛杀活魏延”的好戏给后人看，或者是为了让魏延暴露，使这一诛杀名正言顺。若真如此，孔明则成为庄公第二了。 “文死谏，武死战”，似乎是古之为臣者的标准。刘备和诸葛亮情如鱼水，孔明身为军师，官居丞相，按说，刘备对孔明应该是言听计从的，遗憾的是，由于孔明的“明哲保身”，对刘备“谏止不力”酿成的千古遗恨，孔明是难逃罪责的。 第一失策，在于荆州。刘表在病中一让荆州时，刘备用“景升待我，恩礼交至，安忍其危而夺乎”而谢绝，孔明只是叹曰：“真仁慈之主也！”后孔明劝刘备夺取荆州，一为安身之所，一可拒战曹操，在刘备否定后，孔明只是说：“且再作商议。”当刘琮降曹时，伊籍劝刘备夺取襄阳，在遭拒绝时，孔明竟然也附和刘备，弃新野、走樊城、败长坂，几死无葬身之地。 孔明既知荆州重地，与其日后苦借，且借而不还，并由此引发一系列不利局面，何不当初力谏刘备？！天时者，刘表新亡；地利者，驻兵新野；人和者，刘表托孤。天予不取，偏咎由自取。倒是后来，庞统劝刘备取西川，一番语言，便使刘备恍然大悟，出兵西川。如此说来，卧龙不及雏凤远矣！ 刘备为关、张报仇，起兵东征。对此，孔明并无力谏，只是说：“陛下初登宝位，若欲此讨汉贼，以伸大义于天下，方可亲统六师；若只欲伐吴，命一上将统军伐之可也。何必亲劳圣驾？”竟然支持伐吴，只是反对亲征而已！这一点，远不如赵云：“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 刘备曾与诸葛亮同食同宿，视孔明如活鱼之水，若诸葛亮在这一关键时刻，能对刘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极有可能会避免兵败猇亭、火烧连营、刘备身死白帝城的悲剧发生。 或许是为了替诸葛亮遮掩，或许是无法对孔明的“智绝”与蜀兵的惨败自圆其说，罗贯中只好借那位三百多岁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隐者李意之口说出了“此乃天数”这几个字。 呜呼！说到天意，孔明之智当为天意，孔明之愚当为天意，孔明之误当为天意！ 一切尽归于天意，我还有什么说下去的必要呢？ 原载：《领导文萃》2010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