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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姻的政治性明显 婚姻本是基于男女双方的互相爱慕，既而通过一种法定的形式，将其稳定下来。但是婚姻并非男女双方的简单结合，除夫妻双方之外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各自所在的家庭。这对于那些具有一定功利心和目的性的人来讲，不可谓不是一条迅速解决某种危机或者是壮大自己势力的极好方式，例如刘备迎娶孙夫人。尽管在对刘备和孙夫人描写中，将两人描写的十分的恩爱，但是从后来的结局来看，这里的所表现出的情感很可能是刘备所利用，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个姻亲的结成与当初诸葛亮所建议的“隆中对”的三分天下的策略是相对应的，对于双方来讲，只能采取联合的政策，无疑姻亲的方式对于这种政策的落实是极为有效的。在和亲之后，双方都能够抽出手来，专心的对付来自北方的侵扰，而且这一形势还在不断的加强着，才有了后来孙权向关羽求女以嫁其子这一幕，来加强彼此间的联盟。但是关羽并没有接受，因此诸葛亮一听到这个消息后，便断言“荆州危矣”，由此可见，关羽对于联吴抗曹的策略并没有深刻的理解。但是刘备却是这一政策的忠实的实践者。当时的刘备能够借助东吴这课大树，既能够发展自己的力量，还能够躲避曹操的侵扰实为上上之策，孙刘间这桩政治婚姻，对于刘备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二、婚姻观念的洒脱 所谓婚姻观念的洒脱绝非对待婚姻的根本态度不端正，而是在婚姻的礼俗方面，能够不拘于常理的限制和世俗的约束。这种情况的出现，从客观上来讲是反常的，因为在汉代传统的婚姻礼俗规定并没有很大的松动。在当时，“三礼”都是被定为官学的，享有较高的地位，尤其是在《礼记》中，对于妇女的从一而终是有着明确规定的。 但是在《后汉书·列女传》中，有一个人却入选了，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蔡文姬，可是她曾经嫁过三次人，可见当时的人们认为再嫁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在第七十七回中，法正为刘备娶妻，法正说到：“吴懿有一妹，美而且贤……先曾许刘焉之子刘瑁。瑁蚤夭，其妻至今寡居，大王可纳之为妃。”之前刘备还同意这件事，但是一听说这个情况，说到：“刘瑁与我同宗，于理不可。”可见，让刘备介意的，并不是吴夫人的再嫁和她是个寡妇，而是刘备认为她是同宗之妻，于伦理纲常不可。可是经过法正的一番劝解后，考虑自己的政治利益，同宗之妻的身份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前面已经提到了，寡妇再嫁在汉代是一件极为常见的事。 婚姻观念的洒脱并非仅仅体现在再嫁这件事上，在第七十五回中，吕范做媒来劝刘备过江娶孙权的妹妹，刘备推脱说：“吾年已半百，鬓发斑白，吴候之妹正当妙龄，恐非配偶”。由此可见，刘备对于自己的年龄还是有所顾忌的，并且孙权后来也流露出了对于刘备年龄的不同意，也就是说在当时来讲，男女双方的婚配年龄还是必须考虑的一个方面，但是当吴国太在甘露寺看到刘备后，表情是“大喜”，对刘备那是极为满意的，加上刘备是汉室皇叔，可谓般配，至此年龄早已经不是问题了，刘备和孙夫人也就顺利的成亲了。 三、女性地位的低下 随着父权制的建立，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担当主导角色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男性在家庭和社会当中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有妻和妾二种，在《礼记》中写到：“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二者的来源不同，并且妾的来源也不只是“奔”这一种，像貂蝉那种就属于部下的贡献，另外还有抢、盗、买等各种方式和途径，可见女子在其中的地位的低下。并且在汉代只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就可以纳很多的妾，很难保证在男性喜新厌旧后，妾的前途会怎样。 但是妻的地位如何呢？在第十五回，张飞因为没有保护好刘备的妻小，十分的自责，想要自杀，刘备上前抱住张飞说到：“古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由此可见，妻子在刘备心目中的地位，夫妻之情与兄弟之情，天壤之别。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妻子除了传宗接代的作用外别无他用，但是兄弟则是自己事业的支柱和实现自己愿望的必备条件。在这点上，刘备的心里是十分清楚的，并且是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之中的，所以后来，当着赵云和大家的面，当众摔阿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刘备对于妻子和家庭的感情实在是单薄的很，在《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妻子被擒的情况就有三次，其中两次是被吕布所擒，另外一次是被曹操所擒。这是前期的情况，后来包括对孙夫人和吴夫人的迎娶都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考虑，真正的夫妻感情存在的可能性很少。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婚姻则是家庭的核心。尽管《三国演义》只是一部小说，但是作为对于历史的演绎，基本上能够和史实相符合。通过对于婚姻的粗略了解，我们进而了解了那一时期的家庭和社会，而这对于总体上了解《三国演义》的内涵也是有益的。 参考文献： （1）《三国演义》，罗贯中，中华书局，2005.4。 （2）《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著，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4.10。 （3）《唐前婚姻》，邓志伟，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8。 原载：《时代文学》201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