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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作为一种以幻想为基本特征的文学样式，较多地留存了神话的某些特质，具有人类童年的某些思维特征，“本质与神话、世说实为一体”，[1]“是原人之文学”。[2]因此，在童话看似拙朴、幼稚的形式中却蕴含着人类世世代代追问的人类与宇宙的元命题，“成长”便是蕴含于其中的重要命题之一。 人类学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往往会举行一定的“过渡仪式”来标志个人经历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这些仪式虽然形式繁多，但都包含着一种基本的三重结构：分离阶段——过渡阶段——聚合阶段。[3]成人仪式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即将进入成年阶段的受礼者，必须经历成长仪式的三个阶段才能彻底同未成年人的身份决裂，获得成年人的社会身份及相应的权利。以人类文化学的视角观照童话，就会发现其中的成长故事也犹如古老的成年仪式的间接演绎：男女主人公大多要经过离家出走——磨炼考验——成熟回归的过程。这种程式化的情节结构在世界各地的民间童话文本中反复出现，从而形成“围绕着原型的主题而展开的故事”，“世界各地不同时代普遍相似的母题”。[4]并作为集体无意识沉淀在后世创作的童话中。另一方面，由于创作者意识形态的介入，成长仪式原型在童话作家的个性化叙述中发生了变形和置换，体现了作家不同的生命体验和人性思考。本文以一些西方现代经典童话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成长母题即成长仪式原型的不同表现形态，揭示其文化意蕴，从而重温人类对生命意义追寻的一段心灵历程。 童话中表现的成长大多指的是现代意义上的青春期成长，即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时期。荣格认为，在童年到青年的过渡阶段——青春期，“伴随着生理变化而来的是心灵的革命”，[5]33他把这种革命看作是“心灵的诞生”，因为这时的心灵开始进行自身的完形，进入一个不断克服与超越的过程。每一个少男少女都必将突破生理、心理的旧有状态而不断向前发展，达到生命形态新的平衡。在西方现代童话中，促使心灵成长的动力和契机并不一致，“成长仪式”则相应呈现出不同形态。 一、教育意图下成长仪式的完成：道德的完善 民间童话中的主人公往往因为家境贫困、父母缺失等外部条件的匮乏而自愿或被迫出走，时常有仙女和魔物帮助他们摆脱不期然的困境，而在富含教育意味的创作童话中，融入社会所必需的品质的缺失往往是导致他们出走的重要原因。卡洛·科洛迪笔下的小木偶皮诺乔顽皮、淘气、贪玩、爱说谎，自我意识很强，自控能力差，由此导致被骗离家；金斯莱笔下的水孩子肮脏、无知、爱说谎，在老板的压迫和主顾的误会中被迫出走；尼尔斯出走前则是一个顽皮、不爱学习、恶作剧的小男孩。他们都是在经历了种种险境之后，才完成了自己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成长仪式。在他们成长途中尽管依然有神奇助手如蓝发仙女的出现，但他们摆脱困境往往不再单纯依靠神奇的魔物，而是依赖于对内心欲望的抑制和各种美德的获得。 荣格认为，每个人的人格结构中都存在着四种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原型，其中阴影可能是“一切原型之中能量最大的、潜在最危险的原型。阴影是人的心灵中，尤其是与他同性的人们的关系中的一切高尚优美与一切丑恶卑鄙的源泉”。[5]49在个体的心灵成长中，首要的是认识自己，“与自己的遇会首先是与自己的阴影遇会”，“那阴影是一条狭路，是一道宅门，任何走下深井的人都摆脱不掉那痛苦的挤压，但人必须学会认识自己，才能知道自己是谁”。[6]为了使个体成为团体中的一个与其要求相一致的成员，驯化他蕴含于阴影中的兽性是必要的。这种驯化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的：抑制阴影的种种显象，发展一种强有力的人格面具，去抵消阴影的能量，当这种人格面具处在一种不完整的情况下时，阴影中的兽性就会表现出来。在许多童话故事中，这些人格的阴影则由人变成动物的或部分具有动物的特征的方式生动地体现出来。 据荣格的精神分析学说，神话和童话中的许多动物形象具有精神象征之意，动物形象，尤其是半人半兽的形象是一种精神原型表现形式，这些形象在文本中既表现出远胜于人的智慧和知识，助人魔力以解决难题，同时又暗含低级机制的潜意识精神，象征人自身的弱点，“人的整个历史从一开始便处于自卑与自信之冲突中。贤人寻求中间之道，此大胆之举的代价是使其魔兽类同，且道德受到误解”。[7]如童话中尼尔斯因为受到惩罚而变成了小精灵，皮诺乔因为说谎鼻子不断变长，还有了驴子的耳朵和尾巴，掏烟囱的脏孩子变成了一个水中的精灵——只有当他们解除了身上的邪恶精神、具备了符合人类社会要求的美德(如诚实、富有爱心)之后才能变成真正的人而被社会所承认和接纳。这类成长者一方面是童心烂漫的天使，另一方面又是被教育的对象，他们最终告别“顽童”，从自在之我走向自为之我，从本然之我走向应然之我，从而诠释社会意义上的成长。 这种成长不仅是身体生长发育的自然过程，不仅是谋生能力的获得及社会身份的认同，还意味着心理和精神层面趋向成熟。人总是生活在与他人他物的交往实践中，生活在既定的人的世界之中，生活在人类长期积淀起来的文化中，人类长期以来积淀起来的生存规则、价值理念乃是个体生命存在的基本依托，引导着个体行为的方向。个体也正是依凭一定的文化价值理念、行动规范的引导而获得道德人格的生长生成，使个体内在的潜能生发出来，使自身上升为类的存在，成为德性的存在，成为置身于一定的社会、文化、历史境遇中的自由自主的“人”。也就是说，个体的人必须经过“美德”对人性的考验，才能达到理想的人。“美德消除以自己为中心的自我(ego)，并使超越于个人的中心成为可能”，“这样，超越物质世界的力量，就可以在一切事物中，一切奇妙的事物中，一切值得我们表示深深敬意的事物中看到”。[8]儿童要成为一个理想的具备美德的人就必须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接受来自成人社会的各种信息以调整自我、适应环境，这其中包括接受文明的诸多制约与禁忌，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成长的过程就是接受某种文化的精神塑形以培养某种道德的过程。正是通过教育，儿童了解他所处世界的规则和文化，寻找到通向未来生活的通道。因而，在一些富有教化意味的童话中，成长者离家出走后的每一次挫折几乎都来自于某种品行和性格上的缺陷，最终美好的结局便是对获得美德的报偿，其中必然不乏类似母亲角色的仙女对主人公适时的指点和教诲，以促成其成长仪式的完成。 二、宗教情怀下成长仪式的残缺：灵魂的圆满 现代童话中常将灵魂的圆满视为成长的最高境界。荣格曾认为，一个人成长为一个心理的“个体”的过程，也就是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或者整体的过程。而一切人格的终极目的皆是要达到一种自我的圆满之境(selfhood)和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的境界。当然，这并非一项轻而易举的工作，而是一项长期的、艰难的、复杂的任务。在人类的历史上，宗教在帮助个体人格进行个体化和一体化方面产生过重要影响。“宗教对于个体人格的个体化和一体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方式是向个体提供用于实现自我圆满之境的强有力的象征”。[5]90 在西方世界，基督教文化一直深深潜沉于人们的心灵深处，导引着西方人适应和抗衡现实苦难，制约和影响着西方的人文艺术精神的方方面面，童话也或浓或淡地浸染了宗教色彩。吴其南在《德国儿童文学纵横》中说：“西方儿童文学反映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主流文化最基本的价值观念，有一个神性的、超越性的价值世界，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有明确的界限，极其强调对终极价值的关怀。”[9]这种宗教精神的力量在西方现代童话的成长母题中亦有突出体现。圣洁的宗教情感往往是引领主人公成长成熟的强大力量，宗教精神的实现成为成长者自我确证的方式之一。 作为深受基督教思想影响而具有深切的宗教情怀的作家，安徒生所讲述的许多童话故事中，上帝成了主人公成长途中的引领者和协助者，如著名的《海的女儿》。15岁的小人鱼希望从海底世界进入人类世界，以获得一个永久的人的灵魂。为此，她接受了肉体痛苦和精神孤独的双重考验，其唯一的愿望就是获得通向另一生命阶段的“凭照”——灵魂，从而完成成长仪式的“聚合阶段”。要顺利地通过聚合阶段，还必须得到一份人间的爱情。然而，“失语”的状态又让她失去了自我言说的可能，使她注定难以获得真正的爱情，也最终不能完成人身和“灵魂”的聚合，实现彻底进入人类世界的全新生命状态。最后她以牺牲自己、化为天上的云彩的方式，在不懈的努力后获得了新生。小人鱼的这种努力求索也是个体必经的成年洗礼的考验，经过这样一个受难和新生的过程，个体完成了从童年期到成熟期的转变，从而创造出崭新的生活模式。和民间童话中成长模式不同的是：公主和王子没能喜结良缘，在人世间的成长仪式没有完成，但“别的声音”(上帝的声音)指示小人鱼到天空的女儿那里去，因为“天空的女儿也没有永恒的灵魂，不过她们可以通过善良的行为而创造出一个灵魂”，“这样，三百年以后，我们就可以升入天国了”。爱情所达成的完满的婚姻自然意味着成长过程的圆满结束，但在《海的女儿》中，爱情只是寻求人生意义的一个象征和外壳，其内在的意蕴在于灵魂的实现和升华，爱情的失去只是意味着主人公心灵世界的磨砺，并最终成为获得不灭灵魂的桥梁。 同样，凭着对上帝的信仰，沼泽王的女儿脱落了难看的青蛙皮，获得美丽的人体；因上帝的慈爱，踩着面包走的女孩英格尔，从泥沼回到新鲜温和的人间；而喜欢红舞鞋的珈伦因为洗除了对上帝的杂念而终获宽恕，“她的灵魂飘在太阳的光线上飞进天国”。童话中每位受礼者所经受的苦难正是过渡到生命的另一阶段所必须经历的人生体验，最终在上帝精神的指引下完成了磨难的洗礼。 在童话王国的另一座高峰王尔德的故事中，美丽的灵魂依然标志着成长之果，《巨人和孩子》中巨人本来自私地卫护着自己的花园，基督以博爱的力量启发和拯救了巨人，促使他的心灵从冷酷自私走向慈善完美，从而体验到人生的快乐，最后幸福地升居天堂。《快乐王子》中的王子目睹了人间的苦难之后，摈弃了世间无知的繁华，留下一颗美丽的心上了天堂，等等。 显然，在这类童话中，上帝成了完成成长仪式的有力协助者。尽管我国学界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认为，基督教文化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引导人放弃现实而追求彼岸世界，要求人们服从上帝的旨意而放弃自我的努力，这会使人的主体性萎缩。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基督教作为宗教文化，是植根于人的理性本质的，它在抑制自然原欲的同时，把人提升到精神的高度，使人成其为人，这是合乎人的发展的，因为人的生存和发展除了现实关怀之外，还离不开价值关怀，来引领人们超越现实的苦难。和安徒生一样同为丹麦人的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颤栗》一书中这样写道：“一个人的头脑中如果不存在永恒的意识，如果一切事物的底部只有一种野性的骚动，或者是一种由晦暗激情生成的一切有意义或无意义的事物所形成的扭曲的强力，如果一切事物的背后都隐藏着无形无止的空虚，那么生命除了绝望还会有什么呢？”[10]因而在个体的生存奋斗中，人不仅作为实际生活中的有限存在者，更是始终朝向无限的存在或完美性展开。对于灵魂不灭的信仰，即是基于人类对自我生命要求无限完满的至深刻、至普遍的心理倾向。而“上帝”的名称作为一个隐喻性的符号，则象征着人类心中对于绝对之真、善、美的敬畏和向往以及关于永恒和不朽的想象。由此，童话中宗教精神引领下的成长也便具有了超越时空的意义。 三、游戏精神下成长仪式的消解：自由的追求 诺思罗普·弗莱在他的《批评的解剖》中指出：“‘对抗’(agon)或者‘冲突’是传奇(浪漫故事)的基础或者原型主题，因为构成传奇之基础的便是一系列奇异的冒险。”[11]童话作为浪漫故事的一种，“对抗”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因素。这种对抗在成长仪式中造成主人公所受的磨难，同时也预示着精神上的磨砺与蜕变，所以成长在充满希望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来焦虑与困惑，克服并跨越这些存在于现实和心灵中的障碍是成长的重要环节。然而随着对儿童地位的重新认识，西方童话中的游戏精神和娱乐精神得到进一步张扬，一些童话的“成长仪式”中既定的“对抗”被游戏化、趣味化，成长仪式成了不求归途的欢乐之旅。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爱丽丝的奇遇是在梦中的地下世界完成的，这个想象中的“第二世界”并没有需要战胜的恶魔鬼怪，有的只是会说话的兔子、鹦鹉、鸭子、渡渡鸟、蓝色毛毛虫、魔头兽、假海龟等充满趣味的小动物，还有扑克牌上红桃王后和红桃国王的可笑形象，以及活刺猬可以当槌球、活的红鹤作球棒的荒诞情节。自始至终，给爱丽丝带来的是好奇心的极大满足和无穷的趣味。即使在是否结束历险、回归地面的问题上，爱丽丝也有着完全的自主权。爱丽丝曾在变大变小中迷失自我：“如果我不是我，那么我是谁？”“请先告诉我，如果我喜欢是那个人，我才上去，如果我不喜欢是那个人，我要一直呆在这儿，除非我变成别的什么人！”她在寻找自我(首先是变成正常小孩大小)的过程中目睹了发生在动物们身上的可笑又奇怪的事，充满了儿童的情趣。这里孩子的好奇心成为引领主人公通过整个奇遇(成长仪式)的唯一力量。 而英国J.M.巴里笔下的彼得·潘则更是一个拒绝长大的孩子，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险并不能使他完成成长仪式，因为这里的历险本身只意味着永无止境的游乐，彼得·潘因此成了永恒童年与永不衰老精神的象征。类似的还有林格伦笔下的长袜子皮皮和小飞人卡尔松等等，这些在故事中永远不会长大的孩子成为对抗现代社会中“成长”的英雄，他们身上永不衰竭的游戏精神则成为对抗成人世界中种种不合理状况的新鲜力量。 心理学研究表明，游戏与儿童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弗洛伊德曾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指出驱使儿童游戏的是儿童的本能，即伊底所遵从的唯乐原则。儿童在游戏中扮演心中渴慕的成年人形象，建构自己心中的海市蜃楼，实现现实中难以实现的愿望从而宣泄内心的冲动和压抑，获得想象中的快乐和满足。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游戏“就是把真实的东西转变为他想要的东西，从而使他的自我得到满足。他重新生活在他所喜欢的生活中，他解决了他所有的一切冲突。尤其是他借助一些虚构的故事来补偿和改善现实世界”。“游戏并不是主体想服从现实，而是想把现实同化于自己”。[12]孩童是现实生活中的弱者，然而在游戏中他却是主宰者。通过游戏，他似乎又回到生命最初的自我中心状态。从表面上看，他们在幻想中忙碌，实际上正积聚着成长所需的生理和心理能量。从这个意义上说，童话中游戏精神的张扬正是儿童内在生命活力的自由舒展，是对自由、自主与力量的追求，是儿童自我的解放与扩张，是对成长潜意识的渴望。 对于成人而言，游戏也是沟通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一种方式，它能够使人类的心灵在纷乱、乏味的世界中得到暂时的休憩，回到受保护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幼儿时代。在游戏中，人类甚至个人就是一个世界的规划者。游戏是自由的，因此也是自我的，在单纯忘我的游戏中，自我的价值和意义凸显出来，使人回到最本真状态中。而个体存在的唯一意义，不正是对本我价值的挖掘吗？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说得好：“说到底，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13]因此，从这个意义出发，童话中成长仪式在游戏精神的冲击下的变形乃至消解表达了现代人对成长内涵的另一种理解：尊重孩子的天性，在动荡不安的物质世界中保留赤子的自由之心，也许这才是顺利通往成人世界途中最需要的宝物。 成长是什么？是道德的完善、心灵的圆满还是对自由精神的追求？西方现代童话对成长仪式原型的复述和重构反映了现代西方人对生命意义的不懈追寻。世界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布鲁诺·贝尔海特姆说过：“如果我们希望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而不是苟且活着，那么我们最大需要和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找到人生的意义。”他点明了成长的重要条件，那就是寻求生活的意义，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事实上，人是唯一追求生命意义的动物。人通过交往获得意义，人同他人、同环境、同整个世界的交往愈丰富，生命与世界的“牵涉”愈广，人可能获得的生活意义空间也会愈广阔。梅特林克的哲理童话《青鸟》中的两个孩子蒂蒂和咪蒂在寒冷的平安夜晚上出发，去寻找象征着幸福的青鸟，虽然历经了千辛万苦，但青鸟却总是得而复失。最后孩子们终于懂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幸福，而且都费尽心机，历尽艰难。其实，幸福的获得并不需要如此艰难，只要我们经常怀着无私的、美好的心愿，用心地生活和关爱别人，幸福就在我们的身边。蒂蒂与咪蒂对青鸟的追寻是与世界发生交往的过程，也是自我的心灵世界不断拓展的过程，正是善、爱和奉献把个人的生命与他人的生命、与世界紧密相连，使个体真实地生活在世界中，与世界相亲熟，并使个体充分地体验、理解、践行他的人生责任，在此意义上，成长过程中对意义的追寻“借助于个人的存在将个体带入全体之中。个人进入世界而不是固守着自己的一隅之地，因此他狭小的存在被万物注入了新的生气。如果人与一个更明朗、更充实的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人就能够真正成为他自己”。[14] 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人越来越变成社会大机器里的一个零件，在忙忙碌碌的旋转中逐渐失去了生命的本真面目，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往往会被不断上升的各种欲望所遮蔽，金钱、名望、权力往往成为遮蔽个体生命之真的质素。然而正如赫舍尔所说：“人的存在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存在，它总是牵涉到意义。意义的向度是做人所固有的，正如空间的向度对于恒星和石头来说是固有的一样。”[15]人类是在对生命意义的不懈追寻中，充盈、提升着个体的生命存在，照亮了成长的方向，正因为此，西方经典童话中的成长故事永远放射出最诗意、最温暖的光芒。 参考文献： [1]洪汛涛.童话学讲稿[M].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6： 9. [2]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5. [3]〔美〕巴巴拉·梅厄霍.过渡仪式：过程与矛盾[M]∥〔美〕维克多·特纳.庆典.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147. [4]施春华.神秘的原型[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95. [5]〔美〕卡尔文·S·霍尔，沃农·J·诺德拜.荣格心理学纲要[M].张月，李小江，译校.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7. [6]〔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71. [7]〔瑞士〕荣格.童话中的精神现象学[M]∥刘小枫.现代性中的审美精神——经典美学文选.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 586. [8]〔美〕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M].张承谟，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 130. [9]吴其南.德国儿童文学纵横[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6： 55. [10]〔丹麦〕克尔凯郭尔.恐惧与颤栗[M].一谌，肖聿，王才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 12. [11]〔加〕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M].陈慧，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6： 278. [12]〔瑞士〕让·皮亚杰.儿童的心理发展[M].傅统先，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2： 43. [13]〔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80. [14]〔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54. [15]〔美〕赫舍尔.人是谁[M].隗仁莲，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8： 46.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09年5月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