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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存在着三个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贵族阶级在形式上是统治阶级，在政治上依然享有着某些特权；中产阶级是形式上的被统治阶级，但在经济上处于统治地位；工人阶级是事实上的被统治阶级——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但无论是卡莱尔、阿诺德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分析又都各自有着其局限性，倘若运用到文学尤其是小说中来分析人物的阶级属性则更见缺憾之处，因而本文试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人物阶级属性进行重新划分以达到重新的认识，即从经济这一根本主线出发，同时关照政治、历史文化传统等诸因素对维多利亚时代三个主要阶级重新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 由于贵族恩赐制、长子继承制、贵族互相结亲以及人为地限制贵族人数等历史传统原因，贵族阶级在维多利亚社会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再加上绝大部分作家出身于中产阶级，更倾向于描述中产阶级的生活，因而贵族阶级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出现的频率自然也就低了。在当时社会中，所谓的贵族主要由世俗贵族与教会高级神职人员两部分组成。教会高级神职人员包括大主教、主教、大修道院院长、副院长等，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因为掌握着对人们精神生活甚至是日常行为习惯具有深远影响的宗教，与宫廷豪门显贵关系密切，且还是大土地所有者，因而对当时社会具有重大的影响力。世俗贵族又可分为狭义的贵族与广义的贵族。狭义的贵族包括亲王、公爵、侯爵、伯爵、子爵和男爵在内的那些拥有议会上院出席权的大贵族，在英语中通常用nobility一词来概括他们。而广义上的贵族则用aristocracy一词表示，它包括上院贵族、从男爵和骑士在内的所有具有王赐称号的世俗贵族，即所有政法军界的达官显贵、及其他拥有特权的土地所有者。本论文所涉及到的贵族就是由以上所提到的广义上的世俗贵族与教会高级神职人员的组合。另外，从占有财产及社会地位来说，英国贵族又可分为大贵族和小贵族。大贵族指的是那些大土地所有者，财产和地位可以世袭的上院贵族，他们仅是一个人数极少的精英团体，但因为掌握着政、法、军大权而深深影响着当时社会。小贵族则指的是作为乡绅的社会精英，他们居于大贵族与平民之间，为数较之上院贵族要多得多，因为处于大贵族与平民之间，他们的阶级属性极不稳定，且有向下一阶级甚至无产阶级转变的可能性。因为贵族阶级的主要特点是占有土地和拥有特权，他们也常被称为土地贵族。拥有土地是每个贵族必备的社会物质条件，大片田产的拥有是贵族有别于拥有动产的工商业中产阶级的重要标志，而且还是获得和保有爵位的必要条件，因而他们总是尽力保持和扩充地产。这种贵族大地产制由来已久，但在“光荣革命”之后，发展得格外引人注目，这种制度的长期存在导致相应社会意识的产生，反过来又有利于维护大地产制和贵族特权的存在。从当时“每个有志于本人或其后代进入上院的富豪政客也总是努力积聚钱财，置办财产，为获取爵位呕心沥血，长期奋斗”[1](p.235)就可见一斑。《荒凉山庄》中贾迪斯家族的老祖宗作为当时的暴发户，可说就是在这种观念影响之下广置田产的，这一田产到约翰·贾迪斯时已初具规模，虽然比不上德洛克家族深匿于静谧猎园之中的切斯尼山庄，但荒凉山庄也算得上一个温暖舒适的恬静庄园了。而重视地产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英国贵族对庄园建设的重视。他们认为：“一所豪华的庄园不仅是安居的邸宅和活动的场所，还是身份的标志、地位的象征和家庭实力的展示”[1](p.274)，总是积攒钱财斥巨资新建或改造庄园。除非因为议会开会、政务或其他事务缠身必须离开庄园，否则这些贵族总是尽可能驻留庄园，享受庄园生活的寂静安逸。庄园是他们从小到大物质与精神的完全寄托和依赖，也是他们一生的留恋之处。这也就是为什么贵族常以自身所享受的乡村田园生活之平缓静谧而自傲于中产阶级四处奔波的紧张急促生活。然而，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贵族这种乡村田园生活的平缓静谧也开始发生变化，由此也可能导致他们的阶级属性发生变化。从维多利亚中后期开始，面对收入的锐减，贵族地主被迫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想方设法削减开支。他们或者转让、出售或搁置庄园宅第，换取现金应急——这对于把庄园宅第视为地位和威望象征的英国贵族世家来说是一种沉重的历史之痛；或者被迫拍卖世代珍藏的家具和艺术品，一种大势已去风光不再的苦涩滋味油然而生；而出售地产对于贵族而言则是一种连根拔起的伤痛。体现在小说中，一个庄园的衰败常常象征着贵族的衰败；《荒凉山庄》中切斯尼山庄最终荒凉落破，从某种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山庄主人累斯特·德洛克所代表的贵族阶级的衰败。 一般而言，贵族常常表现出富有闲散、傲慢、保守等特点。然而，他们所代表的绅士理念(出身高贵，温文尔雅，衣食无忧，教养良好)却是另两个阶级向往和模仿的楷模，垄断着意识形态领域。他们的绅士理念其实是中世纪骑士精神的历史残遗。换言之，骑士的美德就是贵族的美德。它滋生于中世纪的英雄传奇以及“支离破碎的幻想”之中。在维多利亚时代，骑士精神的核心勇敢杀敌、建功立业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消失殆尽了，只有那些支离破碎的幻梦：骑士精神中的“英雄爱美人”依然残留着，贵族常常借助着浪漫爱情这朵充满诱惑力的罂粟花来忘掉自己在瞬息万变现实中的迷失。虽然维多利亚时代是贵族渐趋衰落的历史见证，在维多利亚早、中期，甚至是在晚期稍早一些的时候，但英国贵族的政治特权依然渗透到立法、行政、司法、军事等方方面面。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军职的自由买卖，军官依然是贵族非长子首选的几个主要职业之一。另外，姓氏是一个人出身及亲缘关系的重要标志，家族荣誉对于贵族而言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家族的强烈责任心是一个贵族的重要品质，尤其是对于长子而言。强烈的家族荣誉感必然产生一种欲图维护本阶级高贵身份的心理。所以他们常常以“贵族等级制、长子继承制和惯例法规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身的尊严。门当户对的婚姻则是维护贵族尊严的又一种方式。”[1](p.286)因而在婚姻抉择上明显表现出轻视工商业中产阶级的心态。随着工业革命给英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社会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在导致新兴阶级即下文谈到的中产阶级的出现并逐渐主导那个社会之同时，也导致贵族这样的传统统治阶级队伍开始缩小，政治和经济地位也随之开始下降，并且有逐渐为新兴中产阶级所取代的倾向。他们的伦理观念及行为也因经济政治地位的转变而出现相应的变化。特别是当贵族阶级走向没落之际，一部分人或者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看见世界的转变而依然恪守着原有的道德理想、行为准则，从而走向衰落；而且他们对意识形态的垄断也逐渐被资产阶级追求平等自由的思想所瓦解。另一部分人则开始积极探寻新的出路，他们或者向中产阶级学习走向复兴，或者自我放纵走向彻底的堕落。也就是说，面对阶级生存日益维艰的现状，贵族阶级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竭力保持自身特点，逐渐不适应社会的变化而没落，如《荒凉山庄》中的德洛克·累斯特爵士，虽然具有贵族的高贵品质却闭目塞听，但切斯尼山庄的衰败就是他所代表那部分贵族衰落的表征。另一类贵族则适时改变。一部分人转而向中产阶级学习务实自助精神，由于自身的优势：世袭的特权和当时最重要的资本——土地而最终成了贵族资产阶级，或者大资产阶级，继续垄断当时的经济领域，从而形成一种贵族的复兴。但这一类重新焕发出生命力的贵族或者由于顺应社会之变化而变化，用自身的变化主动地适应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变化，兴办资本主义农场和工商企业，积极投入产业革命的行为也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自身的社会阶级属性，从而成了身兼地产者和资本家的实业家，即实现了贵族与中产阶级资本家的二者同体化；或者干脆与有钱的资产阶级联姻，借此以达到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其实也是一种为中产阶级同化的结果，这在特罗洛普的《公爵的儿女们》中有着清晰的展现。公爵的儿子娶美国富翁的女儿，而女儿则嫁给精明强干的平民特雷吉尔是公爵对现实的妥协，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是他为保持现有地位，尤其是子女地位的一种手段——虽然小说中理想化地说这种手段是子女自己找到的。但这类走向复兴的贵族在整个阶级中所占比例相当少，从整体上说，贵族已经开始在政治经济上走向了没落。另外，在这种适时改变中也有一类人，他们抛弃了原来信仰、行为准则的同时却找不到新的出路，从而走向堕落。这就是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所嘲讽的表面上威风凛凛、神气活现实际上荒淫、专横、自私怯懦的斯丹恩侯爵，表面道貌岸然骨子里贪财好色的小毕脱，蛮横无理、喜怒无常的克劳莱小姐，无赖成性、蠢头蠢脑的罗登……因而从整体上说，这个阶级是没落的阶级，维多利亚早期那种贵族把持社会经济政治特权，掌握国家政权，将财产、地位与权力结合于一身的贵族时代早已是昨日黄花，中后期的他们已经明显衰败，尤其是到维多利亚后期，贵族基本已经衰微，从贵族上院对当时政治经济的影响之变化上就可以看出来。但因为意识形态具有滞后性特点，作为一个对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传统阶级，他们依然在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文化上统治着当时社会，因为他们依然有权力和能力把本阶级的意识形态或显性或隐性地灌输给其他两个阶级。 与贵族阶级的走向没落相反，中产阶级(Middle Class)是这一时期的新兴阶级。中产阶级包括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其他有产但没有特权者，他们既是维多利亚社会的主要群体，也是维多利亚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因为“作家有义务明确表达和表现上升阶级的利益和需要”[2](p.213)，而且很多作家本身就是这个阶级的成员，他们有意识无意识地表现的都是这一阶级的生存状态。另外，因为表现的是自身，所以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中产阶级也是这一时期小说中塑造得最为生动、成功的人物。虽然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小说中中产阶级都并非总是表现为严格确定、一望可知的集团，他们常常处在各种职业、部门、文化和其他共同体的复杂结合之中，甚至在经济、意识形态上都不是统一的整体，但从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从政治权力上说，中产阶级处于掌握政治权的特权阶级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阶级之间，他们不能像贵族那样可以凭借手中的特权施加命令直接影响社会，但他们往往在各行各业从事具体的工作，事实上通过经济、行政、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直接掌握生产力和文化设施在贵族阶级贯彻其意志的过程中施加影响，起延缓或促进作用。从经济上说，中产阶级一般指工业资产阶级及拥有中等资产、有较稳定的中等水平收入、生活状况良好的人群。他们，尤其是工业资产阶级，掌握着当时的经济命脉，对社会起着根本性的震慑作用。从职业上说，中产阶级的职业范畴相当广泛，囊括了多种职业，并且每种职业的职能往往都是固定的，其收入也是较为稳定的。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整体而言，中产阶级代表着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期求自由的社会环境却未必形成明显一致的共同主张，但其整体意识是进取、渴望向上流动的。三种意识形态贯穿着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伦理观念及行为始终：福音主义、绅士理想和功利主义。从行为表征上说，中产阶级人物可分为两类：或者崇尚工具，或者崇尚贵族的绅士风度。对于工商业中产阶级来说，工具是至高无上的，功利成为他们的唯一目的，他们在创造了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自身也变成了赚钱的工具，成了异化的“工具人”。如夏洛特·勃朗特《谢利》中的罗伯特·穆尔，他身上体现了新型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诸多特征：冒险进取精神和残酷的掠夺本性。他的见识与胆量让他顺应潮流，取得巨大的成功，然而，当他视如己命、能给他带来滚滚财源的机器被捣毁时，他的美梦也破灭了；与贵族一样，他也有情人，只不过他的情人不是有血有肉的美妇，而是冷冰冰却能产钱的工厂、机器，为了钱，他可以出卖爱情、婚姻。而狄更斯则在《老古玩店》中，放高利贷者奎尔普这个人物把这类工具人被金钱、工具异化得与野兽无别的境况描写得更是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中产阶级的另一类人则崇尚贵族的绅士风度，这类人企图摆脱工具人境地，他们宣扬福音主义和绅士理想，或者成为道德上的说教者，甚至狂热者——尤其又以教区牧师及其生活圈子之内的人士见长；或者成为崇尚贵族风度的虚假化身，如《荒凉山庄》中的特维德洛甫先生。整体上看，这一类中产阶级人物一方面表现出尊崇道德至上的姿态，另一方面，崇尚经济利益的社会现实又让他们极力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他们的道德说教和事实行为经常体现出一种矛盾的状态。如《马丁·瞿述伟》中的裴斯诺夫先生虽然满口仁义道德却行为肮脏无耻，是一个完全的伪中产阶级道德卫士，他不择手段地聚敛钱财，占据别人的劳动果实以图取名利，甚至出卖女儿的幸福也在所不惜。当时，有良知的作家如狄更斯、萨克雷等对于这两类走向极端的人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嘲讽。他们在寻找一种中和这两类人的出路。大部分作家认可功利主义的务实精神，但认为还应该向贵族学习绅士精神，这就是他们重新界定的一个绅士标准：出身不再是最重要标准，勤奋务实、自助(self-made)自强及责任心成了最重要标准。与此同时，作家还通过塑造那些品德高尚而有自强不息的人物对这一标准进行了肯定，如《荒凉山庄》中的朗斯威尔先生，《大卫·科波菲尔》中的大卫·科波菲尔等。而从占有财产的多寡及所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来看，中产阶级又可分为三个阶层：上层，中层，下层。上层中产阶级指的是那些控制着社会经济命脉的大资本家、企业主。由于经济上的举足轻重地位，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亚于贵族——他们与贵族的唯一区别只在于他们没有世袭的特权和田产。《荒凉山庄》中的朗斯威尔先生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堪与贵族一比高下，他甚至在竞选中大胜土地大贵族累斯特爵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例子。中层中产阶级是中产阶级的中坚，他们维护、坚守本阶级的利益，包括教区牧师，政府高级文职人员，大庄园的管家，大型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指那些不具有资本、却具有先进的管理技能和经验的企业负责人，自由职业者——包括卓有成就的艺术家、科学家、医生和学者等。他们的生存状态处于中产阶级的中层，即明显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而可以说是三个阶层中最具保守性的。而正是这一保守性使得他们在激进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笔下甚少露脸，从而出现了作品中中产阶级断层的现象——即上层资产阶级与下层资产阶级的过分描述而中层中产阶级的整体缺失。从生存状态上说，《荒凉山庄》中的女主角埃斯特及《远大前程》中最后一次出场的皮普就属于这一类人群。下层中产阶级主要是指传统意义上的小资产阶级，包括了小工业家、小商人、小商贩、小食利者、经济上完全独立的手工业者即工匠、富裕自耕农、普通医生、律师和学者等。他们是中产阶级中最不稳定的部分，或者通过自身聪明才智及辛苦努力而迈向上一阶层，如《远大前程》中的主人公匹普；或者随时面临着破产的威胁而最终转向无产阶级，《老古玩店》的老板吐伦特就是这样的人群。下层中产阶级一方面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期望着最好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他们的面前又活生生地展现着一种“远大前程”，所以很多人都努力试图实现这一前程，但又渺不可及，因而只能在这两者之间摇摆；换言之，这个阶层充满着矛盾与苦闷，无奈之中只好以幽默化解这种悖谬性的境遇， 幽默成了他们消解生存困境的一种必然出路。《远大前程》就是狄更斯献给这一阶层的梦幻之曲，里边的小人物上到主人公皮普，下到小角色教堂里的职员沃甫赛先生、彭波契克舅舅都在努力实现着自己渺不可及的前程，然后破灭。这种对前程的无限想望与现实之苦闷失措的矛盾导致他们在小说中可以说是被描写得最生动活跃的。事实上，文学巨匠狄更斯的作品中，大部分反映的都是这样的幽默阶层。另外，自耕农这一特殊的传统阶层则随着急剧变化的生产方式境况不断恶化而最易滑入无产阶级。从意识形态上看，虽然贵族文化依然是那个社会的文化主流，但中产阶级作为这个社会中最有活力的上升阶级，在经济上渐趋于并最终处于主导地位，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思想，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开始在文化、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上逐渐取代贵族阶级。典型反映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需要的福音主义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教派并影响维多利亚社会方方面面，并成为维多利亚主义风尚的主体部分是中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上逐渐取代贵族阶级的有力证据；而反映中产阶级社会文化生活的维多利亚小说本身的盛行也可说是中产阶级文化渐趋主体地位的又一大有力证据。另外，中产阶级作为维多利亚社会中最活跃、看似最稳定但事实上流动性最大的阶级并非一个静止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这一阶级在与其他阶级的对比关系中也会具有相应的动态变化，其阶级内部结构及成分构成也会发生相应变更。与贵族和中产阶级不同，无产阶级(Proletariat)无论是在经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可说是事实上的被统治阶级。所谓无产阶级其实就是无产者的阶级，它的主要成分是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在生产关系上处于被雇用的阶级，或者潜在的被雇用阶级——因为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已经没有任何资本可以延续生存。无产阶级由两个部分组成，一类可以称为无产阶级的贵族，即上层无产阶级，他们主要由具有不完全经济能力的工匠、受过一定教育的白领工人，即公司小职员构成；他们的收入基本稳定，并由于自身的努力很有可能进入中产阶级范畴。另一类人占据了无产阶级的大部分，他们包括了破产农民、技工、散工、完全失去独立经济能力的工匠等，他们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p.236)无产阶级作为事实上的被统治阶级在处于统治地位的另两个阶级政治、经济甚至是所信奉的伦理道德观念上的多层挤压之下，是沉默失语的阶级，因而他们的生存状态是凄惨可悯的，只能在另两个阶级的夹缝中艰难地存活着。虽然有资产阶级竭力鼓吹的“人人当老板”、“人人都快乐幸福”、“机会均等”，无产阶级永远也无法挣脱自己的命运。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种命定的无法挣脱越来越牢固。如果说处于维多利亚早中期的《荒凉山庄》还有像朗斯威尔先生那样，通过自身努力就能从普通工人爬上上一阶级的案例存在的话，到维多利亚晚期的《无名的裘德》中，裘德的命运已经从出生那刻开始被注定了。裘德想要通过受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可是那个“有毛病的”社会机构却不允许他逾越阶级的障碍而把他拒之校门之外；他渴望爱情，可是爱情却使他找不到工作，找不到住所，不得不过着流浪漂泊的生活。裘德的悲剧性命运是社会造成的，他反映了当时社会下靠个人力量要改变命运的无产者的遭遇、命运，同时也说明维多利亚早中期朗斯威尔所处的靠积极努力即可上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另外，体现在小说中的无产阶级常常是被歪曲、不真实的，常常是粗野、无知、堕落的代表。究其原因大概有二。从无产阶级自身来说，虽然他们或者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有别于其他阶级，渴望着超越本阶级的局域，但因为自身经济、政治地位及受教育情况的限制而没有能力再现自己的生存状态，所以只能被动地被其他阶级再现一个被扭曲了的自身，成了那个时代和社会所创造的“他者”。作为他者，他们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因而在文学作品中，他们或者因为对上阶级的温顺驯服而被美化，或者因为对上阶级的反抗与仇视而被丑化成粗野、无知、堕落的代表。再者，由于这一时期主要作家大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尽管有良知的作家都会对无产阶级充满同情，并试图跳出自己所处的中产阶级圈子客观地评价他们，然而“我们是依赖教育我们的语言和意识形态来看待自己的社会身分，来成为一个主体，我们对自我的看法不是由我们自己产生的，而是由文化赋予的。”[4](前言，p.13)所以，作为中产阶级一分子的作家，不可避免地会以本阶级的标准来界定一个在经济基础上与他们存在着根本性不同的阶级，这种评价是可理解的，但其本身也是不公允、带有偏见性的。在当时作家笔下，无产阶级可分为两类：一类崇尚并默认中产阶级和贵族的生活方式，成为驯服温顺的人群，为作家所夸赞，而且这类人物主要以女性形象出现；另一类则意识到了自身与其他阶级的鸿沟，但又无力改变自己的状态，只能放纵自己的堕落，因而成为作家笔下肮脏、粗野、无知、堕落的代表，他们通常以男性形象出现在作品中，这又尤其在狄更斯笔下体现出来，如《荒凉山庄》中珍妮的丈夫和莉子的丈夫，虽然只是小说中的小角色，但他们的堕落与挣扎却让人过目不忘。可以说，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本身一方面决定了他们个人比较低下、愚昧的文化教养和道德品行、社会素质，另一方面，这一积累也成为他们进行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必要条件。在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中就能看出这种积累所引发的阶级对抗。而且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意识是逐渐形成的，这在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可以看出来，这种阶级意识一旦形成便具有了巨大的力量，这大概就是维多利亚中晚期阿诺德会说“暴民猖獗”的主要原因吧。《玛丽·巴顿》中，工人由于受到明显的不公正待遇：一边是工人阶级的饥饿、死亡，一边是资本家的奢侈腐化生活；一边是啼饥号寒，一边是歌舞升平，所以才有从未间断的隐蔽斗争，升级到向当局请愿，转而到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约翰·巴顿由受苦到思考，由思考到斗争的纵向心理发展过程则是作者以艺术的笔对工人斗争过程的具体化。而约翰由斗争到忏悔的过程则体现了作者的阶级局限性，也体现了一种作者试图通过艺术的笔为当时愈趋白炽化的社会阶级矛盾提供出路的努力。可以说，正是他们痛苦、血泪的积累才有工人从自发到自觉的阶级意识及斗争的出现，并由此展现出本阶级波澜壮阔的力量。 当然，我们在划分和分析维多利亚小说人物的三种阶级属性时也应该注意到，人物的阶级属性是可以变化的。维多利亚时代既是一个稳定的时代，又是一个充满急剧变化的时代。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人们经济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人们阶级属性的变化，因为“阶级关系最终是一种经济关系，是以物质财富的多少来划分的，因此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减，人的阶级地位也随之变化。”[5](p.484)由于阶级是一种关系，各个阶级共同构成一个三维的网域，当经济关系变更时，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对比关系也会发生变更，各个阶级的此消彼长也在其中体现出来。对于人物阶级属性的归属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远大前程》中的匹普，从一开始可以归入下层中产阶级甚至是无产阶级上层，但随着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及所接触人群的变化而最终可归入中产阶级的中上层。从意识形态上说，一方面，传统的贵族阶级对向上攀爬的中下层阶级充满了鄙夷和不屑，但正是这种鄙夷和不屑使得中下层阶级既反对贵族阶级的特权，又对这种特权顶礼膜拜，从而形成了英国那一奇特的贵族情结，贵族的一举一动都成了下两个阶级的楷模，一切向上流社会努力奋斗的人们都竞相模仿贵族的言谈举止，生怕自己的粗野行为会暴露出其卑微的出身。另一方面，务实的中产阶级则以其积极的进取之心与务实精神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随着经济地位的崛起，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了文化建设，试图建立本阶级的文化，张显自己的务实精神、家庭观念，试图同化贵族，并影响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仍是一个被压制的沉默阶级，常常失去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而不自觉地接受贵族或者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中的失语者，因而无法呈现出本阶级特定具体的观念和行为。这种阶级间的相互影响必然会出现意识形态上的越位，即贵族阶级人物可能呈现出中产阶级的言语行为，而中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可能表现出贵族阶级的行为言语，阶级人物出现一种言“他阶级”之言，行“他阶级”之行的现象，由此而导致人物阶级身份表现出一种模糊性，这时就要抓住经济因素这一根本基准来界定人物的阶级属性。 简言之，纵观整个维多利亚时代，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流动着的阶级变动图景，随着社会的发展，贵族虽然从表面上看一直处于统治地位，但从根本上已经开始渐失其主导地位，而中产阶级由弱转强地开始统治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中产阶级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文化上开始逐渐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福音主义成为维多利亚主义的主体构成部分，小说的盛行等等就是有力的证据。在中产阶级积极向上的思维之下，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给人们带来一种自满自足、盲目自大、道德虚伪、粉饰太平、伤感多虑的“维多利亚主义”，然而，在作家犀利而焦虑的笔下，我们又可以看到，英国维多利亚盛世浮华背后的丑恶和危机。传统意义上的贵族主流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中产阶级文化的冲击，从而打破了原来一元的文化价值观，呈现出一种多元的价值观。无产阶级作为夹缝中的阶级，虽然人数众多却举步维艰。但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其阶级意识也在逐渐开始抬头并蓬勃发展，在盖斯凯尔夫人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的诸多作品中就可以看出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文化在逐渐壮大并开始形成当时文化价值观的一元——尽管是其中最弱的一元，从而丰富了当时的社会多元文化。我们知道，人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只能处于阶级之中，阶级的人必然讲述阶级的历史与文化，因此，处于阶级关系中的维多利亚时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小说中就不仅仅是在批判那个社会阶级的不平等，同时也在评述着那个社会的文化，对那个社会的何去何从给予认真而焦虑的关注与思考，并展现出他们对人类生命本体的深层思索。由此本文通过阶级的手段分析个体的人即小说中的人物就是期望能更深刻地挖掘当时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域度。 [参 考 文 献] [1]阎照祥.英国贵族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马驰.“新马克思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4]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陆贵山，周忠厚.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原载：《北方论丛》200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