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以展现知识分子胡太明忧疑苦闷的生活历程，把日据时期台湾底层人民的遭遇展现的淋漓尽致，并在文本深层透析了台湾人的民族性格，台湾人的身份认同问题，以及更广阔的文化上的“孤儿意识”。本文试探讨胡太明在特殊的台湾经验背景下，在现代与传统的纠结中，在对自我身份的思考与探求中，“自我”在冲突中如何被击败而最终走向悲剧性的幻灭；并试分析胡太明作为日据时期典型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 一、殖民社会中矛盾苦闷的知识者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传统社会逐渐瓦解，日本的资本主义殖民过程不断深入，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虽然在不断地寻求出路，但由于自身的性格弱点和特殊的生存处境，他们更多的是在社会动荡中彷徨、苦闷、忧疑，甚至在无法自拔的思想牢笼中走向绝望的深渊，最终以悲剧性的幻灭完结中国知识分子宿命式的生存悲剧。 胡太明的童年是在“云梯书院”——中国传统的私塾式教育中接受最初的文化知识，他更多的影响来自祖父胡老人，胡老人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淡泊寡欲，“心目中所憧憬的是，春秋大义、孔孟遗教、汉唐文章和宋明理学等中国古代文化，因此总想把这些文化留传给子孙”。胡老人的悉心教导，对太明人性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人来说，童年经验和最初的教育往往是其一生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他长大后的中庸思想，明哲保身，超脱政治，也即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具体展现。后来太明在日语学校读师范，成为一个新时代的文化人，负起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到乡间执教。他满怀“爱的教育”的理想，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对殖民当局的差别教育政策、台湾人在文化上所受的压制，不仅毫无感觉，而且在台籍同事对校方的种族歧视表示不满和消极抵抗时，还相当愤慨不满，此时自认进步的他，被殖民者的文化及强权的威势和现代化的诱惑所侵染，几近于完全认同它。而此后的现实遭遇和他亲眼目睹的教育和教员间的差别，尤其是恋爱事件使他明白自己更是台湾人，意识到台湾人和日本人的差别，殖民者和亡国者之间遥远的距离。认清现实，对他来说是痛苦的开始，他由怀疑教育到在“内台平等”的谎言中醒悟，醒悟却无法找到出路：“太明静静地僵立着，满腔热血顿时沸腾起来，他宛如堕入深渊中似的，完全失却自主的能力；以前他自己所建立的那微不足道大明哲保身的理论，这时已经完全崩溃了。他踉跄地踏上归途时，竟茫然不知走向何方？”[1]同时又备感寂寥。因他个体生命脆弱而敏感的情感体验，一直到他去日本留学之前，他的生活状态都是混沌的，先前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和文化归属完全被现实击溃。 选择去日本留学，在实质上仍然是他对日本文化虽然有所抗拒，但认同的分量依然较多。这一点也契合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群体选择，即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知识分子的“出走”这一行为所包含的时代意蕴。在日本，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离政治。终究是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根底，他所为的只是求学问。回国后感触到的又是对家乡的失望，无法和周围环境融合，有学识却无以致用，失业。这时的他虽然受到了日本现代文化的影响，但又抱着对人生的怀疑的态度，沉缅于中国古典书籍，渴求在书中找到答案，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敏于思怯于行”的惯性行为之一，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有着艰难的选择，依然是感到绝望和不安。胡太明的这种困境亦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生命境遇。吴浊流在中文版自序中谈他的写作动机时，说道“我们在殖民地生存的本省知识阶级，任你如何能忍耐善处，最少限度也要遭受到像这篇小说中的主角一样的精神上的痛苦……。”[2] 困境之中的希望就是出走，逃离。于是带着“不成功绝不归故土”的决绝去大陆寻求自我定位和自我价值。但大陆的遭遇让他感到更大的矛盾，没有能够寄托精神之处，绝望中只能重返台湾，这也正是鲁迅先生开创的知识分子问题的结构模式“离去——归来——再离去”，在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中的多样性阐释。回到台湾，看到的是更惨痛的现实：家庭的破败，战争的残忍，台湾民众所承受的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压迫……无处可逃之后，他精神上的极度压抑和知识分子内省型的性格，致使他最终过度悲愤而发疯，以疯狂这一极端的病态行为方式来抵抗周围的社会环境。在殖民地生存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痛苦是无法医治的，龙瑛宗《植有木瓜的小镇》所写的即是小知识分子陈有三在不平等的社会现实中，从满怀希望到沉沦绝望的历程。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现实往往有着极为敏感的触觉，同时由于自身的性格弱点，势必会在各种冲突中无法走出自我的牢笼，在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自身处境与外在环境的冲突中深思、苦闷、挣扎，最终在自我精神困境中走向崩溃，走向悲剧性的幻灭。 二、身份认同的悲剧性悬置 人的自我认同是一种内在性认同，它是一系列的内在化过程，是依据个人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存在，主要集中表现在对人的主体性的思考和把握，是一种内在深度感。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也即回答和解决“我是谁”这一问题，与此相关的问题则主要体现在：我曾经是谁？我想成为谁？我的自我认同是否获得人们的承认？人们将我指认为谁？我的自我认同与社会承认之间具有何种关系？……与此同时，主体不可能是在一个封闭的个体空间中进行自我身份的认同，而是在多元结构渗透影响中的实现，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相影响，相互造就中，认同“我”的位置和归属感。胡太明在做教员的经历中，首次意识到作为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差距，也是他被迫开始思考身份问题的开始。在日本留学，同类人都在奔走于政治运动，他的不介入，致使自己与群体之间成为孤立的状态，被留学生蓝骂为“竖子”，而在内心深处产生对自己的厌倦感。人的认同感来自外界、他者，最终也必然回答外界、他者。不被同群认同必然会对他的生活和心理产生影响，因为“人的认同是人的生活心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它以特定的方式规定和影响着人的生存和发展。”[3]同窗蓝在太明刚到日本时曾告诉他，最好不要说出自己是台湾人，因为台湾人说的日语很像九州岛口音，就说自己是福冈或熊本地方的人。太明对于不能承认自己是台湾人而感到屈辱，在中国同学会主办的演讲会上被认为是客家人，而承认自己是台湾人遭到同胞的侮蔑和憎恶，甚至引起是间谍的怀疑，对他来说身份是一个枷锁，得不到日本人的认同，也得不到自己同学同胞的认同。 美国非裔女性学者胡克丝曾说“发声是抵抗的行为。……唯有身为主体我们才能说话。身为客体我们则依然无声——我们的存在被他人所定义、诠释”[4]此处，同窗蓝以九州口音界定太明对自己身份的隐瞒，而同胞又从口音误认他为客家人，并且如若他以客家身份隐瞒自己也能得到群体的认同，从语言形态分析，正因为外在的声音被曲解，恰与胡克斯的说法成为对应，因太明的身份不被认同，所以的有声实际是无声，是被他人定义和诠释的存在。虽然太明明确自己是台湾人，但这一身份并不被外在的环境承认。“一个人不能基于他自身而是自我，只有在与某些对话者的关系中，我才是我”[5]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在语言中得到很大程度的体现。“一旦人思考环顾存在，他便马上触到了语言，以语言规范性的一面去规定由之显露出的东西。”[6]太明在语言上的困境，是自我身份的矛盾，而皇民化运动对台湾人语言权利的侵夺，是对他们身份根柢上的压制，从而诱惑他们在现实存在和思维方式趋向殖民母国。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言“研究一个人就是研究这样一个存在，他只存在于某种语言中，或部分地由这种语言所构成”[7] “自我认同”的问题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加以理解和把握：一方面是我与“我”的关系，即身心关系问题，是在心理透射层面上；另一方面是“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太明在我与“我”的关系中已经无法自拔，现实纠结面前自己的价值感逐渐失落，甚至怀疑自己，讨厌自己，对自己否定，这在心理层面为其精神分裂埋下根基。在埃里克森看来，正是人的认同决定了他的生存感：“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生存感”[8]太明在大陆同样因为台湾人的身份遭到区别对待，正如曾所说“我们无论到什么地方，别人都不会信任我们”因为身份问题，太明被捕入狱，逃离辗转回到台湾，周围环境给他的是更大的怀疑和不信任，他的身份再次被他所处的群体和社会悬置。他最后发疯的悲剧性结局在外在上看是社会中种种现象导致，内在分析是他知识者敏感、内省的性格所圄；而根本上探讨则是自我身份认同的悲剧性命运，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相应的身份结构体系，而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胡太明的自我身份感逐渐丧失，模糊，对自我在现实中的存在极端的不确定，缺乏稳定的自我意义和价值感，最基本的归属感也被现实击碎，他的心理结构最终在身份悬置中逐渐走向不平衡，致使整个人作为个体存在不能正常行动思考。 主体的身份是历史与现实共同交织而成的，它不仅仅涉及到周遭环境层面，还涉及到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深层。纵观胡太明的生命历程，可以看到他在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所接受日本现代文化)，语言，我与“我”，自我与他者，自我与群体间的矛盾性存在，而剖开表面现象，正如《狂人日记》之狂人，到底何为正常，何为反常，自有一番深意。他之发疯，疯言疯语，正揭示了一个反常的病态的社会对人的摧残，对人自我身份认同的畸形笼罩，而身份体系与政治形态错综关系又折射了殖民社会的悲哀，以及知识分子觉醒，困惑，迷惘，挣扎，最终绝望的悲剧性生存。 参考文献： [1]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37. [2]吴浊流.台湾文艺与我[M].台北：远景出版社，1980，43. [3]王成兵.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hooksl989，转引自刘亮雅.后现代与后殖民解严以来台湾小说专论[M].台北：麦田出版，2006，263. [5]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50. [6]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想，文化艺术出版社，165. [7]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转引自王成兵.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8. [8]埃里克·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15. 原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