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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参加第七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我近来读了一些有关《金瓶梅》的研究论著，包括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黄霖《〈金瓶梅〉讲演录》、吴敢《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王汝梅《王汝梅解读〈金瓶梅〉》、霍现俊《〈金瓶梅〉艺术论要》、《〈金瓶梅〉与清河》、《〈金瓶梅〉研究》八到十辑等。这种类似“恶补”的集中阅读让我发现了25年“金学”（指中国《金瓶梅》学会成立和第一届全国《金瓶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至今）一路走来的得与失。一方面，《金瓶梅》的文献学、历史学、美学和哲学的研究已初步形成多元化格局，研究起点已被垫高，研究的难度也就越大；但另一方面，站在学院派立场，我也发现有些“金学”研究者有很多学术失范之处，其中最突出的是破译作者之谜的“考证”。本来，“兰陵笑笑生”只是作者的别号或化名，可是现在却被“演绎”成近70种面孔的人物了。这种作者研究的无序状态，理所当然地会被一些研究者所批评，甚至个别不厚道的人把整个“金学”讥诮为“笑学”。这当然又会招来一些严肃的“金学”研究者的不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年两省三市“上演”的抢夺“西门庆故里”的闹剧，竟然荒谬地把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也抢来抢去，一时间闹得乌烟瘴气，以致招来文化部门严禁以“负面人物”建立主题文化公园。在面对“笑学”之讥和“抢夺”之风，“金学”界自身是否也应进行深入地反思呢？ 说句实话，我非常尊重一些文史学家从微观角度研究《金瓶梅》作者问题。他们以敏锐的眼光与鉴别能力，审视史料中的一切疑难之点，以精细入微的考证，进行汰伪存真的清理。然而，在作者考证中，有些学者先验地定位（颇有“地方主义”和抓住商机之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进行无关宏旨的一事一考，一字之辨，用力虽勤，其弊在琐屑苍白，虽竭研究者之精思，却毫无说服力，其根本原因是功利目的在作祟，从而把重大文化现象和中国小说的特性置之脑后，这当然是考证的歧途。所以我也不厚道地把这些看作是“伪考证”。 在《金瓶梅》的作者破译过程中，我的看法始终如一。在没有确凿的证据面前，宁肯暂时地把“兰陵笑笑生”这个明显的作者笔名认作是一个天才的象征，无需被还原成某一个人。所以与其捕风捉影进行徒劳的“考证”，不如索性把署名只当作一个文化符号，在不影响理解文本内涵、意味和审美价值的基础上，给予更宽容的处理。这样“笑学”之讥也就不会轻易落在我们“金学”的头上了。 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的智慧》一书中，特别欣赏奥地利小说家赫尔曼·布洛赫所一再坚持强调的观点：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两位小说家都看到了小说思维有别于其他文体的特点，他们都发现了小说的特性与优势。如果衡之以《金瓶梅》研究，我认为已有了“金外线”的倾向，据我最近粗略的统计，一个不小的数字是在文本之外大做文章。这种脱离了小说文本细读的致命弱点不是误读，就是过度诠释。针对这种倾向，我一直呼吁“回归文本”，在细读上下功夫。上世纪末，我还为了一次“金学”研讨会，专门写了《回归文本：21世纪〈金瓶梅〉研究走势臆测》，表明我的小说立场，到了今天，我还是老调重弹。 古今中外的小说家总是有一种文本本位的信念。事实上，兰陵笑笑生得以表明自己对世道人心和小说艺术的理解的唯一手段就表现在他的文本之中，同时也是他可以从人生、心灵和艺术中得到最高报偿的手段。所以，每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只有通过文本才能证明他的人格、才情，特别是他的道德和审美的倾向。这也是我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在面对作家和他创制的文学文本时，宁肯从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来认识作家，从作家给人类情感世界带来的艺术启示和贡献来评定作家与文本的艺术地位的原因所在。我想，这是不是一种对小说艺术的审美感悟永不失去耐心的路径？是否也是一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正道呢？ （本报记者陈菁霞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