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来以为，大凡资料类编著总是以传承为重，积累为要，虽为学科研究之基础，嘉惠学人，其功莫大，但究其创新突破却殊为难事，抑或较为逊色。然而检阅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蔡铁鹰《西游记资料汇编》（中华书局2010年6月，以下简称中华版《汇编》），却有意外的惊喜：传承一旦达到后出转精的境界，创新其实也是无处不在，在广泛搜罗、精审考订以外，资料编著也可以梳理学科进程、总结治学经验、提升学术品格，甚至可以表现出引领研究潮流的学术取向和担当精神。毋庸置疑，中华版《汇编》的隆重推出，将已有之《西游记》资料编纂推向了新阶段。 一、观念开放，意识宽泛编者对“史料”的界定，持一种相当开放、宽泛的理念，凡与《西游记》相关的历史、社会、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资料，均被纳入撷取范围，这样境界自与以往不同，极大地拓宽了资料的搜录范围。 首先是对新资料的着力搜寻。《汇编》的篇幅达到近八十万字，在同列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的几部小说资料中，规模首屈一指，近二三十年有关《西游记》的新文献而论，相信已经鲜有遗漏。譬如，在敦煌发现的西夏唐僧取经壁画、在山西发现的《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在福建发现的元代齐天大圣民间祭祀神位、在日本发现的元代《唐僧取经图册》、在广州发现的清代《西游记》评点本《金丹大道》批语等珍贵新史料，已经全入编者视野。 其次是辑录范围有新的拓展。有些资料，虽然早有记载，但其价值囿于既有的研究条件未被学界完全认知。《汇编》对这类资料尤为重视，例如元代的释道之争、明代的民间密社、吴承恩的荆府任职等等。即以所收明人《蕲州志》和荆王府资料为例，本身并不稀见，但以往资料受学界研究倾向影响，均不收；而《汇编》不仅详录，且加“编者按”云：“吴承恩曾有荆府纪善的任职，而世德堂百回本《西游记》的陈元之《序》称书稿的作者与王府有密切关系，这就在吴承恩与百回本《西游记》之间形成了一条证据链。”其实用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还有是对以往旧编资料的重新解读。像《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类经典文献，前代学者和各本《西游记》资料集虽有收录，但大多一带而过。随着当下《西游记》研究“视点西移”，西域原生态取经故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西域的社会、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与《西游记》成书研究的关系愈显突出，《汇编》对这一类史籍文献给予了特别的充分重视。另外，还大幅度地增加了吴承恩诗文作品的收录，总数达整100篇（首）之多，达到了吴氏诗文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都由编者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万历四十年原刻本做了校订，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吴氏作品难以寻找的困惑，对于解决吴承恩研究中的一些误认，大有裨益。 二、体例创新，考订精审 《汇编》编排的多层次纲目体例，有显著的新意。如将“源流”一编分为“原生的取经故事”、“佛经、变文与取经故事”、“笔记、传奇、话本与取经故事”、“戏剧、宝卷、平话、与取经故事”、“取经故事图片资料”5目；各目内再根据资料的具体分布细设子目，如“笔记、传奇、话本与取经故事”即细分为“本土猿猴”、“佛教猿猴”、“猪八戒”等11个子目，相互关系一目了然，全书自然形成了一个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各类资料有序排列的庞大资料库，这在同类编著中比较少见。另外，单列图片，自做体系性编排，也很值得称道。唐僧取经故事最初诞生于佛教土壤，图片资料十分丰富，但历来多见文字描述而少见原图。《汇编》很好地以图弥补了这一遗憾，首录38幅各个时期、各种式样、各种文化背景的取经故事图片，自成一目，而且很多是首次披露，比如近年在日本发现的《唐僧取经画册》32幅，十分珍贵，顿时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考订自是资料编撰者的基本功，我对《汇编》区分原始资料和衍生资料的认知态度非常欣赏。编者采取原始资料从宽、衍生资料从紧的原则，对大量后人根据原始资料辗转引录的衍生资料作了必要的汰删和精简，使得其收录显得十分精审可信。比如1985年前后，学界曾迭爆料所谓“新发现”、“新史料”，什么“吴承恩曾任职河阴知县”，什么“榆中农民献出珍贵《西游记》藏书”等等，在资料的真实性和价值形态上明显存在诸多疑问。对这类资料，《汇编》基本不予采信；对尚不能完全确定其为衍生的资料，《汇编》也做了细致的说明。比如对张掖大佛寺唐僧取经壁画，编者蔡铁鹰本人曾撰文认为系清代衍生物，但考虑到有学者认知的不同，故而将其收入《取经故事图片资料》，如此处理，审慎稳妥。即使对于那些已被学界公认，甚或被反复引用的经典资料，《汇编》也做了正本清源的工作，以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例如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所载陈元之《西游记序》是最原始的《西游记》研究文献，在《西游记》学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这一重要史料，却曾经出现过错简，后来错简虽然纠正但文字仍有错讹，《汇编》本次收录，据台北天一出版社世本影印本再次做了精心校订，读者大概可以放心使用了。 三、强化基础，引领主潮《汇编》的学术价值很大程度还表现为具有梳理学科进程、引领研究主潮的学术取向和担当精神。 首先是资料的编排取舍贯穿学术史意识。《西游记》资料繁富芜杂，其滋生年代从唐僧取经本事诞生纵贯千载，其范围又超越《西游记》文本，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异常广阔的社会领域，还包括地上地下、本土域外、文字实物等多种形态。《汇编》按主题归并纲目，以时间排列次序，相关资料以“编者按”等辅助文字串联呼应，显示着清晰、强烈的学术内在逻辑，各类资料哪些是关乎《西游记》的根本环节，那些是《西游记》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哪些是《西游记》学术史上的重大事件，一切都豁然开朗。比如在《汇编》中占有显著地位的新资料《迎神赛社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海内外学者还少有涉及，但《汇编》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撰写“编者按”介绍其有助于重新排列《西游记》成书阶段的潜在学术价值，以“近年发现的极为重要的新材料”的名义向读者郑重介绍。 其次是紧贴研究现状，体现研究发展趋势。如为了展示近年来《西游记》研究“视点西移”———即研究重点转向“取经故事的真正发源地西域”———的新动向，《汇编》对西域原生取经文献作了大规模的扩编。再如结合《西游记》论坛关于中国历史上佛道论衡对《西游记》影响的话题，专设“元明佛道影响”一目。 最能体现中华版《汇编》引领学术新潮内在价值的还是它的“近人考论”部分。由于编者本人即系《西游记》专家，引领学术新潮的意识就更为强烈，其所选“近人考论”具有代表性和典范性，若干篇论文汇集在一起，几乎就可以视为近二三十年《西游记》研究的大事记。 后出转精，自是资料编纂追求的境界，而由精而转新，更为不易。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1月1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