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喊女溪》是墨西哥裔美国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斯(Sandra Cisneros)的短篇小说集，发表于1991年，中译本于近日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希斯内罗斯的名字并不算陌生。她的成名作《芒果街上的小屋》在中国读者群中形成了一股不小的“芒果潮”。希斯内罗斯1954年出生于芝加哥，曾出版诗集《坏男孩》《不择手段》和《浪荡女》。2002年出版家族历史小说《拉拉的褐色披肩》。 《喊女溪》共包括22个故事，其中最长的一篇是“萨帕塔的眼睛”，长达29页，而最短的几个故事只占据一页左右的篇幅。和《芒果街上的小屋》不同的是，该书没有贯穿全书的叙述者，而是采用不同的叙述视角、由多位叙述者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方式，从更加多元化的角度和不断变化的语调轮流讲述女性的成长。该书表现出较强的颠覆性和重构意识，女性身份的重新建构成为重要的书写主题，是作者“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 第一部分的7个小故事以“闻起来像玉米的我的朋友露西”为标题，这显然是《芒果街上的小屋》的继续，叙述者们讲述自己儿时伙伴的故事以及悲伤与希望交织的少年时光，童年的快乐完全超越了拮据的物质生活所带来的局限；11岁生日那天被老师冤枉的瑞切尔在努力地忘却受伤的经历，然而暮然回首中她不得不承认“我们长大的方式就像洋葱、像树干里面的年轮、像我那些一个套一个的木头小娃娃，一年包裹着一年”；而那个“有时候早、有时候迟的萨尔瓦多”过早地担当起家庭的重负，他的身体带着“疤痕画就的地图，记录着受伤害的历史”，也成为许多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墨西哥裔孩子的真实缩影。 第二部分“神圣的一夜”中的两个故事都以13岁的女孩为中心，叙述者回忆自己13岁时被一个谎称为玛雅王室后裔的黑人诱奸的经历，反映了少女从心怀懵懂的希望走向残酷冷漠的现实、从“女孩”到“女人”的艰难蜕变。 第三部分“男人，女人”，其叙事主体都是成年女性，且叙事地点跨越墨美边境，讲述女性在边境两侧的生活与奋斗。这一部分的女性叙事具有更加明显的反抗性和颠覆性，其中以《喊女溪》《不要和墨西哥人结婚》《萨帕塔的眼睛》以及《很漂亮》等故事为代表。纵观全书，虽然叙事主体和叙事声音在不断切换，但故事的主题仍然具有延续性。如果说，“芒果街上”的埃斯佩朗莎对未来的希望还停留在寻找“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话，那么，《喊女溪》中的女性就已经用她们的叙述建造起了这所“黎明之屋”。 正如罗宾·甘兹所说，这些叙述者和人物通过和她们所代表的领域一样丰富多彩的叙事语言，讲述她们的家庭、她们所成长的奇卡诺-波多黎各社区以及两种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小说“喊女溪”比较集中地叙述了墨西哥女孩克莱奥菲拉斯走出男权思想的禁锢、获得独立自我意识的过程。克莱奥菲拉斯因母亲早逝而过早地担当起家庭的重担，她向往着美好甜蜜的爱情，希望摆脱家庭的重负和贫穷的羁绊。仓促完婚后，她随在美国工作的丈夫来到了边境以北的小镇。然而，浪漫情怀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显得无助和无奈。语言文化的障碍和经济的拮据使她失去了行动自由，儿子的出生进一步把她束缚在家里，越来越严重的家庭暴力使她浑身伤痕累累，倒是门前那条叫做“喊女溪”的小河给了她安慰，潺潺的流水仿佛女人如泣如诉的哀怨。虽然绝大多数的“越境新娘”都不愿回到墨西哥，以免背上被丈夫抛弃的名声，但是克莱奥菲拉斯最终在格雷希拉和菲莉赛(意为“忠诚”和“快乐”)的帮助下离开小城。菲莉赛开着皮卡车、带着克莱奥菲拉斯母子经过喊女溪时，情不自禁发出自由的呼喊，这种行动自由、经济独立的女性意识令克莱奥菲拉斯感到惊奇。菲莉赛的呼喊是对“哭泣的女人”所代表的传统女性的颠覆，是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控诉，是对男权等级制度的反抗，也是对自由的颂扬。克莱奥菲拉斯最终也发出欢呼，拥抱自己绽放的自由意识和逃离家庭束缚的勇气。 “萨帕塔的眼睛” 采用米利亚诺·萨帕塔(墨西哥革命中的农民领袖)的情人伊内斯的视角，从女性角度书写革命、重构革命英雄的形象，因而具有更加鲜明的女性主义特色，同时也以激烈的方式对传统女性身份进行了抗议。伊内斯以普通女性和英雄“偶尔的妻子”的双重身份，讲述爱情和革命对女性生活的巨大影响。多年以来，伊内斯身为萨帕塔的女人，承受的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伤害：亲人被害、家园被毁，还要忍受他人的指责和冷落。虽然伊内斯为萨帕塔献出了自己的童贞和青春，但是他并没有给她任何承诺；她不得不默默忍受萨帕塔对爱情的不忠；尽管她自己并不愿意面对：“你有你的消遣。别人是这么说的，对不？你的许多消遣……”但是她也痛苦地承认，他们最大的敌人是他们自己，而战争其实是从他们心里开始的。 在哀怨和控诉之中，伊内斯这个“不怕死也不怕坐牢”的女性还折射了英雄萨帕塔不负责任的、不成熟的侧面：“你是我的将军吗？或者只是我在圣拉扎罗乡村集市上遇到的那个男孩。”故事采用倒叙的手法，更加强调了英雄命运的悲剧色彩。伊内斯就好像是萨帕塔的眼睛，看穿了他难以洞察的自我；她也穷尽了全部气力，忠实地守候着他。在如泣如诉的讲述中，一位坚强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读者也看到了几近湮没于宏大历史的平民故事，看到了英雄身后的孤独和耀眼光环下人性的弱点，以及男性丰功伟绩之下逐渐消逝的女性魅力。 最后一个故事“很漂亮”，完全颠覆了传统意识形态中男女两性的关系。女画家卢普(与“瓜达卢佩圣母”同名)从旧金山来到圣安东尼奥，一直构思一幅关于墨西哥烟峰火山神话的绘画，来表现自己的墨西哥裔文化根源。虽然她是经济独立的墨美新女性，但是在与男友弗拉维奥的关系中，她仍然接受女性被动顺从的附属地位——认同于神话中为爱殉情的伊赫塔西乌阿特尔公主，把弗拉维奥当做她的“波波王子”。但最终卢普从爱情痛苦中蜕变，完成了作品：“我有了灵感，整个地从头开始。波波王子和伊塔赫王妃换了个位置。毕竟，谁规定睡着的山就不能是王子，而那个探秘者就不能是王妃呢，是不是？我按我的方式画了。”卢普等人在不同文化的冲击下，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才能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希斯内罗斯曾说过，对于有色女性而言，最危险的莫过于她们的“奴性思维”，因为作为有色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她们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必须隐忍、顺从，这不仅是主流文化群体文化霸权的体现，也是主流文化意识见之于少数族裔男权思想的表现。 希斯内罗斯在创作中充分利用了墨西哥文化中的女性元素，例如“瓜达卢佩圣母”、“哭泣的女人”和“玛林琦”的故事等，并且通过对这些传统形象的改写来塑造全新的女性形象。如果说，《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埃斯佩朗莎仍旧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房子”所代表的物质价值的话，那么在《喊女溪》中，众多的女性人物已经开始摆脱羁绊，寻求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以及更加独立的女性意识。可以说，通过《喊女溪》中形形色色女性人物的成长，作者已经实现了埃斯佩朗莎在“阁楼上的流浪者”中所表达的梦想——为那些无处栖身的“流浪者”营造了一片属于她们自己的精神家园。 原载：《文艺报》2010年12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