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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20日，对于列夫·托尔斯泰是一个特别的日期，这是伟大作家离家出走、客死途中的100周年纪念日。 俄罗斯官方为了托尔斯泰逝世百年筹办了一场大型的纪念活动。活动的总名称为“国际托尔斯泰论坛”，参与组织“论坛”的单位是一个超级组合：俄罗斯联邦文化部、俄罗斯联邦教育部、莫斯科市政府、国家列夫·托尔斯泰莫斯科的博物馆(莫斯科)、“雅斯纳亚·波良纳”列夫·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以列·尼·托尔斯泰命名的国立图拉师范大学、列夫·托尔斯泰语言和文化学院(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九个部门“从中央到地方”联合行动，纪念列·尼·托尔斯泰去世100周年。其实还应该加上国营俄国铁路总公司，铁路公司出资重新修建了托尔斯泰永远停留的火车站“阿斯塔波沃”。在当今俄罗斯，这样的场面可谓壮观了。 11月18日下午5时，我飞抵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随后，全程参与论坛的活动，并在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做了两场学术报告。作为一个中国的托尔斯泰爱好者，在百年祭日，表达对列夫·托尔斯泰深度的怀念。我的报告之一是“1919年，列夫·托尔斯泰的关键词：стыдно(羞耻)”，意在探索伟大作家离家出走的近因和远因。另一个题目是“列夫·托尔斯泰最后日记心解”，意在探索列夫·托尔斯泰创作诗学(писать из сердца源心而写)。这是托尔斯泰于1852年提出，并于1898年以长篇论文论证发表的一个原则。这一原则和中国的“文心”理论暗合。我在论坛上提出阅读托尔斯泰应该相应采取一种“阅读心学”(читать из сердца用心而读)，托尔斯泰已经离开100年，“世远莫见其面”，但如此“觇文”，或可以“辄见其心”(《文心雕龙·知音第四十八》)，可尽可能地“复活”托尔斯泰生动而丰富的生命。我希望在托翁离世100年之际，打破语言的鸿沟，在某个层面上，用汉语诗学更加深入地贴近列夫·托尔斯泰的生命。 永生之门：阿斯塔波沃 托尔斯泰国际论坛的报到处是以托尔斯泰命名的图拉师范大学，这是一种特别的安排。图拉向南5俄里，就是托尔斯泰的庄园雅斯纳亚·伯良纳。 11月20日，托尔斯泰百年祭的“正日子”，所有代表乘汽车赶往阿斯塔波沃。当年的公历11月10日，托尔斯泰从图拉州自己的庄园出走，先向南，再向西北，然后又折转头向东方。如此转折，托翁只想“彻底的出走”。11月13日在前往乌拉尔方向的列车上，82岁的老人开始发高烧，不得不在中途的阿斯塔波沃车站下车。11月20日，列夫·托尔斯泰长眠于这个偶然停留的车站。其实，“阿斯塔波沃”早已不存在，1918年，苏维埃政府把车站更名为“列夫·托尔斯泰”，把这个村落更名为“列夫·托尔斯泰村”，把这个村所在的区称为“列夫·托尔斯泰区”。如今，编写“列夫·托尔斯泰”这个词条，非要注明“列夫·托尔斯泰(作家)”或者“列夫·托尔斯泰(车站)”或者“列夫·托尔斯泰(行政区)”等等不可。 忽浓忽淡的雨丝中，100年的遥远，似乎失去了意义。今日的一切，似乎都在复活着当年。 我们还在途中，“永生之门——阿斯塔波沃”的纪念活动就已经开始。早晨6点零5分，俄罗斯还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俄国利佩茨克州电台开始播发特别节目：“纪念托尔斯泰的那一时分”。如此强调“6点零5分”，把这一时刻定为托尔斯泰百年祭系列活动的始点，缘于100年前，托尔斯泰就是在这一时刻停止了呼吸。100年前，当托尔斯泰死亡的消息从站长住房里传出，阿斯塔波沃出现了骚动，火车站电报室立即把托尔斯泰逝世的消息发向莫斯科、彼得堡、基辅。消息从骚动的俄罗斯传向全世界，震动了整个世界。100年后的11月20日，铁路部门开来一辆蒸汽机车，火车头前面，挂起一幅列夫·托尔斯泰的大大的头像，缓缓驶进小站，突然一声汽笛，让冰雨的世界充满了哀伤，气氛一如当年。俄罗斯当代作家瓦·库尔巴托夫在阿斯塔波沃村文化宫发表演说：“恰如100年前，今天我们又处于世界的中心。但是，我们不会被庆典光辉和祥和所蒙蔽。因为阿斯塔波沃那一个痛苦的早晨再度降临……。” 不过，当地的孩子们却把祭日当成节日，兴高采烈。我想，这可能是托尔斯泰更愿意看到的场面吧。一份发行范围很广的杂志《星火》，赶在百年祭作了一个统计，给众人心目中的托尔斯泰形象排行，其中排在第四位的是“孩子的朋友”。 设立在当年车站站长奥佐林住宅的国立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也重新布置。100年前，站长房间中的那张单人床，便是列夫·托尔斯泰生命的最后依托。三十多年来，我一直在阅读、研究列夫·托尔斯泰，在各种资料上，无数次看过这张小床，但在托尔斯泰百年祭日，当我走近铁床的时候，还是被它震撼，因为它承接了托尔斯泰的死亡。 托尔斯泰再解读：未定论的宗教问题 国际托尔斯泰论坛的开幕式，由国家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莫斯科)馆长维塔利·博利索维奇·列米卓夫致词并主持会议。托尔斯泰的后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托尔斯泰也参加开幕式。他是现任“雅斯纳亚·伯良纳”列夫·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馆长，莫斯科大学新闻系毕业，他接管“雅斯纳亚·伯良纳”之后，有很多作为。 作家、俄罗斯语文学科院士瓦林金·雅科夫列夫·库尔巴托夫在开幕式上宣读以“述说托尔斯泰”为“专栏”的报告。他说：“从来就有两个俄罗斯，一个是热闹的媒体中的俄罗斯，另一个是深藏在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人心中深处的俄罗斯，他们在不停地思索道德、哲学、宗教问题。” 今年的“百年祭”关注历史进程，意欲在大的时代运动中重述托尔斯泰的意义。国际论坛把第32届国际研讨会和第四届国际托尔斯泰读书会套在一起，总题目是“托尔斯泰和时代运动：思想家和作家的哲学、宗教、道德遗产”。论坛的倾向很明显。列夫·托尔斯泰的“百年祭”超越文学界限，意欲穷尽一切与托尔斯泰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百年祭”重心显然不在文学领域，更多是在哲学、宗教、道德领域。这种重心转移显示了整个俄国文化界的倾向性。苏联解体前后，首先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解冻回归”，接着是宗教上“言论自由”，哲学上的禁区“开放变革”，在这一“语境”中，俄国托尔斯泰学抑或是整个俄国文学文艺学的“舆论”倾向都热衷于宗教-哲学话题。近年，俄国哲学界更有极端说法：“俄国的哲学不同于西方的哲学，它的存在方式不在逻辑化的哲学表述中，不在理论化的论证中，而更多是在文学中”。普希金、果戈理，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都纷纷“被”成为“宗教-哲学家”。文艺学界似乎呼应哲学界的说法，也异口同声说：“不认识到俄国作家的宗教，就无法认识俄国作家”。众所周知，苏联时期，因为《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等系列文章，托尔斯泰的宗教问题是被绝对定论的——宗教是列夫·托尔斯泰最反动的一面。论述托尔斯泰尽量避免宗教问题，要谈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也只能批判；而近20年，谈论列夫·托尔斯泰的宗教问题大多又是对这一定论的“绝对否定”。如果谈托尔斯泰，或者谈19世纪俄国文学而不涉及宗教-哲学，会被视为落伍。可见，今年的“百年祭”明显是“时代”产物。 基督教背景下的欧美文学与宗教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但19世纪欧美文化思想界的宗教意识，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泛宗教的。列夫·托尔斯泰本人对宗教，对自己的宗教观，对官方教会东正教，对伊斯兰教、佛教、儒教、道教都有鲜明的论述。所以，宗教问题之于他，无论在立场态度上，还是在具体教义的阐述上，都是十分明确的。正因为他的明确态度，1901年2月22日俄国东正教“圣主教公会”将他革除教籍。所谓托尔斯泰宗教问题，更多的是对其宗教观点的评价问题。但这个问题，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是一个未解的悬案。 原载：《文艺报》10年12月24日第四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