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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起 《水浒》是建国后最早受到推崇的古代小说，弄清《水浒》作者施耐庵的生平，是历史赋予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神圣使命。 1951年夏，《苏北大众报》负责人刘冬，听说兴化有施耐庵遗迹，派助理编辑黄清江前去查访。黄清江到兴化施家桥，看了施耐庵墓；又到大丰白驹镇，看了施家祠堂，了解施氏家谱的情况，见到红染墨写的从第一代到十八代的木主原件。农民传说，都道施耐庵是《水浒》的作者，为写《水浒》坐过牢。调查回来，与刘冬合作，用一个月时间写了《施耐庵与〈水浒传〉》[1]1。文章提供了神主和墓碑、墓志、《兴化县续志》等新材料。 侯敏泽1982年8月回忆说：“52年《文艺报》调查，我是经手人。当时刘冬同志写信，我们很高兴，很重视。刘冬同志发现了线索，当时我们比较相信；后来看了一些材料，感到有些争论。”[2]1952年9月14日，苏北文联派丁正华、苏从麟到兴化进行了十天调查，写成《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1]11。上报以后，“一经研究，问题还多。一方面资料本身的可靠性还需要更有力的印证，一方面资料和资料本身的矛盾亦多。为了把这些资料统一起来，给《水浒》作者施耐庵先生的历史作一个比较肯定的论断，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在1952年10月间特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聂绀弩、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钱锋、北京人民日报社谢兴尧、徐放等四人，再次到江苏省有关地区去进一步调查有关施耐庵的历史资料”[3]61。调查组走访了兴化城、淮安城、大冈乡、施家桥、施家舍、施家庄、白驹镇、安丰镇等处，又跑到苏南的江阴、常熟近五十处地方，访问了施家后人及熟悉地方掌故、乡土历史的耆老共二百多人，与对《水浒》及其作者有研究的人士进行了多次座谈。研读徐放1953年亲笔撰写、历经磨难重见天日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感到当年的调查，路子是对头的，方法是科学的，堪称解放后首次高水准的社会历史调查，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调查组的主要成果和学术亮点 这次调查，是在黄清江、丁正华的基础上进行的，故称作“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因是有备而来，更显得周到和细密。调查工作取得了诸多成果，并体现出以下学术亮点： 第一，关注方志的历史承传和材料来源。 丁正华、苏从麟的《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调查方法”第一项是“搜集现成史料”，谓：“施氏现成史料很少。《元史》、《明史》、《淮安府志》、《泰州府志》、《扬州府志》等对施氏都无记载。《兴化县志》旧本亦无记载。唯兴化汪伪县长李恭简所修之续志收有施氏列传及墓志各一，对施氏生平亦语焉不详。”短短数行，突出“收有施氏列传及墓志各一”的续志，是“兴化汪伪县长李恭简所修”，又用“语焉不详”来概括施氏列传及墓志的内容，颇易造成不应有的错觉。 有鉴于此，徐放《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的第一部，分即为“《兴化县志》上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和这些材料的来龙去脉”，一一著录《兴化县志》全部五种本子，即嘉靖三十八年以前的胡志、万历十九年的欧志、康熙年间的张志、咸丰年间的梁志和民国三十二年的李志（即《兴化县续志》）；欧志、张志、梁志上不见有施耐庵的材料，惟《兴化县续志》有四处关于施耐庵的记载： 1．施隐士墓：载卷一《舆地志》之七第十二页《宅墓补遗》，注称：“在县境东合塔围内施家桥，葬元隐士施耐庵。淮安王道生撰志。” 2．《施耐庵传》：载卷十三之六第九页《文苑补遗》。 3．卷十四之二第四页《艺文志·书目·小说家类》载：“《水浒》，施耐庵著。” 4．《施耐庵墓志》：载卷十四之三第二十一页《艺文志·古文补遗》。 然后缕述《兴化县续志》有关施耐庵材料的来龙去脉：1918年左右，正当李详（李审言）提倡续修《兴化县志》，《续志》坐办兼分纂人刘仲书，到白驹镇调查古迹名胜，见施氏宗祠供有施耐庵先生神主，疑即《水浒》作者；及问白驹镇杨雨孙，派人到施家桥借得《施氏家谱》，见有淮安王道生作的《施耐庵墓志》和施耐庵的《家传》，便抄了下来，并取得李详同意，留作县志的补遗材料。 按，李详（1859-1931），字审言，兴化人，在骈文、方志、金石、目录、选学等方面均有杰出成就。光绪三十二年（1906），两江总督端方创办“江楚编译官书局”，聘李详为帮总督纂；宣统元年（1909），张人骏任两江总督，改“江楚编译官书局”为“江苏通志局”，聘李详为分纂；1913年，“江苏通志局”恢复，冯煦任总纂，聘李详为协纂，参与修订《江苏通志》，因撰《〈江苏通志·艺文志〉商例》，学者韪之。李详先后担任江都、甘泉、仪征三县志“人物”、“儒林”、“文苑”各传及《艺文志》、《舆地沿革表》等审阅、定稿，主持纂修《阜宁县志》、《盐城县志》。1923年，任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1928年，中央研究院聘李审言和陈垣、鲁迅、胡适等12人为特约著述员。 李详是当代方志大家。他在《泰兴县志》序中说：“章实斋云‘志当递续，不当迭改’。又云三十年为一世，可以补辑遗文，搜罗掌故，更三十年而往，使甲编乙录，新新相承。又云藉使前人体例未全，凡目有阙，后人创起，欲补逸文，亦当例由义制。”对续修兴化县志，早怀极高热情。1919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任兴化知县的赵兴霙再任兴化县知事，聘李详为总纂，续修《兴化县志》。李详命刘仲书（1880-1955）到白驹采访，即在此时。及刘仲书汇报所得材料，李详谓：“施耐庵先生因为著《水浒传》而坐过大牢，也因为著《水浒传》享了大名，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独胡欧张梁四种县志未采入载明，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现在民国成立，文字既不为科举所束缚，人物又不为专制政体所限制，县志有所记载，从此更没有什么顾忌，那末，大文学家的施耐庵，我们可以从宽采访他的古迹和遗闻，一一载入‘补遗’栏中。”[4]遂在卷一《舆地志·宅墓补遗》载施隐士墓，卷十三《文苑补遗》载《施耐庵传》，卷十四《艺文志·小说家类》载：“《水浒》，施耐庵著。”卷十四《艺文志·古文补遗》载《施耐庵墓志》。处置皆合方志之义例，证见了李详与时俱进的方志观。 《报告》记录刘仲书的话说：“当时这材料由李详交给了魏克三（已故，即《兴化县续志》协修人之一魏隽）保存。《兴化县续志》上的《施耐庵传》是由邑人李选成（已故，为续修兴化县导委员会的职员，任校对）根据《施氏家谱》上的施耐庵的《家传》改作的，淮安王道生作的《施耐庵墓志》经他修改过没有，便记不大清楚了。”按魏克三（1878-1949），名隽，兴化人，清末为法部主事。1927年，沈道叔任兴化县知事，筹款督修县志。1943年，李恭简自任总修，以魏克三任协修，将《兴化县续志》付梓。李恭简《续修兴化县志弁言》谓：“审公为恭简族太高祖行。前稿具在，新增惟戊辰（1928）后事，体例一依《梁志》，庶旧稿不至散亡，新政有所稽考。”“审公”即李详。可见，“兴化汪伪县长李恭简所修之续志”的说法，是不准确的。 《报告》又记：“我们在兴化王益谦（本城人，三十岁，现任兴化城东小学教师，为续修兴化县志委员会职员，任书记员）先生手，得到续修《兴化县志》时有关施耐庵的材料原稿两份。”并郑重地记下了鉴定的结论：“原稿《施耐庵墓志》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的原文是毫无出入的。”这就对刘仲书“《兴化县续志》上的《施耐庵传》是由邑人李选成根据《施氏家谱》上的施耐庵的《家传》改作的，淮安王道生作的《施耐庵墓志》经他修改过没有，便记不大清楚了”的话，进行了核实，确定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原稿和《兴化县续志》上所载“毫无出入”。此事底大，故郑重道出之。《兴化县续志》载《施耐庵墓志》全文云：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追溯旧闻，郁郁不得志，赍恨以终。公之事略，余虽不得详，尚可缕述；公之面目，余虽不得亲见，仅想望其颜色。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届时余尚垂髫，及长，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同寓逆旅，夜间炧烛畅谈先生轶事，有可歌可泣者，不禁相与慨然。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每成一稿，必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弟子罗贯中者为尤多。呜呼！英雄生乱世，则虽有清河之识，亦不得不赍志以终，此其所为千古幽人逸士聚一室而痛哭流涕者也。先生家淮安，与余墙一间，惜余生太晚，未亲教益，每引为恨事。去岁其后述元（文昱之字），迁其祖墓而葬于兴化之大营焉，距白驹镇可十八里，因之，余得与流连四日，问其家世，讳不肯道，问其志，则又唏嘘叹惋；问其祖，与罗贯中所述略同。呜呼！国家多事，志士不能展所负，以鹰犬奴隶待之，将遁世名高。何况元乱大作，小人当道之世哉！先生之身世可谓不幸矣。而先生虽遭逢困顿，而不肯卑躬屈节，启口以求一荐。遂闭门著书，以延岁月，先生之立志，可谓纯洁矣。因作墓志，以附施氏之谱末焉。[1]3 至于《兴化县续志》载《施耐庵墓志》与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所录的文字差异，需先弄清胡瑞亭的身份与活动。《报告》通过对杨继云、施复苏等的调查，确知胡瑞亭是兴化县仓库文书，为调查户口到过白驹，从施熊手抄去施氏家谱，刊登在民国十七年（1928）十一月八日上海《新闻报》十一版《快活林》上。从而证明：刘仲书和胡瑞亭是在不同的时、地——一在1919年，一在1928年；一在施家桥（通过杨雨孙看到），一在白驹镇（从陈铮处访得）——抄录了《施氏家谱》（非同一版本）上载的《施耐庵墓志》。由于胡瑞亭是供报纸发表的，文字有所“节录”，遂致详略之别。《报告》充分注意到此点，复引刘仲书的话：“至于《兴化县续志》中的《施耐庵墓志》上所说施耐庵‘生于元元贞丙申岁’、‘殁于明洪武庚戌岁’，都是照《施氏家谱》亲笔抄录的，不会错。”彻底排除了《兴化县续志》上的《施耐庵墓志》据胡瑞亭增益的可能，文心可谓细密之至。 第二，多方搜集家谱版本并著录其间的差别。 既然《施耐庵墓志》等材料均来自《施氏家谱》，调查重点便落到了家谱的搜集与版本的比对方面。丁正华、苏从麟《调查报告》，查得两个施氏家谱：1.施氏十八世孙施熙本；2.施氏二十世孙施祥珠据施莲塘藏本所抄之摘录本，下了一个“述及施氏生平者甚少”的断语。文化部调查组的眼界则更为开阔，他们首先打听到有若干《施氏总谱》的存在，虽经努力未得实物，却获取了施耐庵第十四世孙施埁有《龙谱》、施耐庵第十五世孙施铎在龙谱被毁后追录《施氏总谱》的信息。从而厘清了施氏一族修撰家谱的历史氛围和地缘联系。 《报告》著录了六个访得的《施氏支谱》，交代了收藏者的身份住址，描述了有关施耐庵的文字记载及其异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施祥珠本》，此本为丁正华、苏从麟所曾见，其材料有：1.《施氏族谱序》。2.《施处士施公墓志铭》（处士讳让字以谦）。3.《施氏宗祠建立记述》。4.施耐庵第十八世裔孙施熙（重光）所作的《施氏宗祠祭文》。5.胡瑞亭写的《施耐庵世籍考》。6.民国三十二年兴化人民公建的墓碑和碑记。7.施氏族谱世系。其中1－6条，均见《文艺报》1952年第21号，证明刘冬、黄清江、丁正华、苏从麟的材料是确实的。第7条“施氏族谱世系”，则是《文艺报》所没有的： 第一世：始祖讳彦端字耐庵行一。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元末自苏迁兴后徙海陵白驹，因占籍焉。明洪武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孔门第五十七贤之常公之裔，葬于白驹镇西北圩施家桥。元配季氏，继配申氏，生子一让。第二世：让字以谦行一，彦端公子，隐居不仕，读书尚礼，敦行孝友，乡邻以贤德称，生于明洪武癸丑、殁于永乐辛丑。元配顾氏、陈氏。生文昱、文颢、文晔、文至、文晖、文升、文鉴。……[3]66 “世系”载“始祖讳彦端，字耐庵，行一”，下叙“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元末自苏迁兴后徙海陵白驹，因占籍焉。明洪武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与杨新《施处士施公墓志铭》（处士讳让字以谦）“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完全一致，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全文抄录之。 第二《施熙本》，亦为丁正华、苏从麟所见。《报告》标其称作《施氏长门谱》，为民国十五年（1926）抄录，且录其《施氏长门谱序》原文： 族本寒微，谱系未经刊刻，而手抄家录，自明迄清，相延不堕。继以雷夏、甘涛二公纂修增订，料应详备无遗。雷夏公殁，谱传康侯，康侯传圣言，奈何家遭不造，圣言又被回禄因而销亡，维时未有继述之人。封系长门，出自文昱公之裔，访诸耆老，考诸各家实录，亟从而修辑之。迄于今，废坠已久，盖阖族之谱，难以考证，止长门之谱，尚属可稽。自文昱公之后，支分派别，秩然有序，诚恐日复一日，又将远而易失，谨为序次略述，藏诸一家，以俟后之有志者从而搜辑之云尔。 乾隆四十二年岁次丁酉桂月中浣第十四世孙封敬序[3]67 全录《施氏长门谱序》，尤见调查组诸人的行家眼光：乾隆四十二年（1777），是现存施氏家谱题署最早的年代；序中“自明迄清，相延不堕”，更追溯到明代，直接一世之始祖，故不可轻觑。 《报告》特别注出《施熙本》中《施氏宗祠祭文草创稿》原文和《施祥珠本》的异文：1.注有“耐庵公讳彦端，究不知彦端是讳是字”字样；2.“疏献明太祖前”一句后，添有“钱塘二载任官权贵当途不合解组归里抱道在躬遁世清真不就征著书遣兴弄笔怡情”等话。又注出其《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与《施祥珠本》的差异：此本为“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施祥珠本作“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徵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异文并录，展示诸说差别，保证材料的客观真实。 《报告》著录的其他四本家谱，皆是丁正华、苏从麟所未见的。其中《施保国残本》、《施克善（勋）本》，材料较少，内容相同，可略而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兴化县施家庄的《施珍荣本》，其第一世祖是“施公前山”；东台县富安镇的《施石如本》，其“始祖讳议，字信忠，太学生，……明洪武十四年（1381）淮鹾招商，公自苏州阊门迁扬州之安丰场居焉，遂以公为始祖”。两支都不以施耐庵（彦端）为始祖，自然更没有“隐居著《水浒》自遣”的记载。这种对于似乎“无关材料”的关注，恰可证明引“名人”为始祖以光耀门庭的说法，不能成立。 作为家谱的辅助材料，《报告》记录了供奉在白驹镇西二里港施家舍施文辉家的“苏迁施氏宗”，和兴化县老圩区幸福乡施家桥施宝宽家的施彦端神主。前者“神主的前身是一个纸轴子，是兴化刘某写了送给施家的。纸轴的历史很长了，如施文辉的祖父在世，今年是一百零五岁的人了，据他们上人谈，送纸轴时，他们的祖父还没有出世呢。但在民国五年发一次大水，因施家的后墙被水冲倒，打破纸轴，这才改制这神主牌子。”《报告》指称的“今年”，是1952年，扣去105岁，为1847年，当在道光二十七年。由纸轴改制神主牌，则在民国五年（1916）。后者上写“施氏始祖彦端公季氏之位”及以下历代祖宗，施学云现年六十岁，神主牌子是先生束本祥给写的，那时他十二岁，1952扣去48，为1904年。这两个时、地，都十分重要。 《报告》详细描述了神主牌的外观： 这种神主牌子有框架，高二尺许，阔一尺五寸多，上框横书“苏迁施氏宗”五字，下框横书“百世流芳”四字。两边直书一联为：“和平子孙多昌盛，耕种衣食自丰饶”。上列自“元辛未进士始祖考妣施公耐庵府君门季申氏太孺人之位”以下十八世祖宗名讳。背面书有“民国丙寅年公罚公办处”十字，是民国十几年上“小祭祖”时写的，意为那家祭祖不到就要公罚公办。[3]68 这就说明，至少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以前，“元辛未进士始祖考施公耐庵”，就为施氏的一支后裔所公认。 《报告》还记录了白驹镇施氏宗祠和宗祠石碑下落。宗祠是咸丰年间由施埁（峻峰）发起修建的，光绪三十年又由施连堂发起修建。梁上悬有木榜（匾）两块，一块上写《建祠记》；一块上写四字匾额，大字前有十一行小字，前半写的是耐庵公的生世，后半则是赞扬施埁的话。调查组在白驹镇寻访施氏宗祠的石碑，先后共三次，只看到一块写有“施氏宗祠”的石板门额。泰州市人民政府文教科长刘檠夫说：施氏宗祠是在1946年10月间征得施家后人同意拆的，他是当时的负责人之一，在碑上见有施耐庵字样，所以才略加注意。至于石碑下落，估计可能被毁了。这种细致的记录，较之丁正华、苏从麟所谓“祠中原有碑文十余块，亦俱毁坏无遗，无从寻究”顶真得多，尤便日后查考。 《报告》还将金逸园得自顾明府石荪手抄先人九苞公遗墨的施耐庵迁兴化诗和顾逖赠施耐庵兴化诗各一首录下。施耐庵迁兴化诗曰：“年荒世乱走天涯，寻得阳山好住家；愿辞草莱多种树，莫教李子结如瓜。”顾逖赠施耐庵迁兴化诗曰：“君自江南来问津，相逢一笑旧同寅，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又全文录下盐城伍佑镇周梦庄《水浒本事考》里的施耐庵遗曲《秋江送别即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末署：“耐庵施肇瑞谱于秋灯阁”。复据支伟成所辑《吴王张士诚载记》，查得：“鲁渊字道原，淳安人，元进士，初任华亭县丞，道终新安，为徽寇所执，宁死不屈，逾年始得脱。后迁浙西副提举，张士诚称王，聘为博士。士诚降元后自称吴王，渊谏阻称王不听，因辞官走。洪武初召入礼局，力辞还山卒。王原吉尝赠诗云：相期文苑传，独立义熙年。”据《泰州旧志》查得：“刘亮字明甫，吴郡人，元末尝仕于张士诚，后以巨舰尽载所藏书万余卷渡江客如皋，主冒致中家，谋献其书，未果而卒。致中为收藏之。永乐中取入中秘。”这都是历史文献的抢救，为后人的研讨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和宝贵的思路。 第三，广泛搜集有关施耐庵的轶闻传说并分类剖析。 丁正华、苏从麟“调查方法”之二，是召开座谈会：第一次在兴化城召开，收获不大；第二次座谈会在兴化老圩区施家桥召开，收获较大，到会者所言，多有不见于文字记载者。文化部调查组改变了单纯座谈的做法，“在苏南、苏北共走了近五十处地方包括大、小城市和乡村，接触了二百多人。我们亲自访问了施家后人和一般农民，也访问了那些熟悉地方掌故、乡土历史的耆老，并和对《水浒》及《水浒》作者有研究的人士进行了座谈”，深入访问与座谈相结合，取得了相当成功。在调查时，一一注明该村的户数，施姓的比例，讲述者的年龄职业等。所记施耐庵传说，基本是原话照录，获得了大量故老相传的宝贵材料。就中最突出的，自然是施耐庵墓所在地的老圩区幸福乡的施家三桥（前桥、后桥、西桥）了。全村宗姓16户，束姓8户，彭姓8户，朱姓5户，成姓、刘姓各2户，陆、陈、韩、王、姚、张姓各1户，余84户都姓施。问明施氏一族，自十五世祖（即始祖）彦端起，已传二十三世。访施家后人，提供了如下说法： 1.关于施耐庵的排行、字、讳和宗支：一种说法是施耐庵兄弟三人，他是老大，名叫彦端，传白驹和施家桥一支；老二名叫彦明，传苏州阊门一支；老三名叫彦才，传施家庄一支。一种说法施耐庵是独生子，施彦端号耐庵。 2.施耐庵的世籍：施氏的祖籍在苏州阊门。明洪武初，从苏州调来江北，是为“洪武赶散”。 3.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一种说法是元至顺辛未进士；一种说法是没中过进士，什么功名也没有。没保过“正主子”、只保过“草寇王”。按所谓“草寇王”，是指张士诚。 4.关于不扶二主和千日作《水浒》、二夜作《封神》的传说：朱元璋登基后，派刘基去请施耐庵出来当官，施耐庵说：老母八旬，自己也老了，小女待嫁，坚持不去。触犯龙颜，被抓去押在刑部。先作《水浒》，朱元璋一看大怒，说：亏得我把他抓来了，不然一定要谋位篡国。后来施耐庵又作了部《封神榜》，朱元璋一看施耐庵是疯子，便把他放了。 5.坐馆教书问题：有人说施耐庵是教书先生，他念书时和刘基是同学，他们的先生姓周。张士诚失败后，隐居到家里仍是教书；也有的说是赋闲，没有作什么。 6.关于施耐庵葬时情况和墓的传说：说施耐庵葬时是杉木棺材楠木底，金索银索吊棺，有金童玉女，地雷火炮，问为什么这样隆重，说是因为保过主（指张士诚）。 而访施家庄、何家桥、清水湾、施院庄、施家墩子、茅家园子、施之垛等地施家后人，所得传说，都称老祖施耐庵是从苏州阊门抽调过来的，他在明朝时坐过牢，而《水浒》就是在牢里作的。还听说何家桥、施家三桥、清水湾、白驹都是一个祖宗，祖坟在施家三桥，年年上坟祭祖。施家庄的施氏后人贩私盐，不务正业，便不认他们是本家，称作“野施”。始祖叫施玉宇，不是施耐庵，从不去施家桥祭祖。 调查组还把触角延伸到苏南的江阴、祝塘，访问了大宅里、南歧、老歧、后马、北庄等村，接触了徐绍庭等36人，辟出第五部分《江阴一带有关施耐庵的资料》，为的是弄清施耐庵曾在江阴祝塘大宅里徐姓家教过书，并当过徐家军师的民间传说。 《报告》首先列出了在祝塘区河北乡北庄村徐洪春那里得到一幅对联，对联是：“读宋学士赞言，高风世仰；观施耐庵卜兆，大地名扬。”调查组查得写这幅对联的人叫奚黼恩，见《江阴青衿录》，为同治五年（1866）秀才。据徐家后人谈，这幅对联每年只挂一次，就是在夏历三月初十，徐家上墓祭祖那一天。按，徐麒（1361－1445），字本中，号心远，为梧塍徐氏第九世，洪武间应招出使西蜀，立了大功，洪武帝亲授一品朝服，名震朝野。徐麒功成身退，归隐故里，辟陌累田，重农贵茧，富甲江南。宋濂（1310-1381），金华府浦江人，字景濂，号潜溪，被朱元璋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徐霞客故居《晴山堂石刻》有宋濂《送徐生》，为宋濂七十岁时送给徐麒的，叙曰：“生，江上故族也。学古储今，以诗文从余。今为郡举送之京，均贡成都，诗以送之。”诗云：“文辞又睹古西京，马影凌风逐宦尘。且说相如今到郡，百花城上茶花新。江浦诗成风自在，七千西去影相亲。新都定见文翁问，为说颠毛白似银。”“读宋学士赞言，高风世仰”，即出此典。至于施耐庵，相传曾被徐麒请来坐馆，在东林庵一边讲学，一边写书。闲暇时候，常和徐麒论诗下棋，纵谈国事，宾主相处，甚为融洽。施耐庵懂地理，曾给徐家看过两块地，一块是香山（在祝塘北三十多里），一块是砂山（在祝塘东北十多里）。香山出才子，出了个徐霞客；砂山出人丁，所以人丁旺。“观施耐庵卜兆，大地名扬”，即出此典。一副楹联的实物，将当地望族徐麒，与宋濂、施耐庵这两位历史的人物挂上了钩，且拍摄了照片，保存至今，没有过人的慧眼，是不会注意这幅对联的。 关于江阴一带施耐庵的传说，《报告》说，由于时间的缘故，没有深入普遍进行访问，然竟录得18条，其中有的与兴化的传说极其相似，如祝塘大宅里写《水浒》，皇帝知道了，密派太监到大宅里抓他，施耐庵的女儿先知道了，急忙把放在案头的《水浒》稿本藏起来，换了一个白纸本。太监问施耐庵：“你作的《水浒》呢?”施说：“还没有编!”太监要他进京，施在路上又写了一部《封神榜》，并在金殿上装疯，皇帝便把他放了。兴化、江阴有莽莽长江相隔，根本不可能通同作伪。江阴华市孙坤南说，江阴许恕（澄江书院山长），与施耐庵友善，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见《许氏族谱》有施耐庵写的族谱序一篇，是为许恕的儿子许润（字泽山）写的。约二百字，略谓：“仆与令尊翁先后浪荡江湖，而渠掌教澄江，桃李遍植，虽洁志高蹈，士林传诵未已。……仆偶有一枝之栖，暂免饥寒，恐为期不远，瞬急即逝，际此干戈扰攘，萑苻遍地，乔木之迁，除却蓬莱，竟无一片干净之土，衰朽之躯，将来不知埋骨何处。瞻望前途，徒增回首凄凉之感。……”《报告》录下孙坤南记得的族谱序中的一段文字，亦为珍贵的掌故。 三、1952年文化部施耐庵考察是高水准的社会历史调查 《文艺报》编者按说：“中央文化部已派人赴有关地点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希望能够引起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的更进一步的搜集，引起这些材料的更进一步的研究，以至最后能够对《水浒》的作者问题作出更确定的结论来。”[1]1揭示了文化部派遣调查组的明确意图。调查组充分注意到刘冬、黄清江《施耐庵与〈水浒传〉》对“材料的来源没有详尽地说明”、丁正华、苏从麟的《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发现了更多的新材料，但仍不够充分和确实”的欠缺，着力于发现更多的新材料，详尽地说明材料的来源，对材料进行充分和确实的考证分析，路子是对头的，方法是科学的，取得极其重大的学术成果。 刘冬、黄清江《施耐庵与〈水浒传〉》说：“施耐庵著作《水浒》的问题，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悬案。明清以来的记载，未详施氏的身世，五四后有些考据，也没有得出结论。有人认为施耐庵这个名字恐是后人依托，有人认为《水浒》当为罗贯中所作。”[1]1解决这个悬案，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在这方面，既有中国的史学传统可资借鉴，又有新起的研究方法可供对照。 先说传统史学。1952年，距元末明初（姑以洪武元年1368计），已历584年，岁久年荒，材料湮灭，要揭开“施耐庵之谜”，难度确实不小；而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动笔写《太史公书》，距黄帝时代，至少3000年，并不妨碍司马迁将《五帝本纪》置于《史记》之首。那么，他是怎样处理黄帝的历史呢？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5]司马迁当时面临的问题是：1.“《尚书》独载尧以来”——正式的史籍没有关于黄帝的记载；2.“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传说不为荐绅先生认同；3.“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虽有材料，但多散佚不传。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到全国各地去考察调查，“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所到之地，老人们纷纷讲说他们那儿确实是黄帝和尧、舜活动过的地方；据他的观察，那里的风俗和文教，确实也很有与他处不同的特点。于是便“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1952年文化部调查组得《兴化县续志》施耐庵的记载，考定其出于1919年方志大家李详之鉴定，与元末明初（姑以洪武元年1368计）的距离，缩短为551年。《施氏长门谱序》，题署乾隆四十二年（1777），与元末明初的距离，又缩短为409年。序谓“自明迄清，相延不堕”，直续明代开国，步步落实，环环紧扣，不容置疑。 司马迁的好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到处向长老请教，“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只可惜没有统计出访问了多少人次，召开了多少次座谈。而文化部调查组在三个月中，访问了施家桥、施家庄、何家桥、清水湾、施院庄、施家墩子、茅家园子、施之垛，盐城、扬州、兴化、东台、白驹、草堰、江阴共二百多人，所有受访者都一一注明姓名、年龄、职业与住址，访问的状况可用“皆各往往称施耐庵之处”来形容。《报告》还列出了“有关《水浒》和《水浒》作者问题的来信摘要”一章，说：“我们在采访过程中曾先后从报社、杂志社转来许多读者给我们的来信。这些来信。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调查线索，并对我们的调查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6]摘要中有钱涛（南京）、李兴浦（江阴）、陈锡度（武进）、王者兴（兴化）、薛宗元（南京）、喻蘅（上海）、苏州市文联、范烟桥（苏州）、沈本渊（泰州）、黄业儒（泰州）等10人的意见，充分反映了传诵施耐庵身世的广泛群众基础。正如司马迁所说，“书缺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只有“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方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却是难为“浅见寡闻”道者也。 再说时下甚为学界推崇的三重证据法。先是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7]2三重证据法是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形成的，代表人物为黄现璠（1899－1982）。三重证据便是：纸上之材料、地下之材料、口述史料。“三重证据法”之所以新，就在它增添了“口述史料”这一项。文化部调查组的全部活动，莫不环绕这三重证据：《兴化县续志》、《施氏长门谱》，就是“纸上之材料”；《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就是“地下之材料”；苏北苏南绵延千里、流传百年、无数人在讲述的有关施耐庵的轶闻传说，就是“口述史料”。施耐庵的“口述史料”，往往为不能“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浅见寡闻者所鄙薄，殊不知这恰恰是施耐庵考证的最强项。请问，已经被确认身份的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有这么多的“口述史料”吗？再请问，不赞成兴化施耐庵的人，能在别一处地方寻出这么多的“口述史料”吗？在兴化施耐庵身上，三重证据紧密合榫，浑然相扣，不仅为中国文化史所罕见，亦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可以说，除了兴化施耐庵，少有第二人能臻如此境地；施耐庵生平考证，是“三重证据法”的辉煌成就。 要之，1952年文化部调查组的活动，是高水准的科学的社会历史调查。在聂绀弩、徐放、谢兴尧、钱锋先生的辛勤努力下，施耐庵的形象不止是呼之欲出，而且是跃然纸上了。 [参考文献] [1]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施耐庵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2]欧阳健.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记录.http://qianqizhai.blog.hexun.com/11273698_d.html [3]徐放.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J].明清小说研究,1986(4):61-98. [4]刘仲书.施耐庵历史的研究[M].稿本.兴化市图书馆. [5]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EB/OL].[2010-10-05] .http://www.hudong.com/wiki/%E3%80%8A%E5%8F%B2%E8%AE%B0%C2%B7%E4%BA%94%E5%B8%9D%E6%9C%AC%E7%BA%AA%E3%80%8B#5. [6]欧阳健.用血和泪保存下来的文献——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http://qianqizhai.blog.hexun.com/59531680_d.html [7]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四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原载：《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