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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第一奇书”《金瓶梅》中的“女一号”潘金莲，向来有着大相径庭的两极评价。古代文人或自伦理道德角度痛加贬损，骂她是“书中第一淫货”[1]，说她“不是人”[2]；当今网民或从自然情欲、女权主义角度竭力肯定，称其富有“个性解放”精神，是“女人的骄傲”。这些无疑都失之偏颇。应该说笑笑生笔下的潘金莲，是一个性格复杂、内蕴丰富的悲剧典型。她三十一岁的短暂人生，从贫贱少女被卖受辱，屈嫁武大通奸鸩夫，到妾侍西门妒淫害命，终遭驱卖尸横刀下，其中既有令人憎、令人快的罪与罚，也有值得怜、值得思的苦与悲。对其同情则可，但绝不可包容其恶德秽行；谴责其罪恶应该，却又不能无视其罪恶的生存环境。潘氏始于追求而终于堕落的人生轨迹深刻表明，封建的畸形婚姻、罪恶家庭以及维护它们的社会制度，正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重要根源。 一、挣脱武大郎：良知在畸婚中畸变 潘金莲本来出身于一个贫困的裁缝之家。她幼年丧父，九岁被母卖到王招宣府学弹唱，十五岁转卖给张大户家做丫头，十八岁遭大户奸占而令主家婆泼醋，于是大户便赌气倒贴房奁，把她嫁给了卖炊饼的武大郎。 贫贱身世固然悲苦，但潘金莲的真正悲剧却是从婚嫁武大郎开始。由憎嫌丈夫到别恋小叔，由偷汉通奸到谋害丈夫，天性好强、不息追求的潘金莲，本欲挣出闹心的苦海，却不幸跌进罪恶的深渊。 首先，婚姻畸形使她嫌夫、恋叔。 金莲与武大的婚姻，一无体貌般配，二无情性投合。金莲“脸若桃花，眉弯新月”，标致美丽又聪明伶俐。吴月娘说她是“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而武大则身材矮小，头脸狭窄，猥琐寒碜，人称“三寸丁谷树皮”。金莲不仅嫌弃武大“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丑陋模样，尤其厌恶他“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窝囊性格。她愤激：“乌鸦怎配鸾凤对”；她不解：“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她哀叹：“奴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第一回）姻缘错配带给她不尽的痛苦和烦恼，性爱皆无激起她强烈的自尊与追求。因此，当“身材凛凛，相貌堂堂”的武松一旦出现，她在惊羡之中，竟全然不顾叔嫂名分，一面暗自庆幸“这段姻缘却在这里”，一面使尽浑身解数竭力撩拨勾引。殊不想美人有意却英雄无情，伦理意识极浓的武松声色俱厉：“嫂嫂休要这般不识羞耻，为此等的勾当，倘有风吹草动，我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子，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子！”（第二回）小叔的当头断喝，将嫂嫂春心烘动下的初恋梦击个粉碎。 其次，畸婚难弃使她偷奸、杀夫。 初恋小叔的碰壁非但未能阻断潘金莲的追求，反而使她对武大更为反感，顺势向其索要一纸休书。然而，这在当时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因为封建礼法中只有丈夫的休妻之权，而绝无妻子的弃夫之理。如《大戴礼·本名篇》载“妇有七去”，《白虎通·嫁娶篇》载“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俗语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指的正是这种男尊女卑天经地义的婚姻铁律。既然礼法不允许、武大不答应金莲的离婚请求，而颇有姿色的她偏偏又不甘隐忍寂寞，这就难保当时司空见惯的偷奸行为日后与她无缘。而命运又恰巧让她与西门庆邂逅，对方“风流浮浪，语言甜静”，有武松般“健壮”却无武松的“不通人情”，使她不禁再次发出“想这段姻缘却在他身上”的呼喊，于是便不顾一切地与之投怀送抱，偷情通奸。 红杏出墙给久在压抑饥渴中的潘金莲带来了性的空前快慰和满足，但同时又使她的私欲日趋膨胀，良知也迅速畸变。本来，婚姻畸形但武大无辜，可她却把怨恨一股脑儿发到武大身上，与西门庆“贪欢不管生和死”（第六回）。而奸情一旦败露，色胆包天的西门庆尚且惊慌心怯，可她却先是激怂匿藏的西门庆起身飞脚直踢武大心窝，继而又协从王婆给伤病不起的武大药中投毒，终致武大肠胃迸断七窍流血一命呜呼。 不满武大郎，勾引武二叔，私通西门庆，毒死亲丈夫。这就是潘金莲的首次婚姻。很显然，嫌夫戏叔，有伤伦理；背夫偷汉，更损妇德。这些不仅在封建时代违反礼教，即使在当今社会亦受谴责。至于杀夫夺命，戕害无辜，就更无论古今中外，都属天理国法绝不相容的犯罪。正因如此，我们觉得世人将潘金莲唾为淫狠恶妇自有一定道理。然而，这里要说的是，潘金莲并非是先天的坏女人，她的从嫌夫到杀夫，是一个从自我觉醒到私欲膨胀的过程。由一个起初令人同情的受害者最终沦为一个罪不容诛的害人者，潘金莲的背善向恶，到底是封建的包办婚姻加给她的人生悲剧。 恩格斯指出：“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3]我国封建时代的婚姻，向来也是取决于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从不顾及当事人的意愿。由此造成的夫妻间灵与肉分离、情与性无缘的情形所在多有。倘为男性，尚有停妻再娶甚至寻花问柳等作为补充；而为女人，则只能安心顺从、从一而终。为此，不知多少无辜女子的青春与生命在无性无爱中默默耗尽。明中叶后，虽一时出现了人性觉醒思潮，但封建礼法依旧根深蒂固，社会仍然不给畸婚女性的正常追求提供任何合法途径，使她们的性情之爱只能通过偷情通奸的畸形方式获得。潘金莲挣脱武大的进程中，封建的男权礼法一直明里暗中通过武大死缠、武二威吓对她施展着淫威，迫使她终于杀夫害命。由此说，金莲以恶抗恶，尽管罪不容诛，却又情实可悯！ 罗德荣先生指出：“旧时代的真正悲哀，不在于出现了偷情的潘金莲，而在于制造了无数屈从命运、安分守己、默然死去的中国妇女。”[4]我们说，潘金莲的真正不幸，不在于她饱尝了包办婚姻带给她的畸婚痛苦，而在于维护这种婚姻的纲常礼法，使她只能在畸形抗争中良知畸变，做出一系列于理不顺、于德有亏、于法难容的蠢事。因此，若指责潘金莲勾引小叔有违伦理，亦应谴责封建包办婚姻的不合情理；若唾骂她偷汉通奸有损道德，亦应抨击无情无性的畸形婚姻毫无道德；若声讨她私欲膨胀良知泯灭的杀夫之恶，亦应挞伐封建礼法逼良为娼酝酿犯罪的害人之恶。一句话，作为婚姻就意味着生活全部的一位旧时代妇女，潘金莲从争强好胜发展为以恶抗恶，实由现实逼迫导致，非因人品恶劣使然。 二、争宠西门庆：人性在恶家中恶化 潘金莲以杀夫害命为赌注，解除了“包办婚姻”，赢得了“自主择婿”。然而，自从进入妻妾满堂、明争暗斗的西门府，第五妾的地位名分又使她立刻面临了失宠遭弃的危险。为了在新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她只能一面竭力讨好主子，一面拼死排斥异己。随之而来的便是种种恶德秽行急剧膨胀、滋长：自尊变为嫉妒；聪明变为阴险；泼辣变为狠毒；好强变成纵欲。随着心机费尽，罪恶作尽，人性丧尽，最终落得身败名裂，遗骂千秋。 我国封建家庭的基本结构形式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是配偶，准娶一个；妾是玩物，可纳多人。在这种制度下，富贵家庭往往妻妾成群。家庭成员中，当然也有严格的等级之分：男尊女卑，妻尊妾卑。丈夫纳妾，除了极少因妻子不能生育而以之替代来延续家族香火之外，更多的就是供自己性情愉悦和生理快感。在妻妾成群的家庭，由于夫妻之间、夫妾之间、妻妾之间、妾妾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物的占有和性的满足难于平衡，使家庭中的嫉妒争宠、勾心斗角不仅成了生活常事，而且甚至可以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尽管作为“七出”之一的“嫉妒”是丈夫休妻的重要理由，但它作为妻妾家庭的天然伴随物，不仅与家庭的存亡相始终，而且还随时酿出形形色色的悲剧。潘金莲进入西门府之后，悍妒、害人，纵欲、乱淫———人性彻底异化，就正是在这种罪恶家庭中嫉妒争宠的恶果。 首先，妻妾争宠导致她悍妒、害人。 西门府除了一妻吴月娘外，还依次有五妾：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与别人相比，潘金莲深知自己一无出身优势，二无陪嫁财产，要想在府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以姿色笼住西门庆，还须凭手段扼制众“情敌”。身为仆妇的宋惠莲(原名宋金莲，因避讳潘金莲改名)，只因一双小脚比潘金莲的还小，加之“性明敏，善机变，会妆饰”而迷住了西门庆，潘金莲于是就心生嫉恨，唯恐她会成为西门庆第七妾而决心剪除之。她先是怂恿西门庆陷害惠莲之夫来旺，接着又挑唆孙雪娥跟惠莲大吵大闹，终致惠莲愤而自缢。后来惠莲之父宋仁因跟西门庆拦棺论理，也被毒打致死。六妾李瓶儿有色有财，温柔好性儿，尤其因怀孕生子而深受西门庆宠爱。妒火中烧的潘金莲为拔掉这眼中钉、肉中刺，先从瓶儿幼子官哥儿身上下手，几次暗中借故惊吓尚不足以泄愤，后见官哥儿常穿小红袄，她便用红绢裹肉诱使“雪狮子”猫扑而挝食，不仅以此计害死了官哥儿，而且瓶儿不久也气病而死。仅这样两次争宠，潘金莲竟先后毁掉了蕙莲父女与瓶儿母子四条生命！其心狠手毒，简直令人发指。 其次，丈夫耽色促使她纵欲、乱淫。 西门庆是个“玩女人的领袖”。张竹坡《杂录》统计过：“西门庆淫过妇女，除正妻吴月娘不属此例外，计有19人。此外尚有‘意中人’3人。”在这大批猎物中，潘金莲的美色肉欲尽管颇能取悦于西门庆，但在西门庆眼里，其实只有当欲壑难填极需寻求官能刺激时，她才具有存在价值。这使潘金莲愈加明白，要想笼住西门庆，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发挥“好风月”的强项，千方百计地迎合、挑逗西门庆的各种淫心需求。于是，诸如荒唐的扮丫头市爱，疯狂的醉闹葡萄架，污秽的承溺精等丑剧便一幕幕上演，竭尽全力与西门庆纵欲狂欢。“妇人云雨之间，百媚俱生”（第七十二回），虽使色魔西门庆对她也曾说出“怪油嘴，这一家虽是有他们，谁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的体己话，但这多肉欲而少人性的交媾，终于使得感情愈薄、理性愈少的潘金莲，不甘总是被动地充当男人的泄欲工具和性虐对象，西门庆疯狂玩弄她，她也拼死玩弄西门庆。直至西门庆连续纵欲、力不能支时，她还强使其一气服下逾量四倍的淫药，又像当初“骑在身上”弄死武大一样，弄得西门庆“死而复苏者数次”，直至其油枯灯尽，髓竭人亡。 潘金莲除了与主子纵欲，还另外与他人乱淫。如不顾主仆之序，与小厮琴童苟且；无视人伦之道，与女婿陈经济私通；被吴月娘赶出家门后，又混乱主客之界，与王婆之子王潮儿“刮剌”。然而，由是认为潘金莲人性堕落则可，而凭此唾骂她天生淫货则非。潘金莲先后与六位男人发生过性关系，但当初作张大户之婢、与武大郎为妻，都系被迫而无可怪责。而妾侍西门庆之后，她的纵欲、乱淫之源于主子贪色，正如她的悍妒、害人之源于妻妾争宠一样，都与罪恶的家庭环境制约密切相关。事情往往是西门庆周旋于内，她便只能凭借纵欲而以性讨好；西门庆鬼混于外，她又愤而通过淫乱来以性报复。她如此豁出性命折腾，为的不过就是在西门府中像宠妾李瓶儿那样得到真爱，或像正妻吴月娘那样受到尊重。可悲的是，这些不仅到底与她丝毫无缘，反而随着西门庆一朝死去，她便像丧家狗一样被大娘子驱出门外，最终横尸在为兄报仇的武松刀下。因此，若仅一味讥讽“青春未及三十岁”的金莲生命旺盛、性欲亢进，或是叱骂她天生无耻、淫荡，都属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 总之，潘金莲先在武大郎家里为妻，后在西门庆府中作妾，两次婚姻均属畸形。婚嫁武大时，她嫌夫、恋叔、偷奸，直至毒杀武大郎；妾侍西门后，她争宠、害人、纵欲，终又淫死西门庆。由此说，将其作为悍妇、妒妇、淫妇的代名词，毫不为过。然而，她“始于被卖，亦终于被卖；始堕落于王婆家，后亦被杀于王婆家；由武松登场而亮相，亦由武松退场而毙命；由合理的追求起步，到恶贯满盈而倒下，她带给读者的思索是绵长的”[5]。处在文化裂变的晚明时代，一方面世风日下、人欲横流，另一方面僵死的封建法规仍根深蒂固。潘金莲深受畸婚恶家钳制、被挤压到生活最底层，由于实在无力抗拒也无法逃脱历史加给她的悲剧命运，最终只能成为罪恶、污秽环境中的一朵“恶之花”。 注释： [1]刘辉：《北图藏〈金瓶梅〉文龙批本回评辑录·第十三回》；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8页。 [2]［清］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兰陵笑笑生《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34页。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4]罗德荣：《金瓶梅三女性透视》，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5]田秉锷：《能把潘金莲只看成一个淫妇吗？》，刘辉、杨扬《金瓶梅之谜》，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作者简介： 王修华，河北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 （唐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北唐山063000） 原载：《名作欣赏》2009年10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