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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妮(Connie)是英国著名作家D·H·劳伦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女主人公，而潘金莲则是中国明代小说《金瓶梅》中的女主人公。在这里我们主要就作品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进行对比分析。 一、诗性历史里的女人与性 被誉为“横跨现代社会科学与人类科学的巨人”( bestrides the modern social sciences andhumanities like a colossus)[1]的意大利著名学者维柯(Giambattista Vico 1668 ~1744)在《新科学》(New Science)里认为，人类历史有三大起源：宗教、婚姻、葬礼。“我们观察到一切民族，无论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尽管是各自分别创建起来的，彼此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隔得很远，却都保持住下列三种习俗： (1)它们都有某种宗教； (2)都举行隆重的结婚仪式； (3)都埋葬死者。无论哪一个民族、不管多么粗野，在任何人类活动之中没有哪一种比起宗教、结婚和埋葬还更精细，更隆重……因此，我们把这三种永恒的普遍的习俗当作本科学的三个头等重要的原则”。[2]维柯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接受《圣经》所说的一切，相信远古时代全世界都发生过大洪水，洪水淹没了地球，一两百年后，洪水消退。而在这一两百年中，从湿润的地表生长出参天大树，到处是成片的原始森林，上帝的子民们散失在原始森林里，为适应艰苦的环境，个个长成高大的巨人，性格上粗野豪纵，想象力与感觉力极为旺盛而推理力薄弱，为肉体的生存而奋斗，几乎与野兽无异。他们毫无廉耻感，在森林中追赶着羞怯而不驯服的妇女，实行乱占杂交。关于性交与婚姻，维柯认为，男人与女人在荒野上自由交合，有时遇到雷电，因为害怕而把女人拖在山洞里，隐匿起来进行交媾，这就是后来的一夫一妻的起源。“性交不经过隆重的结婚仪式在自由的男人和自由的女人之中当然要发生，也算不得是自然的邪恶行为(也就是说，并不破坏自然的法律)。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斥责这种看法，凭据就是各民族都怀着宗教的虔诚来庆祝婚礼这种人类习俗，凭此就决定了不结婚而交媾是一种野兽的罪孽行为，尽管情有可原。”[2]维柯认为，社会之所以指责这种乱交是因为“男女不经过必有的法律的约束就同居，就一定要遗弃他们的私生子女，因为私生子女的父母可以随时拆散，如果双方都把婴儿遗弃掉，婴儿就会躺在野外被狼狗吃掉。”[2]从维柯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体现着现代文明的婚姻制度并不是对性的约束而是出于对婴儿的保护，而且维柯论述的是在人类早期生产力低下时的一种状况。 据人类学家考察，人类的宗教仪式也是与性有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叶舒宪教授考证过《墨子·明鬼篇》： 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也。 叶教授认为，这段文字记载的是春祭礼仪上男女交欢及众人围观的习俗。他还认为这种祭祀上的男女交欢几乎在世界各地都有，巴比伦人祭祀易士塔及其配偶阿都尼斯的新春礼仪活动便以男女交合为重要内容。在我国也是如此，春祭仪式上不但有男女的集体交媾，还有重要人物的表演，“表演的核心人物是模拟谷神或天父、代表宇宙间阳性生命力的国王和模拟爱神或地母、代表着宇宙间阴性生命力的女祭司”在“仪式上公开演示”“性结合”。叶教授还分析了《高唐赋》和《洛神赋》两篇作品，指出这两篇作品的原型是古时君王和处女祭司在春祭礼仪上公开交合的圣婚仪式。[3] 在人类历史上，性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性欲也就成了人性的一个基本属性。 二、性欲与婚姻的背反 如果说原始的婚礼仪式是出于对儿童的保护，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间的推进，结婚仪式已成了权势与占有的奴婢，成了性爱自由的枷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女人与金钱一样成了权势男人的私有财产，成了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三宫六院，嫔妃如云，“后宫佳丽三千人”，贵族三妻四妾，而穷苦男人则娶不上妻子，很多光棍。而这样的“合法”的男女关系，是以剥夺一部分人的性权力为基础的婚姻制度，康妮与潘金莲都是这种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康妮的“合法”丈夫查太莱是一个被战争致残、完全丧失了性功能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男人，尽管这种“非人”的责任不在查太莱本人，但这婚姻本身对康妮来说是极不人道的。 潘金莲的“合法”丈夫是“三寸丁谷树皮”、形貌猥琐的武大郎，也许这并不是武大郎本人的错，但这扭曲了的婚姻却正是维柯所说的举行过婚礼的合法的组合。劳伦斯与兰陵笑笑生正是通过康妮与潘金莲这两个人物形象对所谓的合法的婚姻制度提出了批判，这是两个形象的意义共同之处。 笑笑生与劳伦斯对现代文明的批判都是从性的角度切入，但二者对性的认识是不同的。笑笑生对于潘金莲，其意在勾勒一个不得善终的淫妇，以表达自己的意旨，这在作品中多次直白，如《金瓶梅词话》开头的四贪词中有关“色”的词： 休爱绿萼美朱颜，少贪红粉翠花钿。 损身害命多娇态，倾国倾城色更鲜。 莫恋此养丹田，人能寡欲寿长年。 从今罢却闲风月，纸帐梅花独自眠。 全书最末的收束诗： 闲阅遣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4] 显然，作者全然不顾艺术的含蓄而以说教开宗明义。如果说这种说教与欣欣子的序有为其色情描写开脱之嫌，那么作品篇末诗以全书人物的命运来言说写作的目的就是惩恶、扬善、戒淫，无疑是可信的。无论是书序、人物命运、故事情节无不表达了作者强烈的创作意图。潘金莲原是生于潘裁缝家，9岁被卖在王招宣府里。15岁时，王招宣死，潘妈妈又将她以30两银子转卖给张大户。长到18岁时，年约六旬之上的张大户暗自收用了她，又把她嫁给武大郎并继续长期奸占；武大郎形象丑陋，性格懦弱，潘金莲只有自认晦气，每每感叹“姻缘错配……到底奴心不美”。毫无疑问，潘金莲不幸的经历和婚姻使她丧失了人最起码的权利，人性中正常的、向上的、向善的、向美的愿望受到压抑。潘金莲对婚姻的反抗，采取的是放纵自己的情欲，如果说她对武松的婚外恋与爱慕是出于些许真情，那么从她与西门庆奸合之后毒死武大郎开始，则完全丧失了人性。作为艺术形象的潘金莲的性格主体是淫荡、嫉妒、狠毒。她狂热地赤裸裸地展示自然情欲，以渲淫来争宠、夺位。如果说她和西门庆丑态百出的渲淫，是为了迎合笼络西门庆的话，那么她与仆人琴童、市井俗夫王朝、女婿陈经济的关系则只是为了满足自己低级的情欲。淫荡成了她最主要的性格特征，并且因淫而妒，因妒而毒，亲手药鸩丈夫，设计毒害了官哥儿，暗算李瓶儿，折磨秋菊，逼死了宋惠莲，陷害来旺儿，人性中最阴毒最卑鄙的部分，在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她以情始，以欲兴，以淫终。笑笑生通过潘金莲展示的是情欲的罪恶，为封建的伦理道德“万恶淫为首”作了最好的诠释。 而劳伦斯对于康妮，则是一曲洋溢着激情的性爱颂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一书前有一段著者序：“这本书的真正意义便在这儿，我要世间的男子女子能充分地、完备地、纯正地、无瑕地去思想性的事情。纵令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做性的行动，但至少让我们有完全无瑕的性的思想。”劳伦斯笔下的“性”是一种返朴归真，回到人类诗性社会的自由性爱。康妮与梅乐士的性爱被作者赋予了一种神圣的感觉，类似于圣婚仪式上的皇帝与女祭司的交媾。在《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中，康妮先后七次与梅乐士做爱，从第一次做爱的不知所措、“无能为力”，到后来的琴瑟和鸣，这与其说是男女之间的交媾磨合，不如说是康妮人性的复苏。长期的性压抑使康妮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少妇的“身体日渐失掉意义，变得沉闷而暗晦，现在只是一个无意义的物质了。”“仿佛这身体是欠着阳光和热力，它有点苍白而无生气了。”[5]而正是康妮无意间在梅乐士洗澡时窥视到的裸露的肉体，激起了康妮性的欲望，也正是梅乐士的爱抚与男性的冲击，使康妮在一次又一次的性爱的洗礼中变成了真正的女人。康妮与梅乐士的几次做爱，从小屋到丛林，到雨中裸奔。这种原始的野性的交合与叶舒宪教授描述的远古的春祭仪式上的男女交合非常相似。劳伦斯正是在自己的作品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神圣的性爱伊甸园。劳伦斯对康妮性爱的激情礼赞比起笑笑生对潘金莲的性交诅咒有着天壤之别。 我们说劳伦斯与笑笑生都是以自己的作品对“合法”的婚姻制度以否定，但笑笑生的否定是消极的，他以放纵性欲来反叛婚姻，其结果也正如作品里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西门庆一样，不得善终。在《金瓶梅》里我们看不到冲破“婚姻”之后的性欲的出路，而劳伦斯则以诗人的激情讴歌情爱，尽管劳伦斯也通过梅乐士的口说道：“他们的血气都死了。他们所剩下的一点，都给汽车、电影院和飞机吮吸了。金钱，金钱!所有现代的人只有个主意，便是把人类古老的人性的感情消灭掉，把从前的亚当和夏娃切成肉酱。他们都是一样。世界随处都是一样：把人性的真实性杀了。给他们钱，钱，钱，叫他们把人类的血气消灭掉，只剩下一些站立不筝的小机械。”[6]劳伦斯的这一席话，无疑是对现代文明扼杀人类最本原的人性提出的强烈控诉，但作品的性毕竟给康妮带来了新生，性爱成了拯救康妮的一剂良药，也给她带来了生命与希望。如果说性爱是一场原始人性的熊熊烈火，潘金莲则成了扑火的飞蛾，走向了死亡，而康妮则成了火中的凤凰，在烈火中涅槃，获得了新生。 三、不同文化语境中的必然结晶 潘金莲与康妮是中西文化语境中两个家喻户晓的女性人物形象。潘金莲成了中国文化语境中淫荡的代名词，而康妮则是现代西方文学中追求人性解放的典型形象。这两个人物相隔300多年，出自于中国和英国两个不同国度的作家笔下，她们的不同命运与归宿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对性的认识和演绎。 “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5]而“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7]明清思想家甚至理学名儒也不得不承认：“意者，心之所发”(《朱子语类》卷五)。“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王文成公全书》卷一)。这同孟轲“食色，性也”之论一以贯之，可见情欲观念是人们不能回避的。所以王相廷主张情欲多途，“美色，人性之所欲也，强而众且智者得之”(《慎言·御民篇》)。吴廷翰主张人欲乃“天理之自然”(《吉斋漫语》卷下)；何心隐指出“心不能以无欲也”(何心隐《辩无欲》)；李贽甚至提出，“本心若明，虽一日享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也”(周应宾《识小编》)。毫无疑问，这种对情欲的承认，蕴含了合情合理的人性因素，中外的文学家都看到了情欲这一人的根本属性，所以在作品中情欲成了永恒的主题。在《金瓶梅》产生的明代社会，性爱与理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程朱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把禁欲发展到极至；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明代社会又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在中国文学史上，尽管爱情在《诗经》里占有大量篇目，但《诗经》之情都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不是单纯的情欲之“情”；屈骚“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这种传统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得以承续，到唐宋传奇里，才出现“才子佳人”的情爱模式。但在唐宋传奇里，与“才子”们有着情缘而又缔结婚姻的往往只有一个“佳人”，而到了明代，“才子”与“佳人”则大量出现“一男两女”甚至是“一男数女”的模式。明代的这种“纵欲”型的小说从标题上就体现了出来，如《三妙传》中男主人公娶了三位女子，《六一天缘》中的男主人公有六位夫人，《五金鱼传》中的男主人公把祖传的五金鱼分给五位女子，后来他与这五位女子都结为连理。此外，《天缘奇遇》中的男主人公有着号称“香台十二钗”的妻妾。明代言情小说有三十余篇(部)，这些作品中的情节结构又都有一定的模式。它们一般都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而三个部分分别是：开头部分男主人公见美色而起淫心，做出图谋弄美色到手的打算；第二部分是男主人公或是借助别人或是自己亲自实行奸计，并且奸计得逞，得一时之欢；最后的部分是奸计败露，贪淫的男女受到祸报。如《赫大卿遗恨鸳鸯绦》(《醒世恒言》卷十五)写浮薄子弟赫大卿纵淫尼姑庵，终致丧命的故事，说的是一个好色祸身的道理。全篇由三部分情节组成。先是写赫大卿“为人风流俊美，落拓不羁，专好的是声色二字”，清明节游荡郊外，希图逢遇佳丽，忽见非空庵尼姑空照貌美，便拟“用些水磨工夫撩拨他”。作家对于赫大卿浮浪、轻薄的性格与行为的简单勾勒是情节内容的第一部分；接下来是赫大卿浮浪轻薄的性格自然导致浪荡的行为，他的撩拨佳丽的想法得逞：赫大清与非空庵东、西两院尼姑空照、静真等轮流取乐，昼夜纵淫，这构成了情节的第二部分；最后的部分作者写赫大卿因纵欲无度而身亡，“两柄快斧不勾劈一块枯柴，一个疲兵怎能当四员健将”，他终于精竭骨枯，命丧黄泉。而《金瓶梅》正是这种情爱小说的典型模式，只是比起当时的“才子佳人”模式更多了几分市井味，“才子”置换成了西门庆这样的恶霸势力，“佳人”置换成了潘金莲(金)、李瓶儿(瓶)、庞春梅(梅)等“淫妇”，而“情”则置换成了“性”。《金瓶梅》比起“才子佳人”式的小说来，要深刻得多。如果说“才子佳人”式的情爱小说更多地是冯梦龙《情史》中那种理想的“情教”理念的具体化与艺术化，或者说加上明末文人的情欲演绎，那么《金瓶梅》则是一幅明代社会生活的画卷，当然这幅画卷的主色调还是情色与性欲。事实上，情色性欲正是生活的基本色调，无论是劳伦斯还是兰陵笑笑生，都是通过性爱这个视角来看人生与社会的，这种对性欲的描写其实也就是对所谓文明产物“婚姻”的一种否定。在这两部作品中我们看“婚姻”所要维护的是没有性爱的男女的结合，而自由性爱的追求又必然是对现存的婚姻的否定。合法的婚姻对于潘金莲来说无疑是对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性”的毁灭。潘金莲之所以三番五次地挑逗武松，正是建立在武松强健的体魄的吸引上，是一种男女之间自然的性的吸引。而剥夺康妮正常的人性的却是现代工业文明。康妮的合法丈夫是一个残废人，根本就不是一个生理上的男人，他们之间是一种被“阉割”了的婚姻。而康妮与她的情人梅乐士则是“非法”的婚外情。正是这种非法的婚外情，使康妮焕发了青春活力，成了真正的女人。 作者通过潘金莲与康妮，揭示的是一种性与婚姻的二律背反。无论是康妮还是潘金莲，她们都在抗争，在追求，在完成自己，实现自己。比起潘金莲来，康妮的性爱是有选择性的，当迈克里科再次对她甜言相诱时，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虽然感到丈夫的束缚，但她克制自己，待之以礼；和梅乐士相爱后，表现出女性的宽容、理解、安静和幸福，她所不能忍受的就是丈夫允许她和别人生孩子，她觉得这是人格的耻辱，她追求的是人性的完美，自然的发展，而不是兽性的发泄。但在潘金莲身上体现出的却是顽强的性爱，她以矫枉过正的性欲来反抗所谓合法性的婚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英国，正是工业发达，机器吞食人性，社会贫富贵贱严格对立的时代，正如梅乐士所说“人变成了工作的昆虫了，他们所有的勇气，他们所有的真正生活都被剥夺了。我定要把地球上的机器扫个干净，彻底地了结了工业时代，好像了结了一个黑暗的错误一样”。劳伦斯不是为了迎合时下，而是要与上流社会的清规戒律，所谓的道德规范对着干，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充满性爱自由的乌托邦。 笑笑生生活时代是宋明理学高峰期，是社会反叛各种价值标准而又始终把性看作丑恶、耻辱、下流的时代，作者不可能超越这样的文化背景而用纯正的眼光看待性，因此他笔下的潘金莲的形象就难逃荡妇的窠臼。而劳伦斯生活的时代各种心理学充分发展，尤其是性心理学，弗洛伊德的理论当时颇为流行，加之西方的传统，就有可能使作者站在科学的、褒善扬美的立场上处理康妮的肉体爱，用一种“自然完美”的两性关系来摆脱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并以恢复人的自然本性来克服现代文明的弊病。 性爱，是人的自然本性的流露，它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笑笑生与劳伦斯都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的局限，我们也无须苛求于古人。 参考文献： [1]Vico， Giambattista.New Science.〔M〕.Translated by DavidMarsh.London： Penguin Books. 1999. Introduction x.i [2]维柯.朱光潜译.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135， 137， 135. [3]胡和平.模糊诗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135-125. [4]笑笑生撰.张嘉龙编.金瓶梅词话〔M〕.香港：亚洲文化事业公司，新刻金瓶梅词话(万历刻本). 1551.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5， 119. [6]D.H.劳伦斯.成 林，周 明等译.劳伦斯文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 148. [7]马克思.刘丕坤译.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122. [作者简介] 肖丽君(1954-)，女，湖南涟源人，副教授，硕士。 (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株洲412000) 原载：《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10月第7卷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