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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一定现实环境、社会思潮的产物，特定的文学形式，某一文学作品只能在一定的时代才能产生。产生《红楼梦》的时代不可能是唐、宋、元或明初，而只能是资本主义式的手工作坊已极发达，个性解放思想与传统伦理道德日益冲突，清王朝盛极显衰的乾隆时代。因为唐宋时代的文人士大夫热衷的是抒写自己为君为政、忧国忧民的伟大诗篇。元代或明初的作家，大多沉浸在从往古传统题材中搜奇猎艳，以创写其翻陈出新的作品，无论是元曲诸大家还是罗贯中、施耐庵均是如此。不管学术界对《三国演义》、《水浒传》作何评价，一个不可掩盖的事实是，两书实是在民间长期流传的基础上由某一作家最终写定。另外，在许多方面，诸如人物塑造、环境描写、语体风格等，它们与后之《金瓶梅》都有颇大的差别。所以，与其把《三国演义》、《水浒传》称作小说，倒不如把它们称之为长篇传奇故事更为恰当。李长之先生谈到《三国演义》、《水浒传》与《金瓶梅》的不同时说：《三国演义》和《水浒》，在人物创造上，还不免有类型的痕迹，例如吴用之与诸葛亮，宋江之与刘备，李逵之与张飞，都有因袭之嫌，而只有《金瓶梅》的人物，都是创造性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如诸葛亮、关羽，《水浒》中的人物如李逵、鲁智深、武松等，虽然也是由现实人物中概括出来的艺术形象，但究竟不完全是现实中容易遇到的人物，甚至带有半神话的性质。而《金瓶梅》则不然，其中主要人物确是封建社会的地主恶霸家庭中真正的现实人物。”（《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载《文艺报》1957年第3号） 现今学术界谈到《金瓶梅》，大多强调以下三个事实：其一，它是我国第一部由作家个人独创的小说，是在对以往历史基本无所依傍的情况下由作家直接取自现实生活写成的。其二，它所塑造描写的人物都是直接可感鲜明生动的现实生活中活生生普通市井之人。其三，它的出现，是在城市市民阶层日益壮大，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因素日益发展，印刷术发达，通俗文学广泛流行的情况下产生的。以上数点，意义颇为重大。美国当代著名小说理论家伊恩·P·瓦特在其所著《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译本）一书中，从确定“小说”这一文体概念出发，认为，文学中的小说（novel），完全不同于以往散文虚构故事式传奇作品（nction）。就西方而论，这种novel，直到18世纪后期，才得以充分确认，其主要标志就是英国的笛福、理查逊、菲尔汀作品的出现： 在小说与先前文学形式之间的一番宽泛而又必需的大致比较却提示出一个重大的差异：笛福和理查逊是在我们的文学史上最早的其情节并非取自神话、历史、传说或先前的文学作品的大作家。在这方面，他们有别于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等人，这些人象古希腊、罗马的作家一样，习以为常地运用传统的情节。他们这样做，归根结底是因为接受了他们所处时代的普遍的认识前提：因为大自然是基本上完整不变的。 根据伊恩·P·瓦特的观点，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出现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首先是最早出现的小说家都无一例外地“把现实主义视为具限定性的特征”： 任何意义上的对其他文学作品的模仿，对一部小说来说，无疑都是危害甚深的。原因似乎在于，小说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传达对人类经验的精确印象，而耽于任何先定的形式常规只能危害其成功。通常认为小说的不定型性——比如说与悲剧或颂诗相比——大概就源出于此：小说的形式常规的缺乏似乎是为其现实主义必付的代价。 作家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其内在的动力是哲学上的个人主义：“正是个人通过知觉可以发现真理的见解产生了现代的现实主义－－这种见解来源于笛卡尔和洛克……笛卡尔的伟大主要在其方法，在其怀疑一切的决心的彻底性；他的《方法谈》和《形而上学的沉思》对现代设想的产生贡献卓著，据此，对真理的追求被想象成为完全是个人的事，从逻辑上说，这是独立于过去的思想传统之外的。实际上，正唯与过去的传统相背离，才更有可能获得真理。”因此，小说这一新的文学形式一出现，就呈现出与以往文学形式完全不同的面目： 先前的文学形式反映了它们所处时代的文化力求传统实践与主要的真理检验标准相一致的总体趋势。例如，古典文学和文艺复兴时期史诗的情节，就是以过去的历史或传说为其基础的，作家处理情节的优劣也主要是按照一种正统的文学观念加以评判的……这种文学上的传统主义第一次遭到了小说的全面挑战，小说的基本标准对个人经验而言是真实的——个人经验总是独特的，因此也是新鲜的。因而，小说是一种文化的合乎逻辑的文学工具，在前几个世纪中，它给予了独创性、新颖性以前所未有重视，它也因此而定名（按：小说，原文为novel，最初含意即为“新颖的，新奇的”）。 第二，伊恩·P．瓦特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小说的流行依赖于广泛的读者大众群的出现。他指出： 18世纪的文学面对着的是一个不断扩大的读者队伍，它必定削弱那些饱读诗书、时间充裕、可以对古典和现代的文学保持一种职业性或半职业性兴趣的读者的相对重要性；反之，它必定增强那些渴求一种更易读懂的文学消遣形式的读者的相对重要性。即使这种形式在文人学士中间几乎没有什么声望。推断起来，在诸种因素中，人们总是为了获得愉悦和轻松而阅读，但在18世纪却似乎兴起了一种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比以往更专一的新趋向。 第三，就小说的生成基础、反映对象来说，小说的出现，又必须依赖一定的社会环境，这就是经济个人主义者社会的出现：“这一概念断定整个社会主要是受这样一种思想支配于每一个人天生的有别于其他的个人，而且与被称作‘传统’的过去时代的思想行为的各种各样的忠诚背道而驰。……这样一种社会存在，反过来又明显地依赖于一种允许其成员在行动上有广阔选择范围的经济组织，依赖于——种主要不是建立在过去的传统的基础上，而是主要建立在个人自主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思想体系。人们普遍认为，现代社会在上述这些方面是属于无可比拟的个人主义的。”说到底，这主要指的是资本主义成份的出现和离经叛道式新思想的逐渐流行： 至少可以得到普遍认可的是，1689年光荣革命刚刚结束，新制度的基础就已确立了。促成个人主义制度的最初动因——商业阶级和工业阶级，当时已积累了颇大的政治经济力量；而这种力量在文学领域中也得到了反映。我们业也看到，城市中产阶级正在变成尤为重要的读者大众；与此同时，文学开始赞赏地瞩目于贸易、商业和工业。这是一个相当的发展。 以此来鉴照我国小说的发展，可知中外文学在许多方面遵循着共同的规律前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充分的验证。《金瓶梅》以前的中国小说，不管是最初作为目录学分类意义上的杂文体的小说（《汉书·艺文志》所载为代表），还是唐宋传奇、宋元讲史铁骑话本、元明之际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小说严格的现实主义标准检视，都是一种准小说形式，只有《金瓶梅》，才具备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基本特征。因为，首先就作家的创作动力来说，《金瓶梅》是在一个评世气息极浓的时代诞生的。虽然对该书作者的考定，尚无统一认识，然作者创作主导思想亦难以得到学术界共同的认可，但透过其字里行间，作者之思想隐然可见。明清人之政治寓意说、讽劝说，鲁迅之评世说，郑振铎之暴露说，现今一些学者的新兴商人悲剧说等，都从某一侧面揭示了作者的创作思想。这与西方小说兴起时，“一种用个人经验取代集体的传统作为现实的最权威的仲裁者”（伊恩·P·瓦特语）的趋势亦完全一致。其次，就现实主义的描写来说，专家学者的见解更是一致，郑振铎在其《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云：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它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于不断记载着拐、骗、奸、淫、掳、杀的社会新闻里，谁能不嗅出些《金瓶梅》的气息来。郓哥般的小人物，王婆般的牵头，在大都市里是不是天天可以见到?……（原载1933年《文学》第1卷第1期） 孙逊先生亦认为： 人们常说《红楼梦》是我国人民引为骄傲的一部世界性文学巨著。它产生于18世纪中叶，却已具备了近代现实主义的规模与性质。其实，同样值得我国人民引以自豪的，还在《红楼梦》诞生之前一个半世纪，我国即已出现了《金瓶梅》这样一部现实主义的文学巨著，这部巨著不仅给予了《红楼梦》以直接的深刻的影响，并且同样已具备了近代现实主义的特点。（《论＜金瓶梅＞的思想意义》，原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第3期） 第三，《金瓶梅》的产生时代就其读者群和社会环境而言，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明代中后期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重要时期。伴随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层的兴起是该时最具时代性的特征。董国炎《明清小说思潮》（北岳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云： 市民阶层迅速发展并产生较大影响，是明代后期社会生活一个特点。市民阶层人数多，牵涉的生活面广。举凡雇佣工人、手工业者、各类苦力贫民、妓女艺人、游民隶役、商人作坊主甚至部分下层文人，都可以容纳进来。这个阶层的力量，在晚明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中，有很集中的表现……就小说思潮来说，他们是直接的决定性的社会基础。这是因为，各类商贩、手工业者及其他城市居民，文化水平比农民高，对文化娱乐的要求和购买能力也比农民强，没有这样一个读者层，就不能有小说的大量销售。 卢兴基先生亦谓： 明代嘉靖、万历时期，我国社会在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金瓶梅》所描绘的，就是处在这个历史因变中的中国社会。它的主人公西门庆也正是朝向第一代商业资产阶级蜕变的父祖。（论《＜金瓶梅＞——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 伴随着新的阶层，新的社会因素，离经叛道、背弃传统的思想开始广泛流行。“自王阳明之后，心学称王学。流传天下，弟子众多……他们要求人们相互地位平等，追求个性发展。肯定人们对饮食男女的合理要求。‘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这种哲学思想，成为李贽等人文学观念的基础。他以‘童心说’为理论核心，反对代圣贤立言的假言假文。反对复古摹拟，主张写真情实感。反对形式束缚，主张小说戏曲与正统诗文有同等地位。”（董国炎《明清小说思潮》） 从此种意义而论，《金瓶梅》的问世，如同西方小说首开风气的笛福、理查逊、菲尔汀的作品一样，方标志中国现实主义小说（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真正开始。《金瓶梅》的问世，使中国小说真正摆脱了历史和英雄对其的长期的浓重光照，向着自己独具的领域——现实人生，开拓疆土，朝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格局的方向发展，从而揭开了中国古典小说向近现代小说转折的序幕，昭示着中国小说发展的新方向。可以说，中国自具面目的小说的真正开端，应从《金瓶梅》算起。 更为重要的是，《金瓶梅》的问世，导致明清两代一派小说——世态人情小说的兴起。成为尔后三百余年中国小说发展的主潮。 明清两代世态人情小说的发展流变情况又如何呢? 研读有关文学史、小说史著作，一个缺憾就是，对《金瓶梅》以后世情小说的发展论述，不是语焉不详，就是缺乏系统条理的爬梳。近年诸多专家学者对《金瓶梅》与《红楼梦》之间的小说创作，曾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但仍未能系统展示《金瓶梅》与《红楼梦》之后小说发展尤其是世情小说发展的总体脉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金瓶梅》后之小说创作情况复杂，整理总结一条分明的线索颇不容易；主观上是由于我们只盯住一两部名著，而忽视了对此前此后产生的众多同类作品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积多年对明清两代小说创作的阅读，笔者在拙著《明清小说考论》一书（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10月版）《前言》中曾提到： 《金瓶梅》诞生后，中国长篇小说主体发展历程——世态人情小说，宣告开始。……在《金瓶梅》的余润下，中国婚恋性爱家庭伦理式小说，此后形成了三大类别：一类是以描写男女性事活动为主的艳情小说；一类是以“净化”的形式表现男女爱恋的才情小说（亦有人称为才子佳人小说）；一类是在男女情爱婚恋伦常的描写中勾连社会串汇市井以至融铸假托历史，以广阔的笔触表现社会芸芸众生的世情小说。 就世情、艳情、才情三类小说的表现特征而论，世情小说，描写社会层面较广，多属长篇巨著，《金瓶梅》后的所谓“中国长篇小说的主体类型”，亦主要指这一类型小说。如果说世情小说是《金瓶梅》的主干发展的话，艳情小说与才情小说，不过是《金瓶梅》这一株大树的旁逸之枝或斜出之株。艳情小说主要取于《金瓶梅》中对男女性爱活动赤裸裸的性描写，迎合市民社会庸俗的欣赏趣味，并汲取以往文言史传类小说中同类描写（如汉伶玄之《赵飞燕外传》、宋人之《迷楼记》、《大业拾遣记》等），加以作者的夸张想象而成。而才情小说，则是基本上经历了一次对艳情小说的否定之否定后，对上直接承续唐传奇爱情篇章的传统（虽然它的最早渊源可推至《史记》中对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爱的描写），对下直接融入明代中叶以来以强调情欲合理性为主要特征的反理学的思想狂潮和社会批判精神而形成的一派小说。它直接以艳情小说的“净化”形式——抛弃其无休止的对性爱活动欣赏性的赤裸裸的描写而出现，主要以近乎纯理想的形式体现这一时期富有民主意识的情爱婚恋观。 《金瓶梅》后之世情小说发展主线，依笔者所见，共经历了五个发展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奠基期，主要标志是《金瓶梅》的问世。《金瓶梅》的出现，尤其是它对色彩斑斓的明代市井社会生活的写实手法，一改以往小说追求雄奇壮美的风格，以世俗风情的真实再现，直接为后世中国家庭伦理式世态人情小说开创了模式，影响了尔后数百年中国小说的创作。 第二个时期是深化期，其主要标志是天启年间《禅真逸史》、《禅真后史》的问世。两书的特点是在《金瓶梅》创作的基础上，纠偏《金瓶梅》纯粹表现市井生活的世俗化倾向，以虚构的历史将《金瓶梅》开创的对世态人情的描写向深层的雅化方向发展。并力改《金瓶梅》中写欲的狂欢对人生命圈的剥蚀，由暂短的爱欲追求代之以对永恒生命的向往，融儒家人生理想与纲常义理、仙释神奇异能、轮回因果等于一体，表达作者安邦定国、拯世济民的理想。 第三个时期是发展期，主要标志是明清之交《醒世姻缘传》、《续金瓶梅》等书的出现。两书进一步继承《禅真逸史》与《禅真后史》主题深化雅化的倾向，由《金瓶梅》之单纯对家庭伦常、市井社会的描叙，发展为对末世王朝自经济到政治，自文化到伦理，自世道到人心等方面的全面检评。明末政治之腐败、经济之崩溃、社会之混乱、人伦之丧失等，均在作者笔下得到充分表现。 第四个时期是高峰期，主要标志即清康熙至乾隆朝五大世情小说的出现。该时期由于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文人思想情态的复杂化，导致世情小说呈现多元的主题倾向。《野叟曝言》受国家统一盛强之感召，以浪漫想象之笔，虚构悠久的中华帝国对世界各国的征服，以表达儒家世界大同理想。《绿野仙踪》主要表现报世理想难以实现的知识分子归而修道，企图借助道家神仙之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虚幻梦想，是《禅真逸史》诸书主题倾向的另一种实现。《儒林外史》则抓住科举制下士人心态，以时代文人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为衡准，揭示明清儒生在文、行、出、处诸方面的表演，成为批判明选士制度最富时代性作品。《红楼梦》则以独特的对封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以至社会人生的全面检评，跃登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华殿。从对前代小说的继承来说，《红楼梦》可说是《金瓶梅》、《醒世姻缘传》两书的综合且雅化的结果。而《歧路灯》其书，则抓住封建时代败家荡子的教育问题，对旧制度的危亡，开出剂救世良方，企图挽救封建社会日益衰落的命运和旧制度的危亡。 第五个时期是转化期，主要标志即乾嘉时期《镜花缘》与《蜃楼志》的出现。这个时期，由于清王朝统治的盛期即将成为过去，随着社会向近代的迈进，小说的评世气息加浓。《镜花缘》其书，在诸如女性地位、科举选士、世道沦替、人心演变等问题上，均以独特的童话寓言手法，做了评价。《蜃楼志》其书，更以洋商家庭出身的风流浪子苏吉士一生经历的描叙，揭示大清王朝历史转换期的时代风貌，成功塑造了我国早期商业买办资产经营者的风采。 与长篇世情小说相表里的是短篇拟话本小说。短篇拟话本小说，就其整体反映社会的程度看，与长篇世情小说没有多大差别。又短篇拟话本小说，实际是以宋人“小说”话本的直接后继者进入明清时代（“小说”与明清世情小说的渊源作者曾有专文论述）。作为独特时代世俗人情的反映，研究明清世情小说，除应注目于在《金瓶梅》直接影响下产生的长篇巨著外，亦不能偏废明清文人拟话本小说。 明清两代文人短篇世情小说，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一书，曾区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万历以前（公元1619年以前），主要刊行的话本集有《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绣谷春容》等；第二个时期为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主要作品有《三言》及《初刻拍案惊奇》；第三个时期为崇祯年间（公元1628－1643年），主要作品为《今古奇观》、《二刻拍案惊奇》、《醉醒石》、《石点头》、《西湖二集》；第四个时期为清顺治康熙年间（公元1644－1722年），主要作品有别本《喻世明言》、《觉世雅言》、《豆棚闲话》、《欢喜奇观》、《三刻拍案惊奇》、《十二楼》、《西湖佳话》、《照世怀》；第五个时期为雍正至乾隆（公元1723－1795年）间，主要作品有别本《二刻拍案惊奇》、《娱目醒心编》、《二刻醒世恒言》；第六个时期为嘉庆至光绪（公元1796－1908年）间，主要作品有《二奇合传》、《今古奇闻》、《西湖拾遗》。 郑振铎先生对明清短篇拟话本小说集创作的分期，除部分作品的成书年代值得商榷外，大部分推断是符合作品的实际的。值得注意的是，郑氏所区分之六个时期，除最后一期作品因时代过迟，已进入近代小说发展时期，基本不在我们的论列范围外，其他五期短篇世情小说创作所表露的思想倾向基本上与长篇世情小说的发展相一致，第一个时期的《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等，所收作品许多虽属宋元人旧篇，但却为《金瓶梅》的问世作了有力的旁证。如《清平山堂话本》中《柳耆卿诗酒玩江楼》，写柳永为从黄员外手中夺得美妓周月仙，竟在周月仙赴黄员外之约时，指使舟子强奸月仙，抓住把柄，使其心归于己。《京本通俗小说》中之《金主亮荒淫》，描写了金废帝海陵的狂淫生活。两故事中之主人公柳永与海陵，简直就是《金瓶梅》中西门床的雏形。而《清平山堂话本》中之《西湖三塔记》、《洛阳三怪记》等，简直就是《金瓶梅》情色论的祖源。《刎颈鸳鸯会》中之蒋淑珍经历及命运结局，实际为《金瓶梅》中潘金莲、庞春梅、李瓶儿诸女性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借鉴。 第二个时期天启年间的《三言》及《初刻拍案惊奇》，以冯梦龙对情的张扬，凌濛初与之桴鼓相应的表现，恰与该期长篇世情小说《禅真逸史》、《禅真后史》纠偏《金瓶梅》市井生活的纯世俗描写，将男女爱欲导向雅化，并正面肯定其价值的倾向一致。冯梦龙曾公开标举以情设救的旗帜：“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我欲立情救，救诲诸众生。”即是明证。 第三个时期为崇祯年间。郑振铎先生所列作品，主要有《今古奇观》、《二刻拍案惊奇》、《醉醒石》、《石点头》、《西湖二集》。除《醉醒石》的创作，应归于清代，该期作品尚应包括《型世言》（《三刻拍案惊奇》）、《清夜钟》、《欢喜冤家》三部。该期短篇世情小说的创作倾向与上期相比，是伦理感召力的进一步加浓，社会批判广度的加大。揭世道之变易，人情之反复，抒发作者对社会政治现实人生的深重感慨，成为该期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一如笑花主人的《今古奇观序》所云： 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然常心不多葆，常行不多修，常理不多显，常人不多见，则相与惊而道之。闻者或悲或叹，或喜或愕。其善者知劝，而不善者亦有所惭恧而悚惕，以共成风化之美。则夫动人以至奇者，乃训人以至常也。吾安知闾阁之务不通于廊庙，稗秕之语不符于正史？ 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是晚明社会的政治腐败、逆阉专权、边疆多事、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当此情况下，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起而匡风救俗，重整儒家纲常义理亦是很自然的事。这一倾向，恰与《醒世姻缘传》、《金瓶梅》诸书对明末社会的全面检评相一致。 第四个时期为清顺治康熙年间。郑振铎先生主要列举的小说共八部：别本《喻世明言》、《觉世雅言》、《豆棚闲话》、《欢喜奇观》、《三刻拍案惊奇》、《十二楼》、《西湖佳话》、《照世杯》。除《欢喜奇观》（即《欢喜冤家》）和《三刻拍案惊奇》（实为明陆人龙《型世言》的改头换面之作）应归入上期外，对其他各书写作年代的一定，郑说大致不错。另应归人该期小说创作的尚有《醉醒石》、《无声戏》、《珍珠舶》、《风流悟》。这一时期短篇世情小说创作倾向，除一部分尚带明季小说愤世嫉俗之情（如《豆棚闲话》、《醉醒石》等），大部分作品都转移到单纯的伦理的宣传和欲爱情色的讨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随清王朝政权的巩固，清统治者加强了对思想舆论的控制。知识分子为免受文字狱之祸，短篇小说的创作只能就伦常节教的鼓吹，佛道因果的宣传，世俗人心的变易和男女艳遇奇闻等方面做文章。它基本上与该期广泛流行于文坛的才子佳人小说保持同步。需要指出的是，该期《照世杯》、《豆棚闲话》中之揶揄世情、嘲弄人生、讽今射古、斥恶彰秽的倾向，李渔之《十二楼》、《无声戏》对短篇小说艺术技巧的多方面探求，为稍后之《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的问世予一定的影响。 第五个时期，郑振铎先生主要列举别本《二刻拍案惊奇》、《娱目醒心编》、《二刻醒世恒言》三部。其实除此之外，尚有《雨花香》、《通天乐》、《五色石》、《八洞天》等。该期之短篇小说创作倾向，从后四部看，大多是以讽世劝世之笔，来宣传伦理教化思想，欲使“暗昧人听之而可光明，奸贪刻毒人听之顿改仁慈敦厚”（《雨花香》作者《自叙》）。《五色石》与《八洞天》作者，更以补天道者自居：“天道非也，不离人事者近是。如为善未蒙福，为恶未蒙祸……甚且颠倒黑白，淆乱是非：燕人之石则见珍，荆山之璞则受刖；良马不逢伯乐，真龙乃遇叶公；名才以痼疾沉埋；英俊以非辜废斥。”因此，作者以廉价之笔，凭空编造“夏禹之不丧父，宣尼之不幼孤，皋鱼不悲风树，王褒不泣蓼莪；虞舜之亲母重生，闵损之先慈再世，汉昭侍奉钩弋，宋仁终养宸妃”等近乎子虚无有的故事，以达到宣传儒家纲常教义的目的。 原载：《山西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