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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女学者阿扎尔·纳菲西从海外归来到祖国伊朗的大学中任教西方文学课程，却正好遇到伊斯兰革命，她所选用的《洛丽塔》等经典西方文学作品均为政府明令禁止的篇目；而在生活上，她也不满于政府对于女性穿着与行为的种种限制。就在革命最激烈的时期，作者还是坚持自己的自由思想，并在秘密组织的晨间与晚间的秘密读书会上引导她的学生们体会这些经典作品。 在政府的高压下，甚至是警报声的伴随下，这些对于作品中人物与命运的讨论让她的学生们愈发领悟到自由与自我的意义。她和她的学生们秘密而坚持的反抗，在政府强制要求女性戴面纱着黑袍的时候，私下悄悄地化妆、涂指甲油，她们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期盼着美好的未来。在面纱和黑袍的束缚下，却藏着她们五彩缤纷的梦。而阅读，则是她们作为个体的最后也是最不能放弃的坚持抗争、追求自由的方式。 一 我请读者想象我们正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部小说叙述一个男人为了占有、俘虏一名十二岁少女，间接导致她母亲夏洛蒂死亡，并将她当成禁脔长达两年。读者可能不解，为何是《洛丽塔》？为何要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我想再次强调我们并非洛丽塔，当权领袖也不是亨伯特，伊朗更非亨伯特所谓的海滨公国。《洛丽塔》不是对伊斯兰政权的批判，但它反对一切极权思想的本质。 读《洛丽塔》最先令我们震撼的是——其实那也在第一页——洛丽塔居然以亨伯特造物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对她只有惊鸿数瞥，他告诉我们：“令我着魔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创造、另一个想象出来的洛丽塔，也许比洛丽塔更真实……没有意志、知觉，缺乏真正的生命。”亨伯特钳制洛丽塔的第一步是替她取一个反映他内心欲望的名字。就在第一页，他预示她于不同情况下的各种名字，“罗”、“罗拉”，以及他怀中永远的“洛丽塔”。我们也得知她“真正”的名字是“桃乐莉”，即西班牙文中“痛苦”之意。 为了重新创造她，亨伯特必须抹煞洛丽塔真实的过去，代之以他自己的版本，将洛丽塔转化为他年轻时失去的旧爱，安娜贝·李。我们认识洛丽塔是间接透过亨伯特，得知她的身世，也是透过她的叙述者／侵犯者的过去或捏造的过去。这就是亨伯特自己与许多批评家所谓的亨伯特对洛丽塔所作的唯我化。 然而她有自己的身世，纵使亨伯特抹煞她的过去，企图孤立她，我们仍不时瞥见那真实的过去。这片段的匆匆数瞥，在纳博科夫的技巧处理下，与亨伯特对过去全方位的耽溺相对照，更为显著。洛丽塔身世堪怜，父亲过世，弟弟两岁夭折，如今母亲也离她而去。如同我的学生，洛丽塔不但失去过去，也缺乏过去，成为他人梦想中捏造的产物。 在某一方面，伊朗的真实过去在窃据者的眼中仿佛不存在，就像洛丽塔真实的身世在亨伯特看来已幻化于无形。洛丽塔的身世、欲望和生命以相同的方式消失，在亨伯特渴望将一个十二岁的野丫头变成情妇的妄想面前，必须黯然失色。 一想到洛丽塔，我就想到那只被钉在墙上、半死不活的蝴蝶。蝴蝶并非显著的象征，但它的确暗示亨伯特以同样的方式困住洛丽塔；他要她这活生生的人变得动弹不得，要她舍自己的生命就他给的静止生命。在读者心目中，洛丽塔的形象永远与禁锢她的人相连，独立的洛丽塔不具意义；唯有透过牢笼的栏杆，她才有生命。 这就是我阅读《洛丽塔》的角度。我们于课堂上一再讨论《洛丽塔》，讨论中融入了学生深藏的忧伤与喜悦。就像信纸上的泪痕，这一次次深入内心隐私的尝试，逐渐改变了我们对纳博科夫的讨论。我更常想到那只蝴蝶；使我们紧密相连的，正是囚犯与狱卒间这份反常的亲昵关系。 二 我用大日记本作课堂笔记，这些日记本几乎都是空白的，只有周四洋洋洒洒，偶尔越界写到周五、周六和周日的字段。离开伊朗时，日记本重得带不走，于是我撕下有字的页面，亦即此刻摆在我面前这些破损不全、难以遗忘的日记内页。有些潦草的字迹和注记我已看不清，不过头几个月的笔记倒是相当整洁，多半是我上课讨论期间的观察心得。 上课最初几周，我们的阅读讨论按照我井井有条、近乎正式课程排出的作品顺序。一位朋友将她为女性研究课程设计的题目寄给我，我根据那些题目预先准备了整套的问题要问学生，目的在诱发她们自己的想法。她们行礼如仪地回答了问题——你对母亲有何看法？列出六种你最欣赏和最讨厌的个性。你会用哪两个词汇形容自己……她们写下了本份的答案，给这些单调的问题回以单调的答复。我记得玛纳刻意为自己的答案添加个人色彩，就“你觉得自己的形象如何？”她的答案是“我还没准备好回答这问题”。她们都还没准备好。 从一开始我便作笔记，仿佛替实验作记录。早在聚会举行一个多月后的十一月，我即写道：“蜜德拉：‘别的女人说生孩子是她们的宿命，好像她们注定非生不可似的。’”我补充道：“我的丫头中有些人对男人的气愤比我还激烈。她们全都想独立，认为找不到配得上她们的男人。她们觉得自己已长大成熟，但她们生命中的男人却还没，男人根本不用脑子思考。”十一月二十三日：“玛纳：‘我害怕自己，我的行为和才能和周遭的人都不一样。别人让我害怕，我害怕自己。’”从头到尾，我发现她们对自己都没有清晰的概念，只能透过别人的眼光去看自己、塑造自己，讽刺的是，那些人正是她们所不屑的人。我在“爱自己”、“自信”这些字底下画了线。 在讨论作品的过程中，她们才会放开自己，放纵情绪。小说是逃避现实的管道，我们可以赞叹它的美丽与极致，暂时抛开自己身边有关训导主任、大学与街头道德纠察队的烦忧。我们以若干纯真的心情阅读这些书，完全脱离自己的背景与期许，就像艾丽斯不顾一切追逐白兔，跳入洞中。这份纯真产生了正面的效果，少了它，我们恐怕无法了解自己有多么不擅表达的意见。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所遁入的小说世界，最终却引导我们质疑挑战我们所处的现实，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无力说出口的。 我的丫头们所属的新世代知识分子，和同我一起成长、与我有所往来的上一代作家、学者并不相同，她们对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不感兴趣，反而对大作家的作品抱持一份纯真的好奇与饥渴，这些作品遭当政者与革命学者攻讦非难，多数被列为禁书。和革命前的时代不同的是，如今“非革命作家”、正典的代表人物，才是年轻一辈所歌颂的：亨利·詹姆斯、纳博科夫、吴尔芙、索尔·贝娄、奥斯汀与乔伊斯备受尊崇，他们是那禁忌世界的使者，在我们手中，那禁忌的世界可能变得比过去、甚至未来，更加纯粹辉煌。 就某方面而言，对于美的渴求，与“事物的扭曲形态”抗争的本能冲动，将抱持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许多人，聚集至我们所通称的文化。这是意识形态使不上力的领域。 我宁愿相信这份热情代表某种意义，代表德黑兰正弥漫着一股虽非春风、但也算和风的气息，而春天的脚步应不远了。我紧抓着一阵持续、但克制住的微弱兴奋不放，这令我忆起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感觉。我仍可从昔日学生的书信里感受到它，尽管缺乏工作或安全感的未来和脆弱虚伪的现在令他们彷徨焦虑，他们在信中依然念念不忘对于美的追求。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伊朗]阿扎尔·纳菲西/著，朱孟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版） 原载：《文学报》2011年03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