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作者已成为历史悬案，甚至有人将这一问题列入“中国文化之谜”，李时人先生称其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笔者受吴晗先生的启发,经反复研读原著,发现小说中不仅多处有作者的暗示，而且作者就是王世贞。
一、小说中至少隐含王世贞“弇州、息庵居士、九友斋、王元美、藏经阁”等五个名号
1、小说中人物孟玉楼的结局隐含王世贞的号“弇州”
孟玉楼是西门庆第三妾。清张竹坡认为孟玉楼形象地体现了《金瓶梅》作者自己的苦衷，曲折地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社会处境、对生活的认识和处世哲学，因而说孟玉楼是作者提供给世人的一剂处世之方，体现着作者的学问经纶。而笔者认为孟玉楼的结局更暗示出《金瓶梅》的作者是王世贞。
小说第九十二回“陈敬济被陷严州府”，写孟玉楼在西门庆死后改嫁李知县之子李衙内，李知县在清河县三年任满,升迁到浙江严州府做了通判,因而孟玉楼随夫及公去了严州。因陈敬济干扰，孟玉楼只好与夫李衙内回原籍北京真定府老家去了。让孟玉楼由浙江“严州”，归宿北京“真定”，我以为这一情节暗示了作者。“严州”隐指王世贞的号“弇州”。“真定”即确定。由“严州”到“真定”即是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弇州”，应该“真定”无疑。也就是说，作者借用地名“严州”与“真定”两词的音(严与弇音近)和义,“严州”用以暗示“弇州”,“真定”用来强调“弇州”。
要认识理解这一点，须从小说总体上予以把握。对整部小说的内容、人物、情节、结构、艺术技巧诸方面全面地加以考核就会发现，孟玉楼结局的情节安排与小说整体情节发展似乎完全不合拍。无论是为孟玉楼，还是为了下文陈敬济妻死家破，流落街头，都没有必要非得让他们去一趟浙江小县“严州”不可。而且孟玉楼改嫁李衙内接着就去了“严州”，到“严州”仅“三天”就回“真定”老家去了。笔者读到这一情节，百思不得其解，觉得与整部小说所体现出的高超的艺术技巧大异其趣。对此，张竹坡早已慧眼识得，他在《金瓶梅读法》二十九有语云：“陈敬济严州一事，岂不蛇足哉？”此言甚切。然而这一露骨的“蛇足”其实别具用心，实乃精心策划的一个暗示作者的“机关”所在。
2、小说中人物“杏庵居士”暗隐王世贞别号“息庵居士”
小说在九十三回“王杏庵义恤贫儿”中写了一个人物叫“王杏庵”：“清河县城内有一老者，姓王名宜(张评本为“宣”，这里从词话本)，字廷用，年六十余岁，家道殷实，为人心慈，仗义疏财，专一济贫拔苦，好善敬神。……老者门前搭了个主管，开着个解当铺。每日丰衣足食，闲散无拘，在梵宇听经，琳宫讲道。无事在家门首施药救人，拈素珠念佛。因后园中有两株杏树，道号为杏庵居士”。清张竹坡认为王杏庵与孟玉楼两人其实是作者一人的“自喻”，认为王杏庵是孟玉楼形象的继续。我进一步认为，这个“杏庵居士”暗隐王世贞的别号“息庵居士”(王世贞有一部作品叫《艳异编》，其小引自题名为息庵居士，此名只在此用过)。如果说“王杏庵”是作者“王息庵”的化身，似乎更像。王杏庵姓、名、字合为“王宜廷用”，寓意即为“王氏适宜朝廷任用”，切合王世贞身份。此一老者“好善敬神”、“梵宇听经”、“琳宫讲道”、“拈素珠念佛”，又与笃信佛道的王世贞生活习性相合。
“杏庵居士”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作者的社会理想。这一形象是整个《金瓶梅》中少有的几个“正面人物”(张竹坡评点：李安是个孝子，王杏庵是个义士，安童是个义仆，黄通判是个益友，曾御史是忠臣，武二郎是个豪杰悌弟)之一，他不厌其烦、苦口婆心的搭救、资助、劝慰流落街头、衣食无着的浪荡公子陈敬济，但陈敬济不思回头，无奈，王杏庵只好把陈荐给任道士出家，并亲送陈到庙。
王杏庵是个转瞬即逝的人物，但其“为人心慈”、“仗义疏财”、“济贫拔苦”的性格却是非常鲜明的。而且对陈敬济这一恶人尚且如此的予以拯救，正体现了作者创作《金瓶梅》，力图唤醒噩噩世人的良苦用心。
此外，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清代谢颐《第一奇书序》。谢颐认定《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的根据就是《金瓶梅》与《艳异编》之间的联系：“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皆如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的是浑《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洲作无疑也。然后知《艳异》亦淫，以其异而不显其艳；《金瓶》亦艳，以其不异则止觉其淫。”可见《金瓶梅》与《艳异编》不仅在内容上有相通外，其艺术功力也相伯仲。那么《艳异编》作者署名“息庵居士”，《金瓶梅》暗署“息(杏)庵居士”，或许内中有其必然原因。
3、西门庆结拜“十兄弟”隐藏王世贞别号“九友斋”
小说中(张评本与万历本大同小异)写“十兄弟”先为：西门庆、应伯爵、谢希大、祝实念、孙天化、吴典恩、云理守、常峙节、卜志道、白赉光。而其中卜志道历来论者认为是“不知道”之意，含有不存在的意思。小说在叙述完十兄弟之名(第一回)就说卜志道死了(从情节上说，卜志道的死是为花子虚入伙十兄弟作铺垫)，因而小说中十兄弟一开始就实为九兄弟。
从后文看，拉进花子虚(第一回)后又凑足十个人，但花子虚不久(第十四回)也死了。因而说十兄弟其实仍是九兄弟。而且花子虚的命名也类于卜志道，分明是说“子虚乌有”，不存在者也。在庙中结拜，隐含“斋”。据此，我以为结拜十兄弟隐藏王世贞别号“九友斋”。
另外，《金瓶梅》中西门庆新修花园中那个“玩花楼”也似乎隐含王世贞“王元美”(玩即王元，花楼含美)的名字；王世贞有“藏经阁”书房，西门庆有类似的“藏春阁”。小说第八十九回描摹永福寺时提到了“藏经阁”。
二、《金瓶梅》结尾诗明确昭示作者确为“大名士”
明代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有多种传说，但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大名士”的说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金瓶梅词话》丁巳年本《廿公跋》说《金瓶梅》“传为世庙(明世宗嘉靖)时一巨公寓言”，对此，后世多有人质疑，甚而有人提出《金瓶梅》更像下层人所为。其实《金瓶梅》第一百回(张评本)全书结束有一首诗，在高度概括了小说主要内容及及主要人物形象的同时十分明白的告诉读者，作者确为“大名士”、“巨公”：
阀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敬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千年作话传。
这首诗起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金瓶梅》为“阀阅遗书”，即作者系“阀阅”，而且显然是第一人称的口吻。那么“阀阅”是何意呢？查《辞海》、《辞源》可知，“阀阅”即指仕宦人家或世家门第。而明代江苏太仓王世贞家（王世贞本人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父王忬官至蓟辽总督、右都御史，与宰相严嵩权势相当；弟王世懋，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主事）自称阀阅，是完全够格的。可见明末“大名士”、“巨公”的说法，并非妄传；清初认定《金瓶梅》作者为王世贞也非妄断。
三、《金瓶梅》书中摄有王世贞家乡太仓的影子
王世贞21岁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以后历任山东青州兵备副使、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湖广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太仆卿等职，最后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但世贞因父王忬被严嵩所害，尽管隆庆元年父冤已雪，但其大概始终耿耿于怀，虽然被升任“南京刑部尚书”，但“世贞乃三疏移疾归”（引自《明史•王世贞传》），即回归故乡太仓生活居住。曾于太仓修筑“东南第一名园”，新修《太仓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载：“弇山园，明文学家王世贞家园，原址在县城今农机二厂一带，占地70余亩，内筑东弇、中弇、西弇三山，建亭台楼阁，广植树木花草，时为东南第一名园，名倾一时。”王世贞还在弇园接受过《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的拜访，并为《本草纲目》初刊本撰写了序言（《太仓县志》有载）。可见王世贞晚年主要生活于家乡太仓，还于太仓家中撰写了《嘉靖以来首辅传》、《觚不觚录》、《史乘考误》、《尺牍清裁》等作品。那么《金瓶梅》中是否有太仓的蛛丝马迹呢？经我仔细考核，发现明显留有太仓的痕迹。
1、读过《金瓶梅》者都不会忘记书中写到许多佛教、道教庙宇，但主要为三处：即玉皇庙、永福寺和报恩寺。其中又主要为玉皇庙和永福寺二庙。张竹坡对此十分重视，评批极多。张评本《金瓶梅》第一回写西门庆欲结拜十兄弟时，应伯爵问哪个寺院里结拜好，谢希大说：“咱这里无过只有两个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庙”（万历本二庙首出于第十四回），张竹坡此处夹批：“玉皇庙、永福寺，须记清白，是一部起结也，明明说出全以二处作终始的柱子”。可见此二庙在书中作用十分重要。事实也确实如此。十兄弟起结于玉皇庙（张评本第一回，万历本写十兄弟会于玉皇庙），小说结尾写孝哥儿幻化于永福寺（一百回）。中间还多次写到此二庙。那么《金瓶梅》作者为何将寺庙叫玉皇庙、永福寺，而不叫其他别的名呢？原来太仓就有此二庙。
新编《太仓县志》第二十五篇《社会》第三章《宗教》第一节《佛教》、第二节《道教》中记载着太仓历代庙宇，其中《佛教》中有“隆福寺，原名报恩院，梁天监四年（505年），建于武陵桥北。……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里人孔彻舍宅重建于小西门长春桥北”。这个隆福寺与《金瓶梅》中的永福寺同样也是佛庙，尽管有“隆”与“永”的不同，但《金瓶梅》第五十七回(万历本)写到永福寺开山祖师时有两句诗：“神僧出世神通大，圣主尊隆圣泽深”，无异补充说明“永福寺”即“隆福寺”。小说中写永福寺“起建自梁武帝普通二年”，西门庆等施舍重修，与《太仓县志》载隆福寺梁天监四年初建，明洪武十四年重修，何其相似，不会是偶然的吧？
太仓“隆福寺”又名“报恩院”，《金瓶梅》中既有“永福寺”，又有“报恩寺”(武大、花子虚、官哥儿、李瓶儿、西门庆死后均写及)，但小说中第五十七回开头详细记述了永福寺开山祖师“万回老祖”七八岁时为报答母亲深恩，一日之间万里之遥讨回边疆哥哥家书的故事，分明暗示出永福寺即太仓报恩院，亦即隆福寺。即是说太仓隆福寺又名报恩院一个佛庙，在小说中被写作永福寺、报恩寺两个佛庙。
小说中写的道家玉皇庙，既写了会中十兄弟经常斋会(万历本斋会，张评本起结于该庙)，又写了西门庆子官哥儿寄名于斯(第三十九回)，这个玉皇庙，太仓也有。上文引第二节《道教》中记：“玉皇阁，原名玉芝祠。元大德年间，道人周静清建。明万历年间被毁”。不难看出小说中的玉皇庙即来自于太仓的玉皇阁。玉皇庙结合十兄弟，等于说“太仓九友斋(即王世贞)。”
由此可见，小说中写的三所主要庙宇，明显带有“太仓”的影子。而曾崇信佛道的王世贞对家乡佛宇道观焉能不熟？
2、《金瓶梅》是根据《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故事，演出一支，敷衍成百回巨蓍的。然而二书有一个不太引人注意却又不可小视的异点：《水浒传》中故事发生在阳谷县，即武大、武二、潘金莲是清河县人氏，而西门庆是阳谷县破落户财主，武松为寻哥哥武大，途径阳谷县，打死老虎，做了都头，不意却在阳谷县遇到兄嫂，于是发生了与西门庆打斗的故事。而在《金瓶梅》中，作者却将清河与阳谷换了一下，写武氏兄弟是阳谷县人，潘与西门是清河县人，武松在清河打死老虎，做了都头，并遇到了已娶潘金莲的哥哥武大，即故事主要在清河县。一般认为作者将地名搞错了或他种原因，均将此问题看得过于简单。而我认为既非搞错，也非别因，相反，是作者出于精心策划，目的仍在“太仓”。经我考察《清太仓城图》(清亁隆年间《直隶太仓州志》)，太仓城(明清太仓城该不会有大的变异)河道桥梁星罗棋布，其中太仓塘上既有“清河”，也有“清河桥”，难道这不是《金瓶梅》将《水浒传》中“清河”与“阳谷”对调的秘密所在？
我们还可以考证一下“清河县”。历史上的清河县 ，曾分别置于今河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境内，其中曾两度置于江苏境内，而且宋、元、明、清四代，清河县一直属江苏。查《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商务馆1931年版)831页“清河县”条(详参原典)：
•南朝宋置。南齐因之。今阙。当在江苏境。
•宋置清河军。并置县曰清河。故城在今江苏淮阴县东十里大清河口。元河决城圯。迁治于甘罗城。又迁小河口西北。明崇祯末复迁甘罗城。清初复旧治。乾隆间移治清江浦运河南岸。属江苏淮安府。民国改为淮阴。
可见，无论宋，还是明，清河县均属江苏境。史识宏富的王世贞对此必是了然于心。若非暗示江苏太仓，《金瓶梅》故事安排在“阳谷县”还是“清河县”，本是无关宏旨的。况且作为母本的《水浒传》中故事本在阳谷县，作者将“清河”与“阳谷”特意对调，显然是有深刻用意的。
3、万历本《金瓶梅词话》第七回“薛嫂儿说娶孟玉楼”写孟玉楼准备嫁给西门庆时，被张四阻拦，说西门庆“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只怕坑陷了你!”孟玉楼反驳时有一语“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王世贞曾任太仆卿)。孟的这句话在崇祯本(姑且认为崇祯本基于万历本)与张评本中都被删去了。一般认为，删去此语的原因是避朝廷讳，我看非此。要说伤及朝廷的语言，小说第三十回写道：“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作者这里借宋讽明将当时社会写得一片黑暗；小说第七十一回写西门庆朝见皇帝时，作者写明皇帝：“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花，仿佛如金陵陈后主”。这些语言要比孟玉楼的那句话要直接尖刻得多。那么崇祯本及张评本为何要删去孟的那一句话呢？我以为是删改者(崇祯本、张评本要比万历本精致得多)认为此语不符合孟玉楼的身份。孟玉楼何许人也？原不过是清河县“南门外贩布杨家”的娘子，目不识丁，山门不出，河坡不下的小脚女人，其如何能知道皇帝还缺银子使？如何能知道太仆寺贮存马价银？又如何能知道皇帝借使太仆寺马价银呢？显然是不符合人物身份的。所以对《金瓶梅》进行了广泛技术处理的崇祯本及张评本删去了这一句话。反回来说，文章作得花团锦簇，赋于人物高度个性化语言的《金瓶梅》的作者又焉能不懂此语不合人物身份呢？既懂又为何让孟玉楼说呢？其目的依然是在暗示“太仓”。
据《明史》记载，明代中叶后朝廷每于“太仆寺、太仓、光禄”(皆为朝廷贮存不同物资的外库)借银支用(参见吴晗《论金瓶梅》第11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作为曾任太仆卿的王世贞对此情况自然知底。《金瓶梅》中没有明点“太仓”借银，但作者心里明白，朝廷不单在太仆寺借银，更多的是在太仓、光禄借支，所以，只要提起太仆寺借银，知情者不难会立即想到“太仓、光禄”。想起朝廷“太仓库”，自然会联想到王世贞家乡太仓。所以说，孟玉楼的那一句话，是作者有意借其口暗示太仓。
4、小说第四十八回写来保东京归来报告西门庆喜事时提到“义仓”，说朝廷“在陕西等三边开引种盐，各府州郡县，设立义仓，官粜粮米。令民间上上之户，赴仓上米，讨仓钞，派给盐引支盐。旧仓钞七分，新仓钞三分。”小说第五十一回写吴大舅向西门庆借银子时说到“社仓”：“有东平府行下文书来，派俺本卫两所管印千户，管工修理社仓，题准旨意，限六月工完，升一级”。小说五十七回写到“仓巡”。六十一回写到“仓廒”。六十七回写到“县仓”。七十二回写到“米仓”。七十三回写到“修仓”。这里的“义仓”与“社仓”基本是一回事，也叫“常平仓”，是历代设置的粮仓(可参《辞海》、《辞源》“常平仓”、“义仓”、“社仓”条)。这类粮仓虽然全国各地大概还有，但王世贞家乡太仓之粮仓却是非常著名的。
根据《太仓县志》，首先太仓县名即由该地自古置仓囤粮而得。其二，“宋后，……当时太仓南码头，仓廩千间，粮积如山”，时人称之为“百万仓”、“天下第一仓”。《太仓县志》大事记载“明洪武二十六年，明王朝于太仓南码头建仓廒91座，919间，收贮浙江、南直隶各地粮食数百万石”。《仓储》章载太仓“自古即有官办的常平仓、军储仓、州社库、县社仓，……民办的社仓、义仓、便民仓多座”。其三，《清太仓城图》上也明确绘有常平仓、州社仓、县社仓等。足以看出“义仓”，以及“仓巡”、“仓廒”、“县仓”、“米仓”、“修仓”，也许是王世贞对家乡特征的不经意的自然流露，也许是其有意为之。
5、与太仓粮仓密切相关的是“漕粮海运”。《金瓶梅》约略写到这一历史事实。小说七十八回写到“新升东南统制兼督漕运总兵官荆忠”来拜西门庆，七十九回又写荆统制“往淮上催攒粮运去”。显然，荆统制就是负责漕粮海运的官吏。
太仓历来就是我国水上交通要隘。明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出海口新是太仓刘家港(今名浏河港)。元王朝于刘家港最早开创海运漕粮。新编《太仓县志》记述，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由于北方农业遭到战火破坏，田园荒芜，京都粮食要靠江南供给。大运河湮塞，陆路遥远，费时费力，只好招安海盗开通海运。元至元十九年(1282)开通刘家港入海的海运航线，仅天历二年(1329)就从太仓海运漕粮352万余石(详见明张采《太仓州志》)。每年春夏二运，年均运出量180万石左右，当时，“漕粮海船”“毕集刘家港”，多达千余艘。“虽有风涛漂溺之虞，然视河漕之费，所得益多”，故“终元之世，海运不废”(明丘浚《海运之宜》)。
明代“海运因元之旧”(《明会要》卷五十六)。太仓南码头名震一时的“百万仓”、“天下第一仓”，也叫“海运仓”，其实是海运漕粮的贮备库。明洪武七年(1374)，在太仓建海运总兵馆，由海运总兵督运漕浪，每年海运70万石左右。《金瓶梅》中写荆统制“兼督漕运总兵官”、“淮上催攒粮运”，正是指海运漕粮的历史事件，也是太仓历史上的典型特征。
元明时代，刘家港既是漕粮的海运港，又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商业港口，时入誉之为“天下第一码头”(新《太仓县志》)。刘家港内“番(指外国)船云集”、“巨艘万斛樯林林，夏秋之间来东南，象犀翠羽珠金贝，苏合熏陆及水沈”(明桑悦《太仓州志》)。就连当时太仓南码头(古称张泾关)，中外商船纷繁而至，号称“六国码头”，成为“东南巨州”(明张寅《太仓新志》)。《金瓶梅》中所写“临清码头”的繁盛景象，其实写的是太仓刘家港、“六国码头”的繁荣景况。
据以上几点，我认为《金瓶梅》中明显留有王世贞家乡太仓的影子。而这个暗含着的太仓，又贯穿着小说的始终。
四、破解“金吾戚里”
明末《金瓶梅》以抄本流传时，对于作者有多种不确定的传闻，其中谢肇浙《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谢文是最早全面评价《金瓶梅》的专论，具有很高的史料学术价值。其中这个“金吾戚里“一般是当人名理解的，即将“金吾”以复姓解，“金吾”也可当官名解，但联系“永陵(明世宗嘉靖朱厚熜墓陵)中”及“戚里”，两种解法均似乎难以理解。我反复思考，总感这个“金吾戚里”大有蹊跷。这一说法极有可能出自《金瓶梅》作者，乃是作者给某人打的一句哑语，原语应为“金吾嵌里”，意思为“《金瓶梅》中我嵌在里边”，由于用了“金吾”这个常见词，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再加用“门客”加以遮掩，对方竟然没有理解，以为是“金吾戚里”，于是稀里糊涂传而不究其深意。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谢肇浙，谢在《金瓶梅跋》中说《金瓶梅》“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从语气上看，谢似乎亲眼见过王世贞的手本，如果是这样，谢一定会打听其作者为谁，于是王世贞就打了这句闷萌芦。这也十分符合《金瓶梅》惯用笔法。
以上是就《金瓶梅》本身内容破解其作者为王世贞。下来从另一个角度看《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不是王世贞。
五、王世贞对《金瓶梅》讳莫如深，无异“此地无银”
根据记载，《金瓶梅》以抄本流传时袁宏道(《袁中郎集》)，袁中道(《袁小修日记》)、谢肇浙(《金瓶梅跋》)、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顾曲杂言》)、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跋》)都有对《金瓶梅》的评述文字，据考证当时有抄本的有王世贞、徐阶、刘承禧、王肯堂、王稚登、董其昌、袁宏道、袁中道、丘志充、谢肇浙、沈德符、文在兹等人，但他们大多其实都只是有残缺不等的部分抄本，而有全本的据记载只有王世贞。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跋》曾说“王大司寇凤洲(即王世贞)先生家藏全书”，谢肇浙《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也说：“此书向无镂版，钞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王世贞)家藏者最为完好”。这就准确地透露出即便王世贞不是《金瓶梅》的作者，但他至少是当时仅有的拥有《金瓶梅》全本的人。王世贞及其弟王世懋(亦为文学家)阅读过《金瓶梅》当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只是读过部分《金瓶梅》者就非惊即喜，且有许多评述，而唯独博学多才、著述浩繁的王世贞及其弟却为何只字未提过《金瓶梅》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在我看来，王世贞愈是守口如瓶，就愈有“隔壁王二不曾偷”之嫌。
再根据目前可查到的记载，《金瓶梅》最早抄本是从徐阶(即徐文贞，明嘉靖严嵩后宰相，与王世贞既是同乡，又为世交)家传出的，对此，朱星先生推断徐阶家又是从王世贞家抄来的(参见朱星《金瓶梅考证》39、149页)，否则，无从查考《金瓶梅》抄本之最初来源。因而朱星先生说：“从历史材料上看，《金瓶梅》书稿只能追查到王世贞，而王世贞又从何处抄来就无从追查了”。我和朱星先生看法一样，《金瓶梅》必出王世贞之手无疑。
六、《金瓶梅》所体现的文风与王世贞完全一致
要确定王世贞为《金瓶梅》的作者，不得不讨论二者文风是否一致，因为前人曾以此立论否定过王世贞的著作权。
确实，王世贞作为“后七子”盟主，宣称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对不讲“骈骊”的通俗文学有过激烈的批评。但据此就认定王世贞时时处处、丝毫不差、一成不变的贯彻其主张，却既不符合人性，也与创作规律相悖。苏轼是宋代豪放派词人的杰出代表，其既能写出如《念奴娇•赤壁怀古》那样气象磅礴、格调雄浑、境界宏大的豪放之作，也能创作出《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感情深婉、语句柔绵的作品。古今中外没有那个作家可以终生不变的贯彻其最初的文艺主张，因为这不仅违背文艺规律(文学创作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身规律)，也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文学巨匠托尔斯泰由《一个地主的早晨》所体现出的企图调和阶级矛盾，开历史倒车的幼稚可笑的幻想到《复活》无情的揭露沙皇统治的黑暗，典型地说明了任何作家的思想都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
王世贞早期的文学主张是针对戏曲的，不能简单地推而广之。事实上王世贞后期的文艺思想发生了不啻巨大的变化。《四库全书总目》介绍其作品《读书后》时有这样一段评价：“书影记世贞初不喜苏文，晚乃嗜之，临没之时，床头尚有苏文一部。今观是编，往往于苏轼辨难，而其文反复条畅，亦皆类轼，无复摹秦仿汉之习。又其跋李东阳乐府与归有光集、陈献章集，均心平气和，与其生平持论不同。而东阳乐府跋中自称，余作《艺苑卮言》时，年未四十，方与于鳞(即李攀龙)辈是古非今，此长彼短，未为定论。至于戏学世说，比拟形似，既不切当，又伤儇薄。行世已久，不能复秘。姑随事改正，勿令多误后人而已”。评述《弇州稿选》时说世贞：“晚年悔其少作，而未得及手自删定”。从这里可以看出王世贞后期对文学的认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推翻了自己过去的主张。
其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世贞晚年嗜苏几近入迷，所以“临没之时，床头尚有苏文一部”。《金瓶梅》中至少有三处引用过苏轼的文字，一处是小说第八回嘲讽和尚时说：“苏东坡又云：‘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毒转秃，转秃转毒’”；一处是小说第二十一回作者在一篇咏雪赋后说正是：“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烛生花”。此二句诗出自苏试《雪后书北台壁》；还有一处是小说第五十五回写西门庆东京庆蔡太师寿诞归来时有两句诗：“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此为苏轼戏赠张先(字子野，北宋词人)的二句诗(见《石林诗话》)。可否也作为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一证呢？
从《金瓶梅》大量引用词曲、韵语等民间文学即可看出，当时词曲歌赋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得群众喜爱，再加《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其他话本小说的盛行，不可能不引起王世贞的注意、反思，难道才高若世贞辈是逆历史潮流者吗？
这说明《金瓶梅》与王世贞的后期文艺 思想并不矛盾。
再看《金瓶梅》中所体现出的作者知识面之宽泛，涉及宗教、卜筮、星相、医药、冠服、画妆、饮食、弈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可参朱星《金瓶梅考证》45页)，简直令人怀疑是在展览、炫耀才学。《四库总目》说：“世贞才大学博，自谓靡所不少，方成大家”。难怪沈德符谓《金瓶梅》为“大名士手笔”，是为不过。
即便是从《金瓶梅》大量随手引来的词、曲、韵文、宝卷以及从别书中抄来的故事等资料(前人论述很多，此不赘)，也同样反映出与王世贞文风相投。
赵景深先生在质疑朱星先生王世贞说时道：“《曲藻》全文四十一条中有不少是从别的书里东拼西凑的抄下来的。……这就看出他(指世贞)著书的草率”。其实赵先生的看法正好与《金瓶梅》的情况相吻合，也与王世贞一贯文风相符。这里引述几则《四库总目》对王世贞几部书的评价：
《异物汇苑》：“是书二十七门，大抵捃摭类书，冗碎无绪”。
《汇苑详注》：“凡二十七部，首列引用书目，似乎浩博。其实就唐宋诸类书采缀而成”。
《弇州山人四部稿》：“负其渊博，或不暇检点，贻议者口实。”
《弇州稿选》：“故其正续部分颇伤芜杂”。
《尺牍清裁》：“然真赝错杂，简择未为尽善也”。
这就充分看出，无论“草率”也罢，“抄书”也罢，乃世贞一贯文风，《金瓶梅》岂能异乎!
足见“云霞满纸”非世贞不能作，草率抄书亦世贞之痼疾也。
综前所论，并非《金瓶梅》“不著作者名代”，实在是阅者未能识破。加之所谓“兰陵笑笑生”与“山东方言”的干扰，再兼二十世纪的众说纷纭，使《金瓶梅》作者问题愈趋迷雾重重。《金瓶梅》中利用汉字谐音，隐寓深意，广泛运用“障眼笔法”是客观存在，曾为曹雪芹《红楼梦》广为借鉴，早已是定论。《金瓶梅》比其前及同时的小说有许多独特的创造，就不允许作者在“署名”上也别具一格？我坚定的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就是明代江苏太仓人王世贞，并切盼有同好者不要囿于大师们的成说，重新审视明清以来的有关史料记载。《金瓶梅》可谓是一部长篇寓言小说，其中尚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的探讨，容另文再论。 |
原载：《徐州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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