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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本《西游记》自明代中叶成书，四百年来，始终盛行。在其传播过程中，主旨阐释众说纷纭。阐释者中，试图将整部小说主旨纳于一元者大有人在。如清代的张书绅，认定“《西游》一书，古人命为证道书，原是证圣贤儒者之道”[1]。又如汪象旭、黄周星，认为小说“一百回中，自取经以至正果，首尾皆佛家之事，而其间心猿意马、木母金公、婴儿姹女、夹脊双关等类，又无一非玄门妙谛” [2]。自民初胡适、鲁迅倡导游戏说以来，明清文人西游阐释的具体结论已经少有人追随，但此种解释思路在今天却并不鲜见。比如这篇发表于2010年的论文开篇，作者就写道： 根据创作学原理，根据对极大多数成功作品的创作考察，任何一部优秀小说都应当有贯穿全书的逻辑题旨；否则，将不可能形成有机完整的艺术整体而被人们接受与称道。于是，我们显然可以得出这样的推理：凡是无法找出贯穿全书逻辑题旨的作品必然是平庸的作品；反过来则是，一部为人们称道的优秀作品而出现题旨纷出的现象，那必然是尚未找到那么一条贯穿全书的逻辑题旨的缘故。[3] 尽管这篇论文对《西游》题旨的归纳确与前人不同，但其研究逻辑——将作品题旨做一元化归纳、主张“一部作品，一种逻辑，一种题旨”的阐释思路却与前人无异。笔者以为，这正是《西游记》题旨研究中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以上面这段引述为例，如果抛开其论述的逻辑问题不谈，假定“优秀作品”应该都具有“贯穿全书”的“逻辑题旨”是普遍规律，那么这一规律是否适用于《西游记》，也很值得怀疑。《西游记》是一部世代累积、最终由文人写定的小说作品，而非独创[4]。漫长的历史累积、多源化的素材来源、多种体裁“西游故事”的交互演变，最终形成了世本《西游记》。虽经文人“写定”，但在世本文本中仍有不少意义“裂痕”并未被消弭。忽略这些意义的断裂之处，将之视为一部“完整”的作品，强为之解，就产生了很多脱离文本、过度阐释的《西游》题旨专论。综上所述，对《西游记》题旨、意蕴方面的研究，应当充分考虑到这部小说复杂的传播形态与形成过程。 一、宋元以来的西游故事传播 追溯《西游记》小说成书的历程，一般会追溯到南宋问世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一诗话的产生说明“西游”故事从历史书写走向文艺叙说，正式进入了一个以娱乐为目的、以“叙说”为形态的文艺传播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它与其他的传说“故事”母题发生互动，其故事情节、人物塑造会因为要满足读者的探奇和娱乐需求而衍生出种种新变，最终又会因为某个版本特别受到人们的认可，而走向定型[5]。 到元代，“西游”故事大量出现在戏曲中。学者在元代钟嗣成《录鬼簿》中搜检出“西游戏”多种：如《镇水母》、《刘泉进瓜》、《劈华岳》、《眼睛记》、《西天取经》[6]。 在这些杂剧创作中，与小说《西游记》有直接情节关联的只有吴昌龄杂剧《西天取经》一种。赵景深先生在《元人杂剧钩沉》中辑录了吴昌龄《西天取经》的两段曲文。在第二套中，老回回诉说唐僧取经的路程，提到十余处西域国名，路上有一些“外道邪魔”；唯一比较神异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横河”，宽八百里。可见，此时《西天取经》的戏曲情节还不那么“神魔”化，比较接近“史实”。否则，老回回此处的讲述何必弃“神异”而取“平常”？列举各种神妖魔怪，应当比这些半真半假的域外国名，更能调动观众的兴趣[7]。 除《西天取经》外，其他几部元代杂剧文类系统中的“西游戏”，更准确的称谓应该是“神魔戏”，即以“神魔”故事为题材的戏剧作品。这些作品是因为其情节(《刘泉进瓜》)、人物(《镇水母》、《眼睛记》)出现在后世小说《西游记》中，才反过来被认定为“西游”小说的源头遗迹。所以，发现了这些剧目，实际上揭示出小说“西游记”在成书过程中对各种题材广泛的吸纳，以及众多文艺作品间复杂的互动性影响。它们的出现，说明各种民间神怪传说开始不断地搬演到舞台之上，这些戏剧的传播，为后来在各种更大规模的母题融合[8]做好了材料性的准备。因此，它们不仅是“西游”小说产生的基础，也是后来神魔小说繁荣的基础。 二、元末明初的“平话”与“杂剧” 元末明初，是后来小说“西游”情节初步成型的阶段。《唐三藏西游记》平话以及《西游记杂剧》是两部重要的“西游”叙事作品。此一平话与杂剧虽同样敷衍“西游”故事，但在情节上有很多不同。然而，在后来的“世本”中，平话与杂剧中的很多元素又都可以找到。有学者对《谚解》中所述“平话”与杨氏杂剧对世本《西游记》的影响进行过详细比较[9]，发现“世本”于二者均有继承。这显然是世本系统充分汲取前代“西游”故事素材的结果。 但就平话和杂剧而言，实为“西游”故事母题在不同艺术体裁、文类中产生的分化衍生。“西游”——这个长期流传的母题——在平话与杂剧两种文类系统中，依据不同的载体特点、传播形态，在特定时期、在不同地域衍生为两个不同文本。这种分化与衍生回馈给母题的是更加丰富的细节与情节模式，从而为后来“世本”小说的形成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西游记》平话中，一个较之前代更为“神异不经”、但已初具规模的“西游”故事框架已经形成了。目前，这一平话已不可见，只能通过域外材料——朝鲜汉语教学材料《朴通事谚解》中追溯其约略。 据《谚解》介绍，这一作品中已有如下情节：释迦牟尼在西天设经三藏，观音赴东土寻找取经人，化老僧入城。太宗正开法会，玄奘已是“著名”僧侣，正登坛讲经。于是领法旨西行。途中收猴精，赐名“吾空”，号“孙行者”，又收沙和尚、以及还是“黑猪精”的朱八戒。路上经师陀国(遇猛兽毒蛇)，又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又过棘沟洞、火炎山、薄屎洞、女人国，以及车迟国。六年始还。法师证果“梅檀佛如来”、孙行者证果“大力王菩萨”、朱八戒证果“香华会上净坛使者”。 在平话中，孙行者形象也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居于花果山水帘洞，洞前有铁板桥。本身是老猴精，称号是“齐天大圣”，擅偷，偷蟠桃、老君灵丹、王母绣仙衣一套。天王引木叉来战，失利，复请小圣二郎神。大圣被擒，观音请免大圣死罪，巨灵神奉玉帝旨，将之压在花果山下，食铁丸铜汁。遇玄奘法师西行，得救。“车迟国”一节叙述得比较详尽：行者使“铁棒”，可以拔毛变化成自身，自己也可变为“焦苗虫儿”、“大黑狗”，可役使“千里眼、顺风耳”二鬼，油炸不死，可变化大小，可割头续头。而且一路上“降妖去怪、救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 通过上述种种线索，或可做如下推论： (一)据朝鲜学者考证，平话传入朝鲜大约是在元至正七年(1347年)前，此时距明建国仅有21年[10]。而据《朴通事谚解》所载，《唐三藏西游记》是部前卖的“文书”，那么，这一平话在明代初年便已经成书并刊行了。笔者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它说明：在元末明初之际，“平话”[11]已经走向了出版传播——开始从“说唱”曲艺转向了文学“小说”。《谚解》中还提到：此类“平话”文本的价值就在于“热闹，闷时节好看”，这说明了平话已经是诉诸阅读的文本，满足娱乐消费是其读者对此类文本的心理期待。可见，以书籍为载体、以娱乐为目的通俗文艺作品在明初就已刊印并流传。因此，“三国”、“水浒”之类历史类题材在元末明初率先被改写为经典的小说文本，实已有了充分的传播与接受基础。 (二)从长度上看，这部平话的篇幅并不短。“除怪斗法”的情节段落被罗列了十三处，加上取经缘起、行者本事，则平话中应该包含至少15个左右的情节大段落。如果以车迟国情节的复杂程度看，则此平话应初步具有了长篇小说的规模。 (三)此则平话可能还是个较为单纯的佛教故事。此刻玄奘的出身还没有与“江流儿”故事融合，玄奘法师仍是僧徒们彼此激励的精神象征。但整个作品的表现重点已经从宏扬教徒不屈精神向“斗法”转移；孙行者种种神通具体化；西行的路程不再以西域地名为记，而转以那些“割地自立”的妖精名目、险山恶水之地名为记……产生这种变化是与平话要满足文艺娱乐的消费功能吻合的，且这种情节布局模式也被后来世本《西游》全盘接受下来。 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在情节上与平话有较多不同。杂剧共六本二十四折，折目如下： 第一本 之官逢盗 逼母弃儿 江流认亲 擒贼雪仇 第二本 诏饯西行 村姑演说 木叉售马 华光署保 第三本 神佛降孙 收孙演咒 行者除妖 鬼母皈依 第四本 妖猪幻惑 海棠传耗 导女还裴 细犬禽猪 第五本 女王逼配 迷路问仙 铁扇凶威 水部灭火 第六本 贫婆心印 参佛取经 送归东土 三藏朝元 这一杂剧在世本小说成型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如“江流儿”故事正式与唐僧故事关联起来，“龙马”出现，木叉已经归属观音统帅。而帮助李天王的则是三子哪吒。悟空已是铜头铁背、火眼金睛。偷丹盗仙桃佛衣。其与猪妖一样的好色。[12]而且归降之后，被唐僧制以紧箍咒……在情节的衍生方式上，与平话相比，杂剧更多地展现出了融合的特色：一些已经广为流传的戏曲故事——如“江流儿”故事，“华光”、“鬼子母”、“哪吒”故事，均一一融入了“西游”叙事系统。 此外，戏剧对于情节的修订可能也受到舞台表演形态的影响。比如可能是为了满足舞台上生、旦共同表演的需要，第五本中的故事均以女妖为主体，而其他故事中也都涉及了女性角色——如江流儿之母、“村姑”、“海棠”、“贫婆”。此外，小说中以人物为中心设定情节段落，将取经降妖故事压缩到六本中的两本，也可能是舞台表现的需要。在缺乏特技手法的技术条件下，此类依靠文字叙述的情节比神魔斗法更容易表演。 杂剧创作中，也表现出一些剧作家对通俗作品进行雅化的倾向：如“贫婆心印”的情节设计，就与禅僧机锋斗智的模式类似；“心”的主题也第一次(就目前所见)融入到“西游”故事中。这一融合，于“西游”故事，是为雅化；于作者则是化文化“经典”情境于通俗作品中。再如观音为男神形象，剧中自称老僧，也与一般的民间文学不同。 综上所述，以这两部保留下部分资料的平话与戏剧作品来看——在元末明初，“西游记”故事实已流行并发展的相当充分了。 三、明中前期的“西游”故事传播与发展 世本《西游》中，有一些情节与平话和杂剧很类似，很像是平话、杂剧情节演化的结果。但平话与杂剧是世本《西游记》的直接来源吗？证据却还并不充足。抛开所谓前世本的问题不谈，自明建国到万历间世本刊行，二百余年中，除世本外，还保留下来大量“西游”作品的记录。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发现明代的“西游”母题下的产生的叙事作品实际上是相当丰富的。下面将依照不同传播形态分而述之： 1．戏曲系统形态：正德十二年刊印的《盛世新声》中提到《西游记》的一些片段，如卷六“火猢狲生扭断铁锁”，“半夜斩龙”，“顺风耳、千里眼骑着这火骡子四圣超凡”，卷八“取经回白马驮着”，卷九“唐僧三藏取经回”等。部分内容在《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等书中也可见到。 2．佛教说唱形态——抛颂《西游记》。卒于明万历二十一年的文人李诩在其《戒庵老人漫笔》“禅玄二门唱”条下，云：“道家所唱有道情，僧家所唱有抛颂，词说如《西游记》《蓝关记》，实匹休耳。” 3．民间宗教说唱形态——宝卷传播：明成化正德间民间宗教——罗教《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和《苦功悟道宝卷》中都载有简单的“西游”故事。西大乘教《二郎宝卷》而师徒五众与五行等内容已经发生了关联。 4．小说文本形态。 ①在《永乐大典》(成书于1403年～1408年)记载了魏徵梦斩泾河龙的片段，并说明引自《西游记》。这个《西游记》当是从“谚解”平话本记载的“唐王开无遮大会”、杂剧本“唐王祈雨法会”的基础上再加衍化，而与“唐王游地府”的故事联系了起来。从《永乐大典》将其收录的情况来看，这个《西游记》也应该是以“书籍”的形态传播了。 ②《警世通言》中《旌阳宫铁树镇妖》和《西洋记》中涉及不同的“西游”故事，如敖钦龙王三太子受观音指点去鹰愁涧避难，变骡子给唐僧取经。《西洋记》中载唐太宗入阴司，允诺还阳后去西天取经，后召玄奘代行；唐僧的徒弟是齐天大圣、淌来僧和朱八戒。软水洋，言唐僧师徒借来硬水方才得过。 ③世本《西游记》陈元之序中提到的底本——由唐光禄所购、并请人修订的版本——又可称为“前世本”。 ④盛余斯《休庵影语》也记载了两个“西游”小说版本：一个99回之关合“性命真宗”的《西游记》“抄本”；还有一个增补为百回的刻本。盛余斯生于1597年，如其在笔记中所述，上述抄本、刻本均是其幼年所读，则此两个版本当与世本同时或稍后。也就是说，与世本同时，还很有可能存在着其他版本的《西游记》小说。 材料的罗列，是为了将世本小说产生的背景勾勒得更加具体，为审视这部小说的最终定型提供一个全面的视野。 依据上述材料，可以发现，明永乐年间，已经有了成书的《西游记》小说。在世本之前或同时，还流行着一个“性命真宗”的99回《西游记》小说。鉴于世本《西游记》与道教全真思想[13]有密切的关系，这一99回本系统也很可能是世本系统的重要参考物。而永乐本之后、“前世本”之前的百余年中，还有多种非小说“西游”作品活跃流传。 笔者相信，在这近百年的、缺乏具体记载的历史时空中，在“戏剧”、“宗教说唱”、“文学”的各自文类系统中，“西游故事”被按照各类文艺活动之需，衍生出种种变化，产生多种区域性流传的说唱韵文“西游记”，完全是有可能的。这些“西游”作品并行流传、互相影响，而其中的某些版本或情节设定，最终进而被世本吸纳，保留在世本的文本中。到世本诞生并取得广泛认可后，其他那些“别开生面”的“西游”故事才被取代并逐渐消失，只能在诸如《西洋记》这样的小说中一窥其残迹了。 四、结语 前面三节对世本多源化形成过程进行了勾勒。实际上，在世本文本中，其实也可看出此类多源文本修订、攒集的痕迹。小说中的韵文诗词就是个很好的说明。小说韵文诗词数百则，水平不一、雅俗不一、体制形态极度丰富，应当不是出自一人之手，显然是从多种来源的“西游”叙事作品中继承下来的，而世本的写定者并未将之完全梳理，因此才保留了这些诗赞的多样性，或可作为《西游记》小说吸收前代故事素材的一个旁证。因篇幅所限，关于此点不再展开叙述。 世本系统在形成过程中广泛吸收故事素材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而这正是小说文本中种种的矛盾、意义断裂的重要原因。进一步看，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成书过程，则世本的意义判读应该以承认小说文本的多源性构成、存在逻辑断裂、意义指向多元为前提。不应该过于关注所谓“作者意图”，应更多从史料出发、从文本出发，将世本《西游记》视为一部攒集了各种文化意指符号的作品，探寻种种文化因子在作品中的比重、影响、投射所指，不好断然“指认”其明确的思想指归。至于强求齐一甚至探佚索隐，就偏离得太多了。 注释： [1]朱一玄《西游记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页 [2]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97页 [3]徐乃为《〈西游记〉题旨新论》《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70页。 [4]即便是独创作品，作者意图与作品意图之间存在差异也是文艺理论中之共识。 [5]除诗话外，宋金时期还有少量“西游”主题戏曲的记载，如戏文《陈光蕊江流和尚》、金院本《唐三藏》(分见［明］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与［元］陶宗仪《南村缀耕录》)。因剧本已佚，所以其对后来小说的影响无从查考。 [6][9]王平《“西游戏”与〈西游记〉的传播》，《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2期。 [7]这可能是“杂剧作为舞台演出用的剧本，受舞台时空条件的限制，很难适合表演非现实、虚幻化的神魔形象和腾挪变化争斗”。参见竺洪波《〈西游记〉杂剧对〈西游记〉小说影响的再认识》，《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8]比如杂剧《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这出杂剧疑出于元代。其中，二郎神、齐天大圣、水母等人物众皆登场。齐天大圣为猿怪，与众妖结义，偷丹盗酒、天宫派二郎神捉拿这一基本情节架构已经显现。 [10]吴圣昔《〈西游记〉词话本问题追踪和串述》，《古典文学知识》2002年第4期。 [11]关于平话，学者认为“元代的平话，即宋代的讲史，是讲史的发展”，“从讲史到平话，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说话形式，这就是完全用散说的长篇说话。它的文字中虽常插有诗词，但并不歌唱，只是念诵”。换言之，平话仍属一种“说唱”文类。但笔者以为，这部“平话”已不是说唱底本，更近于文学小说，或许当与《平妖传》一起被视为明代神魔小说的滥觞之作。 [12]杂剧中，悟空先是娶金鼎国女子为妻。尔后，看到猪妖让“海棠”陪唱陪酒，便自道“这厮到受用似我”。 [13]陈洪、陈宏《论〈西游记〉与全真教之缘》，《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第110-120页。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