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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是《三国演义》最著名的情节之一，数百年来脍炙人口，但种种迹象表明，自明代中叶以来，人们对“青梅煮酒”四字的理解与原书描述的本义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中最关键的是“煮酒”二字，原书本义是一种酒名，而后人通常理解成温酒即给酒加热之类的举动。对此已有学者初步讨论过，但思考不够全面，论述不甚充分。我们重拾此题，在较为广阔的历史时空中，将相关酒文化史迹与文学书写综合考察，对“青梅煮酒”这一说法的前世今生就有了不少新的发现。这不仅有助于全面、准确和深入地把握“青梅煮酒”这一生活常识、文学掌故和文化符号的来龙去脉和实际含义，而且对《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时代、宋元酿酒业的发展等相关问题的认识也不无启发和帮助。我们的论述按时间顺序展开。 一、宋代“青梅”与“煮酒”，两种食物 “青梅煮酒”连言始见于宋代。北宋仁宗朝晏殊《诉衷情》：“青梅煮酒斗时新，天气欲残春。”神宗朝王安礼《潇湘逢故人慢》：“况庭有幽花，池有新荷。青梅煮酒，幸随分，赢取高歌。”南宋范成大《春日三首》：“煮酒青梅寒食过，夕阳院落锁秋千。”陆游《初夏闲居》：“煮酒青梅次第尝，啼莺乳燕占年光。”都是典型的例证。 论者已经指出，宋人所说“青梅煮酒”，本义是两种食物，即青梅与煮酒。其中煮酒不是温酒或酿酒的行为，而是一种酒的名称[胥洪泉《“青梅煮酒”考释》，《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林雁《论“青梅煮酒”》，《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7年增刊。]。笔者就此反复验证，宋人所说的确如此。如苏轼《赠岭上梅》：“不趁青梅尝煮酒，要看细雨熟黄梅。”谢逸《望江南》：“漫摘青梅尝煮酒，旋煎白雪试新茶。”陆游《春日》：“迟日园林尝煮酒，和风庭院㫰（引者按：读作浪，晒）新衣。”王炎《临江仙·落梅》：“擘泥尝煮酒，拂席卧清阴。”所说煮酒都是“尝”的对象，指享用的食物。又如陆游《初夏幽居偶题》：“青梅旋摘宜盐白，煮酒初尝带腊香。”王炎《上巳》：“旋擘红泥尝煮酒，自循绿树摘青梅。”姜夔《鹧鸪天》：“呼煮酒，摘青梅，今年官事莫徘徊。”吴泳《八声甘州·和季永弟思归》：“况值清和时候，正青梅未熟，煮酒新开。”煮酒与青梅对仗并举，都是名称，合指两种食物。其它单见或与他物并举时，“煮酒”也是一种名称。如刘跂《和曾存之约游北园》：“煮酒未成逃暑饮，夹衣犹及惜花时。”张耒《三月十二日作诗董氏欲为筑堂》：“老病夹衣犹怯冷，春深煮酒渐闻香。”陆游《新辟小园》：“煮酒拆泥初滟滟，生绡裁扇又团团。”《春晚闲步门外》：“午渴坼瓶尝煮酒，晴暄开笥换单衣。”《春雨中偶赋》：“残花已觉胭脂淡，煮酒初尝琥珀浓。”张镃《睡起述兴》：“煮酒未尝先问日，夹衣初制渐裁纱。”陈文蔚《程子云欲还乡阻雨聊戏之》：“榴花照眼新篁翠，卢橘盈盘煮酒香。”郑刚中《重五》：“煮酒无寻处，菖蒲在水中。”《寒食杂兴》：“试破泥头开煮酒，菖蒲香细蜡花肥。”陈造《留交代韦倅》：“已办明朝开煮酒，丝桐小置式微篇。”前七例都是“煮酒”与其它物什对仗，后三例非对偶句，煮酒则都是动作的对象。 上述诗例都明确显示，煮酒是一种物品，一种酒名。经常与青梅搭配食用，因而连言并举，成了一种流行话语。青梅是未成熟的果实，因颜色青翠而称青梅，相对于成熟时的黄梅而言。青梅生食酸脆，人们常用以佐酒。南朝诗人鲍照《挽歌》：“忆昔好饮酒，素盘进青梅。”唐白居易《早夏游平原回》：“紫蕨行看采，青梅旋摘尝。疗饥兼解渴，一盏冷云浆。”李郢《春日题山家》：“依岗寻紫蕨，挽树得青梅……嫩茶重搅绿，新酒略炊醅。”都是说的以梅佐酒。入宋后诗人言之更多，司马光《看花四绝句呈尧夫》：“手摘青梅供按酒，何须一一具杯盘。”郭祥正《次曲江先寄太守刘宜翁五首》：“兵厨酒熟青梅小，且置玄谈伴醉吟。”范成大《春日田园杂兴》：“郭里人家拜扫回，新开醪酒荐青梅。日长路好城门近，借我茅亭暖一杯。”王洋《僧自临安归说远信》：“旋打青梅新荐酒，且须耳热听歌呼。”舒岳祥《春晚还致庵》：“翛然山径花吹尽，蚕豆青梅荐一杯。”高九万《喜乡友来》：“晚肴供苦笋，时果荐青梅。甚欲浇离恨，呼镫拨酒醅。”都是说的青梅荐酒，可见已成为人们基本的饮食习惯。而从上述众多煮酒与青梅连言并举的状况可知，煮酒也正是一种最常与青梅搭配食用的酒类，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弄清什么是煮酒。 二、何谓煮酒 在宋代，煮酒有动词和名词两种性质。煮酒作为动词，是酿酒的一道工序，指酒液酿出后进行烧煮加热杀菌的过程。此义在唐时即已出现，初唐孙思邈《千金宝要》提到“煮酒蜡”，所谓煮酒蜡是酒液酿成蒸煮封瓮时添加，而最终溶浮凝结在封口处的蜡油[参见北宋朱肱《北山酒经》“酒器”“煮酒”“火迫酒”等条目，有涂蜡与加蜡的内容。明刘基《多能鄙事》卷一“煮酒法”：“用黄蜡一小块放酒中，方泥起，酒冷蜡凝，味重而清也。”]。中唐房千里《投荒杂录》记载岭南酿酒“饮既烧,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不然不中饮”[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三三，民国景明嘉靖谈恺刻本。]。这是给酒液加热杀菌的过程。晚唐刘恂《岭表录异》记载：“南中酝酒……地暖，春冬七日熟，秋夏五日熟。既熟，贮以瓦瓮，用粪扫火烧之(亦有不烧者为清酒也)。”[宋李昉《太平御览》卷八四五，《四部丛刊三编》本。]所说较房氏更为科学，不是临饮烧煮，而是酒熟后烧煮封贮。北宋朱肱《北山酒经》有更明确的“煮酒”之法，详细介绍其工艺技术。所谓烧煮是指给满盛密封的酒器加热杀菌，防止酸败并促进酒液醇熟的一道工序，这是后来黄酒生产中的经典工艺流程，可能在唐之早期即已出现，宋代酿酒中已普遍采用。 煮酒作为名词，则是指经过烧煮封贮这道工序的成品，是煮酒封贮的结果。范成大《冬日田园杂兴》：“煮酒春前腊后蒸，一年长飨瓮头清。”这里的煮酒固然可以理解成酿酒之举，其实煮酒是酒名，而“春前腊后蒸”，则是生产煮酒的时间和行动，这样理解更能反应当时生活的状况，说明两种词性间的实际关系。唐人诗文作品中未见有明确的煮酒名称，前引《岭南录异》有小字注文“不烧者为清酒”，是经过烧煮的酒与清酒相对而言，只是此法当时尚未通行，名称则呼之欲出。煮酒作为酒名通称可能要到宋代才正式出现，宋人提到煮酒，最早为《宋会要辑稿》所载“真宗咸平二年（引者按：公元999）九月，诏内酒坊法酒库支暴酒以九月一日，煮酒以四月一日”[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三，稿本。]。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四月有《令法酒库不得积压煮酒诏》[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仁宗至和二年（1055）文彦博《奏永兴军衙前理欠陪备》称永兴军“清酒务年计出卖煮酒，而官不给煮酒柴，或量给而用不足”[宋文彦博《潞公集》卷一八，明嘉靖五年刻本。]。可见宋初即有煮酒、暴酒、清酒等酒类名称。从《北山酒经》可知，所谓暴酒是夏日所酿酒[宋朱翼中《北山酒经》“暴酒法”：“此法夏中可作，稍寒不成。”可见是暑间所酿酒。明曾才汉《（嘉靖）太平县志》卷三“宋经总制钱”：“黄岩县煮酒、暴酒并商税钱一万二千七十七贯六百五十四文。”明嘉靖刻本]，宋人言之不多，而清酒、煮酒则比较常见。宋末元初方回《续古今考》卷三○《五齐三酒恬酒》：“今之煮酒，实（引者按：指注满酒瓮、酒瓶之类贮酒器）则蒸，泥之季冬者佳。曰清酒，则未蒸者。”《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自春至秋酝成即鬻，谓之小酒……腊酿蒸鬻，候夏而出，谓之大酒。”可见清酒又称生酒、小酒，是酿成未煮之酒；煮酒则经蒸煮封贮数月而成，又称熟酒[南宋杨万里《生酒歌》将“生酒”与“煮酒”并称，宋末谢维新《事类备要》外集卷四四饮膳门“生熟酒”条引此诗，“煮酒”均作“熟酒”。]、大酒。 宋代实行严格的“榷酤之法”，即严禁民间私酿，统一由官署专营，“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县镇乡闾或许民酿而定其岁课”[《宋史》卷一八五、第13册4513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而以官酿官榷为主。这就在生产、贮藏和销售中形成了全社会明确、统一的酒品分类体系，而煮酒和清酒就属于其中最主要的两大产品类型。真宗乾兴元年（1022）“置杭州清酒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负责酒业征榷，其它地方纷纷效仿，此时所谓清酒是清酒、煮酒兼而言之。《东京梦华录》记载四月八日佛生日“在京七十二户诸正店，初卖煮酒”[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联系前引真宗诏书和文彦博奏书，可见煮酒早已成了京师酒坊、外州各地酒务通行的产品之一。而到了南宋，酒类榷酤数量增加，在管理上分类就更为明确、严密。陈亮《义乌县减酒额记》举义乌酒额之重，“岁之二月至于八月煮酒，以四百石为率，为缗钱八千六百有奇，余为清酒，犹四千八百缗”，是说义乌按煮酒、清酒分项上缴岁利。吴自牧《梦粱录》记载临安点检所酒库分“新、煮两界”[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清学津讨原本。]，所谓新界即清界。《咸淳临安志》也载在京酒库分“清库”“煮库”[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五，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杨潜《（绍熙）云间志》记所属“酒务，清、煮两界”[宋杨潜《（绍熙）云间志》卷上，清嘉庆十九年古倪园刊本。]。宋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记所属鄞县、象山县酒坊“生、煮酒”两种榷额[宋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四，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这些都充分显示，煮酒与清酒构成了宋代榷酤中的两大酒类，人们的沽饮自然也以此为通称，其社会影响可想而知。 按今天的酒类术语，所谓清酒、煮酒即以米、秫等谷物酿制的低度原汁酒。两者的不同，只在于煮酒是经过蒸煮杀菌封藏过的，因而颜色和味道都更沉厚些。南宋杨万里《生酒歌》：“生酒清于雪，煮酒赤如血，煮酒不如生酒烈。煮酒只带烟火气，生酒不离泉石味。”简要地揭示了两者的特点，煮酒因经蒸煮封藏而酒色更为黄褐，无论酿造工艺和成品类型都与后世的黄酒相近。清人陶煦《周庄镇志》：“煮酒，亦名黄酒。冬月以糯米水浸，蒸成饭，和麦曲、橘皮、花椒酿于缸。来春漉去糟粕，煮熟封贮于甏，经两三月者，谓之新酒，经一年外者谓之陈酒，味亦醇。其酿成而未煮者，谓之生泔酒，乡村多饮之。”[清陶煦《周庄镇志》卷一，清光绪八年元和刻本。]虽然所说是清末苏州一带的酒类，但与宋时的情景完全吻合。今天的黄酒与宋人的煮酒一脉相承，令我们倍感亲近，我们不妨简单地说，宋代的煮酒就是当时的黄酒。 三、“青梅煮酒斗时新”，时令与风味 大量事实表明，早在宋代，“青梅煮酒”就已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热词。青梅佐酒由来已久，宋人这方面的经验更多，宋初本草学家日华子称梅子可以“去烦闷”，“消酒毒”，“令人得睡”[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卷二三，四部丛刊景金泰和晦明轩本。]，李清照《蝶恋花》说“随意杯盘虽草草，酒美梅酸，恰称人怀抱”[《江海学刊》发表时该词牌作《卷珠帘》，是《蝶恋花》别名，承扬州大学刘勇刚教授指点，改用通名，谨此志谢。]，无论物理功能还是心理感觉都十分搭配，因而以梅佐酒成了生活中的常见情景。而这其中何以青梅与煮酒佐食言之最多？关键是煮酒成熟的时节与青梅采食季节的奇妙遇合。 煮酒酿成后，要蒸煮泥封贮存数月，一般以“泥之季冬者佳”，也就是说在腊月酿蒸泥封贮存，至暮春、初夏开坛饮用和发售。宋人有所谓“开煮”之说，是指打开泥封，发售煮酒。前引宋真宗诏内酒坊法酒库支“煮酒以四月一日”，即指内库四月一日开始发放煮酒。吴自牧《梦粱录》卷二：“临安府点检所管城内外诸酒库每岁清明前开煮。”又佚名《都城纪胜》：“天府诸酒库每遇寒食节前开沽煮酒。”宋末周密《武林旧事》卷三“迎新”：“户部点检所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煮，九月初开清。”所说时间不一，或者与腊月煮封时间、地点与技术有关，但都在寒食至初夏之间。谢逸《梅》：“底事狂风催结子，要当煮酒趁清明。”苏轼《岐亭五首》：“我行及初夏，煮酒映疏幕。”都是说的这一时节。这与青梅采食的时节正好吻合，两者巧妙相遇，构成了这个时节最当令的食物和家常易行的佐食方式，饱含着丰富而美好的生活情趣，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喜爱。 首先是春末初夏的时令风味。青梅是入春以来最早采食的水果，带着未成熟的青涩酸脆风味，煮酒是带着腊香、久醅新发的醇鲜美酒，这是一个最为美妙的组合。在宋人大量诗句中，与青梅、煮酒同时出现而经常佐食的还有新茶、蕨菜、新笋、蚕豆等，都是仲春至初夏的时令食物，洋溢着这个季节生机勃勃、清新鲜嫩的气息。晏殊《诉衷情》“青梅煮酒斗时新”，方夔《春晩杂兴》“青梅如豆正尝新”，李之仪《赏花亭致语口号》“绿阴初合燕归来，煮酒新尝换拨醅”，白玉蟾《青梅》“青梅如豆试尝新，脆核虚中未有仁”，都用一个“新”字称赞，强调的就是时新清鲜之意。 在食材内容和食用方式上，既不是烹肥割鲜，更不是钟鸣鼎食，而是家常易得的果蔬与酒食。正如司马光《看花四绝句呈尧夫》所说，“手摘青梅供按酒，何须一一具杯盘”，草草杯盘，当令蔬果，简单易行，体现着家常生活的简单和朴素，洋溢着鲜明的乡野气息和田园风味。陆游《闰二月二十日游西湖》“岂知吾曹淡相求，酒肴取具非预谋。青梅苦笋助献酬，意象简朴足镇浮”，说的即是这种饮食的简朴、清雅风味。 从分布区域上说，梅以江南盛产，而煮酒、清酒主要以稻米尤其是糯米酿制[李华瑞《宋代酒的生产和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3页。]，酒户多集中在江南水稻产区，因此江淮以南尤其是江南地区，以青梅佐酒的现象就更为普遍，文人言之最多。同是煮酒新开的季节，北宋尚见煮酒与青杏连言并举的现象，如欧阳修《寄谢晏尚书二绝》“红泥煮酒尝青杏，犹向临流藉落花”，郑獬《昔游》“小旗短棹西池上，青杏煮酒寒食头”，都是作于汴、洛一线的诗歌。北宋中期以来，青杏煮酒连言搭配的现象就逐渐消失，青梅煮酒后来居上。而到了南宋，宋金对峙，社会重心完全南移，“青梅煮酒”也就完全淹没了“青杏煮酒”的说法。如陆游在故乡绍兴所作《村居初夏》：“煮酒开时日正长，山家随分答年光。梅青巧配吴盐白，笋美偏宜蜀豉香。”《春夏之交风日清美，欣然有赋》：“日铸（引者按：日铸岭，在绍兴城东南，产茶颇有名）珍芽开小缶，银波煮酒湛华觞。槐阴渐长帘栊暗，梅子初尝齿颊香。”都是典型江南地区的生活场景和饮食风味。青梅煮酒可以说是春夏之交江南风物的完美组合，带着江南社会生活的浓郁氛围。 正是上述时令、方式和风土等元素交会映发，使“青梅煮酒”成了固定的时令风物组合，凝聚了丰富和美好的生活情趣，逐渐成了一道饮食风习和生活常识。汪莘《甲寅西归江行春怀》“牡丹未放酴醿小，并入青梅煮酒时”，范成大《春日》“煮酒青梅寒食过，夕阳庭院锁秋千”，吴泳《八声甘州》“况值清和时候，正青梅未熟，煮酒新开”，程公许《黄池度岁赋绝句》“趁取青梅煮酒时”[程公许《江涨有感》序，《沧洲尘缶编》卷九，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言及青梅煮酒都带着明显的时令意识。以致于咏梅诗中，也多自然联想到煮酒，如谢逸《梅》“底事狂风催结子，要当煮酒趁清明”。可见两者的固定组合，既是流行的饮食风习，又是生动的时令标志，反映到文学中，则成了一道经典的美妙意象和流行话语[程杰《青梅的文学意义》，《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论梅子的社会应用及文化意义》，《阅江学刊》2016年第1期。两文有较详细的论述，请参阅。]。 四、元人“煮酒”，从名词到动词 就在宋人“青梅煮酒”日盛其势时，元蒙大军铁蹄纷纷南下，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这个势头也就戛然而止。元人“青梅煮酒”的说法远不如宋人那么频繁，更不如其一致，重点在“煮酒”二字上，短短几十年中，有着明显的从酒类名称向温酒动作的转化趋势，最终几乎完全抹去了名词说法的印迹。 先看金末元初郝经（1223—1275）《真州沙瘴》：“侵晓烟煤半抹墙，急烧煮酒嚼盐姜。”宋末元初方回(1227－1305)《再赋春寒》：“已近江南煮酒天，单衣时节更重绵。”《三月八日百五节林敬舆携酒约……》：“暮年无不与心违，节物过从事总非。何处青梅尝煮酒，谁家红药试单衣。”陈思济(1232－1301)《寄陈处士》：“杏桃落尽清明后，姚魏开时谷雨中。为问西湖陈处士，青梅煮酒有谁同。”所言“煮酒”明显都仍是酒名。 稍后马致远（1250—1324）《青歌儿》：“东风园林，昨暮被啼莺唤将春去。煮酒青梅尽醉，渠留下西楼美人图闲情赋。”《迎仙客》：“红渐稀，绿成围，串烟碧纱窗外飞。洒蔷薇，香透衣，煮酒青梅正好连宵醉。”都应是沿用宋人成语。而《双调夜行船》“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所说煮酒则是温酒的行动，典型体现了过渡的态势。 而元之后期萨都剌（1272－1355）《夜寒独酌》：“欲雪不雪风力强，欲睡不睡寒夜长。玉奴剪烛落燕尾，银瓶煮酒浮鹅黄。”《题江乡秋晚图》：“携家便欲上船去，买鱼煮酒杨子江。”《马翰林寒江钓雪图》：“洗鱼煮酒卷孤篷，江上云山好晴色。”张仲深（约公元1338年前后在世）《次乌继善城南三首》：“杏林煮酒心先醉，草阁看山手自支。”许有壬(1286－1364)《记游》：“发火煮酒，引满数爵，诸生暨从者遍饮之，乃缘南崖微径，迤逦而西而北。”所谓煮酒都是温酒供饮之举。只有元末吴兴（今浙江湖州）郯韶《过吴兴沈十二秀才》“北里缫车如雨响，东家煮酒入林香”，俨然以煮酒作为名词使用，但多少也具动词色彩。透过这些诗例的不同用义，不难感受到“煮酒”名词逐步淡出，而动词意义不断增加和流行的趋势。与《全宋诗》所见51处“煮酒”尽为酒类名称相比，这一变化趋势极为明显。 五、变化的原因 元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一）“煮酒”作为酒类名称为何遽然沉寂？ 这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1、元朝对酒业的管理由宋朝的国营榷酤为主改为以“散办”课税为主[陈高华《元代的酒醋课》，《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2期。]。元蒙自太宗二年（1230）开征酒税[宋濂《元史》卷二太宗本纪.]，除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短暂推行榷酤之法，整个元代都按户口、酿酒耗粮或酒产量征税，“听民自造”[宋濂《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纪.]。在这样一种酒业税收管理体系下，宋时榷酤管理中统一的煮酒、清酒两大产品（商品）分类名称就失去意义，有关说法也就日益消褪。虽然如元人《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也仍载有详细的煮酒之法，但属抄录宋人《北山酒经》的内容。实际生活中，人们更是很少使用这一名称。仅就盛产煮酒的江南地区而言，仇远、赵孟頫、吴澄、袁桷、虞集、杨载、张雨、杨维桢、王冕、贡性之、王逢等著名文人传世诗文作品都不少，均未见提到“煮酒”一词。 2、元朝酒禁频繁且严格。按照一般的生活常理，像煮酒这种在宋朝长期流行的定名，至少在南宋故土应有一定的语言惯性，一定时期内为人们所沿用，而入元后却骤然消失，这不能不说与元朝严格的禁酒政策有关。史学界已经注意到，因一统天下，版图扩大，人口增加，灾荒频仍，粮食供应紧张，元朝不断在灾区局部乃至全国厉行禁酒，压缩生产规模，减少消费数量。“元代酒禁之多在历史上可居各朝之冠”[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3卷，中国财经出版社22005年，第491－495页。]，自至元四年（1267）至至正二十七年（1367）的一个世纪中，颁布的禁酒诏令达65次之多[王敬松《浅述元朝的酒禁》，王天有、徐凯主编《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八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第38－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元之酒禁，不仅禁止私酿私酤，严者官私两方面酿造、饮酒活动一应并禁，至有官员以“面有醉容”遭到纠弹的[苏天爵《魏郡马文贞公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九，民国《适园丛书》本。]。虽然酒禁多因灾荒局部权宜施行，南北不同，且多旋禁旋开，但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对人们的生活尤其是饮酒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元初罗志仁《木兰花慢·禁酿》、尹济翁《声声慢·禁酿》直以酒禁为题。方回《屡至红云亭并苦无酒》“欲呼邻友相酬唱，官禁何由致酒杯”，《社前一日用中秋夜未尽韵》“又况禁酒严，罄室覆老瓦”，杨公远《又雪十首》“惜乎官禁瓶无酒，胜赏空辜药玉船”云云，说的都是禁酒带来的生活不便和无趣。最著名的莫过于泰定二年（1324）吉州刘诜所作《万户酒歌》：“城中禁酿五十年，目断炊秫江东烟。官封始运桑落瓮，官隶方载稽山船。务中税增沽愈贵，举盏可尽官缗千。先生嗜饮终无钱，指点青旗但流涎。”由于长期反复禁酒，导致酒业零落，酒价高涨，士人饮酒极不自由，酒业的生产和销售此起彼伏较为混乱，两宋三百年形成的以煮酒、清酒为核心的生产和消费体系急剧衰落，煮酒、清酒等有关说法也就失去了流行的社会基础。 3、元人饮酒风习趋于多元，品种结构和饮食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元蒙草原民族有尚饮的传统，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国土辽阔，地域民风差别较大，南北各阶层社会地位悬殊，饮酒的场合氛围和风气都呈现多元化倾向。蒙古贵族的富贵豪奢、南方士绅的江湖闲逸、市井才人的纵情放浪和乡村书生的朴野简淡各极其情，自得其乐[请参阅杨印民《元代的酒俗、酒业和酒政》，2003年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17页。]。两宋时期那种由严密统一的榷酤制度作支撑，以江南士人为主体的饮酒风习受到了强力冲击，失去了核心和主导地位。即以品种而言，蒙古民族以饮马奶酒为主，西域和山西等北方地区葡萄酒、枣酒等果酒开始盛行，而中原和南方广大农业区仍以煮酒、清酒之类粮食酒为主，其中市酤与村醪、不同酒户的产品又应有质量、风味上的明显差异。元中叶蒸馏技术从海外传来，在全国迅速传播，当时称作烧酒，由于价廉物美、耗粮较少、饮少即餍，发展优势强劲。粮食酒、马奶酒、葡萄酒和蒸馏烧酒多元化生产和消费体系逐步形成，煮酒一支独大的地位开始丧失，反映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中，人们的言谈也就很少提及。 4、黄酒名称开始出现。今人追溯黄酒历史，多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其实所说是整个粮食酒的酿造史。对于黄酒来说，更切实的是弄清其核心工艺产生的时代和“黄酒”作为普通粮食原汁低度酒通称的由来。酒液酿成后蒸煮封存无疑是黄酒生产的关键工序，至迟在唐朝已经出现，而宋之“煮酒”无疑进入了成熟和流行的阶段。上古酒名复杂繁琐，但性质不外清浊之分、“厚薄之差”[窦华《酒谱》“酒之名”，陶宗仪《说郛》（百二十卷）本。]，说的都是谷物酒的纯度和浓度而已，中古人们常言的“清酒”就是既清且醇之酒。唐人言酒多称黄、红二色，以鹅黄、琥珀、松花等形容[杜甫《舟前小鹅儿》：“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白居易《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炉烟凝麝气，酒色注鹅黄。”李白《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于逆旅见赠》：“鲁酒若琥珀，汶鱼紫锦鳞。”《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权德舆《放歌行》：“春酒盛来琥珀光，暗闻兰麝几般香。”琥珀以黄褐色为主。王建《设（一作税）酒寄独孤少府》：“自看和酿一依方，缘看松花色较黄。”另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三二载张九龄诗：“谢公楼上好醇酒，三百青蚨买一斗。红泥乍擘绿蚁浮，玉碗才倾黄蜜剖。”]，正是今人所说广义黄酒的基本颜色，反映酿酒技术大幅提高，酒的浓度、纯度有了明显改进。晚唐皇甫松《醉乡日月》评论说：“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饴为圣，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为贤，色黑而酸醨者为愚。”[曾慥《类说》卷四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分清白、金黄和沉黑三色，代表了晚唐五代酒色的基本种类，所谓沉黑当为有些酸败劣质的酒色。宋人承此而来，规范的产品分为清酒、煮酒两类，反映在颜色上，则是黄红与淡清为主。杨万里《生酒歌》说“生酒清于雪，煮酒赤如血”，又说“瓮头鸭绿变鹅黄”，正是两种基本颜色，所谓如雪、鸭绿、鹅黄、如血都是因原料、酒曲和酿煮工艺微妙变化而酒色黄褐深浅有差而已。后世通称黄酒，既扎根炎黄子孙农耕社会的文化底蕴，同时也抓住了稻黍等谷物原浆酒以黄褐色为主的特点。 “黄酒”正式作为酒类名称始见于元。元早期戏曲家郑光祖（1264？－1324前）《伊尹耕莘》净角陶去南：“我做元帅世罕有，六韬三略不离口。近来口生都忘了，则记烧酒与黄酒。”将黄酒与烧酒并称，视作两种日常用酒，显然类名之义已十分明显。稍后萨都剌《江南春次前韵》：“江南四月春已无，黄酒白酪红樱珠。”元末张昱《送张丞之汤阴》：“瓮头黄酒封春色，叶底红梨染醉颜。”都表明黄酒已成了明确稳定的酒名，明清两朝更是如此，逐步替代了宋代煮酒的地位。 （二）煮酒作为温酒动作之义如何兴起？ 作为动作，煮酒有酿酒之义，而日常饮用中所说则指给酒适当加热以适宜饮用。六朝至两宋多称温酒、暖酒、热酒、烫酒（汤酒），一般见于两种情况：一是体质不宜冷饮者，如《世说新语》：“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另一是寒冷、潮湿气候。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和梦得冬日晨兴》：“照书灯未灭，暖酒火重生。”《初冬早起寄梦得》：“炉温先暖酒，手冷未梳头。”所说就是这种情景。 宋人这种情况也多。苏辙《腊月九日雪三绝句》：“病士拥衾催暖酒，闭门不听扫瑶琼。”张耒《索莫》：“何当听夜雪，暖酒夜炉红。”范成大《冬日田园杂兴》：“榾柮无烟雪夜长，地炉煨酒暖如汤。”朱熹《行林间几三十里，寒甚，道傍有残火温酒……》：“温酒正思敲石火，偶逢寒烬得倾杯。”韩淲《正月二十八日二首》：“春寒不敢出篱门，且拨深炉暖酒尊。”王之道《对雪和子厚弟四首》：“起来拨残灰，暖酒手自倾。”赵汝鐩《刘簿约游廖园》：“春晩花飞少，墙高蜨度迟。注汤童暖酒，拍案客争棋。”说的都是寒冷、潮湿环境温酒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例证或温或暖或煨或汤，没有称作煮酒的。揣度原因，温酒只需微火略炙，无需煮沸，上述诗例中有以残灰、寒烬煨酒的，也有以热水冲烫的，加热十分有限。元人贾铭《饮酒须知》即称“凡饮酒宜温不宜热”[元贾铭《饮食须知》卷五，清学海类编本。]，现代科技也证明给酒加热过高则乙醇、甲醇等重要成份会迅速挥发。若用“煮”字，则是大火烹煮之义，未免过重了。而元朝紧承两宋“煮酒”之言盛行之后，虽然相关名称已明显衰落，但语言习惯和书面影响犹在。我们看到元代俗文学作品中，凡温酒加热之义多称“热酒”“烫酒”（汤酒），而正统文人诗文中则多称“煮酒”，与“温酒”“暖酒”等词一同使用，而且使用频率还略胜一筹[我们以《中国基本古籍库》网络检索系统进行检索，清顾嗣立《元诗选》（三集）得“煮酒”4处、明臧懋循《元曲选》得“热酒”23处，其他“温酒”“暖酒”“烫酒”均未见。另以“元代”“艺文库”为条件检索，得“煮酒”27处、“温酒”11处、“暖酒”9处、“热酒”14处、“烫酒”0处。以上均可见“煮酒”一词的出现频率要高于“温酒”“暖酒”等其他同义词。]，这不能不说是两宋时期“煮酒”一词的潜在影响。从前引马致远“煮酒青梅尽醉”“煮酒青梅正好连宵醉”，“煮酒”是名词而俨然似动词，而萨都剌“银瓶煮酒浮鹅黄”，“煮酒”是动作又俨然似名词，不难感受到名词与动词间顺势演化的微妙关系。可以说，正是两宋时期“煮酒”盛极一时的惯性作用，使“煮酒”一词绝处逢生，成功转型，由流行的酒类名词演变为表示温酒之义的动词，与唐宋时人们常说的“温酒”“暖酒”等词汇平分秋色，甚至凌轹其上，成了表达此类动作的又一常用说法。 六、曹操“青梅煮酒”的时代 正是在两宋清酒、煮酒向明清黄酒名称演化转变的关键时期，《三国演义》提供了著名的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众所周知，一般认为《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也有根据内外不同证据向前向后略作延伸而有作于南宋、元中叶、元晚期、明中叶等不同说法。由于作者资料的缺乏和版本信息的复杂，迄今争论不休，无从定论。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些不同主张涵盖的时间以元中叶至明代初期为主，而这正是“煮酒”一词语义逐步变化的关键阶段。《三国演义》“青梅煮酒”这一细节描写中“煮酒”的定义及其在同期“煮酒”语义演变进程中的位置，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还是回到故事文本。明嘉靖元年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目前确认传世最早的版本，卷五《青梅煮酒论英雄》一节的叙述是这样的，曹操约刘备酒叙，先介绍自己昔时领军曾“望梅止渴”，继而说：“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又值缸头（引者按：叶逢春本系统无缸头二字）煮酒正熟，同邀贤弟小亭一会，以赏其情。”接着写道：“玄德心神方定，随至小亭，已设尊俎，盘贮青梅，一尊（引者按：叶逢春本系统一尊作壶斟或壶酌）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所谓“缸头”指酿酒所用瓮坛之类容器，也径指新熟之酒[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八引《法书要录》：“江东云缸面，犹河北称瓮头，谓初熟酒也。”宋梅应发《（开庆）四明续志》卷四官营酒库所收酒税中有“缸头钱”一项，清刻宋元四明六志本。]。“煮酒正熟”不是说加热煮酒已沸，而是说酿制的煮酒已经成熟，正可开坛享用。所谓“一尊煮酒”，尊是盛酒器，而不是煮酒器，所说正如今人言一壶煮酒的意思，而不是以尊温酒。叙事末尾又有诗为证：“绿满园林春已终，二人（引者按：叶逢春本系统二人作曹刘）对坐论英雄。玉盘堆积（引者按：叶逢春本系统积作翠）青梅满，金斝（引者按：叶逢春本系统斝作翠）飘香煮酒浓”。斝与尊同属盛酒器，形制稍异，有三足。作者换用此字也只是诗歌的平仄所需，其意与尊完全相同。诗中“煮酒”与“青梅”对仗，同属名词，所说完全是重复前面的叙事。我们这里不惮其烦地一一详细解析，意在提醒读者不要轻易笼统地滑过这些饮食细节，要留心与今人的习惯理解不同之处。这里曹操提供的“青梅煮酒”，正是宋人所说的青梅与煮酒两种食物，而非以青梅去煮酒，煮酒不是烧煮加温之义，与《三国演义》关公温酒斩华雄之温酒并非一事。 这一令人颇感意外的细节，也许包含了《三国演义》作者和写作年代的某些信息。考虑到作为《三国演义》蓝本的《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都无此情节，则此情节很可能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的原创。从前面的论述可知，至迟元中叶以来，“煮酒”作为酒名的说法已经寥若晨星，几乎无人使用。在这样一个普遍的情势下，《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段“青梅煮酒”的描写，却严格忠实于宋人的生活实际，应该有这样两种可能：一、这段故事的写作时代与宋朝相去不远，在元朝出现的年代不会太晚，应该不会晚至明朝，更不会晚至明代中叶。二、故事的叙述者有着深厚的江南地区生活经历。如果元末明初贾仲明（1343－1422后）《录鬼簿续编》记载的戏曲家罗贯中即《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则此人“号湖海散人”，与贾仲明为“忘年交”。所谓“湖海”应非泛泛的江湖之义，而是标榜其一生中重要的生活空间，一般指湖泊密集、濒临大海的长江下游，即今江苏的南部和浙江省为核心的江南地区。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郎瑛《七修类稿》称罗贯中为钱塘人、杭州人，或者不是空穴来风，《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有可能长期居住在杭州一带，至少应年长贾仲明30岁以上。我们不可想象，如果不是在时间上贴近南宋或者长期生活在“青梅煮酒”风气十分浓厚的江南苏、杭一线，会有这样贴近宋人生活实际原汁原味的细节描写。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只是全书的一鳞片羽，如果就全书所涉名物风俗、方言俚语、地名人名等进行全面的排比验证，或者可望在《三国演义》作者、写作时代等方面获得一些新的认识。 七、明清以来，从“青梅煮酒”到以青梅煮酒、“煮青梅之酒” 尽管《三国演义》原本说得极为明确，没有丝毫的模糊和分歧，而宋人言谈中的“青梅煮酒”指两种食物更是明白无误，而我们现代的理解却表现出“集体无意识”的共同偏差。我们以大陆版《辞源》《汉语大词典》和台湾版《中文大辞典》对“青梅煮酒”一词的释义为代表。《辞源》说“煮酒”是“古代的一种煮酒法”，然后举晏殊词句、苏轼诗句为书证，但未进一步申说，大意应是理解为以青梅煮酒的一种方法。《汉语大词典》说：“以青梅为佐酒之物的例行节令性饮宴活动。煮酒，暖酒。”这是总释与拆解相结合的方式，概括解释大致不差，而将煮酒释为温酒，显然与上述宋人原意和《三国演义》本义有差。《中文大辞典》说是“以青梅之实酿酒”，将煮酒释作酿酒，而直接用青梅作原料酿制果酒，梅酸过甚不利曲菌发酵，各类酒经及生活类著述也未见记载。三种解释虽然都分别引宋人诗词和《三国演义》为证，但显然对宋人和《三国演义》的实际语义并不了解，关键是对煮酒的名词之义一无所知，因而不免望文生义。然而这正是长期以来我们共同的认知，电视剧、各类通俗读物乃至于《三国演义》的学术整理本均作此理解[中央电视台电视剧《三国演义》第14集《煮酒论英雄》案上陈设一盘青梅、一小坛浸有青梅的酒。农村读物出版社2002年版陈云鹏整理《说唱三国》第35回：“（曹操说）‘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又置煮酒正热，特请使君园亭小酌’……杯盘已设，一盘青梅，一壶热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大中国文化丛书编委会《中国酒文化》第103页解说“青梅煮酒论英雄”：“亭中的桌上摆着热酒和青梅。”煮酒指温过的酒。文汇出版社2008年版沈伯峻校注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注“斝”：“古代酒器，用以温酒”，显然是以煮酒为温酒。]。何以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不能不说与元代以来人们有关活动和说法的长期演化和积淀有关。 在“青梅煮酒”各类说法中，“煮酒”的词性词义无疑是其中的核心。明朝以来，作为酒类名称的“煮酒”仍然见诸记载，尤其是通俗生活百科类、医药本草和一些方志著作中仍多涉及。如明刘基《多能鄙事》、宋诩《宋氏家要部》《竹屿山房杂部》、王鏊《（正德）姑苏志》等都有相关的技术说明和酒类介绍，但内容一如元人《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一样，主要仍是宋人有关说法的转述。在明朝诗文中，我们只找到明初刘基《渔父词》“采石矶头煮酒香，长干桥畔柳阴凉”，明中叶杨基《立夏前一日有赋》“蚕熟新丝后，茶香煮酒前”等少数一两条仍属酒名的诗例，一般情况下，人们所说“煮酒”都是温酒的动作之义，晚清以来也通称整个酿酒活动[煮酒是酿酒工艺中的一道工序，在宋代风气盛行，也代指整个生产行为。但元代至清康熙、乾隆间，人们言之，如非酒名，即指温酒活动。清道光以来，温酒之外始通称整个酿酒活动。舒钧《（道光）石泉县志》（道光二十九年刻本）田赋志第四：“苞谷之为物，一穗千粒，不堪久贮，经夏则飞为虫。乡间秋成方庆，即煮酒饲猪，醉饱一时。”盛镒源《（同治）城步县志》（民国十九年活字本）：“宜永禁米谷煮酒熬糖也。查本地所造水酒、饴糖，从前均以米谷煮做，虽屡经出示严禁，而无知之徒仍敢以身试法。”张鹏翼《（光绪）洋县志》（清抄本）卷四：“山中多苞谷之家，取苞谷煮酒，其糟喂猪。”蒋芷泽《（民国）兴义县志》（民国三十七年稿本）第七章《经济》：“自耕农与佃农之副业，每岁除种植普通农作物外，间有煮酒、织布、编竹器、织草棕履等为副业。”《申报》1926年3月11日《泰兴酒业对火酒问题之表示》：“泰兴农田，沙土居多，最易生虫。故农田肥料，独能讲求，十之六七均取给于猪粪，不但肥田，且易杀虫。由是农家无不养猪，而猪食以酒糟为大宗，故养猪之家又无不煮酒，所产烧酒年达二十万担，均农家之副产也。”由晚清至民国至当代，煮酒之酿酒义愈益明确和流行。]，而不是酒类的名称。明中叶以后，尤其是入清后，煮酒与烹茶、烹豚、烹羊、烹鱼、杀鸡等连言对举[如明张光孝《招杨子饮》：“煮酒揽竹叶，烹茶点松花。”清焦循《杭州杂诗·得家书口占》：“老母呼唤速归去，煮酒烹豚告祖坟。”刘大绅《暮归自绿豆庄》：“割鸡煮酒尽交情，十里徐徐信马行。”李骥元《泽口》：“楚女不冶容，门中自炊爨。烹鱼复煮酒，殷勤供客案。”]，成为设食宴客、盛情聚友的常见活动或标志方式，“围炉煮酒”“拥炉煮酒”、泥铛煮酒等会友娱宾的细节频频出现在各类诗文歌吟和描写中，煮酒与温酒、暖酒、热酒、烫酒等同义，同指饮前给酒加热的举动。 在这样的流行语境下，“青梅”与“煮酒”连言和对举的含义也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首先仍指青梅佐酒，这是宋人“青梅煮酒”本有的意思，也是“青梅煮酒”一词最基本的含义。如明虞谦《游顾龙山》“林间煮酒青梅熟，雨后烹茶紫笋香”，杨慎《归田四咏为宪副卞苏溪赋（卞名伟）·春耕》“饷陇青梅煮酒，访邻绿笋烹茶”，清常熟徐涵《雅集》“摘梅倾煮酒，削笋和蒸豚”[清单学傅《海虞诗话》卷九，民国四年铜华馆本。]，虽然词性是动词，但都两两一组，是搭配佐食之意。清陈维崧《绿头鸭·清和》“烘朵玫瑰，剪枝芍药，摘梅煮酒且娱宾”，也是明显的摘梅佐酒之意。但这种情况下，更多的则是泛言饮酒或其他酒食而以青梅相佐助兴，而不用“煮酒”一词。如明杨基《虞美人·湘中书所见》“青梅紫笋黄鸡酒，又剪畦边韭”，清文昭《夏日集韵得行字》“纱橱竹簟眠初觉，红杏青梅酒数行”，郑世元《分佩招同俯恭崘表陪家寄亭集吾庐和寄亭韵》“青梅如豆酒初熟，长啸一声山鸟闲”即是。 只要“煮酒”作为动词与“青梅”配合举食，就面临生活常识上的挑战。众所周知，饮前加热温酒一般用于天寒、夜冷、气湿的时节和环境，前引唐宋人的“温酒”“暖酒”“煨酒”之事都属于这种情景。而宋元以下淮岭以北多无梅树，江淮以南青梅可食的时节在春末夏初，而此时的江南气温已高，若非特殊情况，饮酒不必再加温，我们在宋人作品中甚至还看到因春暖而“嫌温酒”的现象[赵崇森《春暖》：“把杯早自嫌温酒，盥手相将喜冷泉。”《全宋诗》第38册第23717页。依今人饮酒的经验，黄酒饮前加温至45℃，毒素充分挥发，口感更为香醇。]。因此我们看到，整个明清时期虽然人们的饮酒活动决不会少于两宋，但以“煮酒”与“青梅”组合出现的机率却大幅减少，有关“青梅煮酒”的说法，大多属于点化古人风雅之语，食青梅而温酒并非生活之必需。更多的情况下所说是另一种青梅佐酒方式，这就是煮青梅下酒、以青梅煮酒或煮青梅之酒。吴绮（康熙时人）《和庞大家香奁琐事杂咏》：“煮得青梅同下酒，合欢花上画眉啼。”顾舜年（乾隆时人）《酷相思》：“手摘青梅将酒煮，更有甚闲情绪。”应宝时（道光时人）《玉抱肚》：“恨青梅酒冷无人煮，恨青萍剑冷无人舞。”樊增祥（咸丰举人）《消夏绝句》：“天靳相如露一杯，酒鎗无意煮青梅。”《笏卿见和前韵再叠一首》：“榨头新熟鹅儿酒，待煮青梅约使君。”《五月三日送西屏暂归青门》：“美田新酿鹅黄酒，烂煮青梅伫尔归。”或以酒煮梅，或径称煮青梅酒，说的都是将青梅入酒煮饮。即便象吴绮所说“煮得青梅同下酒”，以青梅鲜脆，似不必另行水煮，实际表达的可能仍是酒煮青梅或煮酒浸梅。而煮酒绝不会“烂煮”，只是文火暖酒，合理的情景应是将青梅置于酒中适当加温，或温酒后浸入青梅备饮，这是有清一代所谓“青梅煮酒”更为常见的说法和更为切实的方式。 在上述青梅煮酒的语意环境里，《三国》青梅煮酒之事也就受到了与原著不同的理解和转述。如毕木（？－1609）《耍孩儿七调》：“菡萏新红茂叔台，智仙亭上欧阳醉。玉川子烹茶解闷，曹孟德煮酒青梅。”毕木出生于嘉靖初年，这正是《三国志演义》嘉靖本出现的年代，所说“煮酒”已非名词之义，而是与“烹茶”相对应的动作。再看《三国演义》文本的变化，明嘉靖本原为《青梅煮酒论英雄》《关云长袭斩车冑》两节，清初毛宗岗整顿后的回目是《曹操煮酒论英雄；关公赚城斩车胄》，这种对仗的方式使“煮酒”明白无误地定格在温酒的动作上。再看同期诗文作品，明末陈函辉《题唐灵水曳杖寻梅图》：“檐前箸落，青青在手。我所寻梅，曹公煮酒。”清初董以宁《洞庭春色》：“坛坫英雄谁敌手，便添煮，青梅佐曲车。闲评论，问使君与某，是也非耶？”张贵胜《遣愁集》卷六“赏鉴”：“刘备尝依曹操，一日青梅如豆，操煮酒与备共论英雄。”乾隆朝曹学诗《会稽家左仪先生暨德配蒋太君双寿序》：“试煮青梅之酒，谁为借箸之英雄；闲听红豆之歌，愿化凌波之神女。”张九钺《题清容太史雪中人填词》：“吹箫屠狗事何穷，游侠须传太史公。好对江南三尺雪，围炉煮酒话英雄。”晚清樊增祥《满江红》：“纵我生稍晚，犹及光丰。时代如今逢过渡，中流击楫几英雄。约使君，添酒煮青梅，操请从。”所说“煮酒”尽为动作，或以青梅煮酒，或以酒煮青梅，说的都是一义。其中张贵胜是直接抄述《三国》故事，却成了曹操煮酒与刘备共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原义明显不同。青梅作为佐酒之物，或有入酒与不入酒煮的不同调制方式，煮酒作为加热温酒的动作则是明以来有关说法的一致含义，对曹操青梅煮酒故事的各类引用和复述更是如此。前引《辞源》《汉语大词典》等今人通行的理解和说法，正是元以来这一生活常识和文学故事长期误解和传述的产物，包含了元明以来数百年间相关活动和思维的历史积淀，构成了我们今日对“青梅煮酒”这一生活常识、文学掌故和文化符号的基本认知和感受。 八、总结 综上可见，“青梅煮酒”早在两宋时就是一个社会热词，实际说的是青梅、煮酒两种食物佐食取趣的活动。煮酒是一种酒类的通称，其生产技术和产品性质都与后世的黄酒相当，是当时政府榷酤的一大商品酒类。它与青梅同是春夏之交的当令食品，人们以青梅佐酒，形成风气，包含了丰富而美好的生活情趣，文学作品乐于描写与赞美，从而凝结为文学的经典意象和饮食活动的流行话语。但这一盛况在元朝并未得到延续，元朝的酒业生产和管理、全社会的饮酒风气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瓦解了煮酒盛行的根基，作为酒类通名的煮酒也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让位给新兴的黄酒。与此同时,“煮酒”作为温酒的动作之义却开始兴起并逐步流行起来。《三国演义》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正是产生于这个词义转折的关键时期，但原文所说“青梅煮酒”保留了宋人两种食物的旧义，这也许包含了这一故事产生时代和作者生活背景的某些信息。明清以来，由于煮酒名词之义的沉寂，对“青梅煮酒”的定义和理解也就发生了明显的转移,更多情况下说的是以青梅煮酒或煮青梅之酒，这正是我们今日对“青梅煮酒”这一文学掌故和生活常识的基本理解。认清这一逶迤复杂的历史过程，不仅可以全面、深入地把握“青梅煮酒”这一文学事迹、生活常识、成语掌故的实际含义、历史积淀，了解其来龙去脉、前世今生，而且对《三国演义》的成书时代、宋元时期酒业的发展状况、黄酒名称的起源等相关问题都有直接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 原载：《江海学刊》2016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