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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于14 世纪中期的黑死病使教会的威权受到削弱，人们开始凭借自身的认识能力来思考周围世界。随着这些独立的新思想的酝酿和传播，传统的社会秩序被动摇，自我救赎的行动开始出现。 14世纪中叶，欧洲爆发了一场被称为“黑死病”的大瘟疫，据载，当时牛津大学学生近2/3死亡，整个欧洲大约有2500万人死亡。作为一种突发性事件，这场瘟疫既给人类带来浩劫，同时也对人类文明本身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今，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场灾难时，发现黑死病在欧洲步出中世纪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在一片死寂与黑暗中，欧洲迎来文艺复兴的曙光，一个思考与质疑的新时代悄然来临。在这个意义上，黑死病又成为欧洲挣脱中世纪枷锁和实现欧洲文化转化的一个重要诱因，这也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动摇了教会的权威 黑死病爆发期间，陷入恐慌的人们急切地探寻瘟疫的原因，黑死病是怎样发生的？如何治疗它或阻止它蔓延？处于绝对权威的教会根据“原罪—赎罪—审判”的信仰体系，给出了“神谴说”的答案。他们认为黑死病是上帝因世人的罪孽而降下的惩罚。为了平息上帝的愤怒，人们必须不断忏悔，并压抑自己的欲望，有些鞭笞派教徒甚至通过严酷的自我鞭笞来清除身上的罪恶，以期获得上帝的宽恕。 然而，黑死病肆虐无情地否定了教会的解释，尽管人们不断祈祷，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夺走生命，其中包括道德高尚的教士和修女。于是，人们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到底是什么行为引起了上帝的愤怒，为什么好人与坏人会无区别地大量死亡？如果说成年人因为犯罪而付出应有的代价，为什么无辜的孩子也要承受死亡的惩罚？尤其不能自圆其说的是，为什么那些作为上帝使者的教士也无法幸免？所有这些，教会是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宣称“神谴说”的大主教威廉姆斯·埃丁顿不久也染病，成为英格兰最早的受害者之一。对宗教的虔诚信念开始松动，我们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看到了人们思想上的某些变化，它实际上表达了人们对上帝的失望，因为上帝并没有出面阻止瘟疫的发生。 黑死病在显示世界的残酷面目与荒诞本质时，促使人们对教会体制产生怀疑。既然上帝对人间的苦难保持沉默，人们需要找到新的教义来对这些苦难作出解释。于是，种种关于病因的新的也许同样荒诞的解释在黑死病过后的欧洲不断上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这些异端的出现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的分裂，成为150年后宗教大变革的先声。 在黑死病流行期间，人们对教会中有些教士的表现也感到失望。由于黑死病极为可怕的传染性，教士的死亡率很高。面对死亡的威胁，虽然一些品行好的教士能坚持职责，但也有不少教士选择了临阵脱逃，他们不去听垂死者的忏悔，甚至从患者身边逃走，或者“因惧死”，“连俸禄也顾不得要了”。教士死的死，逃的逃，这造成了神职人员的短缺，而新招纳的教士文化素质低下，他们更加不能严格地履行自己的救助职责，而是乘机中饱私囊，接受死者大量的捐赠，从而大发横财。这些行为引起了人们对教士的憎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教会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感。《十日谈》中所描写的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而实际上骄奢淫乐、敲诈聚敛的教士就是黑死病期间人们对教士的一种新的认识。 及时行乐的现世主义 与此同时，黑死病所带来的无所不在的死亡阴影，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冲击，激发了人们对生命的热望，许多人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和变化。 面对死亡，人们把目光从对天国的期待转向尘世的享乐，享受人生的社会心理盛行起来，人们把神学的清规戒律抛诸脑后，饮酒放歌，寻欢作乐，不舍昼夜。当死亡的威胁高悬头顶，与其惧怕死亡，不如鼓起生活的勇气，“向死而生”。死亡随时可来，但生活仍要继续，人们重视个体的生命和现世的欢乐，不再压抑自我的欲望，越是面临死亡，越要珍惜拥有的人生。随着黑死病的日益猖獗，人们的禁欲观念开始瓦解，各种寻欢作乐的生活方式开始盛行。 冲破神学禁欲主义，肯定现世的人生价值的趋势突出表现在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对男女青年享受爱情生活的赞美上。在《十日谈》中，薄伽丘通过众多生动的故事描写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彰显生活趣味，同时也辛辣地讽刺了教会虚伪的禁欲主义。在那些故事中，爱情不再是宗教神学所谴责的罪孽，而是合乎人性的正常要求。薄伽丘用一种新的伦理道德标准评价爱情，推崇青年男女打破门第的真诚的爱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品对于那些有着真感情的情夫情妇也特别宽容。小说还进一步向我们展示爱情的魅力，爱情不仅能够激发人身上的聪明才智，而且具有荡涤人心灵的伟大力量。薄伽丘对待爱情和教会的态度代表了一种新的人文精神的崛起。 初步确立自主意识 黑死病在欧洲的爆发客观上还产生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推动力即人的自主意识的形成。中世纪的人们生活在教会的权威下，很难形成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意识，服从上帝的安排成为他们生活的信条。爆发于14 世纪中期的这场瘟疫使教会的威权受到削弱，人们开始凭借自身的认识能力来思考周围世界。随着这些独立的新思想的酝酿和传播，传统的社会秩序被动摇，自我救赎的行动开始出现。 人的自主意识的形成首先表现在对黑死病的救治与预防上。当教会要求人们受难和屈从但却不能阻挡瘟疫的蔓延时，一些医生开始寻求治疗患者的方案，尽管这样做成效甚微。医生的这些尝试给了人们一种积极的信念，即面对无情的瘟疫，只有行动起来，尝试采取多种措施，才有可能走出困境。可以说，人们的这些救治与预防行为成为文艺复兴摆脱神的主宰、恢复人的主体地位的预演。 同时，在黑死病带来的无所不在的死亡面前，身份、等级与门第失去了意义，从而在客观上促成了平等观念的萌芽。死亡使国王、贵族、僧侣和平民之间的等级差别荡然无存。瘟疫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等级观念，也冲击了现实中的等级制度。瘟疫造成人口大量减少，由此造成劳动力严重短缺。由于剩余下来的人力太少导致劳动力价格上扬，雇主不得不用提高工资的方式来招募劳动力，这样一来，不仅构成了劳动力的转移，而且使农民与封建主之间的依附关系向货币关系转化，从而加速了庄园经济的衰落与瓦解。而统治者所采取的通过制定法令限定工资的举措不仅未奏效，反而加剧了统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激起了一系列旨在反对社会不平等的农民起义。它们向以前从未被置疑过的似乎天经地义的不平等原则发起挑战，从而“显示了在人类事务中正在形成的一种新思想”，这种新思想正是来自于底层民众的平等需求与身份意识，而劳工的流动则使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自由劳动成为可能。 黑死病在中世纪的爆发虽然是一个偶然因素，但它却以恐怖的方式加速了历史的进程，催生了欧洲人文主义精神的复苏。黑死病所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恐惧动摇了教会的绝对权威，孕育了中世纪末期及时行乐的现世主义，培育了独立自主的新型人格，在一定程度上为即将到来的辉煌灿烂的文艺复兴时期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3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