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越南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始终处于一种异常复杂多变的状态。尽管研究越南现当代文学的学者一般都为它的殖民背景与争取独立的精神而津津乐道，然而这种宏大的叙事模式确实忽略和掩盖了诸多重要文学事件和现象。从近代法国传教士普及拉丁拼音文字开始，到越南汉喃字拉丁化后的越南新文学，再到由越南劳动党（越南共产党的前身）领导下的武力斗争建立新政权的文学史，这种模式化阐释越南现代文学的方式，虽然照顾到其现代化进程的一面，却掩盖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多种声音。 越南现代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19世纪中叶，法国殖民者闯入越南中部岘港海域。在侵略者坚船利炮的掩护下，法国的传教士们涌入，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蚕食。根据越南著名文学史家清朗的《越南文学略图》记载，越南本国文字起源可以追溯到1631年。西班牙一些传教士传播天主教时，曾经用简单的拉丁文注译了汉喃字里的一些词汇。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路德（Alexandra de Rhode）在越南生活了几十年，后来完成他在海外传教生活中的最重要著作《八天教义》和《越葡罗字典》。《越葡罗字典》经过卡地亚（Cadiere）等几代传教士200多年的补充与完善，现在已成为保存较为完整的珍贵史料。值得深思的是，西方传教士在东方传教时，也曾试图对汉语和日语拉丁化，但遭到强烈抵抗，最终只有沿用了近300年的汉喃字难以幸免。汉喃字本属“汉字文化圈”，是越南黎朝皇帝在汉字的部首和偏旁基础上，创造出的注译越南语的一种文字。但这一创造却把越南传统文化剥离出原始的生态环境，把越南文化推向一种尴尬的历史境地。 20世纪初，在法国殖民者的统治下，越南先驱们的启蒙运动备受当局打压，这让他们处于两难境地：是捍卫本土传统文化还是先救亡图存？历史选择了后者。反思20世纪初越南文化阵地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黎志远教授认为，“迫于当时社会情况，爱国先驱们已经不再把国语（被拉丁化了的越南语）视为殖民侵略的产物了。相反，相对于汉喃字，这种拉丁化了的越南文字易读易记。为了传播革命思想，他们把国语当做武器，鼓吹大家学习和普及这种国语。”就这样，出于功利、实用的目的，越南文字在历史中完成了它的轮回。回头反思，任何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要谨慎对待这种顾此失彼的做法，因为一种文化伤逝付出的代价、失去的价值是无法弥补的。这一时期，殖民者在越南的愚民政策产生了大量文盲，除了著名思想领袖潘朱桢、潘佩珠等人，其他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名门。当时，中国古典文学很受这一“小众”读者青睐，阮正箣、阮文永、范琼等人在《南风杂志》、《东法杂志》等刊登的诸多中国古典小说，如《西厢记》、《封神演义》、《双凤奇缘》等很受欢迎，中国国民政府初期徐枕亚的《雪鸿泪史》也一度风靡越南文坛。可见中越文学交流并没有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阻断。 “永恒的记忆”——人性的自我书写 在越南革命文学的宏大叙事和国家意识形态长期监控下，越南现代文学史几乎遗忘了越南文坛曾一度出现标榜自由、自我的启蒙文学。20世纪30年代越南现代文学代表、以个人自我意识为宗旨的文学社团——自力文团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自力文团成立于1932年，有自己独特的创作宗旨，一度吸引了众多著名作家诗人的参与。 自力文团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和艺术诉求。20世纪30年代，越南人民曾受封建统治和法国殖民统治双重压迫，虽然越南国语已经普及，但是报刊、著作仍在沿用半文半白的汉语词汇（越南在19世纪中叶之前使用汉字和喃字）。根据发布在1934年6月8日《风化》杂志第101号的自力文团创作宗旨，其中“使用简单的、易懂的、少汉文的行文，带有安南风的文章品格”、“重视个人自由”和“让人懂得孔教已不合时宜”等号召贯彻得最为彻底。自力文团的文学作品为倡导使用简明易懂的越南国语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他们提倡的“个人意识”、“个人自由”的启蒙自我觉醒意识也首次在越南现代文学上粉墨登场。 20世纪20年代越南文坛曾受徐枕亚的言情小说《雪鸿泪史》的影响，以爱情为主题的书写题材一度被诸多作家竞相模仿。该文团的创办人壹灵（阮祥叁）写过《儒风》——一部带有《雪鸿泪史》色彩的古典言情小说，于1926年由河内严涵印书馆出版。显然，自力文团与创始人阮祥叁的法国留学经历不无相关。20世纪30年代初，该文团的文艺主张和提倡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改革，都走在时代的前列。该文团言论机构《风化报》的初期办报宗旨是“走新的途径、寻找新的理想；绝不屈从成见；不趋奉任何权势，以良知看事物，为真理而行动；以诚实为本；以嘲讽为方法、以笑声当武器”。幽默诗人秀肥（胡重孝）是这个文团的成员，他在《自力文团身边琐事》的回忆录中写道：“《风化报》并不与法殖民者发生正面冲突，而是直接打击统治者的官吏豪绅走狗，法殖民统治者乐意袖手旁观，因为这样一来，一方面民众视线转移，忘却了真正的仇敌；另一方面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浪漫小说被催眠，这些都有利于当局。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风化报》才没有被查封。”后来，整个印支半岛的局势愈演愈烈，加上该文团创办人内部发生政治分歧，文团逐渐走向瓦解。虽然该文团只存在了14年，但它在越南现代文坛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其影响是深远的，尤其是它所留下的启蒙精神成为越南国民珍贵的记忆与财富。 “历史大潮”——现实主义的书写 越南现代文坛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只经历了短短的15年时间（1930—1945）。这15年里，各种文学思潮相互交织，复杂多变，确实丰富了文盲占人口90%的国度的现代文学图景。“对整个印支区域和越南来说，愚民政策是有系统地进行的。他们不想让民众接受教育，恐怕他们思想觉悟，发起革命反抗不公平的待遇。这一政策下，印支区域的文盲比率占95%。”这个文学思潮所蕴涵的内容和各家创作风格虽然驳杂，它却是越南现代文学的核心。法国殖民者在统治越南近80年的时间里，给越南的历史和文化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段时期，越南人民进行了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事业，直至1945年革命成功，越南民主共和国诞生。在此之前，它的确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尤其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越南人民更是受尽了屈辱。1945年春天，越南民族几乎走到灭亡的绝境，饥荒夺去了200多万饥民的生命，死去的人比近现代任何一场战争中牺牲的人都多。 这一时期，普通民众的形象陆续进入作家们的视野。吴必素《灯灭》里面的酋大姐、武重凤《鸿运当头》里的红发阿春以及阮功欢短篇小说《男角四卞》刻画的人物形象，都生动细腻地展现了旧社会艺人充满苦难的生活，他们被塑造成要强的人，或流氓形象。然而，究其根源，这些人物的悲剧性多半是由于自身的性格矛盾造成的。揭示人们困苦挣扎生活的同时，作家也批判了他们人性相对丑化的一面。20世纪40年代初，南高的一系列创作反映了当时的生灵涂炭，他的《志瓢》、《月华》、《一双眼》，以细腻的笔锋描写了从知识分子到底层劳动人民是如何为了“活着”而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40年代初的作家常被称作控诉旧制度的现实主义爱国作家，“各现实主义作家只能通过对穷人困苦潦倒的描写，主要是底层小资产阶级、贫穷的市民和农民，来间接地攻击统治阶级的剥削”。这也是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现实当中，有意无意地跟“现实”靠拢，但也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利用，想必这一历史现实是无法规避的。 越南现代文学思潮无法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必须尊重真实的历史。但在越南左翼文学史家的概括中，这一阶段的文学非常笼统而有失偏颇。我们无法否认20世纪30年代所谓“浪漫文学”所鼓吹的个人主义和自我意识的启蒙思想，但当把“个人”图腾放在革命宏大叙事的“集体”潮流中，就显得格格不入。于是，个人被归结为一种历史的宿命。但无论如何，在被历史洪流掩盖之前，发出呐喊是必要的，这种声音也许显得无助，却证实了“人”真实的存在。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5-3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