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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突然明白了艾略特所说的“人是爱玩耍的动物”之后，一切便像莱辛所说的：“被真理的突然的光辉所眩惑，我们又跳向了另一个深渊的边缘”。“收视率”和“点击率”被提升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娱乐风潮开始席卷整个大众媒介市场，从而正式开启了大众媒介的娱乐化时代。被“娱乐至死”精神侵蚀的大众媒介开始演变为一个巨大的娱乐黑洞，不管是日常上演的文化事件，还是严肃的文化批评，被吸纳进巨大的娱乐黑洞后，无一例外地演化为奉献给大众的娱乐产品。诸如葛红兵炮轰易中天、白烨和韩寒的争执都曾是轰动一时的文化娱乐事件，至于他们论争、交锋的具体内容及这一事件的批评意义，都在媒体的轻描淡写中化解了，因为这并不是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对于他们而言，文人相轻或名人相骂所具备的娱乐效应才是他们的兴奋点所在。而且，一旦有此类事件发生的苗头，他们就进一步推波助澜、煽风点火，一副惟恐天下不乱的表情。为了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他们甚至屡屡采用断章取义、故意曲解原意等低劣手段，以混淆视听来博取观众或者读者的眼球。 如果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承认大众媒介是人文知识分子表达批评意识、承担他们社会文化责任的重要载体的话，那么，如今越演越烈的大众媒介的娱乐化倾向正在将文化批评导入新的歧途。在“娱乐化”的媒介氛围中，文化批评固有的思想性、客观性、创造性丧失殆尽，而酷评、艳评成为炙手可热的强势批评话语和新批评文体。在批评的理性精神消退的同时，一批酷评家横空出世，他们穿梭于媒体的各类访谈节目之中，每发一言必标新立异、振聋发聩、光芒四射。比如前段时间重新复出的王朔，一上来必滔滔不绝，话语强势张扬，成为媒体的宠儿，尽管他对媒体的态度未必友好，但媒体依然对他不离不弃，原因就在于其每发一言必极具娱乐价值。因此，王朔一出现就是文化娱乐版的头条。王朔固然是深谙如何引导媒体之人，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走上了王朔式的批评之道。诸如前段时间出现的10博士联合抵制于丹事件，怎么看都像是一出闹剧，他们在公开信中要求于丹向全国人民道歉之类的偏激言辞，以及在于丹签名售书现场出现的一位衣服上写着“孔子很生气，庄子很着急”的捣乱者，清楚地昭示着这一批评事件的滑稽本质。 在娱乐疾风劲吹的大众媒介的参与下，娱乐界和文化界越来越密不可分，由大众媒介制造的学术超男、学术超女和酷评家们非但频繁往返于媒体参与搭建的学术秀场，像布道者一样分赏着他们熬制的心灵鸡汤，同时也频频参与“好男儿”之类的纯娱乐秀场，与娱乐超男和超女们进行着亲密的正面接触。如果说，对于易中天、于丹和《百家讲坛》的走红，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它们的正面价值，比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以及普及等等，但同时我们也有理由心存质疑，毕竟，大众媒介和文化学术圈的互动是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纽带而非学者的文化批评意识为首要宗旨形成的。学者以及讲述内容的选择权最终是掌握在媒介手中的。换言之，学者是没有话语权的，只有媒介赋予的娱乐权，尤其是在当前媒介制造的全民娱乐风潮中，学术话语和文化批评中批评品格的失落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更令人忧虑的是，大众媒介以“娱乐大众”为宗旨和文化圈的互动正在逐渐改变当代文化批评的外在形象和内在格局。大众媒介的蓬勃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强势介入人们的生活和学习。在媒介深度锲入人们生活的同时人们对媒介的依赖也在日渐加剧。人们非但通过媒介来体验世界、了解世界，甚至把媒介世界当作世界本身，于是，媒介生产的现实也成为人们心中比“真实”还要真实的“真实”，媒介生产出来的批评现实也理所当然地成了普通大众心目中的批评真实。于是，当学术超男、超女及酷评家们轮番走上前台之时，那些被媒介过滤掉的批评和批评家们则成功地被遮蔽了，成为了失语的一群，这不仅仅包括那些面对现状选择三缄其口的学院派，也包括始终坚持着严正立场的批评家，在大众媒体制造的现实环境中，他们没有任何位置。在观众眼中，只有那些加入了娱乐化风潮的、和大众亲密互动的批评家才是批评家。这不仅仅造成人们对当前批评界的一种误解和认识错位，将媒介批评直接等同于学术批评，将媒体圈定的文化圈直接视同于文化学术圈的全貌，长此以往，非但会改变文化批评的外在形象，也将使批评中心发生位移，学院派批评和严肃批评将失去原有的中心位置，而被媒介的批评中心所代替，这一批评格局的变化最终必将影响文化批评功能的发挥，这恐怕也是我们这个娱乐化时代批评界的远忧吧。 原载：《文艺报》2007-11-6 原载：《文艺报》2007-1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