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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把新浪博客上关于“文学死了”的讨论称为“事件”，而不称为“讨论”，是因为倡导“文学死了”的论者并未提供具有生产性的话题，倒是近乎网上流行的“恶搞”；因而围绕这一话题的严肃讨论，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得不把其话题中的“恶搞”性质加以剥离，或进行“反恶搞化”，从而使得正常的讨论只能在“转义”的情况下进行。这一情形倒是与我们要探讨的互联网时代的都市欲望与意识形态生产密切相关。 1 事件是从一篇博客文章开始的。2006年10月24日，新浪博客“叶匡政博客——文本界”上贴出了《文学死了！一个互动的文本时代来了！》 ，当天，就有讨论的跟帖和文章出现。五天后，新浪博客以“叶匡政投下2006中国文坛重磅炸弹：文学已死！中国现代文学从2006年已不复存在”为题，在首页头条隆重推出，并分“支持”、“反对”、“思考”三个版块“配发”了12篇回应文章，并加了倾向明显的《结束语：一切才刚刚开始》。 于是网上讨论迅速蔓延，纸质媒体也随后跟进。 那么，《文学死了》一文是怎么论证“文学死了”的呢？作者开篇即说：“文学死了！憋在很多人心里的这句话，终于可以说出来了。有一些人不会答应，正是他们构成了今天的文学利益集团。”紧接着，作者把“他们”分为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诗人、作家，文学教授、批评家、文学编辑”，另一部分是“那些依然怀有梦想的文学爱好者”。把“怀有梦想的文学爱好者”也归属于“今天的文学利益集团”，不可不谓作者的一大创见。但他却不做任何解释，只是斩钉截铁的断言：“但无论他们是否答应，文学，这只旧时代的恐龙，这个曾经傲视其他文字的庞然大物，它已经死了，它的躯体正在腐烂。” 接着作者从文体入手，说：“每一种文体都有它的演变史，作者必须首先将自己亲历的遭遇，演变为对文体的服从。而且要通过对文体史的研究，来决定自己说什么或怎么说……”这看起来像是从正面论述，但却迅速归结为“文学由此成了一小部分人的特权”，于是便由对文体的论述不加论证地转向对文学从业者和文坛秩序的指控，以至网友不无讽刺地批注到：“这大概才是作者想说的话！却透露出被排斥在外的焦虑感！” 但作者接着又不加转折地回到了文体：“文本遇到体裁问题，如同文本在成长过程中遭遇到最严厉的文学酷刑。体裁对文本的束缚，是一切质朴文本沉沦为文学的开始。文学体裁历史发展的极致，一定会把‘说不清楚’作为一种文体的终极结果。”作者看起来是像说，一种新写作受到了旧文体的束缚，从他下面引征“文言文和古体诗”做比，他也确实在走向这样一个结论，但他最终说出的原话却是“文学就像1919年以后的文言文和古体诗，……似乎还活在一些人中间，但已丧失了任何存在的意义。”从而有意识地把论述逻辑中的文学某些过时文体，置换为文学本身。 那么，他引入的取代物是什么呢？ 一份生动的语文老师的教案、一段鲜活的网络聊天记录、一篇有关婚姻问题的博客短文与回贴、一个情真意切的手机短信等等，任何形式的文字文本都与所谓的文学有着同样的地位。 原来，他要引入的是以“生动”、“鲜活”、“情真意切”这些文学性字眼加以限定的“任何形式的文字文本”，让它们获得“与所谓的文学有着同样的地位”，也就是取消传统意义上“非文学”和“文学”界限，拉平二者之间的等级，让具有“生动”、“鲜活”、“情真意切”这类文学特性的“非文学”完全“文学化”。那么，他干吗不直接讨论这个问题？干吗不以 “经典文学”、“文学的基础文类”这种“特称”来指称他的革命对象，非得以“全称”的“文学死了”来偷梁换柱呢？害得以为这是专业讨论的网友，被迫“教导”作者说：“真应该看看最基本的文学概论”； 也害得作者的朋友们在“支持”他时，不得不对他的“全称”式混乱，做出“特称”式限定。如刚刚被网友“恶搞”过的“梨花体”主人赵丽华：“他这个观点和我几年前在一个访谈中的文字很接近：‘新事物新方法新观念突然纷至沓来，很多精心架构的小说也远远赶不上生活本身更丰富和跌宕，它甚至就要被纪实文本和影视文本所取代，如同记景抒怀的散文被时评、球评、乐评、影评及时尚随笔所取代，诗歌被歌词和手机短信所取代，相声被小品所取代……’” 如前不久同样被“恶搞”过的诗人兼导演老巢：“如果我承认文学在死去，也只是承认文学中已经腐败的部分在死去，也必须死去！比如旧的体制，我们服务于计划经济的各级作协已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那就解散了吧！比如旧的秩序，按资排辈的那一套，……比如旧的体裁，小说、诗歌、散文等等……” 有意思的是，支持作者的朋友，在做出这种“特称”限定后，也无形中取消了作者的命题，使作者激昂宣布业已“死了”的文学整体，变成了文学的“旧体制”，“旧秩序”，“旧体裁”，以及“远远赶不上生活本身”的“精心架构的小说”、“记景抒怀的散文”等等。而实际上，作者本人的文章中也在自我反对和自我颠覆，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用“文学性”来定义非文学，用自己反对之物的特征来定义自己的肯定之物外，作者对文学所有的怨气，与其说是冲着由小说、诗歌、散文、戏剧这些基础文类所支撑的广义的文学，倒不如说是冲着握有话语权的“占山为王”、“招摇过市”者，或曰狭义的文坛秩序。对此，不仅支持他的朋友心领神会，替他做出“旧的体制”，“旧的秩序”这类限定，网友们也火眼金睛，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人怎么那么喜欢纠缠‘文学等级，……诗人、作家的身份意识，文学史’？竟然把文学外之物，干脆当作了文学本身？”“现今文坛秩序，早就臭不可闻，却竟能让作者如此斤斤计较。”“因‘作家占山为王’，便一股脑打倒‘占山为王’的作家与人共用的文体，不惜把本来具有意义的道理，龟缩进自己跪地造反的呓语中。” 在洋洋洒洒的数千文字中，作者只用了一少部分篇幅，来毫无论证地论述“文体”压迫“文本”， 语文教案、聊天记录、博客短文与回贴、手机短信等，应获得与文学的同等地位，却用大部分的篇幅，以 “文学死了！任何……人会得出这个结论”之类排比句开头，进行斩钉截铁、毫不犹豫的论断。有好事的网友将此一一列出： 文学死了！任何熟悉媒介史的人会得出这个结论。 文学死了！任何了解今天媒介变化的人会得出这个结论。 文学死了！任何知道一点文学史的人会得出这个结论。 文学死了！任何了解一些文学体裁的人会得出这个结论。 文学死了！任何喜欢过文学创作的人会得出这个结论。 文学死了！任何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人会得出这个结论。 然后评论说：“此‘人’为‘非常人’，有着诱人的外表，华丽的‘外包’，并且智商不低——他在反复的（地）说着他的宣言‘文学死了’的同时反复的（地）将他的宣言强加给了许多许多的人们。” 更有网友一眼便看出其中的游戏性质，以同样的游戏态度予以“奉答” 。被新浪博客编辑设置为“反对”者、据说也是作者熟人的周瑟瑟文章，也“搞笑”般地以“叶匡政先生死了，但文学还活着”开头，以“‘叶死了！’文学不死！”结尾 。还有网友干脆称作者是在“恶搞文学” 。相比之下，在这个由互联网所提供的特有上下文中，与之严肃讨论反而被赋予尴尬地位。比如上述作者朋友在支持其时，实际上是在替他做一种“祛恶搞化”的工作；与之严肃辩论的，似乎也仅仅是告之作者原本就心知肚明的常理。说这场讨论不具有生产性，其原因就在于此。 2 这场讨论作为讨论不具有生产性，并不意味着作为一个事件也不具有生产性。事实上，这个事件包含了诸多可被分析的要素，其中之一便是作者的动机。据介绍，作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编辑和书商，曾经发表过800多首诗歌，编辑出版过不少“高品位文学书籍”，所以他的朋友赵丽华才称“叶匡政比其他人更有资格说出‘文学死了’这句话”。他的熟人周瑟瑟也调侃说：“一个长得白白嫩嫩的大帅哥，民营出版界的牛逼人物，搞出了一大堆梦想抢占出版话语权的什么系列典藏，经常与美少妇刘索拉、神鬼鬼的残雪、洋愤青洪晃混在一起……，据民营出版圈内朋友说，他至少为这些少妇老妇作家出版长篇小说就赚了不下百万银子……”如果这些介绍都是真的，那么单从作者的“造反”举动看，他更像是一位背离自己出身和利益的“革命者”。但正如前面已引用和分析过的，他对自己真正的论题——“任何形式的文字文本都与所谓的文学有着同样的地位”，既没有加以论证，似乎也无心思、更无能力论证，他真正的关切点正如网友一针见血指出的仅仅是“文坛秩序”，那么，称这种“造反”为阿Q式的“跪地造反” ，就一点也没有错儿。 但阿Q“造反”多半出于受压迫，“文学死了”的“造反”却来自一个据说是成功的诗人和书商，虽不能排除在成功道路上也曾遭遇压制煎熬，但这种可能的拟猜却无法构成分析的根据。倒是作者朋友在博客文章中透露出另外一些信息。老巢说作者当着他的面说“文学死了！”之前，“刚和我一起在《诗歌月刊下半月》策划并推出专号：‘安徽新诗阵线——从胡适开始’，对文学尤其是诗歌表现出可贵而饱满的热情。是什么使他短时间里出现如此大的反差？他的解释是：因为九月以来我和赵丽华先后在网上被恶搞，使他震惊，进行认真而痛苦地思考得出的结论”。老巢本人的被“恶搞”与文学无关，赵丽华的被“恶搞”则是因为她的“梨花体”诗。所谓“梨花体”是“恶搞”后的命名，“梨花”谐音“丽华”，网友显然不满意“鲁迅文学奖诗歌评委、国家级诗人”赵丽华女士写出这样的诗： 毫无疑问 我做的馅饼 是天底下 最好吃的 于是便选出一部分遍贴各大网站，结果引起舆论大哗，批评、指责、漫骂、戏仿铺天盖地，从而酿成影响颇大的“梨花体”事件。 赵丽华本人对此的反应平静有节，而她的一些诗人同行则愤而力挺。先锋诗人杨黎等为支持赵丽华，专门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诗歌朗诵会，不料因一位诗人朋友裸体登台朗诵被媒体报道，酿成另一场引发激烈争议的事件。老巢在文中说：“如果作为一句话连起来说：‘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天底下最好吃的’，这不是既明了又通顺吗？问题出在它分行排列了被叫做‘诗’，这才引起一片哗然！为什么？因为它不符合大多数读者心中‘诗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又是谁定的我们必须遵守吗？”他抓住 “梨花体”事件可为诗人辩护的关键，即“什么是诗歌”，从而直接挑战了已在公众那里形成了虽模糊、但也稳定的公认诗歌标准。在这一背景下理解叶匡政宣布“文学死了”的举动，就可能不再费解了。叶已经越过了老巢式的具体辩护，意欲通过颠覆文学整体，而为包括“梨花体”在内的“非文学”寻找新的秩序空间。 这真像是一场革命，其“革命”的理据也言之凿凿：旧的等级秩序压迫了蓬勃的新生事物！但倘若不去追问“革命”的对象并非某个现实利益集团，而是几千年、几百年在不断革新中沉淀下来的人类智慧和情感形式；倘若不去查看“蓬勃的新生事物”并未落实在任何一个历史主体上，哪怕是受压迫的历史主体——似乎没有人想去成立诸如欲与文学试比高的“语文教案文本协会”、“手机短信文本协会”，连作者本人也不想；倘若不去发现对文学的“造反”仅仅出自为哥们姐们儿的“梨花体”之类的文字寻求经典地位，而是单纯诉诸作者的“革命”逻辑，那么，这场“文学革命”的成立便在所难免。可惜，这近乎一场搞笑！ 赵丽华在“支持”作者的文章结尾说：“在如今的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有参与和质疑的权利。一个没有权威和经典的时代已经到来。一个以怀疑、解构、批判、颠覆为主要方式的时代已经到来。一个可以人人参与的多元化的互动文本时代已经到来。没有办法。”“梨花体”主的话不可谓不好，“梨花体”力挺者乃至“文学革命”者也力主消弭经典与非经典界限，打破文学的传统等级秩序，但错位恰恰在这里发生了——他们的诗人、作家、文学编辑身份就是那个经典文学秩序给予的，而且，也看不出他们有丝毫意愿打算退出；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让力挺“梨花体”的诗人们感到压迫的并非文坛权威，而是非权威的众多匿名网友，他们最应该认同打破经典界限和文坛秩序，让自己的博客短文和三言两语的手机短信进入“神圣”殿堂，但事实却是：“经典”之外的人通过恶搞“不经典”的诗歌，来维护不属于他们的“经典”秩序；被“经典”秩序赋予了身份、地位的人，却通过告知公众“经典”界限业已打破，来继续巩固、乃至进一步争取自己其来由自的地位、身份。从部分诗人对“梨花体”的竭力辩护到叶匡政虚张声势的“文学革命”，让人无不感到诡异怪戾，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圈里人倒是看得精确。一位称也是叶的朋友的诗人，在“反对”叶的文章中开头便说：“善于制造耸人听闻言论的叶匡政在这乱云飞渡各领风骚三两天的网络时代终于按捺不住寂寞，抛出了……的口号式文章，且一下子就跃上新浪主页及博客主页，不能不说是叶匡政在这诗歌多事的九月之后的继续炒作。”作者称叶“造就出这一篇太过荒诞的文学文本”的原因是：“一鸣惊人的意念太过猛烈”。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几个要素：“网络时代”/“一鸣惊人的意念”/“炒作”之结果。正是这些要素，使得“一篇太过荒诞的文学文本”，可以被解读为“一篇还算不得太荒诞的欲望文本”。也许只有在互联网时代的都市欲望这幅图景之中，我们才能够剔除其中的荒诞因素，将之视为当然之物接受下来。事实上，“梨花体”事件中的力挺行为，也只有在这幅图景之中才能够被正常接受。 所谓都市欲望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欲望，它是人类古老欲望，如性、权力、表现欲等在现代都市环境中的重现与变形，但却是一种不断被论证的、赤裸的、夸张式的重现和变异。在传统的乡土社会，这些欲望是被置于统一的道德习俗和社会法则中的；在现代都市社会，这种道德习俗和社会法作为传统依然存在着，也依然保持着强大的约束力，但已被置于相对化的位置，人类古老欲望的多样形态与“非常”形态正在获得合法的空间。就在“文学死了”事件发生前不久，社会学家李银河的“夫妻换偶无罪”论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而传统性爱的羞赧形式，在这个时代中，尤其是在互联网上则转变为日益赤裸的形态，连网友注册的网名都带有直截了当的赤裸色彩 。同样，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对权力的重新定义，人们开始观察到权力的更多形态。其中话语权越来越被视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权力之一，尤其在互联网的BBS或博客上，以往被垄断的话语权力，如今被分散到每个网友个人手中。由于网络拉平了发言者的身份，人们在获得平等发言权的同时，也有了同等展示自己权力意志的机会。以往事关权力意志的个人言说，如今却极有可能成为公共事件，甚至你会很容易在一些论坛看到以“上帝”或“宇宙之王”的名义发号施令的ID，他人骂则骂矣，我自巍然不动。非逻辑的强词夺理并不比娓娓道来的论证说理具有更少的发言权，反而能够更吸引他人眼球，成为公众视野里的中心。“权欲横流”这个词，用来指称互联网时代的话语权也同样恰当。 在这一背景下解读“文学死了”事件及“梨花体”事件，就会很容易看到，在众多网友竭力维护传统经典秩序的对面，活动着的正是被都市欲望燃烧着的诗人们。他们一方面作为普通网友，拥有方便的网络话语权，任何“胡说八道”都无须经过经典秩序中必不可少的“精英化”审读过程；另一面作为实际生活中的编辑、诗人或作家，他们又最需要在传统的经典秩序中确立身份和地位。只不过，他们在这一刻临时发现这经典秩序有点碍手碍脚了，于是便将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相反理念兜售给公众。其中不易发现的背谬之处是，这一为“非文学”辩护的行为，表面上很像李银河辩护“夫妻换偶无罪”，但李银河是为不被承认的个人存在争取个人权利的存在空间，有着法理和人权上的理据及前后一致的逻辑性，上述事件的当事人则为了让在经典秩序中“堕落”的哥儿姐们，不再“堕落”出话语权力秩序，或为尚未完全进入话语权力秩序的自己踏入这一秩序，便运用普通网友可以“胡说八道”这一“无权者的权力”，无视任何有说服性的理据，不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混乱逻辑，强行推衍命题和制造话语。对此背谬现象，除了诉诸蒸腾的个人权力欲望角度，几乎无解。而操持话语的人努力进入话语中心或维护既有话语权力，也不是什么让人惊讶的事，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尤其是互联网提供了这种便利，尤其是还流行着“强词夺理”的互联网逻辑。 3 但我们的分析还不能结束，因为“文学死了”事件的另一面还没有被触及，那就是意识形态生产。 意识形态与思想的区别在于，思想和产生思想的经验具有一种逻辑上的相关性, 但意识形态却不同，它也有产生之的经验作基础，但却可以和这种原始经验隔绝，或根本不具有任何逻辑上的相关性。比如，一个橱窗上贴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标语的水果店经理，可以完全不操心世界无产者是否联合的问题；一个刚从价格不菲的异国温泉中出浴的青年，也可以立即高呼“普罗列塔利亚万岁”；一位当代诗人因为哥们姐们的文学地位受到质疑，也为了让自己在文坛上“一鸣惊人”， 或许还为了满足自己“跪地造反”的伪革命情结，便可以审判式地庄严宣布：“文学死了！” 思想无论多么偏至，均力求涵盖生活中的更多经验，并向所有的经验开放，它可能生产立场，但却拒绝凝固自身，具有一种有机的生长性；而意识形态则不同，它总是倾向于减少、简化、变形乃至隔绝人们的直接经验，它本身就是凝固的，只生产立场，让生机勃勃的世界凝固在其僵硬的立场之上。所以，动物庄园里获胜的动物们才可以高喊着“四脚的神圣，两脚人罪恶”，而安享新的剥削生活；某位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铁杆信奉者，才可以拥抱胡适而拒斥鲁迅，然后塞给你一个“胡适还是鲁迅”的二项选择。 思想可能追求形式的明晰性和逻辑的一贯性，也可能不追求，让自身呈现为一种矛盾体，但不管追求与否，它都能够融含矛盾和悖论，其形式的明晰性和逻辑的一贯性也是自身面对和处理矛盾和悖论后的结果；而意识形态则不同，它拒绝融含任何矛盾和悖论，只保持表象上的一贯性和语言上的简洁性，让那本应融含的矛盾和悖论，通过无意中的逻辑混乱，或有意识的“偷梁换柱”，统统压抑在它一贯的表象之下，放置在它简洁的语言之外。意识形态产生暴力，是因为它在根本处就包含暴力的逻辑。 依循常理，一个开放的社会是应该多生产思想，少生产意识形态的，尤其是在一个可以更方便表达和交流思想的互联网时代。但生活的悖论也发生在这里，一个由技术所带来的开放社会，在方便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同时，也方便表达和交流意识形态。在“文学死了”事件中，无论是始作俑者的论述，还是网站编辑的版面处理，均具有典型的意识形态生产特征。 先说文本。正如我们前面已涉及到的，“文学死了”命题的产生并非没有基于原始经验，但那种产生之的原始经验却与命题本身毫不相干，因为命题提出者根本无法把对同行哥们姐们被网友“恶搞”的怨气，带进他的庄严“宣布”里；也无法把他被另外的诗人朋友一眼窥见的“一鸣惊人的意念”，或为网友随后窥到的“跪地造反”的伪革命情绪，甚至网友怀疑的商业动机，注释在他的庄严“宣布”旁。他只能假装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把“特称”偷换为“全称”，而模仿性地宣布“XX死了”。他当然明知这不是真的，也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所以从一开始也就没打算践行命题所包含的理念。 由于命题和原始经验的脱离，命题提出者就只能去另外粘合符合其命题的材料片段或经验碎片，比如用“1919年以后的文言文和古体诗”来喻指小说、诗歌等文学基础文类，把自己在文坛秩序中可能遭遇到的“作家占山为王”的挫折性经验，置换为文体赋予“一小部分人特权”的行业手艺问题，并通过“就是如此！就是好！”的逻辑 ，最终完成其论述。对于与之相反的材料或经验，则根本不加理睬；至于论述是否与历史和生活对应，也根本不去顾及。当事者的所有兴趣都集中在提出这个命题，宣布这个结论上，为此，他甚至不惜语言暴力相向，用诸如“任何知道一点文学史的人/任何了解一些文学体裁的人/任何喜欢过文学创作的人/任何喜欢阅读文学作品的人”都“会得出这个结论”来强加于人。无论是作者的思维逻辑、论证方式、行文风格，还是最后塞给读者的结论，《文学死了》都堪称一篇意识形态生产的典型之作。 再看网站编辑。新浪博客网编者不仅在主页隆重推出该文，并“配发”12篇文章，而且在《结束语》中写道：“叶匡政挑起的这场论战不是一般的文学争论，他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期价值重估的标本之一。”并在称“中国现代文学从2006年已不复存在”的通栏标题的下方，特别著明“中国现代文学：1916—2006”，表达了自己明显的意识形态偏好。但这或许并不重要，在一个信息即商品、也即消费的时代，作为商业网站的编辑，即使没有这样的意识形态偏好，也只能把构成“事件”的最耸人听闻的消息置于最醒目的位置。在发现《文学死了！》之后，难道编者还会把诸如《手机短信应与小说获得同样的文体地位》，或者《从文体角度谈手机短信》式的文章置于首页吗？即使没有《文学死了！》，编者也不会这么做，他明白信息市场消费的并不是问题或思想，而是简洁明快的意识形态。 对“配发”文章的编排也很有意思。12篇文章被分为“支持”、“反对”和“思考”三个版块，但读完“思考”版块的四篇文章后才发现，除了一篇介绍西方“作者死了”、“人死了”的观点作为与叶氏“文学死了”并不相干的背景文章外，其余三篇均可纳入“支持”或“反对”的版块。而在“支持”部分里，除了一篇循叶氏思路、以抽象逻辑称“文学向文本发展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外，其余各篇均把叶氏的全称判断转义为特称判断后才说事儿，等于帮叶氏来了一番“祛恶搞化”。编者却并未顾及这一复杂情况，他只是按照“正/反”两向这种意识形态分类法，直接把事物一分为二。但他这样做又是出于行业逻辑和工作规范，后者要求他把来自生活的“碎片”加工成正反对称、整齐划一的信息品，正像“在线调查”中，他需要把“你觉得文学有什么价值”的答案，设定为在“认识社会人生/提高审美能力/记录历史”中的三者选一。 于是我们看到，在一个使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方便表达和交流的信息社会，出于各自的不同性质，思想的艰难产生与意识形态的迅速繁殖根本无法构成比例，思想的复杂性、悖论性以及无法高声呼喊的性质，也根本不是简单、明晰、可以高声呐喊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对手，正如一位美国作家面对一位封闭社会里的同行所言：“在我们哪儿什么都可以说，但却没人听我们的。” 当“文学死了”的论者以一种“平民主义”姿态，热情欢呼现代技术拉平了说话者的身份和地位时，思想正与大量无用的芜杂信息一样，被抛弃在黑暗的一隅里。也许这位论者比谁都清楚，他的“文学死亡论”是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生产机制中产生、传播，并被置于信息消费中心的。 在这个“乱云飞渡各领风骚三两天的网络时代”，思想本身克服偏见的功能也日益萎缩下去。就在“文学死了”事件发生前几天，一位优秀学者所写的鲁迅研究文章被贴到凯迪网络，一个署名“两兄”的知名网友随即跟帖道：“绕来绕去，就是不提鲁迅与日寇的关系，切！”有关“鲁迅是否通敌卖国”的话题，已经在这个网站反复炒做了无数次，也牵扯进不少显然是鲁迅研究者的网友，但纵使有多少材料出示和逻辑论证，一批类似“两兄”的网友就是坚持鲁迅“通敌卖国论”。当偏见自建秩序后，它也在这自建的秩序中消除了犹豫和孤单，获得了支持和自信，并在一种莫名的欲望支配之下，最大限度地自我繁殖和相互繁殖。看来网络“平民主义”并非灵丹妙药，它在有幸废除“精英”特权的同时，也不幸成为“暴民”的温床。人们在其中受到的意识形态训练，远胜于所受的思想训练。也许，网络“平民主义”的秩序，正是另一种“精英主义”秩序，一种让意识形态重占舞台中心的秩序。文学死了吗？这个不重要！眼前是：思想已死，意识形态再生！ 原载：《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原载：《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