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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媒介弥漫甚至过剩的时代，文学研究以“媒介”为视角，自不可避免①。近年来相关研究不断泛滥，仅在2006年，已有王一川等知名学者的数种专著面世②，论文更是不计其数。笔者动笔之际（2007年1月20日下午3点），通过CNKI搜索，相关论文有15059篇次；网络点击，相关网页有102000页。一言以蔽之，“媒介与文学”成为了文学研究界知识生产的新增长点。对此热潮，趋之若鹜者甚多，反思者却较为稀少，故本文尝试探询当前文学研究中“媒介”视角的意味，并对这一研究趋势做出自己的思考。 一 文学研究中的“媒介”视角的萌生，首先受到新闻传播学和文化研究的影响。 新闻传播学虽在20世纪50年代已在复旦大学等高等学府被传授，但真正成为学科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到80年代中后期有了快速发展。这一时期，西方传播学的理论著作被大量译介引入，并被运用于对本土媒介的研究实践，由此积累了大量有关“本土媒介”的一手资料，也为西方传播学理论的本土运用提供了较好的借鉴意义。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资料整理层面，新闻传播者的研究成果都具有先行意义。这无疑使得文学研究者在触摸“媒介与文学”问题时要少走很多弯路。较早对媒介与文学问题进行探析的学者陈平原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文学界对媒介进行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传播学经典著作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③，而这一精彩理论就是由新闻传播学学者何道宽等译介引入的。 当然，文化研究的影响更不容忽视。传媒是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传媒研究也就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很多西方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如威廉斯与霍尔等，都非常注意对传媒的研究。同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文化研究者亦开始从各个层面去透视“媒介”。总体而言，这些研究注重从思想史的角度透视媒介，着重揭示媒介与社会历史的内在联系，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很多可以直接引用贯通的思想资源与理论话语。 此外，作为新生行业，从事新闻传播业和文化研究的人，大多与文学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些是从文学领域转入，有些是两者兼顾，有些是从事边缘学科的创立与研究（新闻美学、文艺传播学），学者在不同疆域间的游走，以及交叉学科的出现，使得邻近学科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成果可以轻松转换，这都为文学研究中的“媒介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如果说以上这些还只是外因的话，那么，文学研究界内在力量的拉动，就使得“媒介”视角变得不可或缺。 一方面，在人数日多的文学研究场域中，研究资源已被掘地三尺，急需寻找新的资源，文学研究所面临的瓶颈状态迫使研究者不断扩展自己的疆域，以推动知识生产的持续进行。于是，“文学传播”就如一道灵光，敞开众多研究者的心胸。费勇在《大众传播与文学功能的重新审视》中不无戏謔地说道：“在几乎被穷尽了的作品、读者、作者、世界之外，原来尚有传播渠道这一维度有待开掘。”④鉴于文学传播与媒介的密不可分，媒介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任何领域内都存有新旧之争，有着边缘与中心的对抗，文学研究场内也如此。当一些学者借助新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式对文学进行重审时，就可能有意无意中颠覆了原有的学术规则，从而给占据了文学场核心位置、垄断了话语权的权威者以莫大压力。可见，新的研究领域的确立，也可能引发文学研究场域的秩序重建与力量重组。一般来说，年轻者在接受新思想、接触新领域方面有优势，年长者则凭多年积累的学术修养与学术资本容易占据权威位置。因而，很大程度上这种变革会表现为年轻一代与资深研究者之间的竞争与更替。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正是王晓明（1955年生）、陈平原（1954年生）、欧阳友权（1954年）等一批年轻学人，开始在“媒介”研究领域摸索耕耘，引导潮流，造成燎原之势。他们的研究客观上已起到瓦解原有研究格局的效果。因此，文学研究中“媒介”热的出现，还得益于文学场世代变革力量的推动，是年轻学人的一次自觉选择。 然而，没有开垦过的处女地，尽管容许研究者有更多自由的探索，甚至可以允许犯下某些错误，但占有新的对象并不意味着研究者就一定能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很大程度上，它仍然依赖研究者本人的综合素质与学术修养，更需要有新的研究思维与范式作为支撑。 二 当下有关“媒介”的文学研究，到底提供了怎样的经验呢？ 陈平原和欧阳友权的实践以及他们的反思颇值得品味。 2003年，陈平原在他的《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中，指出了两种典型但迥异的研究思路，一种是以“媒介”作为资料库，触摸那些成为记忆的往事，从中寻找研究所需要的细节；另一种则是把“媒介”本身作为文学史、文化史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前者是以“工具性”来对待媒介，媒介不过是一件随时可以脱掉更换的外套，后者则贯彻着“媒介即信息”的新理念，媒介成为了事物、现象的内在要素，是建构和重现历史的血肉。显然，他所心仪的是后一种思路。然而就在这本书中，很多研究者仍摆脱不了以“媒介”为镜的透视性思维，透过媒介，研究者看到了思想的、政治、经济的、文学的、社会的变迁。诸如《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旧文人：现代文学中的另类存在〈青鹤〉研究》、《〈语丝〉时期的苦雨斋弟子》⑤，媒介在这些研究中，有时只是一个时空的标签，有时只是一种思想和历史变迁的见证，它依然是外在于论述主题的。此外，从表述方式来看，由于它对媒介的表现特征表现了兴趣，故有的罗列数据如调查报告般僵硬，有的琐碎冗杂如会议记录般呆板，“媒介”似乎不是流动有致的带着体温的活物，而是冷冰冰的技术分析的结果，如没有了生命力的木乃伊。这种论文也就缺乏可读性，换言之，它呈现的是一种重考据多于思辨的学风。或许，这可为古代文学领域较早进行“媒介”研究的现象做一旁注，因为，这种考据式的研究与古代文学的传统学风具有一致性。⑥因此，这里反映的仍然是研究者的理论预设和研究范式的守旧。 对此，陈平原显然有所觉察，就在该书中，他在题为《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相当于后记）一文中，既是总结也是展望式地提出 “假如大众传媒的文字、图像与声音，不仅仅是史家自由出入的资料库，本身也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那么，从解读相对来说前后一致的作家文集，到阐释‘众声喧哗’的大众传媒，研究者的阅读姿态与理论预设该做何调整？另外，文学史眼中的大众传媒，与传统的新闻史家、文化史家和新兴的文化研究者眼中的大众传媒，到底有何区别？”⑦然而，他的疑惑并没有得到太多回应，问题也没有解决。在当前权威或平常的杂志上，仍可以见到类似弊病的媒介研究文章。如2006年最后一期的《文学遗产》中，一篇《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呈现的仍是此番面貌：资料详尽却枯燥难咽，行文严实却无思想灵光。⑧ 另一研究者欧阳友权，也是国内较早涉及媒介与文学问题的学者。2006年，《文艺争鸣》在显要位置刊出了他的《路上的学人与前沿问题》一文，在他看来，“媒介”研究无疑位于文学研究中的前沿地带，但要进入“学术前沿”则尚需努力。他反思道：“一些研究者把人文学术做成纯粹的技术分析，在概念和符号中兜圈子，其成果除了令人头痛的科技新名词的狂轰滥炸之外，对学术推进不多，对文论学理阐发很少。”⑨分析原因，他认为这是“技术决定论”的表现，是研究者缺乏“人文精神”的表征。这确实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媒介”研究中的另一致命伤与重视考据与个案研究的思路相反的是侧重宏大叙事，滥用西方理论的“媒介”研究，其动不动就是“媒介诗学”、“后现代”与“媒介帝国主义”，只见思想的流动而无事实的根基，浮夸之气毕现。不过，联系他于2003年到2005年出版的一些理论专著，他这番话似乎有自我反思的味道，如在他的《网络文学论纲》中，也似乎有此倾向。诸如：“文学的数字化整容，读屏时代的失语焦虑，网络文学的后现代‘卡农’情结，比特叙事的指涉方式、‘斯诺命题’与技术人道化批判， 网络自由与虎拟哲学”⑩等表述，虽让人目瞪口呆，却缺乏切实体会。当然，对这种术语挪用现象不能有求全之毁，因为在本土本领域还尚未建构出一套合适的独特的术语时，难免会出现“过度引用”的效应，不可片面归结于“人文性”的缺失。但是，如果这种浮躁之风蔓延、无法划定边界的话，就可能使“媒介研究”成为一种噪音，最终无立足之地。 陈平原和欧阳友权的实践及反思呈现了当前“媒介”研究的主要症候：独特理论资源的缺乏、研究范式的含混、表述方式的困境等。这些尖锐的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决，文学研究中的媒介派就算能够在文学场域中占据一席之地，也与其标示的“新世界”有着遥远的距离。 在笔者看来，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就得重新思考“媒介与文学”的关系，对文学研究中的“媒介”视角做出正确定位。因为只有研究者的思维方式发生改变，“媒介”研究中的理论危机、表述危机、研究范式危机才有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从广义上来说，媒介作为人与世界建立联系的中介，它的存在与人的历史一样漫长。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空之内，人们没有自觉意识到它的独立存在。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在文明的最初阶段，人们的思维特点就是混沌不分的，根本没有意识到媒介与对象和主体的差异；其次，尽管在文明的较高阶段，分析性思维得以确立和巩固，但在主客的对立思维中，我们习惯于把媒介作为形式的、工具的和客体的因素，因而忽略了它的独特影响力。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多种媒介并存、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对媒介的认识也由潜意识变成了显意识。或许，这种凸显对于人类而言，并非幸事，正如麦克卢汉所言，人的一切技术延伸必然是麻木的、阈下的，否则我们就无法承受这种延伸给我们施加的压力。(11)“媒介”独特性的凸显，是否也意味着当前情势中，文明对主体异化程度的加剧呢，我们是否已经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呢？ 媒介在文学研究中的历史路径，也同样历经了从暧昧不明到分析标举的时代，今天的媒介在文学中，其重要性似乎被标举得过高，从而导致了两种极端的研究态度。一是把它看为现代科技与进步神话的负面效应，新的媒介必然意味着新的危机，特别是象征着“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物化力量的大众传媒得到彻底的否定与批判，认为文学在新型媒介压迫之下走向了心力衰竭的观点比比皆是。如孙绍先的新作，其序便命名为《传媒压迫下的当代文学艺术》(12)，这样的态度不但有着“西马”的理论渊源，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现实体现。另一种态度则是以积极、顺承的方式对待新媒介，认为新的时代自然产生新的媒介，也必然导致文学与文学存在方式的变革。既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我们就只能改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去适应时代变化。但是，这种“存在即合理”的姿态有时却表现出对现实的麻木与混沌。如在《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13)这样的文章里，理性的力量遮蔽了批判的冲动。在否定担忧与肯定乐观的两种极端态度之间，当然也有综合性、妥协性的视角，但由于缺少学术锋芒，其影响远不及前两者。综观这些研究态度，我们不无失望地感觉到，媒介在成为热点话题后，它本身的独特性逐渐溶解，淹没在人们各自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之中，遭遇了与此起彼伏的“话题”研究同样的命运。“媒介研究”成为旧问题的新战场，成为我们整个文学研究症候的一种镜像。 在文学理论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文学被划分为作者、读者、世界和作品四要素。实际上，这四种要素是难以分离的，而让它们水乳交融的就是媒介因素。归根到底媒介是一种关系性力量，一种整合性力量，一种可以让我们在整合思维中理解文学存在的新视角。在这种研究中，我们不是要逃离原有的文学本体因素，而是要深入梳理其脉络，在更加历史化的具体语境中去感悟文学的特性，探寻文学的发展规律，理解文学存在的价值、意义及原因。那种过分凸显“媒介影响力”的研究者，是以孤立分析的目光在放大媒介影响。其实，媒介在牵制他者的同时，本身也受到种种牵制，媒介场的运作也渗透着其他场域的力量，这种错综复杂的转换和相对迅速的流动使我们无法也不可用孤立的目光来进行媒介研究。因此，在媒介研究中，我们必须反复追问的是，文学研究者有没有彻底贯彻历史化、整体化的思路？ 当然，我们也知道，任何人文研究都要突出焦点才能有所作为。不同的媒介对文学产生的不同影响确有待发掘，如印刷媒介所产生的审美距离与深度阅读现象，网络媒介导致的互文性阅读与互动性写作等。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应高度重视媒介背后的人文力量。因为，我们能够清晰感悟到，每一种新的媒介都试图进一步接近人的本真存在状态，许诺给人类更美好的前景，它是人类想突破自身的局限性而进行的努力，最终的决定力量是人。否则，我们就只能处于同样的十字路口，与蜂拥而上的人一起吹出一串串美丽却短暂的肥皂泡。 注释： ①有关中国大陆“媒介”研究的简要历史，可参见费勇、吴燕《大众传播与文学功能的重新审视》，《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 ②据本人不完全统计，2006年直接以“文学与媒介”立论的论著有：王一川的《京味文学第三代泛媒介场中的20世纪90年代北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孙绍先的《文学艺术与媒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张邦卫的《媒介诗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8月版等。而相关论著译作则不胜其数， 各科研机构以文学传播或大众媒介作为课题进行研究的也逐年上升。 ③陈平原：《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序言，见《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④费勇、吴燕：《大众传播与文学功能的重新审视》，《文艺争鸣》2004年第4期。 ⑤在该书中，传媒只是一面镜子，而且是平面镜，透明的中介，它对现代文学影响的独特性仍不甚明了，一般只是罗列特定传媒的特征数据如栏目、办刊理念、编辑人数等，拘泥于事实的梳理，而少理论的洞见与灵动的气韵。 ⑥80年代中期，古代文学研究者通过考察某些经典文学文本或文学类型在民间或异域的传播途径、过程与造成的影响，引起了一定的轰动。 ⑦陈平原：《文学史家的报刊研究〈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结语》，见《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567页。 ⑧潘建国：《铅石印刷术与明清通俗小说的近代传播以上海为考察中心》，《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第96-107页。该文属厚实凝重之文，可读性较差。 ⑨欧阳友权：《路上的学人与前沿问题》，《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 ⑩参见欧阳友权《网络文学论纲》目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 (11)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2页。 (12)孙绍先；《传媒压迫下的当代文学艺术》，见《文学艺术与媒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3)费勇：《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6期。 原载：《当代文坛》 2008年第1期 原载：《当代文坛》 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