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然而，这则古训于今日之电视研究却不尽然。我们是一个惯于驾驭语言的民族，今日又在传媒研究领域极尽语意含混之能事，信誓旦旦地宣扬什么要让炎黄子孙在世界面前“扬眉吐气”，弘扬如今只残存于三坟五典中的传统文化。当大多数中国人都已被媒体一体化包围和浸染时，号召这些至少对学术而言无异于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的东西，究竟还有多大价值呢？
    还是走进历史吧。胡适对国人之民族夸大狂的批评今日仍不过时，所不同的是，他那时所提的“旧文化”和“中国本体”均有其时代特指。近百年后，这些部分已成为历史陈迹。当社会、政治以及多数国民的职业、生活甚至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已然被媒体一体化淹没之后，还有什么本位文化、固有文化可言呢？他当时说：“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参见《胡适文存》，第539页，三联，1974年。）如今他的愿望大半已经实现。其实，他那时是太天真了，还以为中国人会傻到去拒绝西方科学技术的程度，殊不知国人是深谙今日任何功利、成就都必须是以西方为基础的。
    
    当然，中西文化观念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作用和在学术领域中的作用是两码事。强调人文学术传统为政治领域之一贯立场，不过此处倒颇有一分中国人的幽默。政治领域对完全西化的高层科技人士的礼遇大过对北大诸多国学大师的礼遇，这大概是有目共睹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孰轻孰重显而易见。政治领域对人文学术的态度固然可以左右其社会环境，但是这种影响并非根本性的，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逐渐多元化的当今人文学术界，学术水平的高下在相当程度上业已取决于我们自身了，这在以中国传媒大学为重镇的电视研究领域最为明显。由于历史格局的影响，今日中国之电视研究的学术结构及思潮是受制于传统学术、西方思潮和学术民族主义的。在政治主导因素大幅度削弱后，我们获得了充分自由，电视学术学界开始检讨这一学术历史格局的适当性与适时性问题了。从趋向看，随着留学归国、访问学者的增多，以北美为代表的电视西学对我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强烈。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特别思索电视学术民族主义的问题呢？原因有三：一是与西方学术活动的加强不等于对电视西学理解的增强；二是学术民族主义的心理根源为一切中国知识分子所共有，即使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也会频频再现；三是本来只有一个中国电视学术健康发展的问题，无所谓非偏于西或非偏于中不可，但是错误的治学态度却既会影响电视中学，也会影响电视西学。
    
    二
    
    
    
    

这里所指的中国的电视学术民族主义包括正相对立的两股潮流，极端例证就是费大劲搞什么日本战后电视研究、美国电视情景喜剧研究乃至什么京派、海派、南粤电视剧之审美特性研究。其实，它们的古典名称可追溯至明清时期的考据派和义理派，这两派显然是历史上汉学与宋学之争的具体表现，在今天的国际汉学界仍然有余波。古人学科分划不严，故以义理与考据标示其各自的学术取向，现代学人则将其划分为哲学、历史、社会、伦理、宗教等而继续争辩这两种思想方向对政治、社会、文化之影响。从人员上说，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大致有三代，其第三代的重心大有移往美国之势，并殊途同归于西方汉学界，从而证实了二者的共同性：学术的中国本位主义。胡适等均留学西方，崇尚西方科学，属意于西方科学加清代考据学，用意殊善。“五四”时代疑古健将的学术眼光绝非我辈现代电视学人等后学所能企及，然而他们将现代中国学术的任务局限于资料考证学水平上则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加之其研究对象和方法更是以他们自幼熟悉的旧学为基础，从而使现代学术研究相当地国学化了。另一方面，以现代新儒为主的中国哲学所强调的新义理之学，虽然活跃于中西两个战场，但却既反对忽略思想性的考据派，又反对咄咄逼人的西方哲学。西学借助正盛的传媒一体化，不断地向东膨胀和侵蚀，一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遂主宰了我们的哲学和电视研究。为了抗衡西方，“五四”一代努力回到中国传统的儒、道、释，去寻找精神力量。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政治大变局下，这一思潮几乎主宰了整个学术界。如果说考据派只是安于中国史料之研究，现代新儒义理派则勇于以中华思想道统自居。尽管其第二代传人的西学优于第一代，可惜在西学领域也同样不先求深入，而是积极营造各种新儒哲学体系，争为道统传人。如果说考据派为应用的学术民族主义者，义理派则为理论的学术民族主义者，二者的共同特点则是将材料、对象、方法均定位于中国传统学术，并辅以西方的范畴学和分类学，使其哲学表述更为条理化，而其目的仍是弘扬所谓儒、道、释国学之精神。譬如，五十年来，中国电视研究领域对电视艺术分类始终未曾停止探寻与争论，可迄今的成果却幼稚、稀少得可怜，而摘取类型学考察之硕果在西方同行眼中却根本不是问题（笔者一直持此观点，且仍有兴趣，可参见本人相关论文）。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的政治格局下，学术民族主义发展迅速。这是在一个与西方世界甚少学术思想交流的时期自行构建的民族学术共同体或自足体[Autonomy]，我们的电视研究恰恰就是从此发轫，在七、八十年代逐渐与西方恢复学术交流后，其弱点才日益显露出来，电视学术民族主义中的义理派和考据派在自我批评时都有颇为正确的见解，但常常只能指出表面的问题，而不能穷委竟源。考据派标榜分析与语言哲学，义理派标榜体系和伦理，二者却一样隔膜于现代电视学术之科学理论构造，可以说，欠缺有效的现代电视学术理论观正是两派之共同不足。
    
    冷静地看，无论是上述哪派，他们似乎从来没有过一种探讨当代电视研究应该有什么样的认识范围的兴趣。再看胡适，他本来没有多少理论兴趣，这位对提升西学、西化最有影响的人并不了解西方人文学术的理论体系。他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论些主义”不仅针对马克思主义，也是针对一切系统性的理论研究的；他的“十部《纯粹理性的评判》，不如一点评判的态度”的说法，在具体问题上或有所指，但在学术方向、层次上则表明他对理论的重要性并不理解。正是这一本质性缺欠，使得胡适在1950s以后没有成为海外思想领袖，同时他也终于未能在海外奠定一个有价值的人文学术环境。义理派以玄学代替现代理论，也同样未能真正担负宋明理学及宋明大儒那样的精神领袖职责。因为，时代变了。我们现在的学术研究尤其是电视研究乃至媒体研究，面对的环境和问题都已经根本改变，而这两派却采取了近乎食古的方式来简单化面对他们远未了然的当代电视学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岂不可笑？
    
    1950s以后，海外人文学术都与西方汉学界紧密相连，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中国人文学术界与西方人文学术界的全面交流关系，而是全体中国学术界与西方汉学界的一种交流关系。今日所谈的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活动或国际影响，主要仍局限于西方汉学界，而后者在西方人文学术中显然只可能占据边缘地位。然而，我们却一向善于运用字面的多义性以求宣传之效果，于是“西方汉学”中的“西方”二字就被利用了起来，以此来替代整个西方学术界。这样，中国本位学术共同体不仅承担了发扬国学的重任，而且还获得了所谓“西方”的褒扬。事实上，这是由于中国本位的学术为现代西方汉学界提供了直接的材料，他们故而才欢迎的。这种职业上的需求关系本来与我们的电视学术方向的正当性问题无干，可是双方在学术、机构、人员上的多年交流已构成了一个国际性电视学术综合体，很自然的，就把我们所弘扬的方向定位在取得西方汉学界电视学者们的肯定和赞扬上了。
    
    
    
    三
    
    
    
    现代中国电视学术之变迁中充斥着土洋两种实用主义影响，实用主义竟可成为语言思想混乱之根源。传统知识分子历来善于在有意无意间利用含混的思想以谋求名利和实惠。现代电视学者或许不致于如此鄙俗，然而思想含混、不求甚解、广为赞美的行径却是一样的，以致胡适的初级美国实用主义竟可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风靡全中国。中国实用主义性格之一是稍有知解即求其社会运用之效果，刚刚开始电视艺术审美特性之讨论，即在“电视”后缀上旧学中的“文学”，弄出个至今仍混淆视听的“电视文学”系列（由我国第一代电视艺术理论家高鑫先生首创）来。在欧洲刚学了几年19世纪的科学实证学，就马上和清代考据学结合，急匆匆地以此来确定中国现代学术的范围和方向。应该说，“五四”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远未掌握西方人文学术的基本内涵之前就为中国学术骤定方向，是一种轻率的态度，可是，如今我们的电视研究又如何呢？我们的学者，在具体研究项目上的严肃认真和在学术战略层次上的轻忽草率交错集结于一身的现象，比比皆是。专业问题和学术僵局问题是两个不同思考层次上的问题，而我们却往往以一个层次上的优秀来掩饰另一个层次上的薄弱和无力。“五四”一代的学术实用主义，使他们根本没弄明白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本质上的不同，以为把一些简单的自然科学方法用于人文科学就可使后者科学化了。他们不仅对当时正兴盛的哲学没有了解，而且对与之相关的社会学、现代语言学、心理学均未融通，可以说，根本缺乏一个什么是“大学术”的整体观念。虽然他们在国学专业层次上，得天独厚，当然颇有贡献，也是我们难以企及的，但在学术方向的层次上，他们的认识却是短浅的，其结果是学术的总体成就就十分有限了。其实，他们所成就的只是资料研究阶段的工作而已，这类工作自然特别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推崇，殊不知这种推崇实则是从他们职业性的利益观出发的。虽然就其学术要求而言，他们并非没有道理，但倘若我们的电视学人将此视为研究方向甚至认为受到了“国际”的认可，那就错了。
    
    学术民族主义者其实非常需要一个国际环境来表现他们自己。现代义理派和考据派在中西文明对峙中不是从中华民族的切己需要出发，急求自强之策，该西则西，该东则东，而是意气加实惠地投入比高比低的民族主义游戏之中。其结果是，在与电视西学交接时，不愿先做学生而只愿先做先生。他们急于向西方传授东方的古代智慧，而缓于向西方学习现代智慧，从而不是首先着眼于自身精神财富的积累，而是首先关注西方对中华智慧是否钦佩，这就直接违背了孔子“不求人知”、“吾生有涯而知无涯”、“古之学为己”的深明之教。正如一切弱者一样，他们不愿正视自身的缺点，力图改正，而是急于抒发一己之长，以及时满足个人的成就感。考据派找到了全球无人可比的特殊研究领域，在此领域中，洋人必拜我为师；而义理派既以中国儒、道、释为基本，因而三教之内也非国人莫属。至于西学则只是浅尝辄止，可资比附已足。第一代学人家学渊源，熟读四书五经，于文史材料自然备感亲切。第二代人也仍觉弛骋中学还是比较容易，况1950s后文化闭塞，于是便排除了现代西学之挑战，在中西文化交流的真空中从容地经营学术民族主义了。于是，新儒学成为在了改革开放时代全面退缩、自慰自安、自言自语的保守的思考方向，其突出特点是思维方式的非现代化[Non-modernization]和不可对外交流化[Incapable exterior-communication]。他们制造了一套套的中式玄学语言，使现代哲学、文化、学术等诸多复杂问题的思考朝向玄学修辞学化[En-rhetoric withal metaphysics]，而其哲学思维之效力则日益贫弱。更为有趣的是，新儒学那种以不知为已知、对新知新学采取全面回避、就连“综艺”及“电视艺术=电视剧+综艺”（系笔者的学术观点，可查询本人的相关论文）这样一个小小的概念和论断都不愿接受的态度，是根本违反孔子的为学之道的。结果是，在强大的西方人文科学的压力前，致使青年一代无以回应，只能被动接纳。“五四”那一代如果还能以学术团体的内部交流为足，我们这一代则必将与世界接触并重构，尤其对于电视学者，而这个世界又是一个远比西方汉学界要大几百倍的大世界。
    
    这两大学术民族主义的实用主义倾向还表现在，他们是高度依附社会制度的方便条件的。在国内当时有国学至亲尊的政治背景，在国外有西方汉学界之支持，于是很顺利地就找到了一条走向世界的途径。中国人文学术需要西方学术的支持，这一事实说明了其学术方向的对外依存性。结果，他们把在西方汉学界因职业需要而自然发生的一些倾向当成了中国学术界应当追随的主要方向，用西方一个学科的方向选择替代了中国学术界整体方向之选择，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文化制度性”误会！不过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何以一些移民西方的华裔学者如杜维明、成中英反成了保卫国学的大纛，而留守国内的中国学者倒成了“学术移民”了。这一类批评可以说，都是由于混淆了专业层次和学术方向层次间的不同战略问题，并把原则性问题与运用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混为一谈。我们不能把从事电视西学研究中的学风问题，简单地归结为西方文化殖民主义重覆下的集体奴意识[Collective slave consciousness]，学术方向问题不能用学术作用和一时效果来检验，这其实是一种狭隘经验主义的态度。包括现代传媒研究在内的西方汉学，是无法为中国电视学术规划方向的，因为其专业局限使其不可能面对电视学术理论之全局，而中国电视学术未来的方向问题，却只能在现代学术整体领域中寻求其适当的定位。事实上，我们对西方人文学术给予更多关注的倾向，是绝不应简单地用集体奴意识来解释的。正是如此，我们要正视西方人文学术中比中国人文学术包含着更多富有理智激发性的内容。倘若囿于学术民族主义而不敢正视这一现实，那就像义和团时代不愿意正视西方洋枪洋炮一样了，这种观点并不等于认为西方学术是什么“绝对真理”。我们不一定是因为某种学术是“绝对真理”而去研习它，而是因为它更富于理智激发力，从而生发出研习的兴趣和热情。我们进行电视研究，自然要和西方学者一道对电视西学成果中的正负两面予以吸收和批评。为什么不能把中西学术传统的内容都当成关注的对象，而要偏重于中国学术传统的内容呢？并非因为学术本身之优劣，而只因为是祖辈遗传之旧业，子孙后代就有“义务”去发扬光大，这岂不就是学术界忠孝思想的表现吗？这种观点恰恰是在传媒一体化趋势中西方学术大幅冲击中国学术界，而民族主义者又无招架之力时提出来的。如果以为学术民族主义能有效地抵御电视西学，那就错了。他们理论力量的软弱无力反而助长了无批判的崇洋思想的蔓延。为此，今日才有必要大力提倡对电视西学乃至西学的深入研究。
    
    
    
    
    
    四
    
    
    
    电视学术民族主义的本质问题其实还不是什么民族情感问题，更为根本的是，他们对现代人文学术之整体结构缺乏认识，而且又依附学术制度，存在深刻的功利主义思想。我们应该面对现代传媒浸染下的西方人文学术，去谋求民族文化精神进取之道了。否则，21世纪真有沦为物质巨人、精神侏儒之危险！须知，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消费主义时代是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伟大的人文思想的，而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和生存方向，又是直接与其人文思想的能力休戚相关的。现在已到了我们考虑学术层次问题的时候了。我们应有电视学术和整个学术两个不同层次、两种不同的眼光和知识准备。因此，在调整学术态度的同时，还应积极于现代学术知识的吸收。就整个学术层次而言，一定是一个学在思先、以学为主的问题。未来我们的人文学术之发展直接依赖于我们重学求知的态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整体人文学术有朝一日从根本上达至世界水准，而不是仅从国学达至世界水准，也不是仅博得国际汉学界、西方电视学者的认可和赞许。因为，就是不花力气，我们的人文、汉学也会永远是世界第一的。
    
    
    
    
    
    
    2004年4月25日初稿于定福庄
    2008年11月2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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