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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经典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共生关系千丝万缕并且根深蒂固,经典的变化往往是反映知识分子身份和处境变化的一种症候,进而也会昭示这些变化背后的社会文化现实。一个无需争议的事实是,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态势和无孔不入的消费主义风潮,以及随之而来日益发达的大众传播媒介,正在不断改变着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换言之,消费语境下媒体的介入,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当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媒体知识分子应运而生。这就势必影响着当代知识的生产､分配､享用以及再生产,作为知识体系的秩序保障——经典在当代社会遭遇的动荡和危机就在所难免了。 一､媒体知识分子的产生 媒体知识分子是在当代政治意识形态默许的前提下,媒体文化和知识分子内部共同召唤的结果。布尔迪厄命名为“电视知识分子”指的就是在电视上“挖欢问奔洹?依托媒体生存的人。“电视只赋予一部分快思手(fast-thinker)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事先已经消化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电视部门掌握着一本通讯录,其名单永远不变,电视节目若涉及俄罗斯,找X先生或太太,涉及德国,就找Y先生。这些媒体常客,随时可以为媒介效劳,时刻准备制造文章或提供访谈。①我们所说的媒体知识分子与此无异,主要就是指借助媒体的平台,同时也接受媒体市场公开运作的规训,传播､推广自己的知识和名望的那一类知识分子。 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谱系来看,媒体知识分子作为新世纪一个典型的文化现象与以前的知识分子群体有很大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转型的现代性语境下,我们曾涌现了一大批以“启蒙——批判”为特征具有普世理想的“介入型”知识分子,当时知识界此起彼伏的热烈争论也表明知识分子在不断出示对历史时代､社会生存以及形而上问题的主体性追问和整体性建构,“六经注我”成了这一主体性追问的典型姿态。经典(包括中国传统的与西方的)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建构的最重要的基石。但这一情形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变化,大学教育在管理方式上逐渐靠拢企业化的科层管理模式,知识按照严格的学科分工建制进行生产和流通,并且以一套严格的学科规范对教授的知识成果进行专业评估。知识分子只能在学科专业标准的规训之下,生产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并且按照学科的等级评价制度,步步追逐更高､更多的文化资本和专业权威。学科化和专业化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方面普遍知识分子的消失,格尔兹意义上“地方性知识”兴起,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论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形成了一大批“我注六经”的技术官僚;另一方面,专业知识分子对学院体制的生存空间和价值依托,使得其知识话语越来越远离公共空间,难以“介入”时代社会。 而媒体知识分子从某种程度上纠正了专业知识分子的封闭姿态,从一开始就带有敞开的平民主义特点。媒体的大众化､特别是国家媒体(如CCTV)所肩负的公共教育､价值训导､文化传播的功能,导致对依附它的知识分子之公共性的必然期许。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介入媒体(或者说媒体吸纳知识分子)还有一层抵制大众媒体“泛娱乐化”的含义。以创办于2001年的CCTV“百家讲坛”为例,面对新闻､娱乐､广告统治的媒体,其制片人万卫的定位是:“让专家学者走出象牙塔为百姓服务,做学术大师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桥梁,这就是“百家讲坛”所追求的目标。”②也就是说,媒体与知识分子的结合既改变了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体生态,将象牙塔内的精英文化注入大众媒体,又移换了知识分子的话语岗位和文化立场,正如布尔迪厄所洞见的:一方面,媒介为知识分子提高自己文化资本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利用媒体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双赢成了这类节目开办的题中之旨。 然而,大众传播时代消费主义文化的背景,使媒体与知识分子的结合必然不止是一种制片技术意义上的结合。“大众媒体借着扩大接受的领域,降低了知识分子合法性的来源,以更宽广的同心圆——那些要求较不严苛因而更容易获取的同心圆——包围了职业的知识分子,而以往职业的知识分子是正统的合法性来源……大众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知识阶层的封闭,以及传统知识阶层的评价规范和价值标准。”③换言之,对知识分子来说,大众媒体的介入,除了扩大了其言说的公共空间之外,在深层次上更影响了知识的生产(规范与标准)。毫无疑问,走进媒体,在今天同时也意味着要走进商业市场､走进消费逻辑。知识成为文化商品,媒体对依附于它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遴选标准,更有一套包装流程。而这一切在收视率的魔咒下,都不得不服从于难以抗拒的商业消费逻辑。致命的是,商业运作对文化生产的内在价值毫不关心——它只对它的货币价值有兴趣。 为了获得最大范围的收视效应,媒体知识分子不得不顺应文化商品的包装生产线。弗兰克·富里迪曾引述阿伦特的观点,认为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导致它们质量的下降,这样做的结果“不是解体而是腐烂,那些推进它的人不是锡盘巷(Tin Pan Alley)的作曲家,而是特殊类型的知识分子,他们通常大量阅读,信息广泛,他们的惟一作用就是将文化产品加以组织､传播和改变,以便说服大众《哈姆雷特》可以像《窈窕淑女》一样有趣,而且或许一样有教育意义”。④ 德布雷在其著作《教师､作家､名流:现代 法国知识分子》中描述,向媒介妥协,并依赖于媒介来获得自己的文化资本,把学术和流行时尚混为一谈,以大众媒介的尺度和标准来侵蚀学术和艺术的自律准则,进而以“上镜率”和“收视率”来获得“功夫在诗外”的附加资本,并扰乱学术自身的游戏规则。依照德布雷的看法,大众媒介有其自身的运作规则,这就是市场规则和商品化,而知识向媒介的倾斜实际上就是知识自身规则的衰退,并向媒介法则投降。所以,他认为,知识分子通过媒介来增加名声,就是蜕变为名流的必然过程。名声作为一种商品和特殊的价值,在媒介时代不可避免地成为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追逐的目标。制片人万卫认定主讲人(知识分子)是“百家讲坛”的核心竞争力,主讲人已经被包装为学术明星,出书､出碟､讲学等全程一条龙。明星(名流)化成了媒体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 二､媒体知识分子与经典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创造了经典,经典也创造了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介入媒体改变了自身的认同价值,也改变了知识自身生产的原有秩序,也就必然影响了文化经典在当代社会的命运。一个常识是,中西语境下经典都具有规范､典范､法则､范例､准则等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权威性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藏含的制约人的思维､情感与行为的文化规范之义。“没有经典方面的教学,其前景是全然不令人鼓舞的”。⑤无论是以启蒙､批判､建构为特征的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还是以专业化､学院体制化为特征的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都保持了对审美文化生产主导权的控制,和经典阐释话语权的主体地位,维护了经典的秩序和规范。尽管20世纪90年代学院知识分子曾经提出“重写文学史”的声音,意在重新核定经典的评价标准(从政治标准到审美标准),重新梳理经典的文学史序列,但这并没有否定或者弱化经典本身,没有停止或松弛对经典所潜藏的无可替代的意义之维的探求,自然也就没有动摇知识分子对经典合法化的仲裁权威。但大众传播时代媒体知识分子的出现改变了对传统经典的态度。 媒体知识分子屡试不爽的就是对经典进行审美降解。面对媒体前的公众,媒体知识分子不可能也不被允许在阐释经典的时候使用纯学术化的话语,更不能围筑一个关于经典的抽丝剥茧式的稳固性解释体系,因为这样会拒人千里。“人民需要这种轻型的历史读物,而知识分子应该放下身架,与传媒结合,‘采取民众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知识’,‘为什么不能讨好大众呢?’”⑥于是,浅思维成为媒体知识分子经典阐释的首选。对于媒介传播来说,传统经典中任何超验的文化价值和真理都不值一提。知识分子更愿意显得联系现实､容易接近,以及与流行观念保持联系。因而,对于经典的阐释,“知识常常被定义为易消化的现成品,能够被‘传递’､‘分发’､‘出售’､‘消费’……把知识转变为产品,也就剥除了它一切的内在的价值与意义。当知识被当作产品的时候,它与它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根源之间的联系就变得模糊不清了。知识越来越被视为技术性操作的产物,而不是人类智慧的成果”。④ 而一旦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这样的价值获得了根本的重要性,它们就成为教育和文化生活的仲裁者。从这一点看,一个社会学观念,一出歌剧或者一出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都取决于它是否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而且假如它未能联系现实面向公众开放,它就可能面临平民主义者(媒体知识分子)的改头换面,以使它对社会改造工程有用。弗兰克·富里迪以莎士比亚的被简单化为例,认为其动机并不是什么艺术家的洞见,要求对过去大师的戏剧作出重要的重新阐释。为改变审美感受而对一出戏剧重新阐释,这是剧院发展的必要部分。然而,“这一次的重新阐释不是审美判断的结果,而是出于联系观众的考虑。就如电子投票的问题一样,是与公众建立联系的愿望,而不是这一联系的品质,推动了人们使莎士比亚更易于消化。”④然而有些经典是无法被简单化和浅思维地阐释的,也无法轻易地联系现实以接受更多人接纳的。这类经典既不能被媒体知识分子加以平民主义的改造,那就必然会遭到他们的轻视或者弃用。 媒体知识分子对经典进行审美降解和浅思维解读显现出他们就是对公众的低期望值。在媒体生态中,“知识与日常洞见的界限模糊得最厉害。”正如弗兰克·富里迪在追问“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时得出的结论一样,媒体知识分子把大众视为“儿童”,降低了文化和学术标准,同时也淡化或转化了自身的身份感。即鲍曼所说的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转换,媒体知识分子没有“立法者”所承担的建构和创见的责任,所做的是推进交流——“转译在一个团体传统之内的言说,使它们能在另一个传统的知识体系内被理解”。⑦对于媒体运作而言,“理解”恰恰正是其存在基本前提或者生命线。 最终,对经典的浅思维解读导致知识分子自身的贬值。“媒介方面独特的事件的传递,使人产生一种短暂感和肤浅感。在这一方面,现代性有助于培育一种浅薄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没有任何东西看起来具有持久的价值”,⑧内在标准在不停地迁就中最终改头换面,不仅助长了对真理知识的相对主义态度,同时也必将走向真理的反面。富里迪用“颠倒的势利”: 对势力小人的传统定义是一个思想和行为受到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庸俗羡慕推动的人。颠倒的势利则起因于对普通和流行的不加批判的拥抱。颠倒的势利不加批判地批评各种过去所珍视和培养的文化。④ 在波斯纳看来,知识分子在大众传媒上出售的是一种“信用品”,由于信用品无法事先测定其质量,只有在消费中才能了解,因此,名人､权威､专家等身份符号在此类产品的出售中非常重要,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电视屏幕上的作者名下不断出现的提示观众的“教授､院长､著名学者”等字样。同时,在大众传媒主导下,决定一个文本价值的是知识分子(如主讲人)的形象和言说所提供的快感,而非文本自身所提供的快感,作品的价值被非作品的外在媒介价值所取代,受众效应和经济尺度决定着文化生产的整个过程。任何文化产品的价值都必须通过一定时间内的消费才得以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成功有赖于推销他们的产品,进而使得更多的受众认识和接受这些产品。所谓知识分子的成功也就转而成为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他们的成功并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更在于媒介把他们的形象推销给了公众。知识分子关心的是如何在媒体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形象,因而他们最终目的是自己社会关系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自由的文化价值的再生产。一言以蔽之,媒体知识分子既贬低了经典的文本价值,又贬低了藉以构建自身的内在价值。 三､媒体知识分子的悖论 “大众媒体向社会渗透自己制定的意义的力量绝对是空前的”。“大众媒体取代了宗教的位置,成为传递‘常识’的监护人和真理仪式的主要生产者和再生产者”。⑨大众媒体在当代文化建构中的主导性地位,迫使媒体知识分子从知识生产､话语阐释以及观众接受等方面修改了经典的存在形态。很多观点认为经典通过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介的宣讲扩大了经典的影响,有利于文化的传播与继承,他们显然忽视了一个严酷的媒体事实,那就是当“百家讲坛”这类节目收视飙升的时候,而同样是CCTV的“文化视点”､“读书时间”等知识分子介入的文化类节目却因收视走低而遭删废。换言之,在大众媒体面前,知识分子让度了原有的话语权。“是从媒体的传播方式来决定学术含量” ,⑥不是任何知识分子介入媒体都能获得媒体的与知识分子的双赢,也不是对经典的任何方式和程度的解读都可以被媒体所接纳。万卫在“百家讲坛”由衰而盛的运作发展中得出的结论是:“收视率促使你必须关注大众文化。“百家讲坛”的诞生实际上是精英文化,但是随着市场的介入现在需要变成一档大众文化节目。”“我们发现精英式的讲述在“百家讲坛”都是失败的,电视语态应该是讲细节,以故事来吸引人,以情节来取胜,所以我们也是在不断地总结要求主讲人做到这一点。”②媒体生存与市场化的内在要求必然决定了知识分子介入媒体的过程中存在一个遴选机制,其直接后果就是弱化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同时也弱化了知识的精英式文本状态,而成为易为大众共享的餐点。所以“百家讲坛”的成功者易中天的话能一语中的:你要想在“百家讲坛”讲好,第一个条件就是你甘愿被修理;第二是你能够被修理。 那么这种“修理”方式或者遴选机制是什么呢,据万卫看来,“有一个三维空间选择法,首先就是“百家讲坛”以前注重的学术根基,我们叫y轴。后来发现有学术根基的专家非常多,但是不一定都能上电视讲,他还需要有适合大众的表述能力,我们叫x轴······我们在播出中发现,这两点都具备观众还是不喜欢,因为观众看电视的时候把主讲人当作一个人来看,不是当作一个普通的说话机器。那么在讲的时候你是否有人格魅力很重要,我们把人格魅力定义成z轴。人格魅力很难量化,只能说“百家讲坛”现在非常火的这几位主讲人应该就是具备特别的人格魅力。”②这个遴选机制本质上暗含了媒体知识分子的存在悖论:首先,媒体开拓了知识分子的言说空间,改变了知识分子蜗居学院书斋的传统状态,由专业知识分子转变为疑似公共知识分子,然而悖论在于,一方面,知识分子要突破自己的专业领域进入公共角色的普遍社会关怀;另一方面,为了使得这种进入以及表征的号召力更有影响,他又必须从他所反对的制度化和专业化中获得某种必要的言说资格和文化资本,即所谓的“学术根基”。媒体知识分子尽管较之一般学院知识分子要名噪一时,可以背弃学院知识分子的价值认同和言说方式,但他无法舍弃学院体制赋予的等级符号和学院知识本身。 其次,尽管媒体传播自身的公共性,但“随着传媒的发展,公共性现象已经越来越脱离共享的公共空间,它已经变得解空间化､非对话性,而且越来越由传媒(尤其是电视)所产生并通过传媒获得的独特的可见性类型紧密相关。”{10}换言之,媒体制造的公共性极容易转化为媒体的专制,而剥夺知识分子的主体性。所以媒体知识分子与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同的,媒体知识分子即使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受媒体决定的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文化品味是媒体吸纳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的理由。但前面所述的“X轴”与“Y轴”表明,所谓的“文化品味”不过是依照商业法则被处理好的深度意义上“去品味”的消费品(或者消费趣味)。在此,富里迪的观点一针见血:“所以,虽然知识分子的工作比过去更引人注目,但其职能是由机构及其专业人员而不是知识分子实现的。那些试图通过媒体传播思想的知识分子,常常变成服务于这一节目的发言者特写头像(talking head)。他们常常发现只有他们提供没有损害的针砭和娱乐时,才会被容忍。”④媒体表面上拓展了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但实际上却缩小或限制了其话语空间(比如批判话语,比如学术话语)。 最后,媒体知识分子的产生表面为经典赢得了大众,但媒体的同质化和浅思维处理的后果是,造就了一大批媚俗艺术爱好者,其特征是“智力的被动性和精神的懒惰”。而“真正的艺术不接受轻松舒适的一般化概括”{11},但大众传播导致,在大众娱乐的品质和价值与作为真正的思想革新和艺术创造的作品之间,已经很难作出区分。而“标志着这个社会特点的,是‘思考’的缺席,对自身视角的缺席。”{12}取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那也就意味着取消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表述的自由身份,而只被获准提供最大程度大众化的品质和价值。布尔迪厄警告我们,最大的危险是倾向于取消知识分子独有的权利,即根据他们自己的标准来估价他们自身及其生产的权利。一旦文化作品和思想作品的价值取决于文化生产领域之外的机构,它就容易受到鼓励顺从主义和科层化的倾向的影响。“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① “存在着把《哈姆雷特》当娱乐产品兜售的‘特殊类型的知识分子’”。阿伦特的诊断十分到位,媒介主导的消费主义时代,这一现实已然无可避免。媒介知识分子的公共性而无自主性,解释性而无创造性,商业性而无自律性,这在目前还是难以克服的悖论。但显而易见的是,拒绝媒体绝对不是知识分子的明智选择。当我们审视经典的当代危机时,流行文化､消费思潮､视觉文化､后现代主义等等都可能成为肇因,但对知识分子本身而言,“今天的问题不是麻醉人的娱乐的增长,而是缺少对提高学术和艺术水准的肯定。”④也就是说,经典的危机不止是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而更可能是知识分子身份自觉和价值确证的问题。 (作者单位:湖南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①[法]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②张磊 author=张磊&bid=583334>､尚希 ､万卫《解密<百家讲坛>》,《主讲人是核心竞争力》,《北京青年周刊》,2007年7月19日。 ③[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 ④[英]弗兰克·富里迪《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⑤[荷]福克马､蚁布思《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6。 ⑥丁洁如 ､孟宪实《知识分子可以讨好大众》,《北京青年周刊》,2007年6月14日。 ⑦[英]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⑧[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5。 ⑨[英]约翰·斯道雷《霸权与大众媒体的象征性权力》,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6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0}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1}[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2}[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原载：《文艺评论》 2008年第1期 原载：《文艺评论》 200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