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东欧情结” 蒋蓝（以下简称蒋）：你不足16岁就进入北京外国语大学，为什么要学罗马尼亚语？ 高兴（以下简称高）：这就是自小培养形成的“东欧情结”啊。我和你都出生于1960年代，在我们童年，东欧电影像种子一样发芽，我有浓厚的东欧情结。对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露天电影是儿时不可或缺的节目。小时候我看了很多露天电影，诸如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铜像》等。在我的记忆中，罗马尼亚电影中一切是那么美好，而我也恰恰是通过罗马尼亚电影看到了真正的女孩以及女人。胸部、泳衣、拳击、枪战…… 蒋：我还记得有部电影叫《沸腾的生活》，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电子合成音乐。《奇普里安·波隆贝斯库》里面有男女拥抱从鲜花丛中翻滚而下的震撼镜头…… 高：那个年代对于不少人而言是单调、灰色的，而罗马尼亚的电影里沙滩、风光、穿泳衣的姑娘却给我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东欧电影中的台词成了朋友、师生间对接的“暗号”，比如《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经典台词“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真让人热血沸腾。我特别难忘的是女孩的一头金发，童年记忆就像种子一样在心中生根发芽，然后长成了一棵“东欧情结之树”。于是在报考大学时我毫不犹豫地选了罗马尼亚语。其实，罗马尼亚语语法变化很大，学习难度比英语要大，它属于拉丁语系，接近意大利语。而我又不会罗马尼亚语里特有的“打嘟噜”，当时只好每天在宿舍打一壶水，喝一口水含在嘴里苦练“打嘟噜”，一直练了好几个月才成功。 电影是文学的一部分，无论哪个年代都能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最近有人研究东欧文学史已经陷入了模式和套路，简单地说“在文革的时候东欧文化研究一片荒芜”。这种绝对的语气和句式的使用特别要慎重，因为文学、文化是如此复杂和微妙，恰在那个年代，电影以独特的文学和文化形式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中。 蒋：你在大学里情况如何？ 高：在北外和北大读书期间，我的罗马尼亚语老师有文静高雅的达尼洛夫夫人，以及弗洛里琪格夫人，她有着魔鬼身材，简直是学生崇拜的偶像。她们对品学兼优的学生鼓励有加，通常摸摸你的脸作为一种奖励，老师的魅力成为了鼓舞我们上进的奇妙力量。平时自己学习朗诵密支凯维奇以及裴多菲的诗歌，为电影《人到中年》中达式常、潘虹的表演而感动……我在大二年级就开始外出当翻译了，这就是小语种的优势，懂的人少。我一天可以挣50元，一月达五六百元，是学生里的“富翁”，因此买了很多书。我的外语突飞猛进，发现用外语表达“我爱你”比中文要容易得多…… 八十年代真是金子般的年代：单纯，向上，自由，叛逆，充满激情，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芒。那时我们穿喇叭裤、听邓丽君、谈萨特和弗洛伊德，组织自行车郊游，用粮票换鸡蛋和花生米，看女排和内部电影，读新潮诗歌，推举我们自己的人民代表；那时学校常能请到作家、诗人、翻译家和艺术家来做演讲。有一次北岛同几位诗人一道来校。礼堂座无虚席。对于我们那可是重大事件，我们很想听北岛说说诗歌。其他诗人都说了不少话，有的甚至说了太多的话，可就是北岛没说，几乎一句也没说，只是在掌声中登上台，瘦瘦的、文质彬彬的样子，招招手，躬躬身，以示致意感谢。掌声久久不息。北岛坚持他的沉默，并以这种沉默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我们当时有点失望，后来才慢慢理解了他。诗人只用诗歌说话，北岛有资本这么做。 蒋：何时开始接触文学翻译？ 高：我常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去，大四时候就到杂志社去实习。八十年代初，杨乐云先生已在《世界文学》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临近退休，开始物色接班人。高莽先生初次见我，大声地说：“要想成名成利，就别来《世界文学》。”杨先生严格要求自己和弟子。几乎所有时间都在挖掘选题、发掘并培育译者。先生做起编辑来，认真较劲，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她常常会为了几句话、几个词而把译者请来，或者亲自去找原著，对照原文、讨论、琢磨、推敲。有时一天得打无数个电话。那时用的还是老式电话，号码需要一个一个转着拨。同事们看到，先生的手指都拨肿了，贴上胶布，还在继续拨。在编辑诗人塞弗尔特的回忆录时，标题就颇费周折。起初有人译成《世界这般美丽》。先生觉得太一般化，不到位。又有人建议译成《江山如此多娇》，先生觉得太中国化了，不像翻译作品。最后先生同高莽等人经过长时间酝酿，才将标题定为《世界美如斯》。为几句话几个词而费尽心血，这样的编辑如今不多见了……这些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我。2009年翻译名家杨乐云先生90岁高龄魂归道山。她最早在国内介绍米兰·昆德拉，其翻译的杨·聂鲁达、赫拉巴尔作品在中国拥有广泛读者。 文学之路，比别的路美好得多 蒋：你的老师杨乐云曾对你讲“文学之路，比别的路美好得多”，但文学通常和清贫联系在一起。 高：硕士生毕业后，有不少权威机构要我，我在外交部担任了两年的驻罗马尼亚的领事，我在黑海边上工作生活。一旦离开翻译和文学，视野固然开阔了，但却发现自己已无法与之分离。拉开反而成为一种贴近。真实感受到祖国是多么具体：那是一本书、一首歌、一幅画。我决心回到翻译和创作中去。 蒋：你翻译的东欧作品大致有多少？最困难的翻译过程出现在哪一位作家身上？ 高：有好几百万字吧，出版了近20本书。米兰·昆德拉行云流水，翻译没有什么难度，一天可以译五到七千字。昆德拉的作品不是在探讨生命，而是在探讨存在。生命死了就没了，但是一个生命死了，他的作品却依然存在。存在和人类的境况，才是昆德拉的议题。你知道斯特内斯库吗？翻译起来难度较大。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翻译立陶宛诗人、学者和翻译家托马斯·温茨洛瓦诗选。温茨洛瓦被评论家称为“当今欧洲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自谦懂得的语言并不多，而运用自如的主要就有四种，作品里典故众多，文辞含有大量古典修辞，加之翻译时间紧，我到了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翻译多少首的程度！那是个痛苦多于快乐的过程，不仅仅是挑战，简直近乎磨难。也可以说，这本译诗既是焦虑和忐忑的产物，也是爱恨交加的产物。那么，译一本诗集，就仿佛在谈一场恋爱。经过此事后，我再也不会强迫自己去“接活”了。我慢了下来，小说散文一天译2000字就很好了。而有些时候一个句子就会耗去一整天时间，真是“吟安一字滋味长”！ 蒋：目前东欧文学翻译的情况如何？ 高：在社科院外文所，最悲惨的是从事东欧文学的翻译家，由于我们这边没有鼓励性的政策，他们所从事研究的对象国相对来说经济现在还不景气，所以他们得不到任何的支持。东欧文学翻译家有时候有很多东西都锁在抽屉里。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翻译家并未得到最基本的尊重。翻译一千字50元稿酬！杨乐云的《世界美如斯》、李文俊的《喧哗与骚动》的价值要抵过多少垃圾论文啊。我当外交官时，每天我在领事馆批一批简单的文件，每月待遇是现在的10倍。我最后的回归，还是基于一种热爱。但光凭热爱，有时候还是挺难支撑的。 蒋：第九届南国书香节上，将“最具开拓意识国际出版项目”奖颁给了花城出版社朱燕玲与孙虹策划、你主编的“蓝色东欧”文学丛书。 高：蓝色是指流经欧洲的多瑙河，也指天空和海洋。文学应该具有更为深邃和广阔的含义，我更愿意用蓝色来指代东欧文学。该丛书译者团体由余中先、李玉民等中国一流翻译家组成，计划在波兰、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黑、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的上千部文学作品中，选译近百部精品之作分辑陆续推出。所推作家均为享誉东欧的文学代表人物，更汇集了多位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如阿尔巴尼亚籍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波兰作家赫贝特等。作为现当代东欧文学一次整体性的巡礼，“蓝色东欧”丛书规模之大、覆盖面之广、发掘度之深，都是中国出版界前所未有的。该丛书已被纳入“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目前第二辑即将推出。 做一个从容的漫游者 蒋：近几十年，东欧出现了大量世界一流的作家和诗人，请谈谈你的感受。 高：东欧国家的动荡、迁徙变革可能都会引发一系列文化上相互交流和冲击。近几年我常在东欧国家行走，并把自己命名为“一个从容的漫游者”。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里，很多诗句都用的是密茨凯维奇的诗。现在波兰还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文化印记、犹太文化印记。波兰人在文化上受到俄罗斯文化众多的影响和浸润，但从民族关系、国家关系上来说，波兰包括东欧的许多国家，对俄罗斯其实都有一种非常纠结的情绪。像这种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相互包容就形成了东欧文化和文学特殊的一种丰富性和多元性，这也是为什么东欧很多国家即便在当时所谓的专制统治下，涌现出这么多优秀作品和作家的原因。 蒋：东欧文化有一种“慢性”。 高：准确地说是从容。昆德拉在小说《缓慢》中，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问题：18世纪那种缓慢的节奏在哪里？18世纪那些从容的漫游者在哪里？以前我会带团到东欧，但近几年我一直找机会自己独自行走，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节奏、时间都完全由自己掌控。这是多么贴心的一件事。缺乏这种从容，急吼吼地去搞遵命写作，还有文学么？比如赫拉巴尔，他受到过哈谢克的影响，但他比哈谢克更精致深沉，语言上也更独特和讲究。《过于喧嚣的孤独》是他最具代表性之作。小说讲述了一位废纸打包工的故事。一个爱书的人却不得不每天将大量的书当作废纸处理。这已不仅仅是书的命运了，而是整个民族的命运。我们同样遭遇过这样的命运。小说通篇都是主人公的对白，绵长，密集，却能扣人心弦，语言鲜活，时常闪烁着一些动人的细节，整体上又有一股异常忧伤的气息。我称这部小说为“一首忧伤的叙事曲”。这种忧伤的气息，甚至让读者忘记了作者的存在，忘记了任何文学手法和技巧之类的东西。这是文学的美妙境界，这是赫拉巴尔的魅力。 蒋：你如何看待汉语文学在异域的影响？ 高：每年十月之前，有媒体邀我预测诺奖，我一般会拒绝。除了文学，诺贝尔文学奖还掺杂着太多其他因素。我觉得首先要解决的是汉语文学的国际传播问题。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力十分有限。文学翻译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外文译成中文，另一是将中文译成外文。在我国，外译中译者队伍庞大，而中译外人才有限。汉学家中，有少量优秀的中译外翻译家。总体而言，中国文学似乎还处于成长过程中。 原载：《文学报》2012年12月20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