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4日，当代阿根廷著名诗人胡安·赫尔曼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3岁。胡安·赫尔曼(Juan Gelman)于1930年5月3日生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父母都是乌克兰籍犹太人。他的父亲何塞·赫尔曼曾积极参加1905年俄国革命，为逃避沙皇追捕，曾流亡国外并到过阿根廷。1928年，由于对托洛茨基被流放阿拉木图感到气愤，对斯大林的独断专行感到失望，何塞·赫尔曼决定移民国外。1929年底，他们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第二年，胡安·赫尔曼出生，他是家中惟一的阿根廷人。 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道路上，胡安·赫尔曼一直在为寻求真理、维护正义而斗争。他是诗人，更是战士。他15岁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入大学化学系，但后来放弃化学专业，因为他的志向是诗歌创作。他做过卡车司机、推销员等工作。1954年，他成为《我们的话语》和阿根廷共产党报刊《时刻》的编辑，同时任驻中国新华社记者。 胡安·赫尔曼曾于1960年和1964年先后两次来华访问。在第二次访华时，他提出“重走红军长征路”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因为上世纪60年代的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产生分裂，胡安·赫尔曼曾被阿根廷共产党要求放弃新华社的工作，但他坚持选择留在新华社，脱离了阿根廷共产党。一个月后，他被阿根廷共产党开除，但他对此颇不以为然。 1967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牺牲，极大地推动了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赫尔曼决定参加“革命武装力量”，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大概都依稀记得，当时拉丁美洲的城市游击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胡安· 赫尔曼参与创建了城市游击队。 1975年，他被当时阿根廷反共联盟判处死刑，不得不流亡国外，从此开始了13年的流亡生涯， 奔走于罗马、马德里、马那瓜、巴黎、纽约、墨西哥城之间。1979年，由于政见不同，反对军事冒险，他又被阿根廷城市游击队通缉并判处了死刑。在流亡期间，赫尔曼从未停止过反对军事独裁、维护社会正义的斗争，阿根廷军政府也从未停止对他的迫害。尤其令人发指的是，他的儿子和怀孕7个月的儿媳“失踪”并最终遇害。诗人遭受的迫害在国际上引起了公愤：包括法国总统密特朗和瑞典首相帕尔梅在内的欧洲政要曾于1976年在法国《世界报》上联名批评阿根廷军事独裁的倒行逆施。 1983年12月10日，阿丰辛政府结束了军事独裁，但并未给他平反。1986年2月，还对他进行过缺席审判。许多拉丁美洲的著名作家、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奥克塔维奥·帕斯、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爱德华多·加雷亚诺、罗阿·巴斯多斯等人都对他表示了声援。直到1988年，他终于能合法地回到阿根廷。此后，他一直与妻子马拉居住在墨西哥。 在流亡期间，他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翻译，在全部300名译员中，他位居次席。2000年，在乌拉圭总统的帮助下，他终于与自己从未见过面的孙女团聚，并成了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市的荣誉市民。 胡安·赫尔曼从8岁开始学着写诗，11岁在一本名为《红与黑》的刊物上发表了第一首诗作。毫不夸张地说，在几十年不屈不挠的人生历程中，诗神缪斯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着胡安·赫尔曼。诗歌是他战斗的武器、心灵的慰藉、精神的寄托。1954年至1955年，他和一些青年伙伴(多是共青团员)一起，创建了“硬面包”诗歌小组，可见他们把诗歌看作须臾不可离开的精神食粮。这个小组于1956年出版了开山之作《小提琴及其他问题》，这也是胡安·赫尔曼的第一部诗集。诗集出版后，很快受到了评论界的好评。从那时起，他白天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晚上进行诗歌创作。据不完全统计，他共发表了约40部诗集。 在赫尔曼的诗歌创作中有两个关键词：执著与创新。执著是对诗歌的痴迷，创新基于不懈的追求。在谈到二者之间的关系时，赫尔曼说：“创新往往以痛苦的方式开始，因为一方面要打破由以往的执著所积累下来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寻求新的、与以往不同的执著。在掌握新的表现工具的时候，原有的执著会熄火。在我的写作中，这几乎是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其中也有低潮，有写不出来的时候，因为写诗不是想写坐下来就能写的。” 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他在秘鲁诗人塞萨尔· 巴略霍的诗歌中找到了自己口语化的风格，像智利诗人尼卡诺尔·帕拉和尼加拉瓜诗人埃尔内斯托·卡德纳尔一样，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具有个性化的诗歌元素，同时借鉴了法国超现实主义诗歌的表现形式，开创了一条对语言和社会具有双重意义的诗歌创作之路。正如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金藏羚羊奖授奖辞所说：“他的创作，以朴实、精练的语言，丰富、深邃的意象，体现并捍卫了诗歌与人的尊严。” 赫尔曼曾获多种奖项，其中较重要的有阿根廷国家诗歌奖(1997)、胡安·鲁尔福文学奖(2000)、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诗歌奖(2004)、聂鲁达诗歌奖(2005)、索非娅王后奖(2005)、塞万提斯文学奖(2007)。 胡安·赫尔曼是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颁发的首届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得主。作为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评委会中惟一研究和翻译西班牙语诗歌的委员，我有幸推荐了他，并在诗歌节期间，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9年，他两次来华，数次朗诵自己的诗篇，都是我翻译的。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他对我的译文表示认可。有一次，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作为塞万提斯文学奖获得者，我在新德里、马尼拉、东京和北京的塞万提斯学院朗诵过诗歌，每次都有译者用各自的语言朗诵译文，我虽然听不懂，但凭感觉，我觉得只有你翻译的是诗。”作为好朋友，他的话语同他的人格一样，对我永远是一个鼓舞和鞭策。 原载：《文艺报》2014年1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