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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也就是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那一年，纳丁·戈迪默发表了长篇小说《无人伴随我》。在这部描写南非从种族隔离开始到白人统治终结的历史过渡时期人们命运的作品里，这位为南非赢得首个诺贝尔文学奖，且在南非种族歧视最严重的时期，以反种族隔离为己任的白人作家通过女主人公维拉·斯塔克的切身经验道出，在主体世界里，人的自我永远是孤独的，无法把它抛弃，也无法与另一个自我分享，人的一生只是从自我到自我的独自行走。 当地时间7月13日晚，90岁高龄的戈迪默在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家中平静去世。在她离去的这个世界里，戈迪默却并不孤独。她的两位子女雨果和奥瑞安陪伴在她的身旁。南非总统祖马对她的离世表示哀悼。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发言人科德瓦则同日表示，南非失去了一位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曼德拉基金会也发去了唁电：“为南非失去一座伟大文学丰碑而陷入悲痛之中。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作家，一位爱国者，失去了一位平等和民主的呼喊者。” 1 就戈迪默而言，她自己感到最骄傲的事并不是199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是在1986年出庭作证辩护，使22名非国大党成员免除死刑。而早在1962年，她就帮反种族隔离斗士纳尔逊·曼德拉起草过著名的演讲词 《为理想我愿献出生命》。曼德拉在1990年刚刚出狱后，最想见到的几个人中就有她。她是曼德拉眼中的英雄，而国际社会则将她称之为“南非的良心”。 在后来接受采访时，戈迪默也曾表示：“在我的国家南非，写作意味着迎战种族主义。”但戈迪默从来都不是一个反种族隔离的鼓动家，虽然在她的个人生活中，除了写作外，她的确是一个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而她的小说正如她自己所说，主要是反映她所看到的人和他们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男女之间的情爱，同性之间的友爱，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情，当然也有个人和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这里面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政治。 如其所言。戈迪默实际上只不过是反映了当时种族隔离时期的生活，她从来没有在写作时刻意反对什么。她从9岁就开始写作，那时，她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不公正。她后来回忆说，那时写作，是出于对生活的惊奇，想发现其中的奥秘。但她出生并生长在一个充满种族歧视的时代，这就是她熟知的生活。而当她还是个小孩子，她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让他们害怕黑人，说这些黑人是从非洲其他地方来的，是怪物。但当她长大，戈迪默对“黑白分明”的社会产生了怀疑。她和黑人交朋友，一步步走出了封闭的白人圈子。1948年，戈迪默出版了首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此后十年间，她陆续发表了 《说谎的日子》《陌生人的世界》等长篇小说，用现实主义笔法，揭露种族主义的罪恶。 种族隔离制度给黑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但受害的却并不只是黑人，也有白人。戈迪默发表于1966年的长篇小说《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着重刻画了种族社会中黑人与白人的人性被极度扭曲。随着小说里黑人被枪杀，白人走向自我毁灭，她同时为黑人和白人叹息。 2 1970年后，戈迪默发表长篇小说《贵客》。在小说里，她热切地表达了在一个国家诞生时各种事件的纷繁复杂。回国来的前殖民地官员被卷进冲突当中，忠诚感又使他无所适从。事件的进展通过平行发展的主人公的恋爱事件得到反映。自此，戈迪默发展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小说构架，而隐含于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在于，她的创作不再那么偏重写实，而是多了预言的色彩。 1976年6月16日，在约翰内斯堡市郊西南约8英里的一个黑人居住区索韦托，数千名黑人中学生为抗议南非白人统治当局强行规定在黑人学校用南非荷兰语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出动上千名军警，进行血腥镇压，打死170多人，打伤1千多人，许多无辜者被逮捕。以这一事件为背景，戈迪默写出了她最负盛名的小说 《七月的人民》（1981年）。白人斯梅尔斯一家遇到了武装暴动，他们在男佣朱利的帮助下逃到了朱利的村子里，他们不得不在腾空了的原始小棚屋中勉强生存。随着时间的流逝，主仆关系由于这一家人越来越依靠朱利而颠倒。戈迪默由此最大限度地提出了白人的特权是否正当的问题。 戈迪默的博大之处，还在于她能跳出自己的肤色，用黑人、甚至是黑人小孩的眼光看待南非现实。1990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她以黑人的独特经验，反映了黑人对白人既怨恨又欣羡的矛盾心理。虽然小说叙述人威尔和他父亲及其情妇遭遇时，在某些地区黑人已经可以和白人同凳、同车甚至同床了，可种族隔离制度对黑人心灵的毒害却深深进入了潜意识。 3 虽然南非最终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戈迪默以写作为对抗，也看似梦想成真。但多少年后，戈迪默不得不承认，当年她满脑子想着如何摆脱种族制度，根本没有心情思考未来，现在则必须面对宿醉后隔天起床时的“头痛”。一度她还遇到入室抢劫。因为交出现金后，拒绝交出亡夫给她的婚戒，她还挨了打，而这些抢她的人，很可能就出自她当年为之奔走呼吁的人。 但戈迪默未必介意，在2007年出版的短篇集《贝多芬是1/16黑人》里，她说：“总有些人要做时代的先驱者，而他们的牺牲将付诸东流。”她还用一篇“梦会亡友”虚拟了她与萨义德、桑塔格以及曼德拉传记作者桑普森三人在纽约一家中餐馆里的谈话。她借梦中的萨义德之口如是自省：她当然也懂得斗争之普遍恒在，否则，她将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的南非因被压迫者的翻身而不得不咀嚼左派政治乡愁，从而无法继续洞察、解剖那些需要“拾起包袱”才能解剖的不公正。 2010年，她出版了非虚构文选 《讲述时代-写作与生活：1954-2008》。这本书记录了55年来，她在反对种族隔离风波中写作受阻的生活经历，也记录了她对同时代南非作家库切等，及对沃莱·索因卡、海明威、约瑟夫·康拉德等作家的思考。显然在她眼里，正是这些对现实永远保持质疑和批判的伟大作家，而不是那些风行一时的政治领袖，给了她持续写作的能量。 事实上，戈迪默半生以文字挑战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不曾改变其深入人心的斗士本色，其抨击世道不公的视角甚至逾越国门。作为新世纪以来在巴以问题上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之一，她曾多次以犹太人身份敦促巴以和谈。2008年，她顶着南非国内斥其为“背叛”的责难，毅然参加在耶路撒冷举办的首届国际作家节，某种意义上也是出于对“一切形式的压迫”的抵抗。她从来不依任何外在或内在的因素而羁于选择性失明。 惟其如此，人们才能理解戈迪默何以说，作家必须永远保持独立，保持艺术独立，而不要担心是否冒犯你的母亲和好友，是否冒犯你的政治上的同道。“我觉得我首要的责任就是恰如其分地运用我的才能。你越是接近真实，就越能恰当地运用你的才能，而不必去担心别人怎么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坚持这个准则，写作时，不要去考虑会有什么后果，就当自己已经死了。” 原载：《文学报》2014年07月1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