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从社会、文化和意识的效应上寻找历史错综复杂的意义。他怀着歉疚的心情，为他负面的叙述表示不安。作为一个史学家或诠释学家，太多的谦卑、同情和哀矜，会不会改变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质？模糊了史学和文学的焦点？会不会是一种对历史不自觉的崇拜，甚至畏惧？ 王德威采集作家生平的“事迹”和他们的“信仰”作为论述的根据，没有丝毫怀疑，且相信他们的作品都是历史的代言，这样写出的历史即使悲壮如史诗，难免会有意想不到的盲点。 一 《哈姆雷特》第三幕第二景有一段有趣的对话。王子哈姆雷特向御前大臣波洛涅斯说： 哈：你看见天边那片云吗？它简直就像一只骆驼。 波：哎呀，它的确像一只骆驼。 哈：我觉得它倒像一只黄鼠狼。 波：它拱着背，正像黄鼠狼。 哈：可也像一条鲸鱼呢。 波：真像一条鲸鱼。 宫廷里逢迎拍马的闹剧我们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这次莎士比亚的幽默撞开了真理的大门，让我们看见人心的万花筒，丢开了是非对错的指责，令人绝倒！ 王德威《历史与怪兽》（2004）是一部有关历史和历史诠释的著作。在二十一世纪的初期，他告别了传统的史学，采取新历史主义所惯用的手法，从社会、文化和意识的效应上寻找历史错综复杂的意义。要理解中国近百年来涕泪交零、充满血腥和创伤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以怪兽为名，以种种不同的形象，包括梼杌、魔鬼、困兽、爱欲、幽灵以及死亡等等，吊诡地见证了我们苦难的时代，刻画出令人不寒而栗的文学面貌，替中国现代文学史做了一个严肃的回顾。他虽自称此书的立论包含现代性（modernity）和怪兽性（monstrosity）二者，但他绝大部分的篇幅用在“充满恶行恶状”的一面，很少把笔墨花费在现代性的解读上。虽然他也描画了历史曲折的道路，他却怀着歉疚的心情，为他负面的叙述表示不安。一如上世纪50年代台湾作家姜贵的小说《旋风》（原名《今梼杌传》），以梼杌为名，以恶为书写对象，蕴含不祥的预兆，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同样也是满目疮痍，令人不忍卒读，几乎成为暴力论述和政治争斗的延伸，难怪让他生起了近乎基督救世的哀矜之心，甚至怆然涕下的诗人情结。 王德威以宗教家和诗人的情怀书写历史，使他脱颖而出，而他丰富的同情心和民胞物与的仁厚，不唯感动了读者，也让文学在他笔底取得了生命，产生了意义。《历史与怪兽》以文学的主题作为分类，巧妙地烘托出历史的形象，并为作品和作者赋予历史的地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独树一帜。 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站在读者的立场上提出两个问题，希望认识他历史的视野和对文学诠释的态度。 从他的《小说中国》（1993）到《如何现代，怎样文学》（1998）到《历史与怪兽》（2004），王德威用文学的素材作为历史的见证，颇具成效。在最后一书中，他更呈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历史自觉性和文学诠释的努力。但由于中国近代政治复杂多变，华人无限制向海外扩散，要看清中国历史和文学的面貌，其困难相较于《圣经》的《出埃及记》有过之而无不及。幸亏福柯的历史观给了他出路。福柯相信历史的变化，有时不是由于“发展”，而是“转型”，不是由于“延续”，而是“断裂”。在王德威的著述中福柯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中国现代史演变的标准模式。由于传统历史直线式的叙述已无可能，他接受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物，那便是来自世界各地华人文学的作品，包含中国大陆、台湾和港澳，星马和美洲。换句话说，文本这个“新批评”的旧宠物，此时重回他的怀抱，成为谈论历史时必备的条件。事实上，这正符合他以“小说见证历史”的构想；而在这新的氛围中，他也创造了绝不可少的新词汇：“华人”的“华文文学”取代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学，既满足时代的需求，也巧妙地规避了政治的监视。 然而在文学批评的天地里，除了数不胜数的西方理论外，“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阴魂也始终不散。“新批评”是美国上世纪30年代开始便执文坛牛耳的盟主，在文学批评史上拥有最悠长的寿命。他们的重要人物包括艾略特、利维斯、燕卜荪、布莱克穆尔，影响至今不衰。他们的美学思想偏向形式主义，把作品当做永恒的艺术品看待，不容许时代甚至作者本人的干扰。他们独断独行，私定雅俗，颇有西方贵族和父权专制社会的气势。例如利维斯1948年推出一份号称英语文学“大传统”的书单，强作取舍，替历史做人为的断案，招来不少物议。当时年少气盛的夏志清在他影响下，也有意给中国现代文学建立一个大传统，而他“筛选”的风波至今还鼓荡在我们文学的圈子中。 但王德威没有这一学派高蹈的气焰。他谦恭儒雅，实事求是，继承了新批评主观经验的优点，却避免了形式主义唯美的弊病，也不以权力意志为尚，诸如开书单、定高下这些不合时宜的行为。恰巧相反，他相信作品是时代的产物，不论好坏，都有存在的理由。他宁可自己不说话，让作者自己说话，让作品见证时代；他的主观是理性的、诠释学的、意识形态的，对当代文学多元面貌的认识应当有决定性的帮助。 二 文学批评最紧要的，不是用更多的工具去掌握文学、更犀利的武器去征服文学，而是有足够的预设条件去了解文学。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因此主观的学识、涵养，包含个人的信仰、见解，甚至猜测，只要至诚不息，都能像哈姆雷特的观察一样，给人提供思考或者接受的选择。根据诠释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的意见，偏见带来错误和发现；因为有错误，我们才有批评，才有更广阔的视野作为诠释的张本。但在这些考量中，个人的好恶，对是非、善恶、暴力、创伤等的伤感或同情，并不如想象中的重要。 然而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序言中的一段话令人感到意外： 我的研究因此充满谦卑的心情。逝者已矣，生者何堪。正因为暴力和创伤已经发生，无从完全救赎，也无从完全被“取代”或“再现”，后之来者只能以哀矜的姿态，不断铭记追念那创伤，而非占有那创伤。 如果从诗人的角度看，他的哀矜可以理解；但作为一个史学家或诠释学家，他的不安和谦卑实是多余。他的诚恳令人感动，但太多的同情使他显得软弱。历史在乎的不是如他所说的谦卑、正义、是非等等的命题，更不是宗教性的救赎。历史当然重视过去，但更关心人们的今天和未来。婆罗洲的猿猴哪里需要历史；它们拥有今天，早已忘了昨日，对明天也毫不关心。历史是人类独有的观念，个人的视野与历史的视野已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也是我们切入历史、评论历史时不可或缺的工具。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理解，也都从这种视野的融合中得来。刘勰所说“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文心雕龙·史传》）的话不是空话，而是我们生命中无可推卸的责任。尼采说得好，“只有强壮的个性才能承受历史，弱者会被它消灭”（《历史的用途与滥用》）。 在这里，我们担心的倒不是个性强弱的问题。太多的谦卑、同情和哀矜，会不会改变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质？模糊了史学和文学的焦点？会不会是一种对历史不自觉的崇拜，甚至畏惧？历史的力量虽然庞大，却不是我们的敌人，更不是洪水猛兽。正像尼采所想，“当感情没有强大到用自己来衡量过去时，历史就会让他们感到不安”。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历史写过往，文学写未来”，今天虽已不再适用，王德威把这二者密切结合，用诗人和宗教家的热忱撰写历史，评论文学，读者想知道的，不是他写什么，而是他藉以取得读者信任的条件是什么？个人的意见固然重要，但终极的判断还在历史。例如在“诗人之死”一章中，他罗列了一长串自杀作家的名单，从朱湘到王国维，从老舍到闻捷，从施明正到顾城，把他们纳入“共同的宿命”、“殉难”，或者“一门忠烈”这一类振振有辞的名目中，并把这一笔账全都记在政治备忘录上，完成了他可歌可泣的《历史与怪兽》的主题。 然而自杀是一件复杂的私人行为，除了殉情或畏罪，自杀的理由可以千变万化，出人意表。就以王国维来说，王德威虽然对他有高度的了解，知道他许多致死的原因，例如对尼采、叔本华哲学的浸润，对传统的依恋、对末世景象的观照，但他仍然说： 即便如此，王国维之死或有更深一层的原因，触动今昔学者的心事。他的必死之志，与其说是来自家国世变，无以为对，更不如说是来自千古文化危亡之际，所引起的大忧伤、大绝望。 这些话可能都是事实，但除非他透彻掌握了王国维的身世，他的评语只是一种合理的猜测。自杀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可能有许多，而近因却常因近在眼前，被人忽略。王德威当然知道罗振玉其人，可能也读过周作人 《罗振玉这学者》一文（原载1964年香港《新晚报》，署名岂明，未收入周作人自编文集），文中周作人谈到罗、王二人纠缠一生的私人恩怨： 溥仪《我的前半生》说罗振玉是个古董字画骗子，逼死了王国维，还假造“遗折”。……绍英托王国维替溥仪卖字画，……罗把债款全部扣下，……王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 即使这个故事并不担保正确，王德威给王国维的评语，虽然大体说得过去，仍嫌下得过早。 自杀的前因后果，交叉牵制，很难有斩钉截铁的定论；只是太多的疑点，会不会让王国维昆明湖的自沉，和王德威所说“千古文化危亡”的“大忧伤、大绝望”之间，拉开了一点距离？而他“义无再辱”的必死决心，会不会也有可能是他对自己一生卑屈和忧郁沉疴的交代？培根早在1605年便说过，诗人写历史，其弊害在误导、夸张；给历史添加道德的成分；且常把平凡的故事渲染成不平凡。培根把这种历史叫做“杜撰的历史”（feigned history），并非危言耸听。 像这一类的问题很多，是我们谈论作家时必须防范的陷阱，想来也是新批评一派不愿谈作者、只谈作品的真正原因吧？放下有目共睹的作品，而抓真假莫辨的作者，难免会做出可疑的结论，或者写出歌功颂德的谀墓文。王德威采集作家生平的“事迹”和他们的“信仰”作为论述的根据，没有丝毫怀疑，且相信他们的作品都是历史的代言，这样写出的历史即使悲壮如史诗，难免会有意想不到的盲点。且看十七世纪英国历史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吧。他的《利维坦》（Leviathan，或译《巨灵论》），取名于《圣经》里一匹庞然巨兽，说是十七世纪版本的《历史与怪兽》也无不可，写尽了英国内战期间政治的丑态，宗教的昏暗，人性的罪恶。他不唯不为此愧疚，相反地，他坚信他的书会传之久远，而他的言论有益来昆，因为他所写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抽象的权力（the Seat of Power）”，易言之，就是永恒的真理。的确，霍布斯得到后世的景仰，正在他摆脱了对历史盲目的崇拜，用超然高举、直言不讳的勇气，带领人们走向希望的明天。这才是历史学家应有的高标和尊严。 三 王德威以历史为主轴，不惮其烦地重述小说里的情节，略过文本的分析和作者在艺术上成败的判断，虽然叫人遗憾，我倒觉得有一个可以谅解的理由：我们近代文学史中，如果真有可与莎士比亚、奥斯汀，或者曹雪芹比美的作品，我不相信他不会聚精会神，替它们做最详尽的解读，享受老饕过屠门而大嚼的痛快。然而我们现代的文坛令人气馁。在王德威心目中它虽然“众声喧哗”，够得上热闹，从文学的高度看，却有一段距离需要征服。即使王德威像夏志清先生一样，也愿意替我们筛选一个大传统，他到哪儿去找那金碧辉煌的宝山，做他挑精捡细的工作呀？利维斯在谈笑间替英国文学塑造了一个大传统，夏志清左右逢源，也替中国文学拟订了他心目中的大传统，不说别的，他们手头取用不尽的资源便令人羡慕。王德威面临的时代，跟他们相比，并不相似。在《罪与罚》 一章中，他谈到丁玲、周立波，在 《革命加恋爱》 中，他谈到茅盾、蒋光慈、白薇，在 《伤痕文学，国家文学》 中，他介绍了端木方、马烽、西戎。除非一个对历史或政治有兴趣的读者，他们的著作，如从艺术或思想的角度出发，泰半令人失望，至少很难让人有一读再读的勇气。就如茅盾的“名诗” 《留别》，若不是王德威一再鼓吹它隐秘的“深意”，认真做“寓言式的解读”，从“一切都完了！完了！”这样粗糙可笑的诗句中，我们实在看不见诗人的真情，更不用说艺术上的成就了。我们不能轻易抹杀茅盾文学上卓越的成就，但并非一切出自他手的文字都是登峰造极的神品。 如果说美学不是王德威的重点，我们姑且不论，但像这一类过分做作、缺少生命的作品，包括白薇的《打出幽灵塔》、蒋光慈的《野祭》、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能否以他们虚假肤浅的意识形态作为历史的见证，恐怕还有磋商的余地。这个王德威在书中绝口不提的问题，实是一个严重的文学和文学史的问题，攸关作家和文学的素质，决定我们当代文学的地位，影响我们文学的未来。虽然在《罪与罚》一章中论及丁玲时，他曾简短地问道：“丁玲可真能言所欲言？”但他关心的是正义和道德之间的冲突，最多不过提出“做了女人真倒霉”（《小说中国》）这一类偏离文学的话题。事实上，这是一个可怕的时代悲剧，是作家的炼狱，是暗中腐蚀我们文艺天地的元凶，王德威的沉默，的确难于理解。在动乱的时代中，作家可以写出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透过艺术和思想的升华，把历史转化为永恒的象征。可惜我们的作品，除了极少数例外，都在波涛汹涌中，稍一露脸，便黯然消逝，既不能照亮我们的暗夜，也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书绅的教训，或者创造出令人念念难忘的时代悲喜剧。读毕《历史与怪兽》，阖上书本，不由得不让人感到一阵子喧哗背后的冷清！ 我们再看看王德威所引夏济安评蒋光慈的话吧，夏济安可谓搔到了痒处： 夏济安曾指出，像蒋光慈这种“才疏学浅之辈，除了二十世纪之外，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历史任一朝代跻身于文坛”。在夏的笔下，蒋光慈不仅肤浅滥情，自鸣得意，而且是“浪漫主义最喧嚣的鼓吹者，亦是浪漫主义最可悲的讽刺”。 这话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坛中捉襟见肘、不可思议的窘态，从夏济安锱铢必较的一贯态度看，这无疑是我们文学批评界缺少标准和把关后必然发生的灾情，他说此话时沉痛的心情，溢于言表。但王德威自己却说，“蒋光慈能成为名噪一时的作家，只不过是他那个时代的怪现象之一而已”，言下之意，蒋的失败不过是冰山一角，不足为奇，夏济安可能低估了他失败的重要性。王德威自有他不同于夏济安的睿智：蒋光慈能把革命和性作为话题，写下他传诵一时的 《少年漂泊者》《野祭》《冲出云团的月亮》，替小说界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也是一种贡献，至于“他的作品好坏如何”，则是次要的问题了。夏济安的文学标准显然不同于市场上畅销书的标准，但在王德威眼中，如果畅销书能够制造“众声喧哗”的效果，给文坛带来热闹，即使是“反面的教材”，作者的“一无是处”也就是“他的价值之所在”了。 王德威如果真的认为这些小说家在“以十九世纪欧洲写实主义小说为范例”，进行认真的创作，他有没有想到，为何他们的作品，不论他怎样辩护，就是缺少真实的生命，见不到半点“写实”主义的影子。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无情的浪涛把他们打得无影无踪，更不用说追踪托尔斯泰，比美巴尔扎克，挑衅福楼拜，成为时代高耸的里程碑，辜负了我们伟大时代的托付！王德威虽然替作家们戴上了体面的高帽子，给了他们由衷的声援，然而他怎能满足于这些“才疏学浅”之辈和他们“肤浅滥情”之作，而梦想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呢？ 王德威自己很清楚，像白薇的《打出幽灵塔》，缺点重重，夸张煽情；蒋光慈的《野祭》，陈腔滥调，亵渎了爱情的神圣；连著名小说家丁玲也不例外。她的《我在霞村的时候》 写农家女贞贞被日军强暴，事后决心“为国捐躯”，做日军军妓，套取情报，结果换来一身病毒，虽遭村人不齿，仍是可歌可泣的英雄。像这种生硬不自然的故事，不论它是否有美化妓女之嫌，王德威对贞贞“心身表里不一”的指责，暴露了作家对人性认识的欠缺，而他们的作品也都一一葬送在自己浅薄无力的手中！这些作家所暴露的贫血现象，跟夏济安所说的文坛窘态，其实如出一辙。王德威终于接受了夏济安对文学严肃要求的原则。 至于台湾的施明正，我们对他当然有英雄式的敬仰和怀念，但他为自由民主的捐躯，和作为现代主义先驱者的尝试，是他短短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两件大事，必须给予分别的处理，方见公允。王德威毫不吝啬地给了他尼采的智慧，波德莱尔的光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魅力。戴上如此辉煌的桂冠，施明正无疑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世界级文豪，不用说台湾本土文学的佼佼者了。但读过他书后的人，在艳羡仰慕之余，对王德威的评语难免有些沉吟，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们叹息他英才早逝，同情他“兽的苦闷”，体会他监狱中“渴死者”对自由的向往，理解他“魔鬼的自画像”里犯罪的痛快和自责，像这些人性中人人都曾体会过的矛盾，有足够理由让它成为永远的热门书。但事实却不然。就以 《魔鬼的自画像》 来说吧，作者的文笔够旖旎动人，但他的魔鬼却没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威凛，足以挑战老成庄重的浮士德，让他甘愿以生命和他交换位置。究其原因，施所谓的魔鬼，是早熟少年自我膨胀的幻想，纯真可爱，让人遐想，王德威却以万钧之力，把它迅速成熟化，推崇他为跟上帝角力的劲敌，从巴酷斯的放纵，一跃而为西绪福斯的神人，变成了台湾现代主义思想的推手和巨人，叫人摸不清他批评的尺寸和方向。像这样天才的少年之作，虽然震撼了台湾，使人惊艳，但没有进一步的努力，很难傲视人寰，成为世界文学共享的经典，又怎能让尼采、波德莱尔折服，让浮士德拱手称臣呢！王德威的赞美，虽然给了年青一代极大的鼓舞，用心良苦，但不从文本入手，很容易发生与事实不符的结论，让人不敢贸然接受。 事实上，历史不是个人的流水账簿，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对时代反躬自问的回顾和检讨。个人的成就当然是珍贵的珠宝，然而历史不能不牵涉到社会、国家，乃至世界。尤其当今天我们华人遍及世界每一角落之际，我们不能不在主流的价值观和环球的思考模式中，一探自己的角色和意义。 王德威的 《历史与怪兽》 给了我们什么呢？除了伤痕和哀矜，他也让我们认识了近代的中国，看见了他心目中的怪兽。他把历史透过文学的介绍，直接呈现在读者眼前，以诗人优美的语言，宗教家悲天悯人的热忱，把历史和文学做了一个巨细靡遗的转述。至于这场腥风血雨的历史给了我们怎样的教训，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个可歌可泣的大时代，他却没有只言片语的交待。他也留给我们不少疑问，诸如梼杌这只怪兽究竟象征什么？我们真已沦为怪兽的一环而不自知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有怎样的视野和立场？而什么又是他文学批评的方法论？除了猜测，读者很难从书中得到答案。 四 他把“梼杌”译成“怪兽”说得过去，因为 《神异经》 里“人面虎足，尾长一丈八尺，性喜斗狠”的梼杌，当然不是善类。但如说这怪兽有多狰狞，射影历史上一切的暴力和创伤，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梼杌一词最早见于 《左传》，指颛顼氏的“不才子”鲧，而梼杌二字是人们因为取笑他而送给他的绰号。依照《说文》，梼杌亦作梼柮，或榾柮，就是断木、折木，有“朽木不可雕”的意思。由于柮字读若《尔雅》的貀，梼杌遂从木字偏旁的断木，变成了豸字偏旁的野兽。从《左传》到《尔雅》，“梼杌”从植物变成了动物，从朽木变成了野兽，这种语意学上的变化，一如哈姆雷特的万花筒，既自然又有趣，无关价值的批判，不像“怪兽”二字那样一成不变。 然而不幸的是，也许真是怪兽作祟吧，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有意无意地走上了一个固定的方向，成为他诠释历史、解读文学时挥之不去的阴影，妨害了他运斤的自由。 霍布斯《利维坦》的“怪兽”和王德威的“怪兽”截然不同。利维坦是国家主权、社会治安的标志，不容侵犯；王德威的怪兽却是一个神话里的野兽，是“人与非人的混合”，“模糊了人性所赖以维系的文化及伦理界线”。这虽是王德威评论姜贵 《今梼杌传》 的话，但这阴暗的联想一再窜入他自己的书中，使他画地为牢，跳不出自己的圈限，甚至忽略了他“鉴往知来、敷衍正邪”的预告。跟霍布斯气壮山河、直言不讳的历史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的生活需要历史，但历史必须服务于生活。我们读历史，除了了解过去，更要认识今天。我们不是唯一一个遭逢天翻地覆命运的国家。世界全变了，有些国家甚至走到了文化和经济破产的边缘。这是一个环球的、时代性的大纠缠，我们在重建家园的奋斗中，亟需知道自己的地位和价值。 《历史与怪兽》 承担的责任不轻。在人道思想还不疲软的今天，我们唯恐王德威不用尽他诗人的魅力，深沉的思想，替我们血泪交零的历史带来一些深刻的反思，让我们看见历史的曙光，找到奔赴明天的勇气，而不只是谦卑和哀矜。历史精神不死，它的再现，才是我们的慰藉； 而洒热血、抛头颅的悲痛，不能以“魂兮归来！”的一声叹息画为句号。历史不是哲学的代言，是经验的累积，而史学家高瞻远瞩的睿智，像司马迁、刘勰和霍布斯，都是我们暗夜中的北辰。即使错误，也给我们启示。亚里士多德曾经打趣说过，“生命充满错误，在错误中，灵魂才有更长久的生命”（《论灵魂》）。这才是生命的真谛，生生不息的宇宙有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而永恒的意义，日日在等待我们耐心的发现。 王德威以他丰富的历史知识，弥补了我们文学知识的不足，即使哲学的思维不是他终极的目标，我们不能忘记伽达默尔的忠告，“不管哲学家可以怎样被认为能从一切事物中推出彻底的论断，他都不能扮演预言家、训导者、说教者或者无所不知的角色”（《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历史与怪兽》的“现代性”和“怪兽性”，似乎应从这里来开始认识。至于这部“最完整、最权威的第一手论述” （《历史与怪兽》 封底介绍用语）所暗含的启示，如果有的话，我们寄望在下一部论述中得到分解。 （作者系文学教授，曾执教于美国爱荷华大学、康奈尔大学） 原载：《文学报》2015年7月2日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