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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今年六月，出席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的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颇有感受，归来之后，记为小文若干则，以存一时史迹，而题之日“美红散记”。为什么如此题它?其实只为字少读来方便。若论意思，当然是说“美国红学会”，而美字又可作动词理解，即赞美之义。正如古语有“献芹”的典故，有时说作“野人美芹”，那美字就是这种用法了。 赘此数行，聊当题解。 怀着的心情 行前，杭州友人洛君来信见询，略言闻悉将有赴美之行，不知情怀何若。我拜复说，一九七八年秋，周策纵教授来京访问，就首先向我提到要筹办一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的设计，征询我的意见，并希望我能参加。此后，蒙他再三“促驾”，俱未敢立应。到七九年秋，他又在信中详叙筹备工作的成功，各方响应的热烈，至言：“此诚空前之盛会，兄不可不来也!”这确实打动了我——心想，雪芹一生坎坷穷愁，如今却赢得全世界学者为他的作品召开大会，如拙句所言：“即今价重瀛寰日，岂信虞卿事事愁”，曷胜欣慨。又正如策纵教授为拙著《曹雪芹小传》作序时见赠之句云：“且与先期会瀛海，论红同绝几千韦!”大会空前，盛情綦重；我如不往，深觉对不起雪芹耳。 这就是我所怀着的一种心情，没有什么堂皇正大的题目，“卑之无甚高论”，甚至是有点可笑的。 “红楼胡同” 被邀到会的，从高龄的专家到青年的学子都有，多达八十馀位；最大的一次宴会，宾主共计一百一十多人!美国几乎各大著名大学都有教授出席，包括面既广，代表性也强。大会因此特为印制了一份详细的人名单，附有与会者的“单位”和家庭住址、电话，以便今后交流联系。新在大会上结识的一位教授，为人豪迈，殊多奇文妙语；他见我的住址是“北京红 X胡同×号”，就笑对我说：“要改，要改!”我问：“怎么改?”他答：“应改红楼胡同。”闻者皆为拊掌。 会上会下，谈笑风生，大抵类此。严肃的内容，风趣的语式，最受欢迎；八股气是吃不开的。 佩石群贤 大会主席为筹备一切，煞费苦心，也具见匠心。他曾来信，希望我们协助，在北京制作大会纪念徽章。可惜起意太晚了些，已是来不及了。抵美后，每人立即发到一枚佩章，虽出临时所制，却很新颖不俗，上面有中英文姓名，大会名称，左方印有一块石头，嶙峋有致，成为大会的“徽记”——此石实为周策纵先生手绘(他是一位博通古今中外而又多才多艺的学者、诗人兼艺术家)，连同字迹，镌为印章，以红色印成之。此章佩于胸前，无论新交旧识，异域殊方，一见便可呼出姓名，方便之至。因此，我戏作五言律句云：“群贤皆佩石，万语只缘红。” 燕京出红学家 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是知名的历史学者和红学家。一见面就指着自己对我说：“我也是燕京的!”简短的话语，深情的含意。“燕京大学出红学家。”真的，国内的例子，不必举；到美国，不止一位是老燕京。不想归途一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的宋淇教授在夜里赶到机场迎接，初次晤面，几乎和余先生一样，宋先生也是向我先报燕京的“学历”。人，有各种情谊，如国谊，民族谊，乡谊，戚谊，友谊等等，而校谊一层感情，也殊不在诸谊之下，只有到了一定的场合你才会感受深刻的。 就为见到你们 余先生风度端重，语言简净，而出语皆有斤两。有一次，他和我们坐在一起时，谈起赴会的心情。他指着一些久居美国的学者对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本来早都熟识，见面也很容易；我这次来，就是为见到你们。” 话是不多，却时时萦回于我的耳际。“遥闻声而相思。”神交已久，一见如故，——也许可以概括我们这些研红者的心境。 读完了才得睡 潘重规先生早先是四川大学的中文系主任；香港的红学，可以说是他一力创始经营起来的；后来又到了台湾省。他对红楼版本有独到的贡献，而迄今为止他是亲自见到列宁格勒藏本的惟一一位中国学者。我们也是初次相晤。蒙他告知我这次协助周策纵主席觅借胡适原藏甲戌本到美展出的详细经过，——这里面有唐德刚教授的功劳。然后又对我说起：昨日下午才到陌地生(Madison，即开会的地方)，远程旅行，十分劳顿，但是马上分发到了新的一批与会者的论文复印本，“见其中有你的《(红楼梦>“全璧”本的背后》，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有晚饭是要吃的，然后我就开读你的论文——一直到午夜十二点，读完了，这才收拾就寝”。 无独有偶，四十年前燕京老同窗程曦教授，曾是陈寅恪先生的得力膀臂，这次重逢，格外高兴。他的高睨大谈的湖海豪气，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昨晚读老兄的鸿文，直到午夜后一点多，快两点，一口气读完了才得入睡!”他并奖饰说：“全文二十节，如闻柳敬亭说书，忘记读的乃是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也!” 潘先生也有过奖之言，我自然不敢当，但以文会友，也实在是这次盛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吧。 真假伊藤 众位学者到达之后，大会尚未开幕之前，赵冈教授邀请了一次晚餐之会。主妇陈钟毅女士，也是红学家，一手料理，两大圆桌，菜肴丰盛，宾主尽欢。在这会上，首次出现了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主人这样介绍，大家这样认为，“伊藤先生”也这样答话。第二天一早，在举行大会的楼厅前却看到了另一位伊藤，体格胖胖的，身穿深蓝色西装，一目微闭(刚从眼科医院手术后出来)，手里提着珍贵红楼刊本的书包……我一看，就知道这才是真伊藤，——我在离家前往北京机场的前一刻，刚接到了他的信札。相见恍如旧识，因为我们从六十年代最初期就成了通讯的学友。至于昨天宴会上的那一位呢?原来是假伊藤——他就是妙人唐德刚教授，他本着“呼牛唤马”的庄子精神，当主人戏呼为伊藤时，亦不置辩，坦然承之。唐先生诗才极为敏捷，可比八叉手的温飞卿，他为此做了一首诗，题中有云：“席上诸公终宵呼余为伊藤先生……”阅之令人绝倒!他在会场上即席赋诗，顷刻数首。六月十八日上午当哈佛大学的俞珍珠女士介绍了她的论文《(红楼梦)的多元观点与情感》，我在发言中特表赞赏，于是唐先生递给我一首题为《听周汝昌先生评论俞珍珠女士论文有感》的七绝一首，我也立刻回赠了一篇。 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依照“惯例”，会被视之为“花絮”；我看倒是大会内容的真正组成部分。 王国维“评论”的评论 从东京直飞芝加哥，下了飞机，才是真正踏上了美国土地。一入境，移民局验护照，海关验行李，这才正式用上了我这点废置了已经三十年的英语。海关听我叙明了身份来历、此行目的以及行李内容之后，一句“OK”，一个包也不要我们“打开来”(鲁迅先生用过的话)，顺利放行。不论移民局还是海关，还是别处，没有让我感到有什么官气。 从芝加哥再换飞机，前往陌地生，这是最临尾的一段行程了。刚一找着座位，左旁就有一位美国乘客要向我攀谈(大约是由服装外貌看出我们是来自中国的)。一谈之后，他不但知道《红楼梦》，而且知道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使我大为惊奇。于是我就问：为什么在美国至今犹有不少人对王国维感兴趣?他答：这是因为有些美国人空虚消极的思想与王国维有某种共同之点的缘故。 到了大会上，果然就有两三篇论文是研论王国维《评论》的，其中以叶嘉莹教授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叶教授现为加拿大籍，是我的同门学长，精研中国古典诗歌文艺理论，是屈指可数的世界知名女学者。她对王国维的分析评价，与俗常之论迥然不同，她那是通过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而获得的精辟见解，讲得也生动具体，说服力很强，使我洞开心臆，方知过去自己也曾随着人云亦云，说王氏是清朝的殉国遗民，等等，全非确论。这种缺乏自己的真正探讨而盲从“时论”的教训，使我憬然，而对叶教授倍增钦重之怀。 一涉王静安先生，大都忘不了提到叔本华，提到尼采，提到自沉昆明湖……，只有叶教授指出：王先生殉的并不是满清皇朝，他殉的实在是他当时自以为已然来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总崩溃。他实际上是抱着这一深悲巨痛而自尽的。这种认识与行动之是否正确那是另一个问题，但世人对他的误解和错评，一向却是很少异议。 知人论世，谈何容易。高明的学者之可贵，正在于他能揭示给人们以历史的真实，事物的真相。 何来黑格尔? 回程一到香港，就看到当地报纸刊出一条消息，说是会上有一位外国学者将曹雪芹和黑格尔作了比照云云。我不禁大为惊诧，是哪一次会上曾发生过这种怪事的呢? 会上倒是有一位美国红学家米乐山教授(Lucien Miller)。他是在加州大学(伯克莱)以比较文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也仍在大学里教授比较文学课程。这次他的论文就是《替旋风命名：海德格和曹雪芹》。 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er)也倒是一位德国哲学家，但他逝世才不太久，和黑格尔混在一起，这比“错认颜标作鲁公”还要有趣多了。 米乐山教授在他那部长达三百四十五页的专著Masks ofFiction in Dream ofRed Chamber中，是用中国神话、佛教、道家的世界观以至西洋心理学去阐释《红楼梦》；这次却是要用海德格的“实存现象(Being)哲学”去阐释，“是把宝玉看成‘存在于世界中’的一个实例去研究”，想藉此来探索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他用《创世纪》约伯(Job)的故事来与宝玉的《石头记》相比较，认为：“《约伯记》和《红楼梦》固然是截然不同的两部著作，可是如果把《红楼梦》看成是一部有启示性的书，要说明人生的无常，描述不可知的奥妙，那么这两本书也未始没有共通之处。” 由此可见，这和黑格尔则实在是“没有共通之处”的。 新闻报道的失实，造成的混乱有时候也到了可惊的程度。 比较文学 西方重视比较文学的方法，大学不但设有比较文学课，有的还设了比较文学系。用这一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真能精通中西两个方面，作 出精彩的比照和阐释，确实能使人耳目一新，开扩“脑界”，对中外的文学艺术都会有很大的教益，因此是值得重视的一条研红道路。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会谈时，同学们也关怀以比较文学研红的情况和前景。 当然，如果不是真的精通中外，对《红楼梦》和西洋小说文学并无透彻理解，只凭看到一些表面的“共通”点，便强作牵合，其结果自然会浮光掠影，似是而非，毫厘千里。在会下，俄亥俄大学的李田意老教授，曾再三向我谈到此一问题，表示了他的感想和关切。 我个人的看法，外国学者研红，由于种种条件的不同，往往多走比较文学的路子，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中国学者，兼通中外的也颇不乏人，他们如果能走这个路子，也许会给红学作出新贡献——也就是说，红学今后要靠中外人士努力合作，因为它越来越是一门“世界性”的专门学问了。 我深深相信：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将会发现二百多年前曹雪芹的文学艺术成就已然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越了世界水平，我们说他伟大，不是夸张炫耀之词。在过去，人们还只会用“曹雪芹比之世界大文学家并无愧色”的这种语式来发言，那已经是“高抬”了。谁人敢说他胜过之?外国的月亮也“圆”，或者洋鬼子通通可恶，那自然都是另一回事了。 听曲断肠 六月十八日确实是个热闹日子，上下午共有两组重要论文十篇之多，要进行讨论——这两组是“主题与结构”和“心理分析”——而晚六时半就在宝塔大饭店举行最盛大的一次晚餐宴会。一进餐厅，光线甚暗(美国人吃晚饭同时是一种休息，不喜灯火辉煌过于刺激，而多是燃点一支蜡烛，别有风味)，我的目力还未能适应时，朋友就介绍说：“林黛玉在这儿!”我不免暗吃一惊，这时，“林姑娘”已走上来握手，我仔细打量，才见绿衣长袖，高髻云鬟，旁有花锄，——我才记起今晚节目原说有《葬花》京剧段子。席间，鼓板丝弦忽作，随之而歌韵悠扬，花魂徙倚，此时中外人士皆凝神静听，不觉恍然，欣慨交集，真不知身在何乡也。 不想余英时先生也是才华赡敏，当场赋诗抒感，题目是“席上闻沈正霞女士黛玉葬花”，诗云： 重抚残篇说大荒，雅音一曲听埋香。 终怜木石姻缘尽，任是无情也断肠! 此诗我是事后得诵，正巧我自己也有腹稿，未曾示人，今览佳篇，不觉兴起，因附记焉，诗云： 一曲清音九曲肠，浑忘陌地海天长。 名轩缀玉谁收拾?百感闻歌是异乡。 盖沈女士所传，为梅先生正宗，我早年亦耽丝竹，备谙其谱律，今日重闻，乃在九万里之外，真不知今夕何夕，百感中来，固非陈言套语之比。 然而，越发深深感到，真正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 电子时代 “红学也进入了电子时代!”“听说科学方法证明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是一个人写的，是吗?”大家表示了普遍的兴趣和关心。可能，也是看了报纸上的报道而得知的。 事实如何?小作说解。 早年汉学家高本汉，好像已经用比较词语的办法去考察《红楼梦》前后的异同，结论是“一人手笔”。林语堂相信的大约也是这种理论。这次会上是陈炳藻先生所作的贡献，题目是《从字汇上的统计论<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就是对小说中的vocabulary进行statistical analysis，所不同的是现在，有了电子计算机。 与会者对陈先生所投入的工夫是一致钦佩的。由于他表示这只是一个初步结论，所以大家大都鼓励他继续努力。不过，许多人也表示，单单用这种办法，能否确定《红楼梦》原著与续作的作者是否一人的问题，还有怀疑。 记得这次在主席台上，左边是潘重规教授，右边是执行主席赵冈教授。潘先生评论时提到赵教授前几年已经小规模地试验了这一电子机统计工作。我立即“笔谈”，问赵教授：所得结果如何?他立刻写答：“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后四十回是出于另手。” 即此可见，用此同一个方法，得出的结论也并不是一模一样的。 我曾试行指出：“同是中国人，同是乾隆时代，同是北京人，续作者又不能不有意仿效原著的语言文字，那么在词汇上发生类似和相同现象，是理所当然的，这能否证明即属一人?我们汉字文学的奥妙，却往往在文字迹象之外……” 其实，探本寻源之论，还是在于根究思想感情。让我举一个例子略事分疏——我是借花献佛，例子是小说家胡菊人先生举出的——这次来去都经过香港，两次蒙胡先生接待，并以他的著作《红楼水浒与小说艺术》见赠，这册铅字细小、二百五十多页的小说研究专著，第一章就是“红楼梦的文字”，而第一节就是“后四十回的用字”。他说： 欣赏红楼梦最便捷的方法，是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互相比照一下，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相差极大，大部分非曹雪芹原作。有人认为，后四十回根本不能读。 他随后举了第八十七回的一个例子，这回书写的是黛玉想家，你看那是怎么下笔的?—— ……便想着：父母若在，南边的景致，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桥，六朝遗迹，不少下人服侍，诸事可以如意……香车画舫，红杏青帘，唯我独尊，今日寄人篱下……真是李后主说的，此间日中只以眼泪洗面矣! 胡先生于是指出：这种劣笔简直无法与原作相比。“续貂之坏，完全是文字带来，文字破坏了黛玉的形象。这段文字赘累，庸俗。用的四字成语，又是馊文腐词。春花秋月，水秀山明，二十四桥，六朝遗迹，像‘顺口溜’，黛玉不会念这些字眼，一个人伤感时也不会这样文绉绉的念陈腐词句。什么香车画舫，红杏青帘，唯我独尊，又岂是黛玉随口说得的话!” 胡先生在这一章里用了五节来论述高鹗后四十回的糟糕文字，我是十分同意，篇幅所限，不能尽举了。单从上面一例来看，你可感到那种空洞而又庸俗的文字的气味是何等强烈(当然，如果有人感不到，甚至以为这种文字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难医的问题了)。试问：这种文字(其实是思想感情、文学造诣)上的区分，也能用计算机算得出吗?如果算不出，结果就会觉得词汇很多相同，应出一人手笔了。 会上多数人对此表示存疑，岂为无故之事哉。林黛玉像一个附庸风雅的冬烘夫子学念“词章”，李后主那个典故用在这里是如此的俗不可耐，它的“好处”何在!?红学并未进人电子时代——这是我的感受。 一本书的种种因缘 斯本思教授(Jonathan D．Spence)写了一本书名叫《曹寅与康熙帝，包衣与主子》(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Bondservant and Master)，耶鲁大学一九六六年版，也是一部三百数十页的厚厚的专著。著者原是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即不是为了红学)来写此书的。 我始闻此书之名，为时已经很晚；知道之后，也无从一读。这次归程路经旧金山，蒙史丹福大学的王靖宇教授热情招待，留住两日，小作参观游览；临行，又蒙他特持一书见赠，我一看正是此书，打开封面见有题记数行，其词云： 耶鲁大学Spence教授此书之完成，曾得力于汝昌先生宏著《红楼梦新证》甚巨。兹以汝昌先生于参加首届国际红学大会后来访之便，特转赠留念。 王靖宇志于美国史丹福大学，一九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王靖宇先生也是被邀参加这次红研会而且是会上第一个宣读论文的小说学者专家。他著有对金圣叹的研究专书(英文本)，而这次他贡献的论文是对道光年间王希廉(雪香)红楼梦批语的分析评价。对这个专题，他恐怕也是第一位撰出专文以抒所见的学者。 由于他的题记是在会后，不禁使我想起会前的事，即周策纵先生曾于一封来信中说：“近者Spence教授有信来，知你即将前来参加国际红学会，而他因事不能出席，嘱我转向你致以敬意，并为不能晤面深感怅怅。”我听了十分惭愧，因为我未曾为曹寅与康熙写出一本专著。而这对清代史的研究来说，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当然，我为了要了解曹雪芹，对曹寅作过一些探索，这已然就遭受讥嘲了；至于康熙帝，我在一册拙著中倒也提过几句，其后果则是招来了“大字报”的地判。研究学术，是做事情还是犯罪恶，当时闹不清。 再有就是，国际学术交流中，学术道德是要讲的。受了人家的启示和教益，汲取了人家的劳动和智慧，都是公开表态的。这虽是通例，而斯本思先生于今日犹然见怀，却令我不无感想。数十年来，红学界有些人从拙著中引用了大量资料和见解，却从不肯明言一字，好像都是他自己的创获——这也何必计较，但问题是他同时还要掉一两招笔花，以明枪暗箭来对你进行“答报”。学风的浇漓，大约是和文风的败坏密切相关的吧? 交流岂宜再缓 到了外边，会到很多新识面的朋友同行，一交谈，首先向我表示一种“强烈反映”，说：“大陆的书刊杂志，太难买到；你的著作、论文，还有你所写的杂文散文等等，我们都看不到。等知道了，托人在香港买，那为时已晚，运到香港的那一小批书，早已卖完了……”言下不胜怅惘与叹惜。 我怎么回答呢?真是“彼此彼此”，“同病相怜”。“你们的很多著作，我也久叹难逢呀!” 明尼苏达大学的那宗训教授，原是北京人，现在老父尚居台湾。他告诉我说：“在美国，查寻你们的文章，找刊物可难了。例如X X杂志，全美国只有两本。我为找一篇文章，常常是驾了车子跑出几百里，受尽辛苦，我们费的这种事，您也是难以想见的!”真的，这次大会的最后一天，他们贤伉俪驾车奔赴威大，只为见到我们，他们在为红学的发展而东奔西跑，有时竟然要在路上过夜——在车子里过夜呢! 因此一谈起来，我们彼此都深感此种学术交流不便利的状况，非从速改变不可了。 难免闹笑话 会上的著名学者甚多，觉得他们各有成就，各有风格，都有值得学习的一面。就中，李田意教授多次俯就畅谈红学上的一些问题，尤为快幸；回程一到香港，他嘱托的出版社已将一包书送到寓所，是他校订的《拍案惊奇》二巨册——他为此书，亲到日本，访得明刊原本，据以整理印行，功力深厚。 初到陌地生，和李教授尚不熟识，一次在旅馆出入处碰见，可巧这次正有周策纵教授与我们偕行。我只听见周、李两位先生的谈话中有这么两句—— 周先生指着我，对李先生说：“他的《曹雪芹小传》又修订出新版了，你再写一篇文章……”李先生答：“好，我再写一篇……” 我说明《小传》已经携来，即将以一册呈正；但他们两位的“再写一篇”的交谈，我是茫然莫知所云，因此对之无能“置一词”。 等到大会已然闭幕，策纵先生忽然送来几份复印件，看到末了，只见一文，竟是多年以前李田意教授给拙著《曹雪芹》所作的评论专文。我才第一次知道，在海外早有学者对此书给了很高的评价——也才恍然明白 “再写一篇”的对话是缘何而发的了。 这固然是我个人的孤陋所致，但学术交流的不便利，恐怕也不能不是原因之一。在周、李两教授意中，我绝不会不知道此文此事，而我在听了他们重提此事而且要“再写一篇”时，竟不发一语!——这真是天下罕闻的异事。 别的例子还有，大大小小，认真说来，都不妨称之为闹笑话。笑话倒在其次，令人叹惋的是学术上的损失——互不通气、犯重复、浪费思力、走弯路、受局限，甚至还会招致一些本可避免的误会。这样久了，隔阂越来越大，造成各方面的不利与损失，对谁也没有好处。这是冤枉事，也是蠢事。 《勘误》的“逊让” 大会的最后一天，和伊藤漱平先生同在主席台上，左右相邻而坐，他把摆在手边的一本英文学志拿给我，并翻开一页，指着一处让我看，口中说了几句话。由于在台上难于细说，又由于英文字极小，一时也阅看不清，心中有点莫名其妙。等到伊藤先生发言了，他是用中文口语介绍日本国内翻译和研究《红楼梦》的各种版本、著作的概况；临到末了，他提出一项“声明”，说：“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出版后，他发现有不少误植之处，再有一些修改更正和学术上的商讨意见，便油印了一本《红楼梦新证勘误》。他寄了一册给我；我接到之后，认为难获，就复印了很多份，分赠各地友好。这本学志上的一篇文章，评述近年来世界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时，把《新证勘误》列在了我的名下，以为是我的著作。这是误会了，我乘此机会特作说明。” 我听了，这才明白，他刚才对我说的，就是这件趣事——确实是一则有趣的红坛掌故，在场的很多位学人听后都表示出善意的微笑，没有谁对这个小误会哈哈大笑，意存诮讽。我不认为这是由于文章作者也在会场，而是良好的学术空气、学术道德作风之所致，这在我感觉起来，是非常宝贵的品质和态度，真应当学习。“轻薄为文哂未休”，诚然是“古已有之”， 但做学问的，谁敢“保证”自己“一贯、绝对、完全正确”?笑人的人，往往实际比被笑的还更多可笑之处。 学术空气和道德作风怎样才能好起来?我是写“散记”，无意妄作“解人”，只是觉得，学术讨论必须有充分的百家争鸣的精神和条件，仁智之见不同，是自然之理，应当视为天经地义，久而久之，那种“定四海于一尊”、“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的念头和派头，就没有多大市场了。因此，学术民主的良好空气，定然有助于匡救那种狭窄的器局胸襟。 在会上，使我感受深刻的，例如叶嘉莹教授在评论席上，毫不犹疑吞吐地对米乐山教授的论文观点提出了批评意见，在那里，没有人认为这是“不客气”、“伤面子”。这原因在于：批评者是为了学术真理，光明磊落，和那种因“私憾”而贬人扬己的，迥然不同。我们一同前往的三人，如冯先生的论点，周策纵和赵冈两位教授各有专文提出不同看法。对陈先生，则有刘绍铭教授的评议。对我，米乐山教授就坦率地指出，我的论文中有一个环节论证还嫌不够充分。 这，难道是“坏事”吗? 至于有个别报纸，借着我们之间(我和冯先生、陈先生)的不同意见而大做文章，添枝加叶，捏造离奇，那纯然是另一回事，“散记”虽小，亦不致小到还要驳辩那种胡云的地步。 莫把前人作后人 出席会议的马幼垣教授和马泰来先生，是棠棣联辉，各有贡献。我们从东京一直飞抵芝加哥，在机场等候和协助我们的，就是他们贤昆仲，英年俊秀，文质彬彬，令人钦慕。这次，幼垣先生是对所谓“高兰墅太史手定”的《红楼梦稿》(国外有称为“全抄本”的，国内则误循“脂京本”等一串不通的简称排出一个什么“脂稿本”的名字来)首次提出真伪问题，对此本的性质表示了怀疑。泰来先生则用一篇极简短的论文考证出那个持有“原本石头记”的恒文，是乾隆时人，而并非像一粟的《红楼梦书录》所说的是晚至同治年代的人，对引人误入歧途的不确实的考据提出批评意见。 我对此也作了发言，我说：真是无独有偶，记叙《红楼梦》来历的一个名叫吴云的，《红楼梦书录》中也是张冠李戴了，说成了很晚的另一个同姓名的吴云。实际上，前一个是乾嘉时吴县人，进士，官至御史；后一个是归安人，官职只是府道，到清末光绪年才下世的。这么两个人，也被“合而为一，，了。 但是也有同时同名的例子，也给红学家带来了麻烦。例如近来有人硬说俞楚江是顺天籍的乾隆二十二年进士，他忘了俞氏的交好如袁枚，称他为“布衣”，沈大成尊之日“征士”——难道在那种时代，朋友竟能把一位进士公改称“白丁”吗?然而，考证家硬是这么论证，并用以否认一帧曹雪芹小照的真实性。这么一比，反觉错把前人作后人的，还“有情可原”了。 小扇题诗 归程是经过旧金山、火奴鲁鲁、东京、香港、广州，回到北京。在广州一上飞机，我们三个人就说：这回真到家了! 刚坐下不久，“空中小姐”就送来了礼品，每位乘客一把小折扇。这时，陈先生见扇子一面素白，就递过来，说：“一直想求你的墨宝，请在扇上题字。”我捉笔写道： 御风万里快同行，只为芹溪笔墨光。 昨望京华依北斗，今离粤海驭归航。 坐在我右边的冯先生看了，不觉兴起，也把小扇递过来——我又提笔写道： 万里重洋去复回，红楼盛会喜曾开。 与君偕影星洲地，看遍鸿儒四海来。 一九八O年中秋节前写毕 【附记】 本文系应《战地》杂志之约而写。会上个人感受中可叙者不止于此，原来计划要大些，后因全国政协大会召开，已住进宾馆，无法兼顾，遂草草收束了。行文时不遑逐一检核资料，亦有小误，如“比较文学”一则，会议论文项目并无这个分类，实在只是“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而不是Comparative Literature)，二者是不同．的，当时因随手信笔而谈，不免误忆，“比较文学”的本义应当是一种超国度、越族别的文学研究。但是，在实际上二者常常错综交互，也不是绝无交涉的，因之“比较”的意味总是不可尽免。姑存原文本貌，以志吾过。又“电子时代”一则，听说有刊物转载过，这一则写得也不理想，文学作品，虽然语言文字是其工具，但通过同一工具而表现出来的艺术大师与庸妄之流的笔墨的不同——我们习惯叫做“手笔的高下”，是有霄壤之别、泾渭之分的，而这其间的分际，在一般人尚且不能尽量识别，而需要高深的文艺素养来培训鉴赏能力——那么硬说一个机器(不管它多么灵妙精巧)可以识别出手笔的异同，将精神活动与机械计算等同起来，恕我不敏，还是不敢深信的。这一点文内说得也不清楚，略作补充如此。 原载：《献芹集》 原载：《献芹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