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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认，现代社会以“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语)，现代性所裹挟而来的加速度、零距离以及同一化，正在危及经典所赖以生存的“深度模式”、审美距离、审美情境。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速度导致了人的一种自我迷醉，时间不再负有任何自我和生命的意义，而只是如蝉蜕般地黏附在速度的快感上，昂扬且迷醉的冲向烦恼人生奈何桥。”现代性速度制造了去美感的快感文化、去意蕴的浅薄文化。但是，我们也坚信，速度并不能直接取消历史，取消历史的文明，更不能直接取消人，取消人的理性，尤其是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因此，今天，无论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将文学与文化的困境估计得多么严重，经典，作为一个历史馈赠与文化宝库终究是每一个文明最后的精神堡垒。 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来说，经典的存在都是文化自觉和身份认同的保证。经典意味着精英和精品的序列，是标杆。用芒福德的话说，是一个“容器”，它积蓄和融汇了个体经验与共同体经验，使之能够从一种单面的、失序的，匮乏的层面向完满、有序、崇高的层面进行转化，从而使个体与文化的、民族的共同体能够获得一种意义与价值。这是任何时代都会有经典或者经典化行为的原因。俄罗斯人总会自豪地宣告，他们仅仅贡献出一个列夫·托尔斯泰，19世纪的俄罗斯民族就无愧于全世界。事实上，正因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契诃夫、冈察洛夫、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一大批不朽的伟大作家和他们的经典作品，这个民族赢得了世界的永远尊敬。经典无疑指向了传统的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它们是一个时代文学艺术成就的代表和审美理想的标尺，也是文学(文化)传统根本精神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佛克马语)经典是我们藉以获得文化自觉的必选路径。 正因为如此，对于作家而言，文学经典富含着最深厚的审美养分。读经典意味着接受最高层次的审美教育。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经典构成个体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最大的“前理解”。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语言交往行为，决定了一部新的文学作品不可能以绝对新的姿态展现自身，即使在本文特定的框架下甚或已将读者导入特定的体验中，也总是会唤起读者以往阅读的记忆。阐释学认为，作品的意义就在于过去与现在的沟通。理解活动乃是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只有当解释者的先见和被解释者的内容能够融合在一起，产生意义，才会出现真正的理解。这种由视界“融合”而产生的理解，既不是理解者原有的先见，也不完全是作品或历史的原有内容，而是一个新的理解的世界(伽达默尔语)。因此，任何一种试图逃离经典的历史阈限来谋划独立原创的口号都是虚妄的。经典是人类审美经验的累积。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文学创作方能在标杆的指引下突破个体经验的狭小，生成更辽远的审美图景。 另一方面，经典的魅力在于，它不是一个封闭而僵硬的文本。经典可以源源不断地为不同的个体生产意义。我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是强调读者的对于作品意义创造的积极性。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也证明了“哈姆雷特”作为经典本身的丰富的可阐释性。因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个“哈姆雷特”制造了一千种各不相同的审美阐释和理解，其不可改变之前提是它首先必须是经典“哈姆雷特”，而不是 “哈利波特”或别的文本。更何况，对不同的人如此，对同一个人的影响也是这样。十年前阅读“哈姆雷特”与十年后阅读“哈姆雷特”，其中况味必然不一样。因为十年后的审美个体不可避免地根据现在的语境去重新解释过去阅读到的内容。不同语境创造不同的期待视野，在不断建立、改变和发展的过程中，期待视野的变化和重建将引起文学评价标准的改变。“真正的艺术是连续不断被理解接受的艺术，作品只有在被理解和感知的过程中，其意义才会得到实现。”经典是经得起推敲的，经典常青不衰的魅力正在于常读常新，这是一般文学作品所无法匹敌的。经典造就了文学活动的良性生态。经典的意义开放性容纳了广大的读者，“每一次新的阅读都会产生一部全新的作品。”(英伽登语)，同时， 读者随着特定的环境条件变化和人自身实践发展，对经典的内在接受会不断发生变化，审美心理结构也会不断地重构和整合，从而获得审美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对普通大众来说，除了提升文化素养，经典的意义还在于为每个时代的读者找到一种自我确证的方式。精神分析学家认为，阅读是一种参与的活动，人们读书的目的在于更多地发现自身，而不是更多地发现文学，读者对于世界的理解，其实也就是对自我的理解，他一方面寻找自我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另一方面也在反省着自我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由此，文学中的世界就不仅仅是作品的世界或作家的世界，同时也是读者自我的世界。近几年来，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的走红正是说明了这一点。于丹教授对《论语》《庄子》的解读一改传统学院式的深文周纳，却为普通大众打开了通向经典之门。大众争相聆听于丹讲演、翻阅于丹著述，正是因为于丹让他们获得了在工具理性盛行的时代语境下的自我认同，让他们在价值失范心灵迷惘无依的情境中获得自我倾诉。于丹敞开的那个世界也许已经大大迥异于先哲先贤们的那个世界，但却是当下社会许多普通大众所渴望追往的那个世界。这个世界，或许很浅俗，却是经典的一种当代呈现模式，也是普通读者理解自我的重要方式。 当然，我们也必然要认识到，经典本身意味着一种秩序，尽管从历史纵向看会有打破与重建，但经典的序列以及经典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产生的过程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动态过程。经典认同了一种标准，必然会贬抑另一种标准，因此，在经典的序列进阶过程中，经典的审美高度必然会导致审美的霸权或者审美的偏见，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取消了非经典的历史地位，从而导致文学史和文化史变成经典的排序史。事实上，那些非经典作品的存在，非经典对于文化建构与文学创作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对经典本身的产生也是不可小觑的。当我们倾听纳兰性德如泣如诉的“一片伤心画不成”时，我们可曾记得之前早几百年就写下同样诗句的唐代的高蟾，可曾记得还有那“一片伤心云锦地(宋，王镃)，“对古来、一片伤心月”(宋，辛弃疾)，“一片伤心花影重”(明，汤传楹)，“东来一片伤心雁”(明，吕师濂)以及“一片伤心逐暮潮”(清，赵贤)。更不用说，《西厢记》《白蛇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经典的产生过程无不留下众多非经典作品的书写身影。非经典就是经典绚丽颜彩下面的底纹，它延宕了经典的审美空间与韵味。 同时，非经典的活跃意味着对经典保持着审美的张力，使我们更加能了解文化的深邃和艺术的丰富。非经典使得审美多样性保持可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质疑了经典的权威性与唯一性。另一方面，非经典活力常在的现实原因是社会分层所导致的文化传播与接受的分众化。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层不断清晰，形成“多层级”特征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美国社会学家甘斯曾使用“趣味文化”与“趣味公众”两个概念来阐述文化区分阶级、区分社会群体。所谓“趣味公众”就是那些“对价值和品位文化内容作出相似选择的使用者”。在所有社会之中，每一个社会阶层都有一个具有与其他阶层不同趣味的公众，每一个阶层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消费模式。这些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经典从来都不是社会阶层唯一的文化趣味和精神诉求。在不排除经典的前提下，读非经典是对社会大众分层化的现实尊重与文化包容。 更进一步地看，经典的历史进序又是变换的。经典常常会经历一个“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正如基洛里为《文学研究批评术语》撰写的“经典”条目所指出的，它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经典中不断有作品添加进来，与此同时，其他的作品又不断地被抽去”。经典与非经典之间，入列或出列，无不显现着各种力量与机制的博弈。同时，经典的流动性不断在召唤着新经典的诞生。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必然有一个时代的经典。“一切伟大的作品都建立或瓦解了某种文体，或者说它们都是特例”。在本雅明看来，经典的诞生都意味着经典的反叛，经典化的过程也是去经典化的过程，必然超越既有的经典，才会有文化和文艺的新生。约翰·吉洛利说：“把不朽作品的秩序理想化，意味着新诗人所造成的威胁是无序的；如果有机会改变不朽作品现存的秩序，即加入经典作家的行列，那么，新诗人就必须以一种顺从的姿态来展现自己”。在经典面前，顺从的态度是最无望的选择。经典化并不是经典理想化或者经典唯一化，并非是对一种文化或者哲学理解的永恒膜拜，因为经典是建构的，因而也是流动的。流动的经典既是时代和社会流转的鲜活记忆，是个体阅读长河中涌动的波涛，也是人类精神追求的超越性丰碑，每个时代都会对经典作出自己的阐释，每一个阐释都会成为经典意义的新发源地。 不同的社会语境会对经典提出新的召唤。我们并不能将经典缺席完全归结为现代性的速度文化，而将作家们的主体责任推脱得一干二净。在现代文化(以及后现代文化)横行、技术文化膨胀、电子传媒掌控的西方社会，其文学界依然诞生了如《荒原》《变形记》《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喧哗与骚动》以及《交叉小径的花园》《等待戈多》《万有引力之虹》这样的不朽经典。这些作品丝毫不会逊色于前一时代的《巴黎圣母院》《红与黑》《简·爱》等作品。也就是说，在读经典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学习经典，传承文化，更要从经典中诞生诠释和体验当代现实的能力。经典本应是社会和时代的印记，是文学对于社会和时代的应答，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模式”(佛克马语)。大量的“戏仿”、“大话”、“恶搞”乃至“山寨”文化的横行证明了经典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时代，这些多少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文化现象几乎都是以对经典母本的依附为前提的，没有经典建立的既有审美秩序，也就不存在文化上的戏谑。所以这些文化现象对经典的存在几乎产生不了根本性的动摇，那只不过是消费时代的文化泡沫。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既要汲取经典和非经典的丰富养分，又要从新的现实经验中创造出“个体化”的文学世界，从而不断推动经典的新的流动。 历史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不断演进的。今天，我们一方面要通过读经典，来确证和承续我们的民族之根和精神之魂，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非经典在解构旧经典、原创新经典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所蕴含的特殊价值和魅力。 原载：《文艺报》2010年04月02日 原载：《文艺报》2010年04月0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