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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平伯先生晚年的红学主要观点 俞平伯先生是我的亲娘舅。在我的幼年，向我传授的是爱国主义而不是唯美主义。俞先生从不坚持己见。在《 读词偶得》 上，他反对胡适对李煌“浪淘沙”中“独自莫凭栏”的解释。但三十年后，他在《唐宋词选释》 中，却改而从胡，这正是他择善而从的明证． 俞先生的楷模，还使我明白了不拘执己见者必不惮于自修正的必然性， 据此，俞先生对《 红楼梦》 的看法、到晚年余力不衰，转多新见的必然性，就不出我的意料之外了。俞先生晚年认为《 红楼梦》 后四十回问题，实质上是曹雪芹要想改写《红楼梦》 ，改是改不了的，但可能有草稿，有的散失，有的幸而为高鹗所得。对高鹗续书之功，俞先生予以肯定。我个人的领会是：续书必以创作为主，率由旧章者必无成就。如果戈理作《巡按》 ，虽其题材源于友人的揭示，终究是果戈理的创作。俞先生《 读词偶得》 卷末论周邦彦之结论曰：“盖今人动辄言孰创作，孰蹈袭，大抵皆耳食之论也。”（大意如此） 然而俞先生何以估计雪芹要改？这是他在晚年备加关注《 红楼》 所涵的哲理；否极泰来的思想，可能是雪芹中年以后的思想。然而如何下笔，决非易事。我个人认为，曹雪芹不是叛逆，而是封建统治者所践踏的孤臣孽子（见江淹《恨赋》 ）。雪芹洞察封建社会的膏肓，而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尚未出世，最多只能寄托于否极泰来，从反面说，最多也只能预感到“于无声处听惊雷，”一洒铜驼之泪，如索靖之于西晋。作为孤臣孽子，历史性的出路只有三条：《论语》 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或抱残而传种，或忍辱而负重，或有杀以成仁，雪芹亦如斯而已，岂有他哉？是则我们看雪芹应如鲁迅先生看阮籍那样。我曾认为林黛玉（俞先生夙解，改用“代玉”）咏黄叶的诗篇是孤臣孽子剖明心迹的力作，以此求教于舅父而首肯。故我以为俞先生强调《红楼梦》 的哲理和思想性，是他晚年的特别侧重的思路，转向华夏文明的传统主流的儒学。俞先生曾告诉说：“如果按色空观念来讲，如果曹雪芹本人充满了色空观念，那么贾宝玉就不是恋爱至上者，而是恋爱的虚无主义者（《红楼》 或有些这样的痕迹）。”他又曾教育我说：“中国知识界有两个代表人物：一是诸葛亮，又一是陶渊明。前者出山，后者虽非不出山而归于不出。前者是法家的面孔，儒家的骨子（家昌按：李斯相秦亦用儒术：儒与法非相互绝缘者。“四人帮”之滥调、不可听也），后者道家的面孔，儒家的骨子。曹雪芹虽受佛教影响，骨子还是濡家。按俞先生这一思想，那“剩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就非改不可了。我个人以为曹氏是做梦也想不到《红楼梦》 会成为“反封建的教材”的。倘若真的想到，那就是他有超前的预感了。 还有俞先生遗留的问题（或曰课题）也很有益。俞先生从来不搞个人迷信和盲目崇拜。他 曾指出李白、杜甫的短处。他说：李诗未免多所重复，杜诗难免病句，“如入武库，利钝杂陈”。他指出：既是武库，焉能清一色的利呢？对《红楼梦》 的失误他也主张弄清而不主张盲从。他也有为贤者辩解之言，例如他说《 红楼》 描写宝玉等人明明是青年却写成孩子，是不得已的；因为这样的情趣比较易于被读者接受，否则溺爱《金瓶梅》 的人就会另眼相看了。他曾有意要撰写一部专门就《 红楼梦》 提出问题的书，曰“红楼百题”，可惜未能如愿，他晚年的精力不足，和大遭批判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在香港也曾指出：对曹雪芹的仰慕，不要变成迷信；这见解也必然会引起后人重视的。 俞平伯先生对红学的最后见解 （一）俞先生最后在1980 年5 月26 日香港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上作了《 旧时月色》 的讲演，叹惜红学中“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 … 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又日：“一边倒的赞美并无助于正确的理解… … 本书虽是杰作，终未完篇… … 曲为比附，则真赏愈迷，良为无益… … ”家昌按：名著多瑕，中外皆有，英国哥德斯密著《 维克斐牧师》 漏洞百出，自相矛盾，而其书震锈古今，价值丝毫不减。雪芹有漏，毋庸讳言，其书终是十八世纪全球最佳之说部，评语见美国桑代克《世界文化史》 。桑氏此评，明白无误将英之迭更司，法之雨果，一律置诸雪芹之下矣。俞先生又以为脂评未必尽于后事相应，曾有诗曰：“脂砚芹溪难并论”。 （二）针对以上情况，我的舅父生前曾对浅说过，“漏洞既有，并论又难，我估计雪芹晚年，曾想彻底修改《红楼梦》 ，且已动笔，见于残稿，而又失传。如天假以年，《红楼》 必面貌全非，高氏鲜得具残稿未可知也。”家昌按：原舅氏本意，盖以续书为难事。改写也未改就。孔子曰：“再思可矣。”“我辈学作诗词，往往改来改去，最后仍回到原稿，值此之故也。舅氏常谓高鹗功大于过。家昌窃谓幸有高氏续笔，旁观者清，若令雪芹自为之，恐转妨令名，未可卜也。窃以为张先生的“双两说”足以顿开茅塞，使问题涣然冰释… …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