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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96明清小说研讨会于4月23日至25日在四川内江举行。国内外70多位学者到会，交流论文40余篇。研讨会全面情况已有综述。本文就其中的红学研讨作些介绍，并略谈有关的思考。 会上的红学论文共约十篇，有《甲戌本<石头记)卖书人的发现说明了什么》(曲沐)、《读周汝昌〈还‘红学’以学〉》（胥惠民)、《九十年代红学论战》(王珏)、《郑振铎与<红楼梦)研究》(黄高宪)、《无叶堂·断肠会·薄命司——关于<红楼梦)‘太虚幻境’的思考》(雷勇)、《风月宝鉴)为明人旧稿试论》(胡淑芳)、《浅论<红楼梦)第一回与宗教文化》(王光浒). 《120回〈红楼梦稿〉中的批语》(刘福勤)等。还有三篇，未见打印稿，我无法准确说出题目，但从作者的发言看，大致内容是:1.论红学要走出误区，考虑如何突破，举“补天”与“拆天”的争论为例，论及对《红楼梦》思想境界的看法等;2.论蔡元培、胡适红学的观念根因;3.评周汝昌《还‘红学’以学》一文引起的新论争之要点，论百年红学中的“悲剧”和“非悲剧”问题等。论文作者有些在大会发言，如曲沐、杨建文、雷勇、胡淑芳等，多数在分组讨论中发言。他们的发言，除概说其论文要点外，更多的是就某些有争议的问题谈思路和看法，其他与会者也很有兴致地参与讨论。会下的自由交谈也多持续着会上的学术研讨，切磋，争鸣，大家在团结、友好、和谐的气氛中各抒己见。 二 《 历史档案》 杂志1995 年第2 期首次刊布“甲戌”本《 石头记》 卖书人胡星垣1927 年5 月22 日致胡适的信，并对这封信的有关情况作了说明，如这封信“就保存在胡适收信的档案夹里”，信封上写着详细地址“本埠静安寺路投沧州饭店，胡适先生台启，马霍福德里三百九十号胡缄”，邮戳为“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上海”，信笺下方有“上海新新有限公司出品”字样。曲沐的论文就此提出，胡适当时闭口不提卖书人姓名住址，不少学者就此提出疑问，三十四年后影印此书时仍然讲“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显然是“一再隐瞒这件事” ；而现在发现了卖书人姓名住址“就保存在胡适收信的档案夹里”，这便引起“对胡适《 红楼梦》 考证一系列问题的根本性的怀疑”。他认为：第一，胡适购得“甲戌”本后，还一再为程乙本宣传，为之流布，却将“甲戌”本的刊布拖延三十多年，有可能是胡适“书里对甲戌本的真实性并不是那么踏实”；第二，“甲戌”本“破绽之多之显，简直令人吃惊”，这或许是胡适“隐瞒‘卖书人’”，的“隐痛之所在”; 第三，胡适“不能或不敢正视甲戌本的破绽… … 是为其自设的理论体系所蔽，为其主观主义的治学方法所误”。曲沐先生的发言，由论文内容伸展到对红学历史和现状的看法，认为90 年代以来论争中对胡适红学体系的重新审视，对“自传”说、“高续”说、“脂先程后”说的否定，对于在胡适体系笼罩下的现、当代“新红学”是非得失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使红学研究有了新的转机。他还说，红学界有些人不能平等对待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他们甚至把人家的学术争鸣说成“非道德非学术”的“喧闹”，无怪有人担心红学这门显学会成为“险学”。他说，应该继承蔡元培和胡适论争的那种风格，学术上各抒己见，论争者之间的关系却是平等和谐的，为学术繁荣而互相支持，协力共进；在治学态度上、自我反省上，应该像俞平伯先生那样，做一个“诚实的学者”，在探索中“步步觉醒”“自我超越”，越到晚年越清醒地看到自己以前在治学上存在的问题，明辨“大是大非”。 曲沐的发言得到许多与会者共鸣。有人认为，曲沐发表于《贵州大学学报》 1995 年第2 期的《 庚辰本＜石头记＞抄自程甲本＜红楼梦＞实证录》一文，以34 例确凿无疑地证实了题目所标的观点，并由此联想到对“脂先程后”说的批评，说那种认为脂本是曹雪芹稿本的忠实过录本、真本、最接近“原始面貌”的说法并无根据，既然拿不出原稿、底本来对勘，怎知是“忠实过录”“原始面貌”？又说，“脂本为真本”论者若不能作出对曲沐所举34 例的“可逆”论证，则结论只能是“程先脂后”。该发言者还引俞平伯“我看红学这东西终是上了胡适的当”之语，认为某些红学家至今尚未从这“上当”的误区走出来。 有的人从哲学方法论角度，分析胡适的红学观点和考证方法，认为胡是受“先验论”左右，出于“主观假设”的需要，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从曹氏材料中“选择”有利“假设”的，而没达到唯物辩证的科学分析，甚至在可能暴露其错误的地方（如“甲戌”本卖书人及收藏史）就采取“隐瞒”的办法，也堵塞了别人的查考之路。 现在来重新审视胡适的红学研究及其影响，的确十分重要。胡适有其不可否认的贡献，也有不必掩盖的缺失。重新检视，有助于红学的新推进。胡适的小说考证，一方面应用“赫青黎、杜感威的思想方法”① ，一方面“用乾、嘉以来一班学者治经的考证训诂的方法”② ，而且他似乎并不那么特别重视他对于《 红楼梦》 的具体“假设”和结论，倒是最强调“来提倡一种科学的治学方法”③ ，即力求做到“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④ ；总体看来，他作小说考证也很注意搜集材料，而且很注意辨别“版本”和其他“材料”是否“可靠”，很注意“本子的来历如何”，然后据以考证“时代”“著者的事迹家世”等，⑤ 以改变那种忽略作者生平、忽视作品时代、只凭臆测、“穿凿附会”的倾向。胡适这样提倡和大致上也这样实行小说考证的方法，是与“五四”前后新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联系着的，是与这种五四精神的延续联系着的。小说这种在总体上相对平民化的文学（相对于居正统地位而离平民较远的诗古文辞），一向被封建时代的绝大多数士大夫和居于权威地位的文人所鄙薄，为大雅之堂所不容，小说家被置于“不入流”的地位，写小说的文人多怕“小道”之鄙薄而不愿署名或不署真名，隐匿其事以保持“堂正”的名誉。胡适承继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前后新派人物重视小说、发挥小说的作用以推进新文化的工作，以“历史进化的眼光”⑥ ，认定几百年里销行很广的小说“写定”了白话，推动着文学复兴和文化进步，实为现代的文学革命的先前历史因缘之一，说《 水浒》 《 三国演义》 《 儒林外史》 《 西游记》《 红楼梦》 等等是“伟大的小说”，比什么教科书的力量都“大几百倍”，⑦ 承认施耐庵、曹雪芹等“为文学正宗”⑧ ，把他们与李、杜、韩、柳一视同仁。他的小说研究，包括他的红学，首先是在这种基于民主精神推进新文化、推进文学革命的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就是他的考据方法（非指其关于《红楼梦》 的具体结论）的意义，他强调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⑨ 也是与五四精神密切联系着的。应该说中国现代式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哲学、人文方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那个新派群体创始的，而胡适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他兼取赫青黎、杜威等西方学者的思想方法和中国古代乾、嘉学者们的考据方法，融会而成自己的考证法则，运用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禅宗史考证和小说考证等学术上，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得到当时的学界泰斗蔡元培的高度评赞[10] ，他对“禅宗史”的“新看法”，开了一条研究禅宗的新思路，《禅宗史的一个新看法》 《 荷泽大师神会传》 《 菩提达摩考》 《 楞伽宗考》 等文揭破以往对禅宗史的“说谎造假”之状，同时肯定禅宗“做到了一个革命”的历史地位。[11] 他的小说考证，在《 水浒》 《 西游记》 《 三国》 《 三侠五义》 《 官场现形记》 《儿女英雄传》 《 海上花列传》《 镜花缘》 等小说有关材料的搜集和“变化演进”史迹的考证，对民间传说、民间通俗文学创作者在众多小说名著成书过程中重要作用的肯定，对“白话文学史”规律的探寻和归纳，虽然不免有某些错误，但总的看来是当时最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对后来的有关研究有很深远的积极影响。他的《红楼梦》 研究是和前述诸种工作联结一体的，方法论原则上的反“附会”，同样具有一定的科学精神，具有开拓中国现代式人文学科科学学术新路的意义。《 红楼梦》 书中有曹雪芹“披阅十载，增删五次”之语，很早的前人又有曹著之说，而且有人说过曹雪芹是江宁织造曹寅后人，程本程序虽云“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 但其，“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的说法也透露着程伟元在谨慎中仍然有如下的想法：在“相传不一”的情况下，曹著的可能性最大，即使原为别人之稿，曹“删改数过”也就是作者之一了。胡适虽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但在《红楼梦》 著者问题上，却只是一个承前人之说的“小胆假设”。[12] 进而，由前人之说所提到的“曹楝亭”（寅）入手，去搜集曹家的材料及其他有关材料。曹家情况有许多与《红楼梦》于写甄、贾两家相近之处。根据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之一，小说作者总会将自己所经历的最熟悉的材料、心理历程里的材料加工制作写入书中。再进而由此探寻《 红楼梦》的写作与曹织造家是怎样的关系。应该说，这样假设，这样考索，这样论证的路数、方法是无可厚非的，而且的确比那种忽视作者、时代、本子研究而主要凭臆测的方法要“科学”一些。许多学者信从其某些说法并沿着他所开出的路、用他的方法或与他近似的方法继续研究，形成了“新红学”，这是有某种必然性的，也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然而，胡适关于《 红楼梦》 的一些具体问题的说法（如“自叙传”说、曹著高续说、原著者即袁枚敦氏兄弟所说的曹寅之后的曹雪芹说、脂批“甲戌”本是最接近原稿面貌的本子说等），却不能因胡适在考证的方法论原则上的进步性和总精神的“科学性”而一并视为完全真确。周策纵、周绍良、潘重规、李知其、欧阳健、曲沐等提出了多种疑问，作多种异向异样的探讨，尤其是俞平伯先生晚年所作的否定性批评，是值得重视的。一则按照胡适自己的“疑而后信”的原则，13 要考虑多种“可能”的原则，人们可以疑，可以考虑胡适说法之外的其他“可能” ；二则，胡适所信的材料，尤其是脂本、脂批、的确很有些可疑之处，前举诸人都指出了一些并作了可成一家之言的分析，结论与胡有别；三则，胡适在运用他的“科学”方法时不那么彻底，有时候他违背自己提倡的治学原则，放弃搜集材料的机会（对于“甲戌”本卖书人胡星垣的姓名住址，如果不是故意隐瞒，至少该说是很轻率地坐失寻访卖书人、查考这个有重大关系的本子的近期收藏史的良机，如果真是故意一再隐瞒，那么，他的考证态度和实践的“科学性”就要大打折扣了），有时候他并不是“证据做向导”而是按假设决定取什么材料作证，对材料的信或疑明显存在随意性（在顾颉刚已掌握史料向胡适指出《随园诗话》“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的话不可信之后，胡仍然引以作证，而对于程伟元所述“于鼓担上得”后四十回中的十余卷残本的事，却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说没有那么巧的事）。 不过，对胡适的考证方法及某些结论，因其可疑而疑之，只具有开拓思路的意义；若要证明“披阅十载”的曹雪芹非曹寅之后、非原作者而原作者是别外的某人，若要证明今有的脂本及其他称为“乾隆抄本”的本子均晚于程本，甚至是民国以来的“伪造”本，则远非易事，因为更缺乏硬证，也只能是假设（单是研究者的分析，则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曲沐先生所举文字方面、抄写方面的34 例，单从庚辰本与程甲本的比较来看，是很有道理了，但庚本错漏如此，除了“抄自程甲本”抄错这种可能性，还有没有抄别本的可能性？若有别的可能性，譬如，从一个极近程甲本的早期抄本抄错了的，那就还得以证据排除此类可能性，才能确立“抄自程甲本”这个结论）。程、高明说他们见了多种80 回抄本，程本就是这些抄本基础上产生的，我们无法排除他们所见抄本保留下来的可能性。现有脂本等如果都是后于程本的，那就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寻找并认定程、高见过用过的本子。认脂本为真和指脂本为伪两种意见，其是非可不可以用物质（如纸、墨等）化验的科学鉴定法来判断呢？据说现在的科学化验水平已经可以相当精确地测定时间长短。藏书单位何不一试？别的“硬证”也同时要更努力地去寻找。我觉得至今为止，两种意见都缺乏足够的硬证。 三 胡淑芳的论文《 ＜风月宝鉴＞为明人旧稿试论》 认为“(《石头记》或《风月宝鉴》的原作者并非曹雪芹”，亦非“曹氏近亲”，从“服饰”“女性缠足”、“太监”、“庄田”等方面，把《红楼梦》中的描写与史籍等有关资料对比研究，指出这些描写“多具明朝特点”，再以雪芹“无意于反满”相参证，作出结论说：成于曹雪芹“增删”的《 红楼梦》是以一部旧稿为基础的，而这旧稿乃是“明人遗下的”。胡女士的论文和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兴趣，许多人认为是有说服力的；有人补充说，除了这篇论文中所举的例，书中还有相当多的习俗、官制、社会经济状况、装饰服制等等描写是有明朝时代特点而异于清代的，若是清人之作，不可能把具明代特点的事物写得那么多那么细；有人说若此论成立，则可以把作者问题的研究推进一步了，就突破了胡适及其影响下的“新红学观点体系”。但也有人说，《红楼梦》于描写的服饰、习俗、社会经济文化状况，更大量的主要还是呈现着清代的特点，即使有一些留有明代特征，也有多种原因，如清代实际上还保留着明代的某些特点，曹雪芹吸取了明代作品中的某些内容，怕犯清代之忌而故意写成明代的样子等，因而未必先有一部明人的旧稿。 从经济、文化、社会史的各个侧面，如土地庄田制，贵族家庭经济状况，官制、科举、断案、礼节、宫庭实录、饮食、服装、建筑、戏曲、绘画等多方面的史籍、史料、实物、杂记… … 与《 红楼梦》 的描写作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推进对《 红楼梦》 内容和艺术手段的认识，也可以开拓对其成书过程、版本先后、作者问题的研究。研究者们的认识和判断有同有异是研究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观，完不必急于求“一致”意见，只要大家在这方面继续开掘，继续探讨，就是红学的可喜进步。 四、 雷勇对“太虚幻境”的思考，注意到作者的这种“幻造虚设”除宗教因素外还“与明末清初的社会风气以及这时期文学创作的倾向”的联系，尤其注意到当时的“女性崇拜”, 认为“太虚幻境”是“从‘无叶堂’到‘断肠会’, 再到“薄命司”，演变来的，是“明末清初文坛盛行的才女崇拜思想”的“一种投射”，曹雪芹基于前人创作，“点铁成金”，使“太虚幻境”的描写成为更高的艺术。 谢真元在研究古代“言情小说”时特别注意《 红楼梦》“从女性角度”作观照，“进行文化的穿刺”。她说，从古代小说作者群看，几乎是男性的一统天下，小说中那种天下第一才子取天下第一美人之类的描写，是封建社会男权统治的投影，性文化上往往是以各种手段掩盖“对女性的占有”。《红楼梦》是“真写‘爱’的”，也多方面地写了“女性的悲剧”，还展示了女性在才智上超越当时男性的情形，既有美貌更有远远超越貌美范围的综合美质。她提出要从性文化、性文明、女性观等方面深入研究《红楼梦》 及其他言情小说。徐君慧、王基、杨建文等都认为现在有对《 红楼梦》 一味拔高的倾向，认为既要充分研究这部杰作的伟大、艺术上的高境界，又要注意对其贡献作实事求是的、有分寸的评价，还要注意研究它的缺陷。有人指出，“大团圆”的小说旧套并不是《红楼梦》 最先打破的，有杜十娘等悲剧在先。有些人说，对《 红楼梦》 的“反封建”的评价要有分寸；书中的“补天”思想、“农本思想”、宗教思想（如色空观等）等等，在当时的思想界处于何种地位，今天又该怎么看，这类问题的研究都不能沿着一味颂扬的路子走。 太虚幻境等微观问题研究、从女性角度的研究、对《 红楼梦》 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上得失的有分寸的评价问题等，这次研讨会都有所推进。但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在理论的穿透力上，还有待新的推进和强化。近些年，研究者们中常有人说，觉得红学的发展步履维艰，觉得缓滞，因而希望即刻有一种什么“大突破”。这次研讨会上也有几位学者呼唤“大突破”。从红学史上看，胡适的考证曾被认为大突破，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及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曾被认为大突破，每次发现抄本或“墓石”、曹氏遗物等也被称为突破或大突破。现在看来，这些之中有的在方法上，或观点上，或材料上，或在观点、材料、方法的某方面确属“突破”，有的则难说得是推进性的突破，有的甚至是场误会或笑话（至少在某方面是如此）。学术的进步有其自身的规律，往往不是想在某时、某个问题上突破就能突破的。一般情况下，它的进步就是潜心钻研、勤苦寻索，一点一滴的积累，一分一毫的切磋。拾此，大突破的希望则落空。前述96 明清小说研讨会上一些小题目的红学文章，发言中点点滴滴的独立思考，人们大约不以“突破”称之，但那点滴之得、分分毫毫之切磋，已对红学的进步尽了力，有了贡献，尽管可能是很微小的。理论上的提高，材料的积累，争鸣切磋的热力达到某种程度时，真正的突破自会出现，但未必以石破天惊的样式出现。 五、 这次研讨会上的论文和发言，还有一类是对周汝昌先生《 还“红学”以学》 （北大学报1995 年第4 期）一文的反响。胥惠民的论文敞周汝昌＜还“红学＞以学》 开头说红学界里, “假红学”已经“不胜枚举”而且“越是假红学越有市场”。他列举出太极《 红楼梦》 、曹雪芹祖籍丰润说、原始作者为曹渊说、程真脂伪说作为“横行”之“邪说”或“假货”的代表，主张“坚持打假”。他重述并表示赞同冯其庸先生的话一一“非学术和非道德的宣闹”——用来评判所举诸说及其提出者和“传扬”者。青文又说，看到《还“红学以学”》 一文，“原以为”周先生要恢复红学的学术品格，也来“打假”而“读完才发现”是与打假“背道而驰”的，有许多“错误” : 1 . “首先，歪曲鲁迅，为我所用”, “把自己的错误观点强加给鲁迅，然后大加赞赏”, “手段太恶劣”, “令人不能容忍”; 2 . “唇枪舌剑、用心良苦”地“贬低俞平伯”, “口含脏水去喷俞平伯先生”; 3 . “第三，批倒一切”“否定了新红学的存在”, “对解放后近50 年的红学视而不见”; 4 . “第四，学风不正，漏洞百出”。青文尾部讲红学“要不断完善自己”, “只尊重真理”, “不断斗争”，引冯其庸先生在全国七届红研会开幕词中的话——“扫除谬论”、“不要… … 任邪说横行”等一一说“这，大约就是红学的品格”。 不知为什么，与会者在大会和分组发言中都没有直接对周文和青文作评论，另两篇就周文发表意见的论文的作者既没打印自己的论文，也没有在发言中讲出论文已写出的与青文不同的看法。也许是不想使研讨会有令人不快的火药味吧。会下的自由研讨中，另两篇论文的作者，还有其他一些与会者也多有议论。 颇令人因惑的是，不知何时起，红学论争在文风上发生了类似传染病的极端情绪化倾向，总有些文章“火气很大”。本可正常切磋、友好商讨、和善地摆证据说道理的论辩，彼此却故意用些显然具有“刺伤性”、“贬损性”的话。有的还似乎故意显示归属某人所代表的一派，自己虽无具体论述，却把某人否定的观点重复否定以致贬斥一遍。这样的文风，“对阵的各方”之中似乎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分寸失当和有附和之嫌，往往便既减小了学术上的说服力，又导致更有“火药味”的吵架。实在说，周汝昌先生的文章里就有些“火气”，对胡、俞等先辈红学成就的评价偏低也与对当代那些守胡、俞某些观点而否定周先生自己观点的红学家“不起敬意”有关，直接论及当代红学家之处“火气”更大。这也就使得批评他的人按不住“火”。若是都不发火，自然更有益于学术研讨。 周文和批评周文的文章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却似乎共同在着三个问题：1 ．都将红学分为真假，都以自说为真、异说为假，因而所指之假，往往相反，彼此都成了“打假”的对象，于是“打”得乱成一团；2 ．批评周的某几个学者和周一样较笼统地讲红学“悲剧”，但实际上所讲的是各自认为红这中存在的缺陷、发生过的错误，互指为“悲剧”的制造者，似都难服人；3 ．有的批周文章和周一样笼而统之地认“中国小说”的“本体性质”是“‘史’的一个支流”，说作者、读者都是这种“观念”, 其实周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但这恐怕正是周和持一致看法者往往不自知地把《 红楼梦》 当作信史、视同“史”的意义上的曹雪芹“自传”的原因。周汝昌文虽确有多方面明显缺失，却如称周文为“惊人的红学大扫荡”的论者也承认的并“不乏较好的见解”，周的本意也在促进红学“健康的发展”。同时周文着重谈百年红学存在问题的一面，列述了当代红学中许多他认为“够不上‘学”，的现象，所论当否可再探讨，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显学危言”，能引起警惕，而所提出的今后要在几个方面致力的意见虽尚嫌空泛，却触及了一些很值得进一步探寻的方面，如红学之“学”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提高“科学学术”性？红学与“中华文化”研究是怎样的关系？红学里的是非与当今的“文化冲突”、“社会、文化心理的实际状况”有怎样的联系？ 胥惠民的文章中有不少平实之论。如青摆出些证据，说鲁迅的看法不是周说的那样，俞平伯也不象周说的那样，而有重大贡献，说周更没看到俞“不断地修正着自己的错误”之可贵，指出周弄错了清朝建立的时间和对胡适评论中的“自矛攻盾”等。但青文也有莫名火气，有些用语如“口含脏水”“屋枪舌箭”“太恶劣”等，会伤感情，也显得“帽子与实际情形不合”，周文中似乎还没有这么样的话。青文似乎没有必要不作论证而列举丰润说、程真脂伪说，指为“假红学”“邪说”“歪论”，更没必要去重复冯其庸先生的话。如果摆出证据，独立作出判断，属正常论辩，只以红学界名人一语出之，就没说服力。 会间的议论还有一些，不再赘述。周汝昌先生的文章引起了关于红学史和现状主的争论，关于学风、文风、学术品格的议论，看来还要继续下去。据说《红楼梦学刊》 、《明清小说研究》 《 红楼》 等都收到了些稿子，不久将会发表一些。我觉得应以平等、和善、正常地讨论代替“发火”吵架，在世纪之交很郑重认真地审视红学史和现状，探讨在21 世纪如何把这门显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① ② ③ ④ ⑤ ⑨，[12] [13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第192 页，第374 页，第231 页，第118 页，第86 页，第194 页，第233 页，第194 页。 ⑥ ⑧ 《 胡适文存》 卷一，亚东1926 年第九版，第22 页，第22 页。 ⑦ [11] 二十世纪学人丛书《 胡适》 卷，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79 年版，第219 、21 页；第219 页； [10 ]蔡元培在为胡适《 中国哲学史大纲》 写的序文中说，胡为兼治中、西哲学、文学，“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又在其名文《答林君琴南函》 里说：“胡君… … 所作《 中国哲学史大纲》 … … 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 [14] 杜景华《 一场惊人的红学大扫荡》 ，《 求是学刊》 1996 年第1 期。 原载：《学海》1996年04期 原载：《学海》1996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