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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宝钗—— 一个封建淑女形象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刘斯漾 参加讨论

    在《 红楼梦》 诸多有分歧的问题中,如何认识并评价薛宝钗,是争论得最长久而又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早在旧红学时期,就有人争论得“几挥老拳”,现在虽然不至于以拳相见,然而却在谈论之中,常常带着相当强烈的情感色彩。当今的红学对薛宝钗的看法概括起来可为二派:有人认为宝钗不仅满脑子封建思想,而且满脑子阴谋诡计,是拆散宝黛美好爱情的罪魁祸首,是个女曹操、女市侩式的人物;也有人认为薛宝钗是温柔敦厚其表,阴险奸诈其里,是封建淑女与市侩类相混的混血儿。而我则认为薛宝钗是个封建思想浓厚的人,其言行完全符合封建礼教与伦礼道德的规范,是个封建淑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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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宝钗是个封建思想浓郁的人,她时刻以封建的伦理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格守着封建的伦理道德,自觉自愿地领受封建礼教的熏陶。
    综观全书,我们不难发现薛宝钗的主要性格特点是以理御情,外在表现形式安分随时,处事方式豁达大度。以理御情的结果常使得宝钗得以“理智人”、“局外人”的姿态出现于众多场合中。这样的性格内蕴,自然而然完全符合封建伦理道德对人的要求,在与周围的人相处中,既能敬老尊上、孝顺长辈,又能与同辈亲密和平相处,还能宽待下人,“大得下人之心”.在社会交往中,根本不会发生矛盾冲突,即使碰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能冰消雪融,至于她自己内心的冲突,更会自我约束,自我调节得以解决,达到协调与平衡。从薛宝钗的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全部具体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极其丰富生动的形象图画和内心世界,从她的言行举止中可以感触到中国封建的宗法社会相沿已久的思想、道德、心理、习惯怎样地渗透在她的心灵和仪态中,从而认识到她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
    薛宝钗的性格形成过程,也就是封建理学精神的艺术体现,即“存天理,灭人欲”的具体写照。所谓“天理”,就是封建主义的纲常伦理,亦即薛宝钗所说的“学问”;所谓“人欲”是那些企图突破封建束缚的生活要求或带有民主色彩的思想,是人的自然的本能的欲望和要求。“以理御情”中的理即天理,情即欲望,在薛宝钗的精神世界里,“天理”已经战胜了“人欲”,成为一个理智型的冷美人了。宝钗的以理御情和“冷”的情感特点并不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培养的。最初她也是个天然多情、活泼聪慧而又纯情的少女。“兰言解疑癖”一回里,在黛玉改变了对她的态度后,她自己的一段内心自白:从小“也是个淘气的”、“也够个人缠的”、“都怕看正经书”, “诸如这些《 西厢》 、《 琵琶》 以及《 元人百种》 无所不有。他们是偷偷的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偷的背着他们看。”并不是压抑自然渴望和要求。后来因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家长“打的打,骂的骂”,又经过封建礼教的严格教养和封建正统思想的长期薰陶,“才丢开了”那些“杂书”,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少女活泼多情的自然属性,摒弃了那些“杂书”给心灵带来的影响,而代之以封建礼教的理性内容,给心灵注入冷峻理智的因素,不苟言笑,端庄凝重,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日以针街纺绩为主要功课的大家闺秀。她也不越雷池半步,在大观园里桃红柳绿、燕妒莺惭的春天里,将自己的情感悄悄掩藏在理智的硬壳里,成了别人眼中的“动人”而又“无情”的“冷美人”。由此可见,宝钗的无情― 冷峻理智的自我克制是她修心养性的结果。正如脂批所指出:最初还是“一段天性”,后来“则又加学力了”。
    薛宝钗的以理御情乃是她性格特点的本质体现,而“冷”才是她以理御情的外在表现形式。薛宝钗的“无情”的外在象征物是“雪”和“冰”。薛家之“薛”,即冰雪之“雪”的谐音。十二钗正册判词云其“雪里埋”, 就噢那个楼梦曲第一支誉之“晶莹雪”, “冷美人”;宝玉眼中看到的是她“雪白”肌肤;她的房间给人的感觉是“雪洞一般”。宝玉在诗中喻她是“出浴太真冰作影”,她也自比是“冰雪招来露砌魂”。她吃的药叫 “冷香丸”, 是用四种白花的花芯作的花料,埋在梨花树下一梨花又是白色的,皆是洁净之物。“冰”、“雪”的“冷”与“洁”,正象征着宝钞的情感特征的“冷”与“洁”。
    一旦以理御情的性格特征得以形成,“冷”成其性格的主宰因素,那她也就再也用不着封建家长的管制与约束,而能自愿自觉地烙守着“理”.也就是说,她也会自觉地按照封建礼教的要求行事,自然而然地做到“四德”俱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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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薛宝钗在与林黛玉争夺贾宝玉,想当宝二奶奶。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诚然.以薛宝钗的身分、处境、才识、仪容,如果对贾宝玉产生爱慕之情的话,也是很自然的、正常的、无可厚非的,她也应当与林黛玉一样享有爱与被爱的权力,别人无权无理去干涉她,这原本是可以理解的,可宝钗偏又是个顺世明理的人,她的主要性格特点是以理御情,于是处处可见她从礼合节的言谈举止。所以她一见宝玉之雪,并没有象黛玉那样的立刻在心里产生一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特殊的感觉,当然也就更没有燃起强烈的爱情的火苗。待到日久,她对宝玉的那种薄似轻纱淡如雾的爱情蒙生时,给人的感觉仍就是热的,又冷冷的;明朗的,又是隐晦的;坦露的,又是遮掩的。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中,很难否定宝钗不是借人之口来传己之心,难道真的没有一丁点儿爱慕之心,而当莺儿接上宝玉的话茬,说她金锁上的话“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錾在金器上…… ”,可是能将和尚说“拣有玉的方可配”的话连底兜未出来时,宝钗不等莺儿说完,“便嗔他不去倒茶”。真是“花看半开,酒饮半醉”,难道不是异性相吸、男女相悦的本能欲望在理性原则放松监视下的自然绽露么?更有甚者,在“情中情以情感妹妹”宝玉挨打之后她去探视,见宝玉伤得很重,便情不自禁地说:“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理也……”。话到此自觉“越礼”,就打住了,以下则从宝玉的感觉中传出:“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只管弄衣带,那一种软怯娇羞、轻怜痛惜之情.竟难以言语形容”。这大概可以说是由于“异质环境”的挤压,宝钗在“忘情”中流露出来的“真情”吧!我们惊喜地从她低头、红脸、含泪、弄衣带等封建女子特有的表情方式与难得的举止中捕捉到这位“冷美人”与异性的一根赤诚的情丝。就这样她还“自愧说的话急了,不觉就红了脸”。接着第三十六回“梦兆绛芸轩”,宝钗听宝玉梦中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宝钗听见“不禁怔了”。在这一刹那,她的心灵的震动是清晰可见的,虽然袭人进来马上恢复常态,但作者的这一惊人之笔已经深深地印入读者的脑海中了。假设没有这个偶然的机遇,这样一种强烈的刺激,是不能触发宝钗那裹藏很深的感情的弦索的。我认为宝钗对宝玉仅有爱慕之意.却无追求之心。“艳冠群芳”的薛宝钗的“无情”也并非绝对的,只是这种感情被理性的要求、传统的惰力抑制着、销蚀着,偶然流露马上又敛藏起来。
    书中叙述她自幼读书识字,受到比较完备的封建教育,以至能够达到入都“备选”的水平,作者写这一笔似乎并不是要写她后来应征入宫,而在于表现她的思想性格才识修养是完全符合“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的要求的。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宝钗对宝玉的“累累忘情”之举,始终只是淡淡以对之,并无强烈的感情响应。诚然,宝玉自有其“神采飘逸,秀色夺人”之处,可其不谙仕途经济的“痴顽”性格也并非宝钗之理想人物.更何况宝钗又是一个顺向接受着全套封建礼教的典范.处处以封建伦理道德来约束自己,恪守着封建正统思想的人,在她看来.闺中女儿不待父母之命,不经媒妁之言,私自对某个男子产生感情是不道德的。所谓自行择偶往往被冠之“先奸后娶”的恶溢,为宝钗这样的女性所不齿。因此.她的远着宝玉是自觉的而非被.迫的.为的是保全双方的名吉。她完全懂得婚姻要由家庭利益和家人意志来决定,“金玉良姻”的实现不靠爱情之果的成熟,而靠长辈和舆论对自已的赏识和选择口因此,她十分理智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从礼合节,安分随时,不行越轨之事.从这里看,冷美人之冷.正是以冷制热,以理御情的冷静。因此,宝钗遵循封建礼教,自觉自愿的格守封建伦理规范,对宝钗来说,她不会也不可能对一个自己并非理想的人、一个“无事忙”的“富贵闲人”而起追求之心,这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宝玉与她所抱的“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的志向,似乎相去甚远。而当议亲已定,将要成婚,薛姨妈征求她对这一段婚事愿意不愿意时,但不拒绝,而且还责怪薛姨妈一通:“妈妈这话说错了,女孩儿的事情是父母做主的。如今我父亲没了,妈妈应该做主的。再不然由哥哥,怎么由起我来?”宝钗对封建家长的意志驯服,不也表明薛宝钗是封建道德礼法的自觉恪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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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宝钗不仅仅自己恪守封建礼教规范,而且还处处以此规约周围的人们。
    的确,爱情理所当然是人类最强烈的情感之一。如果说在这一最纯最挚热的情感范围内,薛宝钗况且还常常用封建礼教的冰水去冷却她那“偶炽”的“凡心”的话,那么在这之外,她就完全从必然王国跃入自由王国,自然而然地做到了以理御情,将自己的内心情感纳入封建礼教所规范的轨道上去,薛宝钗的感情倒象是经过封建礼教的“冰镇”和“蒸馏”的,使人感到冰冷而又纯粹。对待长辈,宝钗能够敬老尊上,顺孝长辈。比如对于封建家庭“太君”的贾母,当宝钗做生日时,唱戏摆酒,众人都来祝贺,贾母间她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她“深知贾母年老人,喜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总依贾母素喜者说了一遍”,这里,岂不是宝钗“敬老尊上”的佐证吗?在金钏儿被王夫人一掌打得投井自杀时,封建正统思想的王夫人在歪曲了事情原委之后对宝钗引咎自责,也禁不住良心的谴责,独自在那里“坐着垂泪”,感到“岂不是我的罪过”。宝钗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者是在井傍憨玩,失了脚掉下去的。… … 纵然有这样的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宝钗接下来又说:“姨娘也不劳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她几两银子发送她,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第三十二回)当尤三姐饮剑而亡,柳湘莲离尘遁世之后,连薛姨娘也“心甚叹息”,薛蟠“脸上尚有泪痕”,宝钗“却不在意”,说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而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 (第六十七回)在人命关天的事物面前,能够“冷静”到成为冷酷,的确令人有点发抖,有的论者借此指责她寡恩无情,其实须不知她这种局外人态度和小姐腔范,正是根于她的贵族小姐的阶级偏见使然,是完全符合封建社会的道德礼仪,也符合封建礼教的理义的。薛宝钗作为一个格守封建伦理道德的典型,不可能去违犯这种礼仪和理义去提出谴责和抗议的,恐怕连林黛玉和贾宝玉也是做不到的。否则,以今绳古,就不是古人的罪愈,而是今人的苟求了。我们不能离开当时的具体环境与历史条件去要求一个封建社会的作家,具有完全平等与民主的精神,他也不可能超越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与社会。其实,虽然林黛玉、贾宝玉一般论者都认为是封建的叛逆者形象,我认为,宝黛两人也许自己根本没有认识到反封建的意识,至少说不是那样鲜明吧,只是一种民主意识的觉醒期,想想看,连宝黛两人都无法违反封建的理义和礼仪,我们还能苛求薛宝钗吗?何况,取悦贾母与王夫人,既符合“长幼有序”的封建伦理,又符合敬老的民族习俗。在贾府里,包括叛逆者群在内,谁也不敢逆贾母之意行事,宝钗也不过顺得更为突出罢了。尽管她在对事物进行道德评价时,总是带着浓厚的封建主义目光;而当她行动的时候,却不乏民族美德的成份,这样,旁人看来.既封建又贤淑,在封建社会就可谓完美无缺了。
    对待其姊妹,她又能亲密和平与之相处,善联情谊,善避嫌,不仅自己封建思想浓郁,而且还时时把别人往封建轨道上拉。她既已经认定“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因而劝宝玉读书仕进便是很自然的事。宝钗劝宝玉奉谕作诗时,避开元春不喜的“绿玉”字样,改为“绿蜡”典故,以顺遂贵妃之意。这种地方,岂止在学识上点化宝玉、简直是在教他怎样做人怎样为臣的诀窍了。对自己的亲哥哥薛蟠,也尽量要他安分拘法不可惹事生非.主张他出去历练。即便在姊妹丛中,她也常常以女夫子的腔范,劝导别人走封建主义的“正道”。林黛玉有一次行酒令时,念了两句《西厢记》、《 牡丹亭》 中曲词,众人皆不在意,唯其薛宝钗敏锐地觉察到这是越出了封建主义的正轨,被宝钗当做一桩事情记在心里,郑重其事地给以开导、劝诫。湘云和香菱那样热心地讲诗学诗,宝钗戏呼为“诗疯子”和“诗呆子”,明显包含着某种保留。有别于姐妹们诗作中哀怨伤感的情调,蘅芜之体始终矜持浑厚,保持着身分。薛宝琴作了十首怀古诗,最后两首《薄东寺怀古》 和《 梅花观怀古》 关涉到《 西厢记》 与《 牡丹亭》 ,宝钗连忙说:“前八首都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第五十一回)她不是曾经说过《西厢记》 与《 牡丹亭》 以及《 元人百种》 等书都偷偷看过了吗,怎么这儿又说“我们也不大懂"?有的论者据此指责她“虚伪”,其实,这种懂而又反装不懂的说词,不过说明宝钗在以理律人时的谦和态度,有循循善诱之风,无咄咄逼人之气。这种“微词讽谏”式的劝导,使首肯者感到可亲,不以为然者也不反感。甚至宝琴声调壮阔的咏柳絮之作,她也认为过于丧败,立时翻出己意,把它说好了。湘云、岫烟有为难之处,宝钗对他们的关切帮补不能说是虚情假意。她为湘云谋划诗酒东道、筹办螃蟹宴席,还特意解释“你千万别多心,想着我小看了你,咱们两个就白好了。”,见岫烟衣饰寒素,悄悄替她赎回了当铺的棉衣。无怪乎湘云被感动得说:“这些姐姐们,再没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么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无妨碍的.”(第三十二回)至于宝钗对黛玉的关心体贴更为典型,这两位思想性格、气质情趣迥异的少女,后来所以能成为比亲姊妹还亲的挚友,关键就在于宝钗宽宏大量,不计微嫌,并能在关键的时刻“兰言解疑癖”,才能结成金兰之契约。
    其实,对于宝钗的规劝,连黛玉也被感动得说:“他竟是个好人”(第四十七回)。唯独宝玉对她的劝导深表不敬,每每使她难堪,骂她说“混帐话”, “好好的一个清静洁白的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说。”(第三十六回)可宝钗却依然不放过劝导的机会,直到婚后还常常讲仕途经济这一套学问,千方百计把宝玉往封建主义的道路上拉。但是,叛逆者和卫道者的思想分野毕竟太大了,最终终于促成了宝玉的“悬崖撒手”.以理律人的结果是被律者离尘遁世,到天国去寻求解脱;律人者孤孀独守,在理性克制中去自我麻醉。
    诚然,作为一个恪守封建正统思想的人,对于她的“规劝”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而且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任何朝代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当时社会的主宰思想,生于那样一个社会,我们无权也没有理由要求宝钗具有超时代的思想的。因此我认为,作为一个封建思想浓郁的人,她不仅仅自身恪守封建礼教和封建伦理道德,而且同时处处以此去规约其它的人们,我们不应过多地去求全责备,何况,其言其行不乏闪烁民族传统美德的地方呢!
    原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 年第1 期
    
    原载:《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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