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范式，而这些审美范式又都是本民族文化的阐释和印证。《红楼梦》的伟大，不仅在于它内容的博大精深，艺术的瑰丽多彩，还在于它审美范式的奇橘深邃和巧妙遇合。 《红楼梦》审美范式的统一性 凡是成功的小说作品，都是由三维时空形式整合而成的，首先是由社会家庭显示的人际关系，其次是人物活动的空间模式，再次是人物活动的时间流程，即情节的动化和由此而形成的作品的建构模式。这三维时空形成的遇合能达到心境、物境、情境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将伦理关系、社会关系、认识关系与审美关系完全揉合在一起，进行一体化的审美想象与审美组合，大大拓展作品的思维空间，使之具有广阔的生活涵盖面和深刻的历史概括性，成为具有独特审美范式的作品。《红楼梦》的伟大正在于此。 其一，《红楼梦》展示的人际关系模式。 《红楼梦》非常典型地揭示了封建社会末期各种微妙复杂的人际关系，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不君、不臣、不父、不子的相融通和相悖的复杂关系。它不仅表现了处理诸种人际关系的行为模式，还折射出这种人际关系背后的经济关系及现存制度，一部《红楼梦》凝聚着民族文化的积淀与特定时代的氛围，构成了那一时代社会性的活动空间，确如毛泽东所说：“是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红楼梦》的人物关系设置分三个层次。 一是《红楼梦》所反映出来的封建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政体关系。从社会结构看，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等级隶属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之上的。《红楼梦》中借贾府与皇宫侯门、达官贵族的交往，描绘了以尽忠为核心的政体关系。包括皇帝、太妃、贵妃，郡王、王妃、亲王、国公、侯伯及其子弟如四大家族等，等级森严，是一个庞大的隶属关系网。小说中元春晋升为贵妃，使贾府成为皇亲，攀上了皇权最高层。这又给贾府添上一重更加阴森的君臣关系的冷酷性。小说还借贾府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写了社会下层的方方面面。从市井街坊到农家荒舍，从寺院尼庵到学堂妓院，这其间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瓮煽绳枢、旷隶之属，特别写了贾府主子与丫鬓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贵族主子对他们不仅有奴役支配的权力，而且还可以任意责骂殴打，甚至肉体的占有与出卖。这是一种带有封建等级模式的社会关系，它制约着人际关系，像一条无形的绳索，束缚着人们的心灵，左右着人们的行动。这样的封建政体结构关系，我们可用如下图形表示： 皇 帝 郡 王 亲 王 贾 史 王 薛 巫医乐师 瓮牖绳枢 百工之人 甿隶之属 这一图表的结构模式是一金字塔形状，或说成规则的三角图形。 二是《红楼梦》中，以荣国府为代表的封建家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封建社会家庭内部，是以尽孝为核心，以父严、子孝、妇从、弟恭为模式的隶属关系，红楼世界的家庭内部笼罩着尊卑有序、主奴分明的宗法制魔影，父母对子女、兄长对弟妹、丈夫对妻妾，有一种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力，对家庭成员执行着道德监督、思想约束、行为管束的职能。贾政对宝玉的管束责打就是这方面的体现，作为父亲，他强制宝玉读《四书》八股，走仕途经济道路；作为丈夫，他对王夫人的劝阻可不加理睬，甚至打得更重更狠；作为儿子，一听贾母阻挡，却不得不跪下解释，保证以后再不打了。凤姐那样杀伐砍断，颐指气使，在夫权面前也不得不让步，对贾琏偷娶尤二姐却不敢说个不字，只能假手他人告状。这样的宗法制家庭关系，实质上是国家机构的同构体，是在家庭内部以族权、夫权、父权名义，对家庭成员实行强制性封建统治。我们也可用图表形式揭示荣国府人与人间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关系模式也为金字塔图形： 贾 母 贾 政 贾 赦 珠琏玉环 元迎探惜 形形色色的管家及奴仆小厮 三是曹雪芹浓笔重彩所表现的大观园中的人物关系。大观园中的人物关系既不是一个封建政体的结构形式，也不是一个家庭宗法关系的范式，似乎是一个疏散的联邦，但它也是以宾主、远近、高低进行运筹建构的，而居于其中的众裙权所构成的人际关系也并未脱离封建政体关系和家庭宗法关系的羁绊而具有超于世外的独特结构形式。从本质上讲，它仍然是社会和家庭的一种形式。在女儿国中由于宝玉的特殊身份和特殊性别，他属于中心（首位）人物，其下是黛玉、宝钗；再其下为迎春、探春、惜春、湘云及后来的宝琴、邢岫烟等，最下层的是那些有名姓及无名姓的丫鬓侍女，如袭人、晴雯、紫鹃诸人。如此，我们也可把大观园中诸多人物形成的关系描绘为金字塔或三角图形。 宝 玉 黛玉 宝钗 迎春 探春 惜春 湘云 有名姓及无名姓的丫鬓侍女奶妈 其二，《红楼梦》展示的人物活动空间模式。《红楼梦》中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是大观园和荣国府，它是展现人物性格发展流程与人生悲欢离合的物质投影。我们可管窥荣国府和大观园的概貌。（图1） 这是荣国府概貌复原图。有厅堂、楼榭、棚门、礼仪建筑、宗教建筑、民居、库房等。贾母院居于核心位置，前有聚义成社、论事定方的荣禧堂，后有凤姐院等成其尾翼，左右为贾赦、贾政院。荣禧堂前是侧厅、仪门、正门，两翼为杂棚、马圈、库房等。整个建筑从正门、仪门到下房为一条轴线，两翼渐扩大为对称院、房，其中有穿堂雨路联系。整体建筑为“品”字形形体，也类似金字塔结构模式。而贾母院与贾赦、贾政院又形成一个内含的金字塔结构处在整体的金字塔模式的中心位置，颇得儒家礼制精神的妙处。再看集自然山水之精华、园林艺术之精萃的大观园。大观园的布局是大门、沁芳亭、省亲别墅、大观楼成一条轴线，其他略成对称图形，省亲别墅为主体建筑，前为沁芳亭，左右为宝玉、黛玉居所怡红院和潇湘馆；其周围散落着宝钗、李纵、探春诸人居住的衡芜苑、稻香村、秋爽斋及庵、堂、园、阁等。有趣的是，虽说从大观园建筑的平面图形不能直观看出金字塔结构模式，但是这座园林主要人物的活动场所依然可用金字塔图形予以描绘。请看下图：（图2） 大观园的示意图，实质不过是将基层部分变成孤形来包裹核心的金字塔图形，如果把它变形的弧抻直，大观园的结构恰恰也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形体。曹雪芹以叛逆精神把封建叛逆者宝玉和黛玉置于大观园的核心，肯定他们叛逆的爱情活动的中心位置，然而，作家理想人物关系的构筑仍是一个金字塔，不自觉地落入旧的家庭关系的案臼。这是令人深思的现象。 其三，《红楼梦》展示的人物活动的时间流程，即作品的艺术结构模式。小说的艺术结构是作者艺术思维的物态化表现。由于作者思维方式不同，对人物的设置、情节的铺排就会出现不同的结构模式。如《水浒传》是一种单线条连环式的结构，英雄人物被逼上梁山，既是一条思想线索，又是一条结构线索，把一个个英雄人物逼上梁山的故事串联起来，故事既可独立抽出，又与主体连环形成整一性。这就是《水浒传》结构上的审美范式，我们用图形表现则为： 林 晁 武 宋 冲 盖 松 江 逼上       … … 梁山《红楼梦》完全打破了传统小说以结构故事为中心的格局，在艺术思维上已呈现出主体性综合化态势。仔细考察，便会发现，这种结构体式，是通过交错环互的人物系列、交叉并进的情节流向、和谐对称的艺术组构与四处伸展的多义主题，整合成一个严密完整又丰富复杂的艺术结构整体。它是一种多线条，穿插交织，既相互关联又相对有别的网状式结构体系。其审美范式也可以图形表示：（图3） 这些线索互相交织，抽出其一必伤整体筋络。其中爱情线以林黛玉为主角，盛衰线以王熙凤为主角，命运线以薛宝钗为主角，而贾宝玉是多种线索的中心枢纽。因这些线索纵横交织成网状，其人物也不能截然割裂，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如宝钗是爱情线的主要人物，但她代理管家和被选为宝二奶奶又和盛衰线相连，最后归结独守空房的悲剧命运。黛玉属爱情线人物，但她落选宝二奶奶也是从盛衰线考虑的，最后也归属十二金钗悲剧命运。王熙凤是盛衰线人物，但设奇谋施行“掉包计”，又使她交织于爱情线中，并穿梭于家族纷争线，而奴隶们反抗的对象也是她。然而凌驾这一切纵横交织的网状线索之上的是作者的“色空”哲学。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贾府由“色”（荣华富贵）到“空”（衰败），决定了以钗黛为代表的十二金钗由“色”（情）到“空”（毁灭）的悲剧命运，每个人由色到空的过程又构成了贾府由色到空的全过程。 由上述可知，《红楼梦》的人物关系图表，大观园及荣国府的建筑样式，以及《红楼梦》结构模式都具有主次端辅及多层渐扩、尖顶宽基的金字塔审美规范。形成这种审美规范统一性的原因，应到中国文化的构成及作家思维形式方面寻找。 《红楼梦》审美范式的文化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有儒、道、佛三大宗派奠定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基石，而且有多种文化因素。如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学说流派与儒释道相融相对，共存共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首、以儒释道为主体的，兼容法、名、墨、杂等思想精神的中国大统一的人文哲学传统。其关系可用金字塔图形表示： 儒 释 道 阴 阳 法 名 墨 杂 农 纵 横 各地域文化 各地域文化 其中儒学居首端，次之为释、道，又次之为法、名、墨、杂等，最下层是各地域文化。这种结构显示着传统文化的稳固性。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乃至影响到社会制度和政体构成等。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君主制的国家，最高统治者是皇帝，其下一般分左右压相或宰相。战国秦悼王始设左右压相，秦时有相国、压相，以后朝代多有变更，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压相以下设部（吏、礼、兵、工、户、刑等），各部设正副职尚书与侍郎，其下设院、司、寺等官署，各为御史、卿等（称谓不一），以此统领全国各地州府县事务。清代中央内阁有大学士（后权移军机处）即宰相职，下设六部、三院、九卿、四府、二监、一处，三衙门等。在中央集权之下的地方官署设置与此也相类似。其政体结构可描绘为： 皇 帝 左丞 右丞 吏 礼 工 刑 兵 户 三院 九卿 四府 三监 一处 州府县地方行政 州府县地方行政 从以上分析，我们发现《红楼梦》的审美范式与中国文化及封建政体构成的范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统同性呢？ 中国小说产生于具有图腾意义的神话传说，经历“丛残小语、匠取譬论”的准小说文体阶段，逐步摆脱了借助原始象征以创造神或“渐近人性”的半神半人形象的小说模式，以及托古记事、“与演史大略相同”的记叙生活原型的浅层思维，相对完整地建构起不同于记史、讲史，也不同于其他文学样式的小说思维体系。进一步发展，就构成了一个以人格与社会为审美对象，借助艺术形象创造观照人生与社会，张扬理想人格价值的稳定思维范式。《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思维方法与古典艺术思维模式的集中反映，不可避免地受传统的、民族的、文化意识的制约与支配。因为“思维是人物本质的一个必须的结果和属性”，① 而思维又受制于和规定于文化。正如德国哲学家兰德曼所说：“谁想知道什么是人，那么他也应该，而且首先知道什么是文化。”② 文化对人的最本质属性的规定作用就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而小说的形体构成就是这种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在文学创作中的一种体现。文化模式与小说思维的这一同构关系，在两个层次上规定着思维图式的构成。一是文化构成的质的规定性，规范着思维图式的内在属性和思维认知、审美动向的发展；二是文化构成的多层次、多类性又将促成小说思维形态的多元性特点。在内容上是这样，在形式上也是这样，因此肯定地说《 红楼梦》 一系列金字塔形体的结构模式，正是传统文化、封建政体组成形式的艺术表现。《红楼梦》受制约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又艺术地再现了传统文化，这是一个自然之理。 不容忽视的是，由社会文化到小说文本还有一个中介因子：作家。曹雪芹正是一个强有力的中介，一个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作家。 曹雪芹出身于封建官僚世家。从其曾祖到父亲三代四人相继任江宁织造达六十年之久。曾祖母做过康熙皇帝的奶妈。祖父曹寅当过康熙的“侍读”，康熙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接驾，并以织造府为行宫。曹雪芹前半生就生活在这样的“昌明隆盛之邦，诗礼替缨之族”之中，加之天资聪明，从小就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熏染。他的家庭居址累迁，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使他广闻博见。家庭遭到巨大祸变又使他对社会、人生、历史、时代有了更清醒的理性认识。因此他写下了具有“封建社会百科全书”意义的《红楼梦》。曹雪芹生活在清雍正、乾隆时期，这正是清朝的鼎盛阶段，人们的生活相对稳定，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但封建统治还相当严酷，封建教育日益加强，作为官僚世家出身的曹雪芹，不可能完全跳出这种时代的文化氛围，他的思想总会打上特定时代的印记。他的文化意识尽管有所突破（从贾宝玉要求个性解放中可体现出来），但其主体的核心仍然是民族的传统的。曹雪芹之所以能够使《红楼梦》的审美范式和中国文化模式高度融通，就在于他有着中国文化制约下的思维图式。尽管曹雪芹家庭生活发生巨大变迁，使他备感世态炎凉，弊展仕官，狂放不拘，愤世嫉俗，但他仍不能摆脱中国文化的羁绊。其一是重和谐、求统一的整体性思维。其二是在整体和谐的原则下，无论在人物塑造上，时空布局上，还是情节的流动上都呈现出有主辅，多层次，尖顶部、宽基础的金字塔状的思维图式。 总之，由于作者经受了由显贵到低微的家世生活的浮现变幻，由富贵优越到贫因潦倒的感情激荡捶打，加之中国传统文化及封建政体的孕育陶冶，因而他能将时代的风云，历史的积淀，民族的心理，阶级的意识，个人的亲历与艺术的思维，交融化合为一种综合性的创造活力，将特有的感情定向与心理诱惑，升腾为一种显意识与潜意识交汇、哲理思考与艺术思维聚合、主观真实与客观真实融汇的叙事格调，呈现出属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又是充分个性化了的相对稳定的创作风格与审美把握形式；创造出凝聚着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的艺术图象，蕴含着极为丰厚的时代历史氛围、浸透着独具民族传统，又充分个性化的艺术珍品。 注释： ① 吴士余《中国小说的思维和文化机制》第1－5页，华东师大出版社。 ② 转引自鲍戈莫洛夫主编《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第47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载：《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1997年10月 原载：《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1997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