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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的创始人姚斯说:“一部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地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①《红楼梦》正是这样。自其问世以来,它以独特的艺术视角,新奇的生活感知模式,深深地撞击着无数国内外读者的解读视野,它就像世界屋脊的喜玛拉雅山一样永远伟岸、高远、神秘,而书中建构的大观园世界也更像偎依在其身边的布达拉宫,是一座猜不透的迷宫,“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对它的每一次解读都是满载而归,而每一次解读之后都诱发着你的下一次探索。作者能让读者达到这样一种“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艺术感受,其关键在哪里,我认为除了作者把语言的表达张力发挥到极致之外(本文因前人对此论述很多,在此不作专门论述),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佛道思想的设置所带来的艺术魅力。 艺术的魅力不仅是艺术家追求的目标,也是文学欣赏者探求的秘密。每位作家其作品的魅力都是一个系统,要揭示作品魅力的秘密就要考察其作品的组织系统,其艺术魅力不仅来自内容系统的独创性,而且来自作品结构系统美学因素的多样性、动态性。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恰恰因为美学因素的独创性、多样性和动态性,才带来多重的审美效应。《红楼梦》的作者就是利用这一艺术手段,把佛道思想一分为二使用,使作品获得了不同凡响的美学效应。 一、佛道思想作为话语蕴藉使用给读者留下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 所谓“话语蕴藉”,是对文学活动特殊的语言与意义状况的概括,是指文学作为社会性话语活动蕴含着丰富的意义生成可能性。②在这里可以解释为文学文本由于话语的特殊组合仿佛包含着意义生成的无限可能性。《红楼梦》作者在书中巧妙地用佛道思想来演绎故事,使作品获得了巨大的表现容量,它一方面避开了统治者对干涉时事、针砭朝廷者的问罪,另一方面它也迎合了当时世人消极避世的心态,同时,也暗渡陈仓,趁机宣泄了他对现实的失望情绪:那“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的荒唐言,何尝不是对统治者的讥讽?那“好了歌”以及士隐对它的注解,又何尝不是对追名逐利者的形象勾勒?王安石曾言,“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③可名在何处,理在何方?“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那石头传奇而荒唐的经历,又包含着多少人间真情? 1、由石转玉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当时知识分子自我矛盾、挣扎,而且也表现出他们落寞、孤独以及“补天”之梦的破灭。 2、那石兄从青埂峰下走出又在青埂峰下返回,也包含着对人生命、价值的思考与追问。 3、如果把问题往深迁移一下,那由石转玉的蠢物———宝玉,又何尝不是对自称为是“真龙天子”的皇子皇孙的注释和嘲弄,不信请看那《西江月》二词: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 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哪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衤夸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细究一下,这里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影子。(四川大学张放教授考证出贾宝玉是康熙皇太子) 那么佛道思想的设置给作品又带来什么美学效应? 一是诱导效应。就是指作家用形象的展示把读者的注意力和思维定势引向作者预先定好的路线,而接受者却浑然不觉,自以为是。石头的自述,一僧一道谈话的玄机,宝玉的太虚见闻,本不可信,但经过作家的一番串联,有鼻子有眼的叙述,我们反不觉其假,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作者的言说,这就是由佛道思想诱导所带来的美学效应。 二是感染效应。是指作品的信息传达与读者的阅读期待产生沟通,从而获得情感的共鸣,使读者染上作品的情绪色调,产生审美愉悦的情绪体验。《红楼梦》中石兄的问答,僧道的疯言狂语,金陵十二钗的判词,《红楼梦》曲的弹唱,冥冥之中在读者的头脑中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在酝酿、扩散,极远的,又是极近的,无形之中这种佛道情怀就传染给了读者,使读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二、佛道思想作为构思方式进入作品,为作品中“奇、幻、梦”等荒诞情节的设置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解决构思难题提供了契机。 朱光潜先生说:“作文运思时,最重要而且最艰苦的工作不在搜寻材料,而在有了材料之后,将它们加以选择与安排,这就等于给它们一个完整有生命的形式。材料只是生糙的钢铁,选择与安排才显出艺术的锤炼刻画。”④《红楼梦》规模宏大,人物众多,现实与超现实因素纠缠在一起,作者既想按“实事录入”“追踪蹑迹”,又想追求“新奇别致”“令世人换新耳目”的艺术境界,如果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艺术手段,很容易使作品陷入松散、游离的状态,成为一盘散沙。但作者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巧妙地利用佛道思想来进行艺术变形,串联故事,大胆地架起一座通往天上与人间的桥梁,把“太虚幻境”与“大观园”世界整合成浑然统一的有机体,极大地强化了作品的主题和表现力度,不仅顺应了时代、读者和作家自我的要求,而且也顺应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 就其时代而言,《红楼梦》时代人类真正的科学的哲学观念尚未正式形成,面对浑蒙宇宙,苍莽大地,人类在原始社会积淀下来的鬼神观念如万物有灵、生命轮回、天堂地狱等在这时仍大有市场。这种观念在当时同样具有传达与表意的能力,也是一个可以理解的逻辑形式。同时这种观念常常隐含在神秘的外衣里,变成一个充满精灵的世界,科学还没有能力完全把人们内心生活的避难所彻底摧毁,对中国人而言,佛道世界仍然还是一个避风港,再加上当时统治阶级的提倡,更是成为封建社会一道亮丽的风景。这就为作品中佛道思想的设置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为运用佛道思想融合材料作好铺垫。 就作家自我而言,作为当时社会的一员,他不可能不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佛道思想不可能不影响到作家的创作,作家表达的许多观念都是含混的、矛盾的,甚至是荒唐的。他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适合于表现它的事物,使他不得不背离常理,不得不将现实世界加以扭曲,加以变形,来顺应他的主体要求,而佛道思想具有的虚幻性、不可证性、随意性,正好成为作者化解矛盾、融合材料的理想手段,为作者演绎“通灵宝玉”的传奇故事作了注解。 就当时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而言,这一时期不仅“写实”小说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奇幻”小说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古代小说以“奇”为美,出“奇”制胜的审美取向不可能不影响到作家的创作。诚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的精神是持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全部经验。”⑤因此作家表面上说:“我这一段故事,也不愿世人称奇道妙,也不一定要世人喜悦检读。”实则在创作中追求的却明明是一种“新奇别致”、“令世人换新耳目”的艺术奇境。而佛道思想具有的幻奇色彩,正好与此不谋而合。 另外就读者而言,从作品传达的信息来看,当时的读者不仅不喜爱看“理治”之书,而且也厌烦了“千部共出一套的才子佳人之书,满纸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红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旧稿”。这在客观上为作家采用佛道思想进行艺术变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那么这种佛道思想作为构思方式的需要而出现,在作品中起到了什么样的审美效应呢? 一是“间离”效应⑥。所谓“间离”效应,是指作家采用艺术手段使艺术世界与现实人生的境界保持适当距离,使读者的审美心理与实际生活保持距离,产生间离效果,造成一种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审美氛围。它一方面诱使读者进入其中产生不由自主的精神陶醉,另一方面又使读者出于其外,保持一定的观照距离,从而使作品的深味得到延留,获得一种既耐人寻味又催人顿悟的审美快感。《红楼梦》中佛道思想的设置,一方面使作品拉开了与实际生活的距离,另一方面也是读者在“无为有处有还无”的境界中自觉不自觉地认同着作家的价值取向,在有与无之间破译着作家在作品中隐含的文化信息,这样就使作品获得了一种既让读者无限接近,又让读者永远不能到达极限的审美快感。俗话说“好书不厌百回读”,《红楼梦》作为一部奇书,这种“耐读”的特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种“间离”效应。 二是“陌生化”效应⑦。所谓“陌生化”效应是指作者故意打破常规思维取向,以全新的信息感知模式,增强作品的感受难度和强度,使表现对象感到陌生,在艺术解读上对读者造成阅读障碍,把一个对象从通常理解状态变成新的感知对象,使熟悉的东西“陌生化”。正像它的创始人所言“艺术的目的要使人们感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手法就是对象变得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⑧《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故事本是人间常态,作者如果真要“实录其事”,很难有所创新突破,不免要落入陈规俗套,反失其真,令世人不爱看。因此作者“只取其事体情理”大胆地运用佛道思想来建构艺术世界,借用“荒唐言”演绎其事,看似不伦不类、荒诞不经,但这恰恰突破了那些“通共熟套之旧稿”的局限,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而又陌生的艺术视界,真正激活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从而也顺利地实现了其“令世人换新耳目”的艺术目的。据载:《红楼梦》一问世便脍炙人口,乾隆嘉庆年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嘉庆初年《红楼梦》一书遍于海内,家家喜阅,人人争购,”嘉庆二十二年后又有“开口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⑨鲁迅先生也说:“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⑩可见这种佛道思想的设置正符合了当时时代的变革要求,也顺应了人们“猎奇”的审美心理和阅读期待。虽然它给后来的接受者带来了阅读的障碍,阐释的困难,但这种“陌生化”效应,也恰好成为《红楼梦》问世后真正“红”起来的一个因素。 可见,《红楼梦》中佛道思想的设置,不仅隐含着作者对世界的认知,而且更多地体现为作品艺术构思的需要,是作者在艺术构思中采取的一种材料整合样式。“太虚幻境”,“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石兄、僧道的言谈,《红楼梦》十二曲,更多地体现了作家艺术构思的精巧,而非是故意对“宿命论”思想的张扬。这样的构思看似离题太远,不近情理,实则这种“离题并不削弱小说结构的秩序,而且使其更强有力”,起到了“未成曲调先有情”的艺术效果。那些把它单纯地作为宗教意识来看待的读者,其实是没有细看原文中作者为其设计的标识:“凡用‘梦’用‘幻’等字,是提醒阅者眼目,就是此书立意本旨”。没有细看,“不惑”也在情理之中! 事实上,《红楼梦》随着读者群的扩大,研究层面的深入,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且已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它的价值将不断地被人发现。罗素说:“创造价值的是我们,赋予价值的是我们的欲望。”的确,阐释《红楼梦》已不是我们的外在需要,而是我们继承民族文化、反思传统文化的需要,同时也是我们通过阅读《红楼梦》来加强自我理解的需要。“只有通过阅读、理解和阐释,《红楼梦》才真正存活起来并进入我们的生活,只有怀着对过去的疑问,对现实的困惑,对未来的期望去阅读、理解和阐释《红楼梦》,我们才能与传统发生真实的联系并使传统的意义对我们开放出来。” 注 释: ①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②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③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④朱光潜《选择与安排》。 ⑤ 参见《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8、81页。 ⑥《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页。 ⑦⑧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手法》,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⑨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⑩《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页。 原载：《阴山学刊 》2002年03期 原载：《阴山学刊》2002年0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