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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红学”又热闹起来，“拥脂”与“反脂”甚至声称要进行一场“决战”。对于我这样一个非“红学”人士来说，不免有许多感慨。 《红楼梦》诞生于清代乾隆年间，至令已二百多年。它一出世就受到非凡的欢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社会的文学的价值，越来越为世人认识。 在乾(隆)嘉(庆)年间，《红楼梦》已广泛流传，家弦户诵，已有了轰动效应。郝懿行在《晒书堂笔录》中说：“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道光年间的缪艮说：“《红楼梦》一书，近世稗官家翘楚也。家弦户诵，妇竖皆知。”这些都说明了它普及的、受欢迎的程序。 当然，对它的评价，有截然相反的两派。 一种是赞诵派，说《红楼梦》为“小说中无上上品(杨恩寿《词余丛话》)，“小说家第一品电”(赵之谦《章安杂说》)，“此书立意高而奇，传情深而确，使天下不可无一，不能有二”(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又说：“《红楼梦》事迹本来平淡无奇”，“乃偏能细筋入骨，写照如生，笔力心思，无出其右。”至于读过该书者，有的“泪涔涔下”，有的“抚几击节”，有的“挥泪悲啼，饮食并废”，乃至于“心血耗尽而死”，类似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 一种是鞭笞派，程朱理学的遗老遗少们，咒骂《红楼梦》是“淫书”；满清统治者指斥它“诬蔑我满人”，将它严禁。 这两种激烈的反映，都说明了《红楼梦》的影响之深之大。就如今日轰动之文艺作品或名人一样，探究它的作者的身世，探究它的内容故事之出处，对一般读者来说是十分正常的事。在缺乏文艺理论引导的情况下，有人说它写的是“故相明珠家事”，有的说它。百的是“和珅家事”，有的说它写的是“傅恒家事”“张侯家事”的，也有人说它写的是“董鄂妃董小婉故事”。这些都是“影射说”“索隐派”“自传说”的由来。这些说法，即使在当时，也是有人反对的。孙静庵在《栖霞阁野乘》中说“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记载私家故实。谓必明珠家事者，此一孔之见耳。”他认为此书包含极广，“盖顺康两朝八十年之历史，皆在其中。”可惜，索隐派于此兴趣异常强烈，连篇累牍地著书立说，竟主宰了“旧红学”的主流，然而却收效甚微，没有什么成果。 “五四”以后，胡适力主“自传说”，开始了“新红学”，繁琐考证，东拉西扯，把读者研究者的目光局限在寸缕之间。新旧红学都没有脱索隐的窠臼。不能正确探讨《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把研究引入歧途。五十年代对“旧红学”的批判，是有必要的。 索隐派的根本缺陷在于把文艺作品等同生活现象，不把文艺作品视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精神升华产物，看不到文艺作品将生活素材经过作家概括、综合、典型化的再创作过程，而降低为生活现象自然主义的记录，从而看不到文艺作品典型化、创造性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意义。索隐派对红楼梦的研究，属于简单的、表层的、直观的、没有多大意义的研究。 文艺作品的创作，也并不简单否定“影射”“自传”，许多优秀作品确实通过作者亲身体验、亲身经历、亲身感受而来，没有这些作者也写不深刻、写不生动、写不出特点来。世间也有写得很成功的自传体小说，如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我确信，《红楼梦》中所写的生活，是曹雪芹亲身感受甚至经历的。但他并不局限于亲身感受和经历，他又深入地解剖了社会，创造性地运用了这些生活素材。索隐派在于一事一言都在印证生活实际，完全不了解文艺创作的特征。索隐观点应当属于自我主义的文艺观点。 文艺观点是学术观点的争论，即使是错误的，也应允许自由争论，百家争鸣嘛，五十年代，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进行批判，是应该的。即使是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反映在学术研究仍是一种学术观点的斗争。而在阶级斗争的时代，这种斗争常常被当作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划出“革命”与“反动”的界线来。现在看来，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不可以效法。今日之学术观点争论，应有更宽松的氛围，更自由的天地。用两军对垒式的“决战”来看待学术争论已经过时，应该予以摒弃。 索隐派、自传说、影射说之类的观点，经过五十年代的批判，已不再有市场。但继承胡适对脂评研究的研究，把脂砚斋批注看作《红楼梦》研究的中心，“红学”成了“脂砚斋学”。骨子里仍是索隐派的复活。由于脂批千条，不过是价值并不高的文字，对《红楼梦》及曹雪芹又没有新的材料被发现，所以这些年“红学”研究并无新突破新进展。老抄那些东西，老实说，也抄烦了。目前，“反脂派”的崛起，至少带了点新鲜空气来，令人有点振奋。 “拥脂派”一统“红学”研究天下，一家之言，并不是健康现象。前苏联曾经用政治力量维持生物学方面的米丘林学派，后来证明这样做压制了有生气的力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造成了几十年的停滞与错误。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脂批一共有上千条，短的只有一个字，长的像一篇文章；有的在正文之下，双行批注，有的在正文之旁，形为附注；有的批在章回之前后，有的批在书眉之上；有的署有日期，有些没有，署名也有脂砚斋、畸笏叟、棠村、梅溪、松斋、鉴堂、绮园、玉蓝坡等。脂砚斋有时又写作脂砚、脂研。畸叟、畸笏老人、老朽、朽物与畸笏叟是同一个人。批注的时期也不同。一般认为，这些批注，不止出于一人之手。脂批中有一条说：“诸公之批自有是诸公眼里，脂斋之批亦有脂斋取乐处。”（甲戌本第二回眉批)也说明批者是一群人。当时都是手抄本，正文底F的双行批，必须在抄写时插入，比较麻烦；这许多批注要汇集，不知是怎样做的。看来是有人着意经营的，一般读者并不会十分在意这些批注。 脂批(这里是包括畸笏叟等人批注的总称)之所以学到重视，是因为它与曹雪芹有亲密关系，给人的感觉是他参与了《红楼梦》的一些创作活动，如建议作者删掉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的一些描写，“少却四五页也”(第十三回回总批)。他还看到过曹雪芹的与今日我们所见内容不同的稿本。许多地方有“实有其事”“作者与余经过”等话。还有“今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等话，“壬午除夕”成为曹雪芹卒年之一说。还有，第二十二回宝钗生日，眉批说：“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聊聊(寥寥)矣。” 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脂砚斋纯系套近乎，为的是引起轰动效应，让抄本能卖好价钱；一是真有其人，与曹家关系亲密，把小说里的事当成曹家发生的故事的实录，处处印证。而我们一些专家，又把“脂批”绝对化，处处以脂批为中心，为衡量“红学”研究的得失的标准。 如果没有确实新材料，靠推论证明脂砚斋与曹家关系属假冒伪劣，也难服人。问题是把脂批绝对化的研究者，看不到脂批的局限和糟粕，看不到它们没有多大价值，而视前面引用的一些与曹家关系的话为神明。这又走入“自传说”的泥淖，又来一次“回潮”。 有同志把当前“红学”研究，归之为“拥脂派”与“反脂派”的“决战”。．我认为“红学”研究要开新路子，从美学、文艺学、创作论方面去深入研究。老在反自传说与自传说之间纠缠，二百多年来已有几个回合了。“反脂派”“拥脂派”的“决战”，还代表不了“红学”研究的全部。老实说，“拥脂派”翻新的自传说，是经不起一驳的。唯脂批中几条关于《红楼梦》与曹雪芹的资料性条文，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批拥派驳倒拥脂派，是否就将脂批付之一炬呢?也绝不会，绝不会是驳倒之后，“红学”研究就完满结束了，也绝不会是今后不再有拥脂的观点出现了。“决战”根本不成其“决战”，只能是一种学术性讨论，靠政治力量或别的什么力量，一派要压服另一派都做不到。只能靠以理服人的办法来开展争论。 至于讲到后四十回续书的得失，那就更复杂，更不能用简单的“是”与“否”来定夺，用“拥脂”与“反拥”来划线。一位作家，对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故事走向、情节安排等等，会有几种设计和思考。而当选择其中一种，写作过程中又会有变化，因为人物、故事一经写出，就有了自己的选择规律，不可能完全按照作家预先的设定而发展，这是经常有的事。“拥脂派”从脂批得到一些情节，对照后四十回没有那么做，就推论后四十回是伪作，毫无价值，我认为这太绝对化了。要知道，即使有了好意念，在文艺创作中不能艺术地成功地再现，也是徒然的。而反脂批的人，认为后四十回，十分完美了，也是太过绝对化了。 “拥脂派”有许多错误观点，在骨子里脱不开自传说的影响，可是他们在努力弄清曹雪芹的身世、经历及创作思想的形成方面的成绩，也不能一笔抹去。 我是在和稀泥吗?我总觉得时至二十一世纪的前夜，对一些学术争论，应当脱去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那种一边倒的做法了。 原载：《粤海风》 1998年1－2期 原载：《粤海风》 1998年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