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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实践中一直存在着追求趣味美的倾向,而且古代的小说批评也曾经给予过相当的关注,但是,当今的古代小说研究比较漠视这一现象。本文试图以《红楼梦》为个案,对这一现象做进一步探究。据统计,在《红楼梦》中,作者至少有125次用到“趣味”或与“趣味”相关的以“趣”字为中心的语词,其中前80回有115次,后40回有10次。这中间有的是以叙述人的口气提出的,如第一回的“艺术宣言”中,先后4次明确声称把“趣味”当做本书的审美追求;有的是在人物的言语中提出的,如第十七至十八回,通过贾政等之口,先后6次道出对大观园“无趣”之处的审美判断。把这些“趣”字中明示与暗含的意味同全书叙事结合起来,我们就有充足的理由做出如下阐释。 一 对“趣味”意蕴的哲学理解是《红楼梦》趣味美追求的理论根基 中国小说对趣味美的普遍追求,主要由于唐代以后崇尚趣味的文学思想的影响以及小说读者群审美需求的强烈诱引,从而奠定了“以趣为美”的独特的审美个性。而《红楼梦》则在理性自觉与叙事实践两方面将这一审美个性推扬到极致,成为我们阐释这一问题的最典型的文本。《红楼梦》作者之所以将种种“趣味”横生或曰“天趣盎然”[1]的内容创造出来,首先是由于作者对“趣味”的意蕴有着自然而深刻的哲学理解。 在《红楼梦》第一回的“艺术宣言”中,作者就反复表示,将“趣味”作为明确的审美追求。“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起根由虽近荒唐,细按则深有趣味。”“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从表层来看,这“趣味”是指叙述过程的某些地方,自然地融进风趣幽默的能够引发读者的愉悦感受,能够激起更丰富的意义思考和审美联想的内容。如果从更深层次来看,它与第二十一回中所说的“意趣”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十一回中,袭人因为宝玉不听其劝,厮混于姊妹脂粉之间,故意以怄气的方式规箴宝玉,宝玉不得任性而为,便觉得“好没兴趣”,无趣中翻览《庄子·箧》一文,才觉得“意趣洋洋”,并为之续笔。这里所说的“意趣”,在语义上便将小说叙述内容中的人生趣味与类似于《庄子》的哲学之“意”联系在一起,并借具体的故事叙述做了形象的阐释。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笔下的宝玉、黛玉等人,总是在生活中寻求着能够使他们得以沉溺、得以赏玩的趣味,所以不断通过他们的口道出对生活的品评:这个“没趣”,那个“有趣”。 宝玉在梦中欢喜,想道:“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去了家也愿意……”(第51回) 林黛玉笑道:“果然有趣”。(第23回) 这日饭后看了两篇书,自觉无趣。(第25回) 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十分有趣。(第27回) 且说那宝玉见夫人醒来,自己没趣,忙进大观园里。(第30回) 宝玉道:“没趣,不好。”(第62回) 众人皆仰面睃眼道:“有趣,有趣。”宝玉道:“可惜不知落在那里去了。”(第70回) 那么,他们要追寻的趣味是什么?人物“有趣”与“无趣”感觉的深层蕴涵着作者怎样的意识?以第十五回为例加以分析。第十五回题目中有“秦鲸卿得趣馒头庵”一句,“得趣”二字,便意味人物对人生趣味的自觉追寻与明晰体验,意味着作者对人物所产生的这种体验的特别关注与独到理解。与这个题目紧相呼应的,是下文好几处以“趣”字点示的叙述。先是宝玉与秦钟在郊外农舍中看到他们从未见过的纺车,“便上来拧转作耍,自为有趣。”接着是那位十七、八岁的农家女子给他们表演如何纺线,“秦钟暗拉宝玉笑道:‘此卿大有意趣。’”当老婆子叫走了纺线女子之后,宝玉又觉得“怅然无趣”。最后是在馒头庵中,秦钟与智能儿幽欢,“正在得趣,”却被宝玉按住。对这些叙述中的“有趣”、“意趣”、“无趣”、“得趣”与叙述内容的关系做理性分析,至少可以看到如下几层内涵。 1.当宝玉等人的日常生活在重复与熟悉中失去趣味的时候,自身之外的一些新的生活内容,才可能激发起他们的人生兴趣,才有着丰富的人生趣味。而寻觅这些有趣味的生活,正是生命的一种本能追求。曹雪芹正是把这一点视作了家庭小说、闺阁故事的一个基本的审美起点,从中又可以看到曹雪芹对生命哲学的一个最简单而又最深奥的理解。正是因为如此,《红楼梦》中才有那样多“无趣”的感慨和“有趣”的寻觅,才有贾母对新鲜有趣的需要和凤姐、刘姥姥等人的“凑趣”。 2.自身之外的新鲜的生活体验虽然可以满足一时的观赏需求与精神需求,却并不能满足对人生趣味的根本渴望,人生趣味的根本渴望则是来源于性情本真的欲望与情感。因而在秦钟的眼里“此卿”才“大有意趣”,秦钟与智能儿的言语挑逗,眉目传情,乃至于幽欢做爱,才使他真正的“得趣”。宝玉也同样在“按住”秦钟的时候“得趣”,在太虚幻境,在与袭人的偷合,在与众女儿的“意淫”中“得趣”。从这里可以形象地感受到作者对趣味的哲学理解,即趣味是与性情相联系的。发自性情本真的趣味追求才最具有人生意义,也才最具有文学的审美趣味。 3.小说的趣味不仅来自于人生的趣味、生命的趣味,而且特别来自于人在“童年”时期和复归到“童年”心态时的具有本真性、自然性的种种生命体味。也就是说,“童年”状态的人生是最有趣味的。这是因为,宝玉等人只有处于任性而为、任情而为的“童年”状态的时候,在作者的笔下才洋溢着活泼的人生趣味,以贾母为中心的所有成人们也只有在“无趣”的人生中,复归到或暂时寻觅到童年心态,他们才会焕发出迷人的趣味。 这是一个富有哲学内涵的文学现象。明代推扬“性灵”文学的袁宏道,不仅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2]的文学主张,而且认为: 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夫趣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趣也,面无端容,目无定睛,口喃喃而欲语,足跳跃而不定,人生之至乐,真无逾予此时者,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迨夫年渐长,官渐高,品渐大,有身如梏,有肉如棘,有心如棘,毛孔骨节,俱为闻见知识所缚,入理愈深,然其去趣愈远矣。[2] 这是汲取了老子的“婴儿”之说与孟子“赤子”之言的哲学内涵,把文学的趣味视作只有在婴儿一般的“童心”中才可能出现的“最上乘”的境界。这与李贽的“童心说”在精神实质上完全一致。李贽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3],“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4]。童心是最有趣的,最具有审美意义的,因为童心是人之本真,而由此形成的文章才是天下最好的文章。李贽、袁宏道的哲学与文学思想影响到清代,再加上曹雪芹自己对人生、对小说、对趣味的独到理解,便成为《红楼梦》追求趣味的理论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曹雪芹才塑造了一位与世俗生活、“仕途经济”、圣人经传相对立的“婴儿”态的宝玉形象,才有了宝玉种种看似痴狂实则最有意义的人生行为,才有宝玉的“情殇观”、“女儿论”等奇思异想,也才有了其他人物种种趣味横生的人生表演。 正因如此,当宝玉的人生趣味被限制时,当他从“有趣”的境界跌入“无趣”的人生体验时,他才对《庄子》中的“荒唐之言”有“意趣洋洋”的特别感悟。到第二十二回,宝玉“听戏文”、“悟禅机”,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戏文中“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句而“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随之又在与黛玉再次赌气之后,在一连串的“无趣”感叹中,“细想这句趣味,不禁大哭起来”,并写下那篇偈语与《寄生草》词中“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从前碌碌却因何,到如今回头试想着真无趣”的觉悟之言。这觉悟可以说预示了宝玉的最终结局,也可以认为是人生趣味被剥夺、被限制时的“无趣”人生的哲学否定。对“无趣”人生否定的另一面自然是对人生趣味的肯定,是对人按照性情本真生活才有趣味的哲学肯定。因而,到了第二十三回,当宝玉问黛玉《会真记》的读后感时,黛玉才笑道:“果然有趣。” 在性情本真的驱使下,在人生趣味的寻觅中,宝玉走过悲悲喜喜的一段人生,当俗世人生的一切趣味都不可能再得的时候,他才彻底醒悟和放弃,才飘然而去,在另一种人生中继续寻觅生命的意义。这可以视作《红楼梦》内容的另一条线索,亦可视作《红楼梦》趣味追求的根本原因。 二 趣味作为自觉的审美方式,在趋雅与从俗之间,在与悲剧过程的冲撞之中,展现小说魅力 既然“趣味”追求有着深刻的哲学意蕴,那么《红楼梦》第一回中提出的为“市井俗人”“适趣解闷”的艺术宗旨,就应该理解为对读者审美需要的一种定向考虑和自觉关照,而不仅仅是高鹗在第一百二十回结尾时所说的:“不过游戏笔墨,陶情适性而已。”也没有造成趣味追求可能引起的艺术品味的自贬。相反,趣味在《红楼梦》中始终是一种自觉的审美方式,并决定着它的艺术价值。 趣味作为一种自觉的审美方式,在《红楼梦》中体现为,作者以富于“趣味”性的小说叙述来观照人生,来表现他对人生的理解,因而趣味性叙述不仅具有本身的内容意义,而且具有审美方法、审美表现上的意义。如《红楼梦》第十七至十八回,作者借贾政、宝玉等人游赏大观园时所做的评判,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他对“趣味”的自觉理解与有意运用。 贾政听了,沉思一回,说道“……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 贾政道:“非此一山,一进来园中所有之景悉入目中,则有何趣。” 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只见许多异草……贾政不禁笑道:“有趣!” 人随他,直由山脚边忽一转,便是平坦宽阔大路,豁然大门前见。众人都道“有趣,有趣,真搜神夺巧之至。” 另使名公大笔为之,固不费难,然想来倒不如这本这家风味有趣。 这是对大观园园林艺术构思的审美品评,它突出了这样一个理念:在中国园林艺术中,藏露结合,树石映带,廊回水曲,墙隔窗透等艺术构思都力求在有限的空间之中,以奇巧的结合,引发观察者超越眼前实景的丰富想象,以形成奇特的观赏“趣味”。而这“趣味”,既有人为的巧构之趣,又有“自然”的纯美之趣,还有景观与题匾相映生辉的文化意趣。因而,趣味的有无与浓淡,成了作者品评园林时自觉的审美意识。 既然作者具有趣味审美的自觉意识,那么他以趣味来参透人生、表现人生,也同样是出于清醒的审美自觉。从刘姥姥二进大观园时的故事叙述,我们更能看出这种自觉。如第三十九回,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后,见到贾母,以貌似村野而实则机智的言谈引动了贾母的喜欢。作者叙道: 刘姥姥吃了茶,便把些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情说与贾母,贾母益发得了趣味。 那刘姥姥虽是个村野人,却生来的有些见识,况且年纪老了,世情上经历过的,见头一个贾母高兴,第二见这些哥儿姐儿们都要听,便没了说的也编出些话来讲。 这可以说是作者自觉追求趣味的形象解释。在第一回的“艺术宣言”中,作者就提出了“市井俗人喜看理治书者甚少,喜适趣闲文者特多”的观点。在这里,又以刘姥姥的趣谈在大观园中引起关注进一步阐释了他的审美宣言,以刘姥姥“没了说的也编出些话来讲”的心理,阐释了他追求小说趣味的审美心理。正是由于这样的审美心理,作者才非常高明地让刘姥姥胡诌了那个雪天抽柴的小姑娘的故事,并顺接下去,让宝玉牵挂那雪中小姑娘,让宝玉和黛玉发生下边的对话: 宝玉道:“老太太又喜欢下雨下雪的。不如咱们等下头场雪,请老太太赏雪岂不好?咱们雪下呤诗,也更有趣了。”林黛玉忙说道:“咱们雪下呤诗?依我说,还不如弄一捆柴火,雪下抽柴,还更有趣儿呢。” 宝玉对女儿们的格外关注,使他询问刘姥姥胡诌出来的雪中女孩的命运,这又引起黛玉的微微妒嫉,所以便借着雪的话题含蓄地打趣他,是取乐,也是表示不满。如此丰富的情感关系与人生内容都在富于趣味的话题中传达出来,人物言谈的“有趣”便自然成了这种叙事特征的评语。正所谓因情生趣,而又以趣写情。“趣味”在这里不只是小说表达的需要,更是宝玉、黛玉、贾母们生命的需要。也就是说,作者是在有意识地回避那些平淡无味的生活内容和生命故事,有意识地选择和创造那些富于趣味的生活内容与生命故事。因为,只有这些富于趣味的生活内容与生命故事,不仅最能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且能够特别尖锐,特别深刻,也特别集中地传达人生的意义。平淡无味的生活,在以固有的方式流动的过程中,也只有那些突发的、意外的、特别的、有趣味的事件,才能最深刻地映射出人的灵魂,映射出日积月累在生活之流中的人的一切。那么,把生命的最有趣味的地方发掘出来,集中起来,甚至进行虚构与夸张,趣味就自然成了小说家认知人生、解剖人生的一种审美方式。 趣味作为一种审美方式,在《红楼梦》中有着丰富的表现形态。本文主要谈两点: 1.《红楼梦》中的趣味追求不论是趋雅还是从俗,在本质上都营造了浑然的诗意之美。他一方面提出要为“市井俗人”写有“趣味”的故事的从俗观念,而且,还在第四十二回用宝钗的话评说凤姐式的言谈趣味“不过一概是市俗取笑”,对这一类趣味的审美特性做了明确定位;另一方面又频频借人物的行事与言谈提出趋雅的观念。如第四十二回题目中“潇湘子雅谑补余音”的“雅谑”二字,即是对叙述中清雅趣味的理性认定。第五十回,众人即景联诗,所得之趣已十分清雅。宝玉落第后,李纨罚他:“……‘我才看见栊翠庵的红梅有趣,我要折一枝来插瓶。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他。如今罚你去取一枝来。’众人都道这罚的又雅又有趣。”第七十六回,叙述品笛联诗之事时,又一连七处用了“趣”字。而且,从湘云所言“‘三宣’有趣,竟化俗成雅了。”以及妙玉诗中的“雅趣向谁言”可以看出,趣味的趋雅倾向十分明显。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趋雅时,趣味叙述洋溢着诗的意韵;从俗时,又能化俗为雅,从市俗的趣味中提出同样的诗意来,凤姐与刘姥姥言行中的趣味便可说明这一点。那么,《红楼梦》被视为诗化小说,就不仅仅是指它的那些以痴情昵意、弹琴品诗、葬花编柳为主体的雅中诗意,也指这些俗态趣味中的盎然诗意,它们虽然风格不同,却在本质上浑成一体,构成诗意的审美境界。 2.《红楼梦》中的趣味以其突出的喜剧姿态同悲剧命运、悲剧故事的大整体撞击,激射出极强的审美张力。当悲剧作为一个认识罩定《红楼梦》之后,多数的研究都着眼于人物的悲剧命运与故事的悲剧内涵,密布在全书中的趣味叙述,则往往只成为人物分析与修辞探讨的局部材料。其实,《红楼梦》中趣味的喜剧姿态与故事的悲剧特征之间一直有着奇特的共存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把悲剧的阴影时时投射在生命欢乐的寻觅之中;另一方面又以生命欢乐的笑声去撞击悲剧的阴影。虽然宝、黛等人的情爱恩怨以及大观园中的富家生活充满了趣味,洋溢着欢乐,但是悲剧的命运却使这一切趣味和欢乐的笑声不断和它发生撞击,大观园中的人们在惊惧地想象着门外徘徊的死神的同时,又欣然地投入于人生趣味的寻觅,一幕幕的人生欢乐很快成过去,而且往往是以“趣味”的淡化或消失作结,一个个美丽生命的消失,却因为曾经的欢乐,曾有过的人生趣味的寻觅而变得富于意义。宝玉与黛玉都体味到《西厢记》的“果然有趣”,可是《牡丹亭》中“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滋味”,却只能使黛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黛玉与湘云深夜即景联诗时已经纯然进入超越尘世、雅趣无边的精神境界,“冷月葬诗魂”的“诡谲”与“颓唐”,却使黛玉的心境沉入了那个深夜的无边黑暗中。作者将小说的趣味置于这样的关系之中,既是为了意义的表达,更是为了让叙事在这样的关系之中发散出极强的审美张力。当似乎轻松的笑声不断撞击着悲剧、死亡等沉重的生命主题的时候;当人们被作者的叙述逗引得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一会儿欢乐得笑出眼泪,一会儿又悲伤得欲哭无泪时,《红楼梦》审美价值就得到了极强的体现。 三 在小说趣味的追求中体现着聪明的叙事选择与高超的叙事智慧。 既具备了丰厚的哲学意蕴,又可视作自觉的审美方式的小说趣味,若再从叙事的角度来考察,则体现了聪明的叙事选择与高超的叙事智慧。 1.把“新文趣事”作为家庭、人情小说叙事选择的准则,本身就体现着一种自觉的题材观念与高超的叙事的智慧。《红楼梦》第一回就提出“其中家庭闺阁琐事,以及闲情诗词倒还全备,或可适趣解闷”的重要观念,标示着作者对这部小说故事特点的基本认识,它是家庭小说,闺情小说,而且叙述的再也不是“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历史和奇异诞幻的英雄故事,而是芸芸众生间的人生“琐事”。这个基本认识驱使作者不仅要考虑自己的表现意向,而且必须考虑在叙述中选择什么样的内容才可以吸引“市井俗人”的阅读,并能使他们得到“适趣解闷”的精神娱乐。于是“新文趣事”就成为故事创造的审美原则和选择自觉。 我们来看下边一些叙述中的材料。 因东边宁府中庄园内梅花盛开,贾珍之妻尤氏乃治酒,请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赏花。是日先携了贾蓉之妻,二人来面请。贾母等于早饭后过来,就在会芳园游顽,先茶后酒,不过皆是宁荣二府女眷家小集,并无别样新文趣事可记。(第5回) 在这里,由于作者清楚地意识到游顽茶酒、家宴小集这些富贵人家的“琐事”,“并无别样新文趣事可记”,便以极快的叙述节奏,概括地略叙几句后,自觉地将其撇过,并在理论上说明这种撇过中的叙事选择,然后就进入秦氏闺房,进入太虚幻境之事的“别样新文趣事”的叙述。并由宝玉的口说:“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 第三十七回,探春称自己为“蕉下客”,便有“众人都道别致有趣”。 第四十一回,刘姥姥自言“我方才不过是趣话取笑儿”。 第五十四回,风姐提出要说“雅俗共赏”的笑话时,“众人听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说笑话,最是他肚内有无限的新鲜趣谈”。 第七十回,湘云于无聊中写下一首《如梦令》给黛玉看时,黛玉笑道:“好,也新鲜有趣”。 这些地方,不论是作者以叙述人的身份站出来夫子自道,还是作者隐匿在人物身后,都会以人物对生活的感觉作出间接的叙事品评,并在这种认识的背景下将“新文趣事”作为叙事的选择准则,这无疑是一种高超的审美眼光和叙事智慧。相对来说,自称要“拈出通俗言,于以醒世道”[5]的西周生作《醒世姻缘传》时就缺少这种自觉与智慧,无趣无聊的叙述不仅推拒读者的兴趣,而且淹没了小说的审美光彩。 2.趣味叙事中跃动着的作者的奇思妙想、绝才异能,使《红楼梦》既具有诗化叙述之美,又具有智性叙述之美。过去,人们非常注重《红楼梦》叙事的诗性特征。清人姚燮在《读〈红楼梦〉纲领》中说:“园中韵事之可记者,黛玉葬花,梨香园隔墙听崭曲,芒种日饯花神……”,他一气列了57处“韵事”。这些韵事确实使《红楼梦》有着区别于其他小说的诗化叙述特征。但是,趣味叙事同样应该视作一个重大特征。所谓趣味叙事,即是说,作者在对趣味有了自觉的审美意识之后,不断将人生的趣事自然镶嵌在叙事过程之中,不论是宝玉等人“童稚”般的人生兴趣,还是凤姐的言谈、刘姥姥的滑稽中的“成人”之趣,抑或是许多细枝末节处的趣味点染,都显示着作者叙事时的奇思妙想与绝才异能,使小说的诗化叙述之美与智性叙述之美融和为一种超绝的叙述境界。 3.将趣味叙事作为传达文化意蕴的一种重要方式,使趣味具有特别的文化解读价值。过去,人们之所以不特别关注趣味的研究,似乎是出于留恋“趣味”易于引起肤浅之嫌的顾虑,而且会觉得,强调了“趣味”有可能淡化《红楼梦》沉实丰厚的文化意蕴。其实并不如此。因为,作者突出趣味叙事,并不是单纯为了“适趣解闷”造成愉悦的阅读体验,更是为了文化意蕴的传达。宝玉等人的“童稚”之趣,正是同他天性中对传统文化的对抗结合在一起的,体现了它的文化意义的。凤姐、刘姥姥的风趣也是在以很开心的方式去解剖特定生存背景中的人,解剖文化在人的活动中的体现的。其具体内涵,人们已有许多论述,不必赘言。《红楼梦》在有意识地以趣味叙述“淡化”了文化色彩的时候,却具备更强的文化透力。 由此来看《红楼梦》的趣味叙事,不仅体现了作者的哲学意识,审美自觉,而且成为小说意义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那么,因为《红楼梦》中“趣味”现象的阐释而得以强调中国小说的趣味美倾向,其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都可以得到新的理解。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袁宏道.袁中郎全集[Ｍ].香港:香港广智书局,1981. [3]李贽.焚书(卷三)[Ｍ].北京:中华书局,1961. [4]施耐庵.水浒传[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5]西周生.醒世姻缘传[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原载：《集美大学学报》2003.04, 原载：《集美大学学报》2003.0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