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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胡适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他把古文经学方法称为“考据学”或考证方法,而把他运用古文经学方法所进行的《红楼梦》研究称为“新红学”或“考证的红学”;他把今文经学方法称为索隐方法,而把蔡元培先生等运用今文经学方法所进行的《红楼梦》研究称为“旧红学”或“索隐的红学”。从此,索隐方法被当作考证方法的对立面,当作与考证方法相对立的又一种研究方法。在红学史上,考证派红学成了对索隐派红学的反动与革命,甚至在一般人的价值观念里,考证方法被视为科学方法,索隐方法被视为唯心主义方法、神秘方法。新红学与旧红学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这其实是20世纪学术领域的一次重大的误会。这种误会到了余英时先生那里,则是把考证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当成两种不同的学术范式。 关于考证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的区别,人们似乎已经仅凭本能就可以对此作出反应。有人在讨论如何做好红学考证工作的时候指出“科学的考证”和“索隐派的索隐”之间的区别:“首先,科学的考证所提出的考证题目,不是考证家头脑里凭空设想的产物,一般地说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性的;而索隐派提出的题目,则往往是索隐家头脑里的某种主观的意念,因而往往脱离实际,甚至是虚幻的。其次,科学考证过程中,考证家是尊重事实,并且遵循逻辑思维的规律,是实事求是的;而索隐家在索隐过程中却不尊重事实,或宰割、歪曲事实,并且无视逻辑思维规律的约束,是主观随意的。最后,科学的考证,由于它上述两个前提是正确的,因而有可能考证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使人明白事物的真相,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对人们是有益的;而索隐派的索隐,则由于它上述两个前提是错误的,因而‘索’出来的结论是虚幻的荒谬的,它不但不能帮助人们明白事物的真相,反而把人们的思想认识搞糊涂了,对人们是有害的。旧红学时期有人‘索’出‘林黛玉即潘金莲’,现在台湾的那位杜先生‘索’出曹雪芹只是一个‘化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郭豫适《论红学的考证、索隐及其他》,载《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4期)这样的区分只是注意到考证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相异的一面,而忽略了它们相同的一面,因而这样的区分实际上并未能做到真正的区分。说索隐派红学的题目是索隐家头脑里的主观意念,索隐家不尊重事实,歪曲事实,结论荒谬,于人有害,……这只是注意到索隐家在推理、想象阶段的某些特点;而对于索隐家在考证阶段所做的工作,则未能给予恰如其份的评价。同时,这种区分也未注意到考证过程中必须经过的推理、想像阶段。因而上引的三点区分只能是考证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的外在特征的区分。只有当我们敢于真正面对考证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的同一的一面,我们才能真正有效的区分两者相异的一面。 周汝昌先生在那篇总结20世纪红学的文章《还“红学”以学》(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的开头,在论及“旧红学”与“新红学”的时候,这样说: “红学”本来无所谓新旧之分,今世俗论则以“五四”以前、蔡元培为代表的学派为“旧”的,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为“新”的。旧的也称“索隐派”,新的又呼“考证派”。索隐的结果,由“顺治、董妃”说发展为“顺、康、雍三朝政治说”,考证的结论则是“自(叙)传说”。 ………… 今日之人,已然被那些评论者们弄得不甚了然,以为胡适批驳批倒蔡元培,是一场水火冰炭的大“斗争”,双方各执一词,“势不两立”。实际的事情的“本质”,并非如此——他们是“一丘之貉”:都是在研索《石头记》这部小说的“本事”,并无根本的分歧——分歧只是蔡先生认为曹雪芹是写别人,而胡先生则主张曹雪芹是写“自己”。如此而已。 与其说,周先生坦诚地承认自传说与索隐派相同的一面,倒不如说,周先生根本就把自传说与索隐派看成是“一丘之貉”。(当然,从口气上看,周先生并不把自己当成是“考证派”、“新红学”或“自传说”派。尽管他力主“自传说”,但他认为他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具有不同性质。)周先生的这种判断,像余英时对自传说所引发的红学危机的判断一样,非常容易使人误解(余英时认为自传说面临着技术的崩溃,却导出了考证派红学应该功成身退的结论,这使人误以为考证方法面临技术的崩溃,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余英时所造成的这种误解至今尚未被学术界意识到,那些探讨红学危机、红学革命的论著依然应用着这种误解。)。 尽管胡适对20世纪红学的深刻影响是他的“自叙传”说(或叫“自传说”),但是,胡适的考证成果却不是“自叙传”(或“自传说”)三个字所能够概括的。胡适对《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考证,充分显示了汉学(古文经学方法)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与索隐派红学的考索方法大异其趣。从这一点上看,胡适的考证方法与索隐派红学的考证方法继承自不同的传统学术流派,其差异和个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点上,考证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不是“一丘之貉”,而是水火冰炭、各执一词。同时,胡适又在美国杜威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旨趣的导引下,把其考证成果引向了“自叙传”说(“自传说”), 就在这个时候,他与索隐派成了“一丘之貉”,他与索隐派一样,把学术旨趣指向《红楼梦》的“本事”。这种考索本事的相同意向,使胡适(包括其他有相同意向的考证者)必须采用与索隐派相同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方法。 梅节先生在论及一种现代红学现象的时候曾经指出:“……胡适强调作品的写实性时,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把《红楼梦》看成是曹雪芹家史,‘贾宝玉即是曹雪芹’。严格说,胡适的新红学并没有摆脱索隐派的影响,他只是以不那么笨拙的‘红楼梦谜学’,代替‘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以索‘曹寅家事’代替索‘明珠家事’、‘张勇家事’、‘傅恒家事’、‘和糰家事’。所以最近有学者指出,胡适是标准的‘新索隐派’。”(引自梅节参加97′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论文《说“龙门红学”——关于现代红学的断想》)事实上,胡适的考证(包括所谓的“考证派”的考证)存在着索隐的倾向,这已是有目共睹的现象。问题是,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究竟是痛斥、挖苦、调侃一番,然后扬长而去,还是考察一下这种现象的内在动因,研究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必然性及其考索合一的先在性? 周汝昌先生认为新红学与旧红学都不具有科学性、学术性,认为真“学”既不是旧红学,也不是新红学。我却以为,不管考索合一的方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科学还是不科学,它们都不能摆脱自身的与生俱来的属性。我更愿意从学术传统上理解考证方法(不仅仅是“自传说”)与索隐方法同源相生的性质。 在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中,考证是与义理、辞章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方法。考证包括对文物、典章、制度的考证,也包括对史书、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本事”(原本事件)的关系的考证。古文经学方法是一种考证方法,今文经学方法同样是一种考证方法。对历史材料进行归纳的方法属于考证方法,对历史材料进行演绎的方法也属于考证方法。今天红学界所习称的“考证方法”“索隐方法”实质上都属于考证方法。也即是说,今天红学界所谓的“考证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在学术渊源上是同源的,它们源自相同的中华学术传统。——这是我们讨论红学史、红学方法诸问题时首先必须明确的。 不妨反思一下我们在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论著面前的那种手足无措的窘状吧。有人把周先生当成与“索隐派”相对立的考证派的集大成者,这其实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我以为,只有从传统学术方法范畴去理解“考证”一词,周汝昌才是《红楼梦》考证的集大成者。如果说,胡适代表了《红楼梦》考证中的古文经学方法派,蔡元培代表了《红楼梦》考证中的今文经学方法派,那么,周汝昌才代表了集大成的《红楼梦》考证派,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种方法于一身,也即集红学界习称的“考证方法”与“索隐方法”于一身。由于将“考证方法”与“索隐方法”作为相对立的两种方法的观念在20世纪的红学界已经根深蒂固,为行文方便,后文中凡涉及古文经学方法的考证方法苟且沿用红学界的习惯,称为“考证方法”,相应的,运用此方法的红学称为“考证派红学”;而涉及今文经学方法的考证方法则沿用红学界的习惯,称为“索隐方法”,相应的,运用此方法的红学称为“索隐派红学”。 一、索隐以考证为起点 胡适认为,新红学是科学的红学,旧红学则是附会的红学。然而,蔡元培于1922年如此这般地反驳:他运用三法(品性相类者,轶事有征者,姓名相关者)去“推证”《石头记》的小说人物与其所影射的历史人物的关系,“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近于孤证,姑不例入。”(见《〈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引自《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言下之意,孤证为附会,“推证”则非附会。例如,他在论证“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的观点时,引入了清代满人不得为状元以防其汉化的制度、引入了《东华录》等史料,引入了贾宝玉的爱红癖,住怡红院、曹雪芹住悼红轩等,蔡元培尽量避免孤证。胡适说,著者和版本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蔡元培反驳道:“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然则考证情节岂能概目为附会而斥之?”(同上)实际上,情节的考证也就是索隐。而在蔡元培那里,考证与猜谜的界限不是依事实还原与意义诠释的不同而定,而是依推证与孤证的不同而定的。 蔡元培认为《红楼梦》里的刘老老是影射清代理学名臣汤斌的,小说第六回和第四十二回写凤姐送给刘老老的银子的数目,正与汤斌死后徐乾学赙送的银子及汤斌遗俸的数目相符。但胡适指出:第四十二回还写了王夫人送给刘老老一百两银子,这一百两的数目在汤斌的一生事迹中没有着落。胡适指责蔡元培的做法是“任意的去取、实在没有道理,……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对于胡适的指责,蔡元培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他说,《石头记》的候选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等,胡适在考证作者时只考证了曹雪芹一人,《石头记》中写了许多大事,胡适只考证了南巡一事,蔡元培反诮道,胡适这种做法,“将亦有‘任意去取,没道理’之诮与”? 从胡适后来的论著来看,他显然回避了这一充满自我相关性的悖论。然而,作为旁观者,一旦不具有自我相关性,我们就敢于面对蔡元培所指出的考证派与索隐派的这一共同点,找寻到考证方法与索隐方法互相切入、资源共享、相倚相生的重要方面。 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曾撰有三部以“考索”命名的著作:《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考”“索”并称,将考证与索隐相持并论,一同作为传统的治学方法。当然,红学领域的索隐方法与朱先生所论的索隐在方法和旨趣上还不是同一回事,但红学中的索隐方法与史学中的索隐方法毕竟有其承传性。可以说,史学中的考索并用与红学中的考索并用意味着:一方面,考证与索隐具有互补性,另一方面,考证与索隐都因为自身的先天不足而决定了它们都必须向对方转化。 红学领域中的考证方法与索隐方法同样呈现出互相补充、互相转化的态势。台湾著名的历史小说家、《红楼梦》研究者高阳先生有一篇文章,题为《红楼梦中“元妃”系影射平郡王福彭考》。“影射”是索隐派的核心范畴之一,“考”则是考证。高阳把索隐工作视为考证。起码,在高阳的理解中,“索”与“考”并不矛盾。 在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一书中,有“在《红楼梦》研究中,我们属于哪一派”一节(见此书增订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属于哪一派呢?“有人说我们属于索隐派,而我们曾自称是考证推理派。”(第23页)。作者并不满意于“索隐派”或“新索隐派”的头衔,当然也觉得自己有别于考证派。作者对自己的方法做如下定位: 一、如果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论,我们应该属于索隐派。因为我们的研究,是力图追索出隐于书中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力图揭开这个二百年来未宣的哑谜,让读者能够享受一睹书中隐秘之快。这一点,与旧红学索隐派并无区别。 二、就我们的研究方法而论,我们是从分析小说原文与脂批入手,另外还借助于考证与推理。无疑,考证派大师们的成果经常被我们拿来所用。就我们的研究方法而论,我们应该是分析、考证、推理派。 三、从我们的研究结论来分析,旧红学索隐派中的一些人认为《红楼梦》影射了清宫、并诋毁清朝政治。这点,与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十分近似。新红学考证派从考证曹家家世入手,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自传小说,这与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又十分相同(《红楼梦》带有自传性)。由此看来,我们竟无意中集新旧红学于一身,熔索隐、自传于一炉了。…… 简单地说,霍氏属于“考索派”。而从其实际操作来看,其索隐已不同于蔡元培式的在同构之间考索,而是在不同的考证结论之间(譬如在“曹雪芹家世与康熙、雍正朝有直接的关系”与“雍正死于丹砂”这两条考证结论之间)进行了大量的想象、推理,其索隐已与文学创作无异。所以,我以为,霍氏可归入“学术小说派”。《红楼解梦》本名《红楼隐侠》,是霍氏自己定的。从这个《红楼隐侠》的书名,我们不难窥见其文学方面的创作初衷,——当然,这又是我的索隐。当然,这部作品确确实实地引入了不少学术领域的成果,但毕竟已不同于学术。这一点,只要留意一下中国的“历史文学”传统,就不难理解了。即使对严格忠实于史实的孔尚任的《桃花扇》,也依然是历史剧,而非历史。这部伟大的作品的名字只出现在中国戏曲史、文学史上,而决没有理由出现在《清史》上(即使排除戏曲非正宗文学样式这一点,也可作如是观)。 冯精志的《曹雪芹披露的故宫秘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有一篇代序,题为:“杜撰了一个词。”杜撰了一个什么词呢?这就是“考隐”一词。杜撰此词的根据是,蔡元培索隐派本意是要索史实之隐和政治之隐,但其方法不足取,牵强附会,一无所中。“《红楼梦》中确有‘隐’,但‘索’不出来,需‘考’。为此,我杜撰了一个很不确切的词:考隐。意即用考证方法钩稽《红楼梦》中隐藏的历史事实。” 实际上,索隐派自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把自己定位在“考隐”或“考索”上。索隐派一直运用着考证方法,只不过它所考证的对象主要不是文物、典章、制度等,而主要是考证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本事”的关系。 索隐派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索隐派逐步运用考证成果的历史, 也即是索隐方法向考证方法切入的历史。在这个索隐向考证逐步切入、渗透的过程中,索隐方法随着新的考证成果的出现而不断进行自身的调整。 索隐派从一开始就对历史考证给予足够的重视。蔡元培的索隐几乎每一条都借助历史考证的成果,引入清代历史材料。历史材料及其相关成果从来就是索隐的基础。可以说,索隐派在本质上就是考索派,只不过它的索多于考,或者说,它把索也当作考。然而,在蔡元培从事《红楼梦》索隐时,有关作者的一切,人们都不甚了了,这使蔡元培的索隐显得先天不足,所以蔡元培的索隐就借助于“三法”:“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主要是通过同构关系、相涉关系去索隐。又运用传统的“拆字法”、“谐音法”等索隐方法进行转换。这样的索隐在当时已大大地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分别再版了十次和十三次之多。 然而,在孟森、胡适的历史考证面前,蔡、王等的索隐显露出先天不足。尤其是胡适,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进行了较为严密的考证,于是,蔡元培的“清康熙朝政治小说”的观点就被釜底抽薪。胡适指出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是“牵强的附会”,这在后来的红学史上已成为共识。 我想,在蔡元培写作《石头记索隐》的时期,如果已经出现了诸如胡适那样的对于《红楼梦》作者的考证成果,那么,蔡元培是不至于如此之“笨”、如此之“牵强”的。蔡元培的接踵者就拥有了这样的幸运。它们的索隐越来倾向于以“自传说”为起点。 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直接影响索隐的学术品位。有些善于把握索隐的特性与分寸的学者,能够以考带索、每索必考,令人分不清其工作究竟是考证还是索隐,尤如七宝楼台,炫人耳目。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金璧”的背后》(《献芹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可谓达到了《红楼梦》考索的极致。这篇文章所运用的材料,有一部分是很多研究者所常见常用的,例如乾隆皇帝关于采购群书、编纂《四库全书》、烧毁违碍书籍等方面的谕旨,和糰的身世、权势、贪污等材料,是研究清史、清代学术史、清代文化史、清代思想史者所熟知的;昭的《啸亭杂录》、批本《随园诗话》、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梁恭辰的《劝戒四录》、赵烈文的《能静居笔记》等,更是《红楼梦》的研究者所频繁引用。然而,当周汝昌把这些材料与其他材料连成一片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和糰出重金延请文士(以程伟元、高鹗为代表)为他续补《红楼梦》,然后将伪续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进呈乾隆皇帝。周汝昌的这种索隐是建筑在大量的可信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在确证乾隆皇帝读过《红楼梦》、和糰熟读过《红楼梦》这一点上,周汝昌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尤其是引用了和糰本人的诗集,从而为他那个惊人的结论构筑了一个较为稳固的基础。 二、考证中的推理与索隐 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强调的是考证过程中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想象力与材料限制的辩证关系。当这个“大胆假设”的对象由文物、典章、制度变成义理、意义、本体的时候,这个“大胆假设”也就成为走向索隐的先声。刘梦溪先生在论及胡适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考证的异同时指出: 在研究方法上,《红楼梦辨》和《红楼梦考证》有一致之处,都用的是考证学的方法,但所选取的内容、侧重点,大为不同。胡适在《考证》中着重解决的是《红楼梦》的作者和年代,基本上属于历史考证的范畴,俞平伯的《梦辨》,重点在辨析《红楼梦》本身的内容。……1952年,经过增删修改过的《红楼梦辨》以《红楼梦研究》的书名重新出版,内容上更突出了原书的特点,即研究的重心是《红楼梦》的内容和有关版本。研究方法虽然是考证学的方法,但和作品扣得比较紧,是与文学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学考证。一个是历史考证,一个是文学考证,这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根本不同之处。……从《红楼梦辨》到《红楼梦研究》,俞平伯先生致力于红学考证,却不同于通常的红学考证,他的研究一开始就包含有与小说批评派红学合流的趋向。(《红学》第76—7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刘梦溪这段话可谓一语中的。胡适的考证对象主要是作者、版本,而俞平伯的考证对象则是作品本身,包括后四十回的行文、情节发展线索、作者的态度、作品的风格、时间、地点等,刘梦溪称之为“文学考证”。那么,这两种考证究竟孰优孰劣呢?从刘梦溪的“他的研究一开始就包含有与小说批评派红学合流的趋向”,我们不难看出刘梦溪行文的前提是余英时式的“红学必须实现从考证红学向小说批评红学的转化”的价值取向。 我不愿意接受这种余英时式的价值取向,也不能认同余英时对红学危机和红学新范式的基本看法。我愿意在刘梦溪所说的“文学考证”一词上多费口舌。考证方法有它的“正当范围”,胡适说,这个正当范围就是《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而考证一旦以作品本身为对象,考证就进入了诠释的领域,它将为作品的语境和作者的历史性所影响。它的结论与历史的事实真实无涉,而属于历史意识的范畴。“文学考证”如果作为历史考证的补充,可以强化历史考证所得出的结论,但“文学考证”本身毕竟是一种或然性推论。所谓的“文学考证”,实质上就是处于考证与索隐之间的过渡色。 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们也许能意识到,“文学考证”是历史考证的必然延伸,当历史考证为材料所局限的时候,“文学考证”便应运而生。可以说,历史考证在本质上必然以“文学考证”作为补充。刘梦溪指出,“……在研究方法上,使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几乎完全分道扬镳,而在希冀用《红楼梦》来印证曹雪芹家族历史方面,反倒向索隐派靠拢,只不过索隐家索出的是清初政治史,考证家考出的是曹家家世史。这并不奇怪,因为广义地说,索隐也是一种考证,考证也是一种索隐。”黄乃秋曾经这样批评过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胡君虽知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能出此种谜学范围……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上三派如出一辙;所不同者,三派以清世祖、董鄂妃等,胤秖、朱竹篘等,及纳兰成德等相附会,而胡君以曹雪芹、曹家、李家等相附会耳。”(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载1925年出版之《学衡》第三十八期,转引自《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42页)事实上,考证派的以《红楼梦》印证曹家历史的做法,具有学术逻辑上的必然性。我不是说,“文学考证”不具有科学性,而是意在强调,“文学考证”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只有当新的真实的历史材料重见天日从而证实“文学考证”的结论的时候,“文学考证”的结论才是必然性,事实性的。就如周汝昌对于曹宣的考证,在《江宁府志》被冯其庸发现之前,周汝昌对于曹宣的“文学考证”只能是一种推测。只有当《江宁府志》被发现之后,周汝昌的这种推测才成为事实。在真实的历史材料被发现之前,任何推测、考证都随时可以向索隐转化,甚至,这种推测、考证有时很难断定为考证还是索隐。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红楼梦》考证曾经受到严厉的责难:“你们红学界把我们考据的名声败坏了。”(刘世德在辽宁省第四届《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的专题报告。转引自郭豫适《论考证、索隐及其他》,载《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1期)郭豫适认为这种责难主要是两点,“一是烦琐考证,二是主观猜测”。前者如考证曹雪芹的家世时,一直上溯到曹家的汉代祖先,后者如一些《红楼梦》的探佚研究,尤其是那些“用索隐派的方法搞考证”的文章,写出“索隐派的精神,考证派的面貌”(俞平伯语)的文章。郭豫适认为,这两点是《红楼梦》考证所应该克服的,是《红楼梦》考证走向科学化时所应该首先做好的。 如果“烦琐考证”是指对毫无意义的命题的考证,“主观猜测”是指毫无根据的异想天开,那么,这样的“考证”自然与科学理性背道则驰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这类“考证”有背科学理性从而否定“大胆假设”在科学考证工作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大胆假设”与《红楼梦》考证的材料的特点相关。关于《红楼梦》的考证的主要题目,基本上至今还未成定论。关于曹寅父子、李煦与康、雍、乾三朝政治的关系的材料越来越多被发现,但是,曹雪芹与曹寅的关系至今依然有争议。已经发现的材料对于很多《红楼梦》的重要问题还不能直接形成结论、答案,更直接的材料则尚未发现,于是,已发现的材料便需要研究者的推理、猜测、“大胆假设”,可以说,“大胆假设”是科学考证的重要阶段,它甚至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方法。吴世昌先生曾经根据有关材料考证“脂砚斋是谁”的问题,认为“脂砚斋……名硕,字竹。”对于吴世昌的考证方法,朱南铣先生责备说,吴世昌的考证“指名道姓,言之凿凿”、“不根据材料说话,愈猜愈奇,愈扯愈远”(《光明日报》1962年4月14日)对此,吴世昌指出“推论”在考证工作中的重大意义。推论不仅是实证的必然延伸,而且“有时可正记录之误”。(《再论脂砚斋与曹氏家世——答朱南铣先生,兼论某些考证方法与态度》,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他举了周汝昌推论曹寅之弟子猷的名应该是“宣”的例子。又举了另一个非红学考证的例子,以证明推论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普遍适应性: 今本《尚书·尧典》有“光被四表”一语,隶定已历二千年。汉、唐以来大师,莫不视为定本,神圣不可侵犯。其实“光被”二字,照字面讲(如宋儒蔡沈说:“光,显也。”),是讲不通的。清代一位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戴震,因不信“文献有征”的“光被”二字是正确的原言语,却从“出魏、晋间手”的伪《孔传》中,找出“光,充也”一个“愈扯愈远”的解释,又在《尔雅》和《说文》中发现了“不见于六经”的一个“桄”字,也解为“充也”;在《礼记》的《乐记》和《孔子闲居》两篇中,发现了郑玄注“横”字,也用“充也”之说。就凭训诂学上这些字义“关合”,他断定“光”字乃“桄”字的“脱误”,而“桄”字又是“横”字在汉代的“转写”(简笔字)。因此他竟“言之凿凿”地说:“《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后来他的朋友钱大昕告诉他在《后汉书》中有“横被四表”一语。戴震自己查出此语在《冯异传》永初六年(112)安帝诏书中。其后姚鼐又在班固《西都赋》中找出了“横被六合”一语。但直到七年以后他的族弟戴受堂在《汉书·王莽传》中找出了“昔唐尧‘横’被四表”一语,才完全证明戴震所推论的汉代《尧典》古本,正作“‘横’被四表”。可见“横被”这一古代成语,虽然在传世《尧典》中被误作“光被”已历二千年,而其正确有原文,还是可以用训诂学上的“文义关合”原则,推求出来的。(《再论脂砚斋与曹氏家世——答朱南铣先生,兼论某些考证方法与态度》,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可见,主观猜测(如果郭豫适的“主观猜测”是指没有任何一点根据的胡思乱想,则索隐派红学也不属此列)是何等重要而必不可少。实际上,像索隐派一样,考证派也大量使用演绎、不完全归纳和类比等推理形式。作为逻辑形式,只要运用得当,就可以拥有科学理性。所谓“运用得当”就是要求始终意识到这些推理的或然性,意识到这些或然性推理的限度,并在形成结论时对其或然性作出明确标示。相反,如果这些推理形式的或然性,在形成结论时又对其或然性秘而不宣,这时,考索就失去其科学性了。 三、考证与索隐的双向运动 在把同构过渡为同一上,考证与索隐找到了共同语言,在这一点上,考索互补、互渗、互相转化。 考证与索隐各自壁垒森严,怒目相视,却又不仅资源共享,而且相依为命、难舍难分。演绎是人的本性,在归纳的结论上,人类不甘罢休,演绎推理是人类科学进步的巨大动力。而归纳法本身也以主体的逻辑理性为动力,为依据。正是在演绎推理上,考证派与索隐派找到了共同的学术话语。而索隐派则始终对考证成果予以极大的尊重,它深深懂得,考证的成果是其索解获得自圆其说的效果的基本保证。 俞平伯在1978年曾撰有《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开篇就说:“斯学浩瀚,难窥涯縵,两派纷歧,互有得失,……一似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瞻念前途,穷则思变。若不能观其会通,于书中之理解,恐无多裨益也。”俞平伯这段话里丰富的信息、复杂的思想,往往被人们简单化了。俞平伯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显一隐,一直一曲。其显露、直接的一层意思是,索隐派与“自传说”派是互相对立的两个学派,“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其隐匿、曲折的一层意思是“瞻念前途,穷则思变。若不能观其会通,于书中之理解,恐无多裨益也”。这个“瞻念前途,穷则思变”,这个“会通”,应该是指索隐派与“自传说”派双方共同的处境与出路。索隐派与“自传说”派双方都面临由于材料的限制而形成的技术崩溃的危机,双方都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穷则思变,双方都怀抱着清醒的危机意识和革命意识。而双方都意识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会通”。当然,俞先生的“会通”之意是指索隐派与“自传说”派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性,其着重点仍在两者的差异性上,而他要提醒的则是,两者有相通的一面,“虽亦有共通之三、考证与索隐的双向运动在把同构过渡为同一上,考证与索隐找到了共同语言,在这一点上,考索互补、互渗、互相转化。 考证与索隐各自壁垒森严,怒目相视,却又不仅资源共享,而且相依为命、难舍难分。演绎是人的本性,在归纳的结论上,人类不甘罢休,演绎推理是人类科学进步的巨大动力。而归纳法本身也以主体的逻辑理性为动力,为依据。正是在演绎推理上,考证派与索隐派找到了共同的学术话语。而索隐派则始终对考证成果予以极大的尊重,它深深懂得,考证的成果是其索解获得自圆其说的效果的基本保证。 俞平伯在1978年曾撰有《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见《俞平伯论红楼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开篇就说:“斯学浩瀚,难窥涯縵,两派纷歧,互有得失,……一似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瞻念前途,穷则思变。若不能观其会通,于书中之理解,恐无多裨益也。”俞平伯这段话里丰富的信息、复杂的思想,往往被人们简单化了。俞平伯这段话有两层含义,一显一隐,一直一曲。其显露、直接的一层意思是,索隐派与“自传说”派是互相对立的两个学派,“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其隐匿、曲折的一层意思是“瞻念前途,穷则思变。若不能观其会通,于书中之理解,恐无多裨益也”。这个“瞻念前途,穷则思变”,这个“会通”,应该是指索隐派与“自传说”派双方共同的处境与出路。索隐派与“自传说”派双方都面临由于材料的限制而形成的技术崩溃的危机,双方都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穷则思变,双方都怀抱着清醒的危机意识和革命意识。而双方都意识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会通”。当然,俞先生的“会通”之意是指索隐派与“自传说”派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性,其着重点仍在两者的差异性上,而他要提醒的则是,两者有相通的一面,“虽亦有共通之.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四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四辑 (责任编辑：admin) |